『湖南人的这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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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这种性格』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0:15 pm


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受民族性格的影响。湖南戊戌维新与湖南人的性格不无关系。近代湖南人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格,且由来已久,值得略加分析。

  湖南近代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突出的例子,第一是湘军的击败太平军,第二是戊戌变法之湖南的新政运动。何以说湘军打败太平军为突出呢?答案至为简单:太平天国雄据金陵15年,清廷的正规军八旗、绿营皆为其所败,若非湘军崛起,清室或许不待辛亥革命便被推翻了。湘军的由来,顾名思义,这是地区性的军队,最突出的,是其将领皆为文人。文人领军,初期不过数千人,最后扩展为10余万人,人人奋勇,力挽狂澜。湘军平定大乱后,全国几为湘人势力笼罩。咸同时期,中国的官僚系统尤受湘人影响。

  湖南新政运动的独特,不在其有所成就,而在于湖南人的敏锐警觉性。甲午之战,中国败北,全国风声鹤唳,认为已至无可为地步,惟湖南人之感受异于他处,以为救中国当从湖南始,因此有新政运动的发生。前文已经提到,新政运动是一个空前的运动,也是一个多元的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湖南近代的发展当然不止于此。这一些突出的发展与湖南人的性格盖有相当关系。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历史上的记载甚多。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谓其“劲悍决烈”,是最早有关湘人性格的记载。翻阅湖南地方志,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语词,诸如“劲直任气”,“人性劲悍”,“民好封讼”,“率多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善文”,“任性刚直”,“赋性刁悍”,“刚劲勇悍”,“好尚俭”,“悍直梗朴”等等评语,不一而足,大多数围绕着强悍的性格而言。这些不同的评语分布全省各州县,几乎无志无之。

  论者或谓这是志书相互传抄的结果。但在近人的著作中亦不难发现同样的批评和观点。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川人)曾言湘人之“气太强”;90年代,巡抚陈宝箴(赣人)言湘人“好胜尚气”;湘人皮锡瑞亦有相同的评语。郭嵩焘则直接谓湖南为“愚顽之乡”。民国22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至湘,所得印象与古人的观察无二。该考察团提出的报告书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量特别坚强,然同时亦觉气量偏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综合而言,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以久,稳定而少变化,与心理学家的国民性定义是吻合的。

  中国人的性格研究,有十几种专业性的报告。杨国枢根据各家研究的结果综合观察,认为中国人的气质与需要侧重于静的一面:求助、谦卑、依赖、顺从、秩序、消极、退缩、世故、谨慎、多疑、羞怯、学思。换言之,缺乏健壮性、激动性、表露自己、支配、改变、攻击、竞争等动的一面。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责湖南人的性格正好相反。湖南地区近代的发展证明他们并不如此。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为什么湖南人会有此种特殊的性格呢?

  性格形成的原因,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地理学家重视山川气候因素,人类学家重视文化因素,心理学家重视个人经验因素;乃至于人种血缘说过去亦一度盛行。

  解释湖南人的性格,以血缘说及地理说最为常见。血缘说认为湖南人之所以有倔强的脾气,是因为不同民族亲婚的结果。自古湖南是蛮夷居住之地,顾炎武说:湖南为“诸蛮错处之地。蛮子剽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仪法制柔也。”似乎蛮子不驯,才有强悍的个性。蛮子是一个笼统的名词,说得肯定一点,当指苗瑶而言。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苗子原居中原地方,因汉人的压迫,南迁荆湖,所以湖南变成了苗子的家乡。由于汉民族人口膨胀,自中原向四方移民。汉人入湖南,不晚于春秋战国时代。谭其骧谓汉唐时期湖南已有汉姓,可见汉苗亲居由来以久。竞争仇视,久而久之,互相通婚,便发生了混血。所以谭其骧谓:“使吾人能和母系方面材料,则今日湖南人口之中,其确保为纯碎汉族者,恐绝无仅有矣。”谭氏甚至于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西方传教士遭受湖南人反对,亦说湖南人血液中有苗族成分,所以才形成强悍的性格。最近有一位湖南人谓其乡人之被称为“骡子”,名副其实的,骡子是亲种的涵义;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

  其次为地理因素说。自韩愈以来,湖南山川常常受到歌咏,认为山川可以影响到人的性格或气质。韩愈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岭者,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嬗诀兴,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虽然是文学家的笔法,显然主张地杰人灵之说。地理学家传角今因此在其湖南地理志中说“山川清秀,足以影响于人民的精神。”另外一位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其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比较各省民性,说“满洲粗豁,直隶沈郁,山西平和,秦陇迟钝,江浙柔糜,江西平庸,武汉狡猾,四川狭隘,广东激烈,云南质素。至于湖南则多刚正”。虽然白氏没有说出这些不同民性的成因,明显的,他十分强调地理因素与性格有密切的关系。革命志士杨守仁说其乡人“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北江西,则相似者甚少。”不知一种巧合,或者是他影响了白眉初,他们的看法是相符的。




  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Ottem-berg)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①欧洲型;②中间型;③湖南型;④印度满洲型;⑤非洲南亚型;⑥太平洋美洲型。奥氏所谓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在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正式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可见,在奥氏的心目中,湖南人性格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有的。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1905年)男爵是一位德国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家。

李希霍芬早期所留下的背景资料不多,据知他可能在奥地利的提罗尔(Tyrol)和罗马尼亚西部的德兰斯斐尼亚(Transylvania)受教育;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李希霍芬曾在亚洲的许多地方,例如锡兰、日本、台湾、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缅甸等地旅行。1863年到1868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後来的淘金热潮。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做了七次远征,这段时期中,他正式地指出罗布泊的位置(新疆已乾涸的咸水湖,旁边有古楼兰遗趾)。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经历
1872年後,李希霍芬回到欧洲担任地质学教授,他在1875年到1886年间都待在莱比锡大学,1886年後则转到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在他众多学生之中,最出名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李希霍芬晚年担任德国地理协会的会长多年,并协助成立了柏林水文学院。

在近代地理学领域中,李希霍芬被视为重要的先趋,他在世界各地的地质纪录与观察结果、文献都非常详尽,倍受学者推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知名的飞行员Manfred von Richthofen(有红色男爵the Red Baron之称)是李希霍芬的侄子。

中国西部的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部份的英文名称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如Richthofen 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

1860年和 1868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撰写出对中国地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宏篇巨著——《中国》。

两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

1860~1862年,李希霍芬随同普鲁士“远征团”赴亚洲东部进行地质考察,于 1861年到达中国上海。但当时由于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他仅困居上海,实际上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

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质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以上海作为基地,从 1865年~ 1872年四年间,足迹遍及中国 18个省区,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包括香港),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李希霍芬从上海外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经济概况,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也充分凸显出李氏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和背景。

李氏考察的七条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条路线: 1868年 11~12月间,主要地区是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尤以舟山群岛考察最详。

第二条路线:从 1869年 1月,再次赴南京、镇江,转入湖北(武汉及汉口)。

第三条路线:从 1869年 3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主要考察山东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

1877年,他曾专门提交报告《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文中强调青岛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胶州湾良港之说。后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包括瓦房店、盖平、熊岳;后进入大孤山,到达本溪、沈阳;经山海关,又考察开平、滦县、丰润、玉田及一些煤田;经通州再度进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与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后,返回上海。

第四条路线:从 1869年 9月开始,主要是在江西(九江、景德镇附近),转到安徽屯溪,后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条路线:从 1869年末到 1870年初,从上海直达香港,进入广州经北江到湖南宜樟、郴州,乘船沿湘江、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转入河南洛阳、晋城到山西太原、阳泉到河北正定到达北京,从天津返回上海,重点考察了山西、陕西煤矿资源。在这次考察中,大约在 1870年,李氏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国!”“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几千年的消费!”并绘制成中国第一张《中国煤炭分布图》。

第六条路线: 1871年 6~8月间,先从上海到宁波,进天台山到金华、桐庐等县,经兮水县进入天目山,越过千秋关,到安徽的宁国、泾县,到达芜湖,乘船再到镇江,在此往返南京、镇江多次,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

第七条路线:从 1871年 9月至 1872年 5月,是他七条路线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上海乘海轮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对西山斋堂等地进行考察,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考察,发现“五台绿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据有关文献记载: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如“ RichthofenRange”,即今祁连山脉。李希霍芬此后转向褒城,入沔县,越五丁山后入四川广元、梓潼经绵阳抵达成都。李希霍芬在《四川记》中盛赞成都是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还感叹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无与伦比。随后,他转入嘉定(乐山),经岷江,顺长江返抵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收获”最大。

李希霍芬在七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了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考察的间歇,他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外商会在 1903年将李氏的“报告”汇集成两大卷册,取名《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

1872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受到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青云直上,一时名跃全球。

宏篇巨著《中国》编成出版

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地理—地质考察专著。从 1877~1912年,历时 35年,完成了宏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简称《中国》)。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

第一卷于 1877年出版,由他自己执笔撰成,主要论及中亚及中国区域地理概貌,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内容,更为丰富而珍贵。

第二卷于 1882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编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区域的自然、地质、矿产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内容,涉及辽宁、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地。

这一卷涉及内容最为丰富: 1822年在五台山发现的五台绿泥片岩,为建立我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纪之五台系(上)和滹沱系(下)奠定了基础; 1871年提出“震旦”一词,把早古生代至元古代一大群碳酸盐岩为主的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并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层为标准;在河西走廊南缘调查了今祁连山山脉,有的以自己名字命名,同时还指出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之为“丝绸之路”;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风成说”等。

第三卷于 1912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后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学生 E.迪森主编,这时李希霍芬已经逝世 7年。此卷内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笔录、考察资料等;其中也选入了李氏未曾考察过的地区,如贵州和西藏,是借助他人的资料编入。

第四卷于 1883年出版,主要汇集了考察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鉴定和研究,邀请各门类著名古生物学家鉴定、描述和分类等,这些古生物学家有 F.富林硒、 E.凯谢尔、 G.林斯特洛姆、 C谢瓦洛尔、 A.谢亨克等,收集了考察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第五卷于 1911年出版,由迪森主编。

两本图集中,第一册于 1884年由李氏自己编成,于 1885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北部地区地质、地理图 12幅。第二册于 1912年由 M.哥罗尔博士主编,收入了考察中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地质图 15幅。图册在编选中,也参考了他人的文献资料和图谱,属于官方发表的材料就有 160种,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地理、地质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1833- 1905),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 1833年 5月 5日生于巴登符腾堡的卡尔斯鲁赫, 1856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早期曾考察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地质,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白云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年和 1868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 1872年返德后名声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担任教授,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 1905年 10月 6日逝世。



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在19世纪中叶,被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人察觉到了。他是一个中国通,在中国的南方到处转悠,感觉到了湖南人与周边省份的人有所不同,有一种他所熟悉的西方民族的强悍之风,但又不尽相同。他把他的这个发现,用文字记载下来了:

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于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于此。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军人的摇篮,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一个独特种族的后裔,或许是因为他在中国十八行省中确实难以找到像湖南人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群。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利希霍尔的想法是有几分道理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湖南人是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一个分支,他们曾在一个半世纪中成为中国的顶梁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杨度的话说得很狂,但并非头脑发热、空穴来风,他的话是对湖南人性情的一种豪迈的诠释。

我们知道了湖南人是三苗部落的后裔,由此也知道了湖南人一些秉性的来由,但我们还要弄清楚湖南人为什么现在仍然是以汉族人为主。湖南人的独特秉性,曾引得中外许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苦苦思索:湖南人血管里到底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有人猜测湖南人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后代,一些德国人甚至一相情愿地想象湖南人是德意志民族的后裔。这些说法恐怕都是无稽之谈,比较中肯的说法是,湖南人这个独特的种族,可能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杂交而形成的优良品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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