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蛮文化之三——丝织与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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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蛮文化之三——丝织与刺绣■

帖子  huns 于 周四 五月 06, 2010 12:22 am

  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至今已的几十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和主要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绵、绦等,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是一座小型的贵族墓,共出土各类衣物35件,其中有刺绣的衣物有21件。这些衣物由8个品种的丝织物制成,另在四件竹笥中装有12个品种的452片丝织物碎片。这座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江陵马山一号墓因此被称为“丝绸宝库”,九道锦带包裹)。丝织品的大量随葬说明丝织品已成为贵族炫耀财富的象征。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楚国丝织品质地轻薄。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士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代的真丝乔其纱。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上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楚国丝织品经纬密度大。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士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计55件。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为每平方厘米164x66根,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绢的经纬度,可与当今降落伞相媲美。

  最能反映当时丝织技术水平的织物是锦。锦是一种经线提花织物。在古代要具有高级身份的人才能服用锦衣、锦衾和锦帽。锦的提花技术也是相当复杂的。组造时,按设计的图案用提花技术控制经线的沉浮,织出花纹,花纹越大,技术也越复杂。楚墓大量出土彩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锦最多,不同花纹的就有十余种,充分说明当时已有了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织造技术。

  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火尚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揭、黑等数十不同色彩的色号。楚国的染色工艺的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以矿物为染料,染色方法主要是涂染,常见的有朱砂、孔雀石(绿)、胡粉(白)等。这些都是楚地的石染原料。草染以植物颜料为染料,主要是揉染和浸染。草染的颜色主要有蓝、红、紫、黄、黑等。

  楚国丝织品上的纹饰,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和刺绣两种。

  编织纹饰是以丝织工艺中的提花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由于受到施纹技术的限制,编织纹饰的题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几何纹为主,人物和动物题材只占少量。

  提花丝织品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各种几何形纹饰中,以菱形纹最为变化多端,奇诡如迷宫。几何纹饰线条规整匀称,色彩层次清楚,立体感强,给人以对称、均称、平衡的形式美感。

  丝织提花纹样中还有少量的人物纹和动物纹。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反映出来,这种新的气象在丝织品编织纹饰中的动物、人物纹饰生动地表现出来。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绦带上的田猎纹是一个完全写实的纹样,描写的是贵族进行田猎活动的场面。田猎纹绦用棕色、士黄、钴蓝色相间织出二人御车追逐猎物、奔鹿仓皇逃命、武士执剑与盾搏兽等戏剧性的生活场景。几何图案化的各种人和动物形象都能巧妙抓住对象主要特征予以生动地表现。将这类充满激烈运动,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成编组纹样。这种写实风格有花纹在先秦丝织品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编织纹丝织品是马山1号墓出土的动物舞人纹锦,这也是一件反映贵族生活题材的作品。舞人动物纹锦的花纹由七组不同的动物和舞人构成,其中长袖飘拂的歌舞人物,长尾曳地的峨冠凤鸟,以及两组姿态不同的爬行龙,都显得意趣盎然。

  刺绣是用多种彩色丝线在丝织品上锁绣纹饰一种工艺。楚国的刺绣实物,在长沙五里牌、烈士公园、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发现。特别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刺绣品,为研究楚国的刺绣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剌绣题材以动物、植物为主,而动物中又以龙、凤为主,江陵马山出土的刺绣品花纹有10多种:蟠龙飞凤纹绣,舞凤舞龙纹绣,花卉蟠龙纹绣,一凤二龙相蟠纹绣,一凤三龙蟠纹绣,凤鸟纹绣,凤鸟践蛇纹绣,舞凤逐龙纹绣,花卉飞凤纹绣,凤龙虎纹绣,三首凤鸟纹绣,花冠舞凤纹绣,衔花凤鸟纹绣,凤鸟花卉纹绣等。在龙、凤主题之外,有的纹样还有虎。动物纹样伴以花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间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凤鸟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鸣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或践蛇而舞,或与龙相皤,或与虎相斗,显示出凤鸟的神异力量。刺绣的代表作品有《三头凤》,三头凤局部)《凤斗龙虎》,凤斗龙虎局部)等。马山一号墓刺绣的绣线颜色极为丰富,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等12种之多.





中国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先夏就已能生产出有一定水平的丝织品。长江流域出土地丝织编造为全球之冠。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的丝织传播到中原地区。中原的丝织业发展快。史载:“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从有关资料来看,齐鲁地区的丝织一直处于中原前列。但相对南方长江流域而言,中原地区的丝织工艺仍然远远落后同时期的楚国。到了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前叶,楚国丝织业仍处于鼎盛期。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实物资料可以证实,楚国的丝织业足以代表当时我国丝织业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楚国丝织业经历了一个从原始落后到兴盛发达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荆蛮在长江流域创造稻作。当时楚人的衣料,大概以麻织品为主。闲余的劳动力能够解放出来编织布料,形成规模的丝织工业。此时为萌芽时代。

楚国纺织业的兴起,是从楚王朝开始的。这时的楚文化正处于茁长期,在吸收了长江流域各大民族的优秀工艺之后,所展示出来的整个面貌是蓬勃向上。楚国的纺织业也随之应运兴, 开始发达起来。

有关这个时期楚国桑蚕线纺织业的直接证据,由于南方气候与北方的差异,导致丝织文物很难遗存。迄今虽然在考古发掘中还很难见到,而有关这一时期纺织业生产的记载则明显增多,所反映出的迹象表明,楚国的纺织业,尤其是丝织业,已有了一定的规模的生产能力。种桑养蚕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类,而且被隆重地反映在礼仪上。《周礼·祭仪》记:“岁既单,世妇率蚕,奉蚕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月令》记:“分茧称丝效功,以供效庙之服。”《国语·楚语》又记:“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器……玉帛为二精。”当时楚国十分重视蚕丝的生产,《史记·楚世家》记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来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锺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这就是所谓“卑梁之衅”,反映了楚对桑蚕生产的重视。

楚桑蚕丝生产情况在出土文物中也有所发现。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春秋铜器——桑蚕纹尊,就是以饲养蚕为主题装饰纹样。纹样以四片几何形图案化的桑叶组,叶上及四周布满蚕,或爬,或蠕,或啃桑叶,或作休眠状,是一幅极好桑蚕生息图。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楚丝织品的丝缕,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分析鉴定,表明原料为桑蚕丝,与当今湖北桑蚕丝的指数极为近似,应为江陵当地所产。

当时楚国丝织品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史记·滑稽列传》记:“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啖以枣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楚子使 子冯为令尹……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这些文献记载除说胆贵族奢侈外,也透露了楚国纺织业发达和丝织品精美的信息。

当时楚国的桑蚕丝和丝织品已被中原人觊觎窥视,甚至动用武力抢掠。《管子·小匡》记有“(齐恒公)伐楚,使贡丝于周”。《禹贡》记荆州物产有:“包 青茅,阙篚玄纁玑组。”玄纁,是一种经多次染色的赤红色丝织品。“包茅”是重要的中原礼仪,周人如果想被视为商人继承,就必须拥有这个礼仪。由此,我们推论:荆蛮与商人的联盟关系,与荆蛮在商时的独特优越地位。同时也表明荆蛮拥有在丝织方面压倒中原各国的先进技术。


《左传·僖公二十年》记:“楚成王二十一年,“晋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这段对话,明确指出楚国物产丰富,包括丝织品在内,不仅能自给,还有剩余产品输出到中原。


在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龙凤刺绣纺织物,其纤维结构、纹饰风格和丝织刺绣工艺手法,都与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龙凤纹刺绣丝织物相同。楚国丝织品的对外输出,可以说是楚国纺织业发达的一个例证。春秋以来楚国丝织业的发展,为战国中晚期向鼎盛阶段发愉奠定了坚固的基础。这也表明,楚国的丝织之规模、工艺超出世界其它地区甚多。

战国时代,纺织生产实现 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纺织工艺技术方面,缫丝、纺纱、织造、染整等一整套的工艺技术和手工纺织机械都已形成。纺织生产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可以看到,楚国丝织品的应用更广泛了,丝织品的品种更繁多了。《楚辞·招魂》描绘楚宫的景象,其中有相当多的丝织品出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指壁,罗帱多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从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湖南长沙仰天湖等地的楚墓出土的竹简遣册中,可以见到大量随葬丝织品的文字。楚墓中发现的随葬物还有将丝织品当作财富象征的,如江陵马山1号墓中有将丝织品剪碎放入竹笥内用以入葬,有锦、纱、绢、绣绢和绣锦等12个品种,共452片。这种现象在西汉较为常见,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和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都有类似情况,而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竹简,记有“缯一笥什千金”,可见是将丝织品作为财富的重要象征而随葬的。

这一时期的纺织品实物资料,在河南、湖南、湖北等地都有一些发现。1982年江陵马山东1号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这批丝织品无论是织造技术的精湛,还是织物品种的齐全,都令人惊吧不已。尤其是复杂组织结构的大提花织物锦的出现,证实了战国时代织机提花的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纺织业已进入到了鼎盛阶段。

楚国丝织业的兴盛发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确因素。

其一,是楚地拥有雄厚的丝织原料生产基地。楚国地处南方,地壤潮湿,气候湿润,十分适宜桑树的生长,有发展丝织原料生产的的有利条件。马山1号楚墓出土地的丝缕,经科学分析鉴定,表现原材料为桑蚕丝,与当今湖北桑蚕丝指数极为相近似,表明这些丝绸为荆州当地所产。

其二,是楚国丝织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楚国丝织业的经济成分有三种,即传统的、分散的民间副业,私营的织造作坊和官营的织造作坊。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分工渐趋细密,丝织业已不再只是以简单的家庭内部的分工形式存在的,私营的织作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了。

《孟子·腾文公》记:“陈相见孟子,道路许行之言……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素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可见,当时的纺织业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纺织品已经商业化了。在出土的丝织物上,曾发现有书写或戳印的纺织工匠标记。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一块锦边上,有墨书“女五氏”及戳印标记。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有“柬”、“门肤”二处黑书文字,并有多处朱印文。这些文字和印记,很可能是工匠或作坊的标记。

官营的织造作坊的产品,是用以满足宫庭和贵族的需要的,因此,纺织技术要求较高。《墨子·非乐》记:“以为锦绣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彩,田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所云“女工”、“男工”,显然是是官营作坊的工匠。从长沙楚墓中,出土有一枚长宽各2.3厘米的方形坛纽青铜印章,阴刻“中织室鉥“四字,应是楚国管理丝织业的官吏的印玺。

其三,是楚国的丝织业立足于传统工艺,同时也对中原进行技术输出。《械传·成公二年》记楚师“侵及阳桥(鲁地),孟耳濡目染请往赂之,以执 、执针、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执针、织纴,是纺织工匠和缝纫工匠。鲁国的纺织、缝纫技术,在春秋时代对中原而言相当先进的。但是对楚国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对楚国的丝织业中原出口贸易起到了一定补充作用。

楚国丝纺织的工艺特征

楚国的丝织品具有织造精良,色彩鲜艳,纹饰繁缛三大特点。这三个特点与丝织品的缫丝、练染及织造工艺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纺织工艺技术方面的特点,因此,应着从其工艺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

1.缫丝技术和织物的组织结构

春秋战国时代,丝织业内部分工已经相当细密,缫丝、纺纱、织造、练染一整套生产程序都有明确细致的分工。

缫丝是丝织品生产的头道工序,其过程相当复杂。《说文》云:“缫,绎茧为丝也。”缫丝要以过选剥茧,煮茧、索绪、集绪、绕丝。线缕的匀度是衡量缫丝技术的标尺。学术界曾对长沙出土的楚国丝织物进行了丝缕测定,织物的经纬丝的缫丝茧粒数平均为7粒到10粒,丝缕光滑均匀,显示了楚国缫丝技术的水平。

各种不同品种的织物对经纬丝线的粗细和强度的要求不尽相同,在织造前缕需要进行并丝和加捻处理。加捻能增加丝线的强力和耐磨性能,减少起毛断头,增加织物牢度,增加丝线弹性,提高织物搞折能力,还可以使丝线具有螺旋形,织物表面得到皱纹的丝织品在织造前都经过了并丝处理,有的还经过加捻,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的织物要求控制经纬线的粗细程度和捻度。如长左沙左家塘44号墓经线投影宽度为0.07—0.26毫米,纬线投影宽度为0.05——0.20毫米,粗细相距较大。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深褐色绢裙面,经纬密度为84X34根/平方厘米,经线加S捻1000—1500次/米。土黄色绨经纬密度为80X10要/平方厘米,经线较粗,由双股合成,加S微捻,捻度500次/米。素罗经纬度为46X42根/平方厘米,经线较粗——投影宽度0.15毫米,纬线较细——投影宽度为0.05毫米,经续线均加S捻3000—3500次/分。条纹锦土黄色条带的经纬密度为256X28根/平方厘米,由粗细两种不同经线分为二组,粗经线投影宽度0.08—0.10毫米,细经线投影宽度为0.05毫米,均加S捻,捻度为1500—2000次/米。舞人动物纹锦经纬密度为156X52根/平方厘米,厚0.32毫米,经线加S向强捻。六边形纹绦地组织经纬密度为32X24根/平方厘米。经线和地纬均为加S向弱捻的合股丝线,经线投影宽度为0.15—0.25毫米,经线投影宽度为1.25—0.30毫米。针织绦丝线均加S向捻,星点纹复合组织绦丝线投影宽度为0.25—0.30毫米,S向捻度2900—3500次/米。以上资料表明,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丝线捻度多在1000次/米以上,最高可达3500次/米/要达到这样强的捻度,很可能在并合加捻丝缕工序中使用了纺车类工具。

纺织品的组织结构是综合考察纺织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楚国既有简单的、常见的平纹组织织物和平纹变化组织织物,如绢、纱、纨、缟、缣、绨,这些织物结构紧密,坚牢平整;也出现了斜纹组织、斜纹变化组织以及斜纹和平纹的联合组织织物,如花绮类丝织品的菱形纹大多是平纹、斜纹和变化斜纹组成的联合组织;还出现了平纹与斜纹的绞纱组织织物罗,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四经绞素罗。特别是由二组经纱、一组经纱,三组经纱、二组纬纱交织的经二重、经三重组织和二组纬纱、一组经纱,二组纬纱、二级经纱交织的纬二重组织的出现,表明楚国纺织品的组织结构已经相当完备。大量复杂组织织物的出现,标志着楚国纺织技术已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2.楚国比织品的色彩和练染

如果用五颜六色来描写楚国丝织品,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从出土的丝织品实物来看,除了少数绢、纨为素白织物外,其他都是经过练染的、有色彩美感的织物。

楚国比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火尚赤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褐、黑等数十种不同色彩的色号。

丝帛的练熟,也称精练,是丝织工艺的重要环节,是提高丝织品质量的重要工序。丝帛经过精练,去掉蚕丝表面的丝胶和杂技,才显得质地柔软,富于光泽。《周礼·染人》说:“染人,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科献功。”丝帛只有经过精练我,才可能染成鲜艳的色泽。日本学者对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品精练程度作了研究,发现楚国的丝织物精练得不错,尤其重要的是当时楚国已经掌握了控制精练深度的技巧,按照丝织品不同的用途和质量,进行不同程度的精练。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物,除少数生绢外,其余都是经过精练的熟丝织物。

四骨文的“染”字,象形为手执丝束置于盛有液体的容器中,可见染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结合文献记载,通过对出土实物的分析,楚国丝织品染色可依其染色原料的不同,分为石染和草染。

石染是以矿物作为染料,染色方法主是涂染。常见的有朱砂(红)、孔雀石(绿)、胡粉(铅白),这些原料在楚地都相当丰富,龙以朱砂、孔雀石为最。楚国染工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粘合剂的利用。粘合剂是利用淀粉的粘性,增强矿物颜料与纤维的附合力。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朱条地暗花对龙对凤纹锦,就采用了粘合剂,其结构相当牢固。

草染是以植物颜料作染淡妆,主要是揉染和浸染。草染的颜色,主要有蓝、红、紫、黄、黑等。从楚国丝织品颜色上分析,草染方面已经掌握了多次浸染和媒染剂的技术。《禹贡》载荆州产“玄纁”这种绛红色的丝织品,是经多次浸染而成的。《尔雅》云:“三染谓之纁。”《周礼·钟氏》云:“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缁为黑色。《淮南子·俶真训》云:“今以涅缁,则黑于涅。”涅为绿矾,作为媒染剂,它与多种植物染料媒染出黑色。媒染是利用媒染剂使得多色性染料的原色发生变化而得出新的色彩。楚国丝织品的草染红、棕、紫、黑等色,就是利用多次浸染和媒染方法染制而成的。

楚国丝织品的纹饰特征

楚国丝织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有精巧的花纹织物,其品种有绮、锦、绦。这些织物纹饰繁缛,色彩鲜艳,题材丰富。就已发表的资料统计,纹饰就有几十种之多。

考察形式是研究内容的重要途径,楚国丝织品纹饰的形式构成特征,是以不同色彩的经纬线纺织子网掩码几何图案,构图紧凑,线条规整,色彩对比强烈,层次分明,有立体感,纹饰的排列组合显得灵活多变,富丽多姿。如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菱形纹,在同一纹样中表现出多种构成变化,派生变异出五型以至六型纹样。在各种几何图案中,充填着自然物体和人类生活题材的形象,使得呆板的几何纹样显得生动自然,如舞动物纹、田猎纹、凤鸟凫几何纹、对龙对凤纹等,莫不如此。

几何形骨骼组织是以线按一定的角度、距离和方向排列,交织而成,并依一定规则组成各种连续图案,有散点式、连续式、点缀式、重叠式、明暗式等。

从纹饰的内容出发,大致辞可以分为几何纹、珍禽异兽纹、人物行为纹三类。

几何纹类指单纯的几何形。这类纹饰占有不小的比例。马山1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有菱形纹、十字形纹、六边纹、塔形纹等;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有矩形、方格纹、菱形纹等。其中以菱形纹为主。几何纹很难断定其内在的含义,在形式排列上一般都以连续图案的形式来组合,显得庄严齐整而富有节奏感。

珍禽异兽纹类纹饰所占较大,是楚国丝织品最具特征的纹饰。马山1号墓出土的有凤鸟凫几何纹、舞人动物纹、龙凤纹、动物纹等;长沙左家塘出土的有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褐地几何填花燕纹等。一般都可以辨别动物形象,有凤鸟、龙蛇、麒麟、虎、兔、鹿、犬等。在内容组合上,包含着浓厚的神话色彩。

人物行为纹类纹饰的题材,既有表现贵族生活场景、具有生活气息的图案,也有反映人与神灵、人与自然的联系富有神话意趣的图案。如田猎纹所表现的是御马驱车,张弓射箭,鹿逸兔窜的情景。舞人动物纹所表现的是舞人与瑞兽(麒麟、夔龙、鸾凤)相率起舞的图案,表现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





楚国的刺绣艺术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其特点是以彩色丝线平面绣出典雅的花纹,有浅浮雕效果和色彩缤纷的美感。早在楚联盟时期,刺绣工艺就初具规模了。降至战国,已出土的实物表明,楚国的刺绣工艺大有进步,手法和纹样都有特异的风格。当时楚国的刺绣品已远销到西伯利亚地区,可见其刺绣业之发达。楚国的刺绣实物,在长沙五里牌、烈士公园、江陵望山和九店、荆门包山都有发现。特别重要的江陵马山1号墓的发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刺绣品,为研究楚国的刺绣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已发现的刺绣品,大抵选用织造精致、质地轻溥、平面整洁的绢为绣地。也有以素罗为绣地的,如马山1号墓所出的龙凤虎纹绣罗禅衣。绣品多用作衣、袍、衾的面料,也有用于竹席缘和镜衣等物的。刺绣的方法,首先在绣地上用淡墨或朱红绘出所绣花纹的图案,然后以多种色彩的丝线绣出花纹。绣线一般用双股合成,投影宽度为0.15—0.40毫米。针法为锁绣,一般锁扣均匀整齐。花纹的绣制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方式。花纹的辅助部位和连接部位,是以单行和数行锁绣排成稀疏的线条。有些部位为了绣出细小线条的效果,采用单行的劈绒接针的锁绣绣出轮廓,以密集的满绣填充块面,或虚出绣纹轮廓内的局部块面,使得花纹更富于立体感和虚实感。

刺绣的花纹典雅而富丽,题材以珍禽异兽、奇花佳卉和自然物象为主,饶有神话意味。花纹以龙凤形象最为丰富,而且最有风采。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刺绣花纹有十多种,现将其各种纹饰图案简述如下:

蟠龙飞凤纹绣造型亦很美妙,凤作展翅振羽舞蹈状,头饰华丽的花冠,花冠伸于凤首前端,似有甘露欲滴,凤鸟引颈若饮甘露,所表达的是饮食自然的意境。图案中心一枚奇异的花卉作为对称轴,花卉之上悬一旋转状圆形物。两条对称的蟠龙身作反S形,二上悬一旋转状圆形物。两条对称的蟋龙身作反S形,二首相对,张口欲吞旋转状圆形物,似为二龙夺珠状。二龙尾端都被飞动着的高冠凤所衔,凤鸟身下又有小龙作S形相蟠。






舞凤舞龙纹绣图案由形态各异的龙凤纹由上而下对称排列,龙凤都作舞蹈状,姿式轻盈,形体构图简炼,有些部位采用了肢解简化和转变形体角度的手法,各形体之间以花草纹相连接,中间有的部位饰三角几何云纹。风姿优雅,龙纹苍劲,极富音乐舞蹈的节奏感。





花卉蟠龙纹绣蟠龙作腾跃回首状,龙体卷曲,周身以花卉枝叶为装饰,尾端为二支花卉的蕾。细长龙身作“8”字形,龙身、龙尾以花草纹装饰。纹饰以四方连续排列。







衔花凤鸟纹绣凤鸟嘴衔花穗,首尾上端都饰有花草。

凤鸟花卉纹绣图案为无冠凤鸟与花卉组合,凤鸟作奔走状,张嘴欲衔花以为冠。

花冠军舞凤纹绣之一凤作舞蹈状,冠为华丽的花卉,一支花卉伸至鸟首前端,似有甘露欲滴,凤鸟昂首伸颈若饮露状。

花冠舞凤纹绣之二凤作舞蹈状,双翅下张,长尾高卷,以华丽的花草为冠。

楚国的刺绣是以彩色绣线在平面上凸现花纹,有浅浮雕的效果和色彩缤纷的美感。艺术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如:对形象的表现角度,采用了侧视、俯视、正视多种手法;表现花纹的局部,采用了平面展开的方法,以弥补视角的不足。这些,都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性。

舞龙舞凤纹绣中龙凤的各种姿势优美舒展,而采用了变形手法,将龙、凤整体进行分解和连续排列,表现出龙、凤的各个部位和各种姿势,以求得对龙、凤形象整体性和动作连贯性性的表现效果。蟠龙飞凤纹绣所表现的是龙腾凤翔、二龙夺珠的画面,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幅龙凤戏珠图案,对于后世这类题材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花卉飞凤纹绣单元图案的凤鸟,有腾飞高天、俯瞰大地的气势。凤鸟践蛇纹和龙凤虎纹寓意深刻,三首凤鸟花卉纹造型奇诡,龙凤共身一体的龙凤相蟠纹则极富神秘的韵味,其花纹图案是富于情感和生命力的龙凤形象的题材,兼施奇花佳卉,配以明快富丽的色彩,显示出堂皇富丽之美感。龙凤造型姿态优美舒展,气势恢宏,极具神秘韵味,是杨人神话和信仰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而花卉富有节奏的,力求变化,又增添了活力的情趣。这些龙凤纹形活泼可爱,大有唤之欲出之灵性,充满生命的气息,表现出尊凤崇龙的民族心理。

这一幅幅跃然绢帛上的绣纹——凤腾飞,仿佛向当今人们昭示着二千四百多年前,楚国工匠高超的刺绣技巧和丰富想象力。当我们漫游于五彩缤纷的楚文化艺术殿堂之中,定会被这琳琅满目的丝绸刺绣工艺品的特异风彩所吸引,也一定会为楚人所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而引以自豪。

楚墓出土的刺绣品纹样精美,色彩鲜艳,对称平衡,线条流畅自由,给人以富丽堂皇,端庄典雅的美感。图案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地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楚刺绣艺术多采用织造精良的绢、罗为绣底,以多种彩色丝线锁绣出典雅富丽的花纹,其纹样图案是以珍禽异兽、奇花佳卉为主,龙凤形象最为丰富,姿态优美舒展,极具神秘韵味,是楚人民族信仰及神话传说在艺术上的集中体现。这些,对研究楚人的神话和传说,以及民族信仰和生活风尚,都是很有价值的。



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信阳长台关出土“镇墓兽”),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双龙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概略言之,楚国造型艺术有以下一些特色:

  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楚人相信,灵魂是永生的,死只是灵魂脱离了躯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山川、草木、鸟兽等等亦皆有灵,并且和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楚艺术形象中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现象大都是变态的、抽象的,这均与神话有联系。例如风是楚艺术品囤材中较多的形象,它是鸟类,但不是现实中咱、鸟,而是神话中的鸟。1949年湖南长沙楚墓出士的《人物龙凤帛画》中的龙、风就是导引灵魂升天的动物。木雕镇墓兽为楚墓常见的出土物,这种艺术品形状怪异,头插鹿角,口吐长舌,似龙非龙,似虎非虎,莫可名之。

飘逸、流畅的动态美感。楚艺术十分强调曲线、弧线,具有一种运动的态势,例如青铜器中的升鼎,楚人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将中原的鼎加以改创,把直耳改为撇耳,器腹加以束腰,蹄足增添了兽面纹,鼎周并附上数只爬兽。化静为动,化严肃为轻盈,以柔美的线条,改变了原来给人以压抑之感的礼器氛围。动态美在漆画、刺绣艺术上表现得更为洒脱。那些云纹、气象纹和动物造型,既奔放又多样。如漆画常见的云纹就有十几种形态,有的如云海滚滚,有的像秋天的流云、阵云,有的像朵朵的飘云。这些回旋卷曲的纹饰,难以捉摸,给人一种飘逸之感。

惊采绝艳的色彩美感。发展了先秦艺术品.

楚地出士漆器最多。楚人所以喜爱漆器,主要是漆器适宜于表现丰富而绚丽的色彩,并且经久不变。这是当时其他质地的器物难以比拟的。据统计,已出士的先秦漆器有红、黑、黄、白、绿、蓝、紫、褐、金、银、桔红、海蓝、暗红等色。如透雕座屏彩绘,就运用了红、绿、黑、金、银等数种漆色。在楚漆器中,运用最多的是黑、红两色,常以这两种颜色为基调。因为黑、红两色对比鲜明、强烈,典雅不俗,如果再加上描金,就更显得华贵富丽了。

丝织物和刺绣也适宜于表现艳丽的色彩。楚墓出土的丝织品颜色有红、黄、绿、蓝、紫、棕、褐、黑及藕色等。可见,楚人对色彩强烈的爱好,也推动了古代染色工艺的发展。丝绸是服饰的材料,而服饰最能体现人的爱美心理,五颜六色的丝织品,更能满足楚人对色彩的欲求。刺绣的色彩更复杂,有红、绿、蓝、棕、黄、褐、黄、金黄、深红、朱红、桔红、草绿等等


  楚人生活在一个漆的王国中,生离不开漆,死也离不开漆。其生时使用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和娱乐用品是漆品,死后丧葬用品也多用漆品。生活用具如漆杯、漆碗、漆豆、漆盒、漆卮、漆盘、漆勺、漆方壶、漆案、漆俎、漆几、漆杖、漆箱、漆床等;娱乐用具如漆鼓、漆瑟、漆琴、漆竹笛等;工艺品有如漆鹿、漆座屏;丧葬用品有漆镇墓兽、漆木俑、漆棺等。

  楚国漆器的胎体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木胎。楚国漆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木成、卷木成型、镟木成型以及雕刻、拼接等。所谓所木成型,就是斧砍刀削而成型,漆耳杯多数是采用整木块挖内成型,然后削其外形。卷木成型,是将木板卷起来之后做成器物的胎体,如漆奁、漆卮等的器壁一般都是这样制成的。一些胎体较厚的圆形器物、如圆盒、樽等采用镟木成型的方法,其内空部分采用挖制,而器表采用漩制。在楚国本胎漆器胎体的制作中,最富于艺术特色的是那些采用透雕、圆雕及浮雕工艺加工成型或再进行拼合的器物。如虎座飞鸟、彩绘木雕座屏等。

  夹苎胎采用苎麻纺成的织物主原料制成的漆器胎体。夹苎胎漆器具有坚实精巧,容易成形等特点。至今为止,在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夹苎胎漆器实物出自楚墓之中。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漆盘,为夹苎胎漆器,器内外均黑地朱绘各种云纹和风鸟等花纹图案。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鞘,是一件十分轻巧的夹苎胎漆器,漆鞘全身裸黑漆,朱绘花纹,在鞘的一端绘有云纹和凤纹。

  此外,还有皮胎、竹胎、金属胎、陶胎以及丝麻织品髹漆物等。皮胎皮革具有轻巧、柔软、易于成型、不易开裂等优点,因此是制造甲胃的好原料;但皮革又有怕潮湿、外表不美观的特点,所以楚国人在制作甲胄时往往要进行髹漆。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的皮甲、江陵拍马山5号墓出土皮甲漆片、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黑漆彩绘漆盾等都是楚国皮胎漆器的实物。

  楚国的竹胎漆器以竹编织物最为精致。楚国的竹编织物在许多楚墓中都有出土、是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如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竹器27件,其中髹漆竹器有竹扇、小型竹笥、圆竹筒等。该墓出土的竹扇制作精细、保存完好,出上时色泽如新,扇面成梯形,经蔑红色,纬蔑黑色,用三经一纬的细蔑编织而成。

  出土楚国漆器中,彩绘漆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雨台山楚墓出士272个漆耳杯中,没有纹饰的素面耳杯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彩绘耳杯,耳杯上的纹饰颜色有金、黄、红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耳杯上有白色的花纹,出士的彩绘木雕座屏上,其彩绘花纹色有红、绿、金、银等多种,其中绿色甚为鲜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瑟残片上,其彩绘的颜色有红、黄、绿、蓝、白、金等。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漆器以黑、红漆为地色,一般在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表明当时楚国的漆工艺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颜色的“色漆”。要获得有色漆,必须与植物油配合使用。

  漆器是雕塑和漆绘高度结合的产物。胎体的造型和漆绘的图案与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味。

  就造型艺术而言,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对象不出乎自然与神怪。楚人祟尚自然,对自然界的生命的运动,对自然界的万物和谐都具有强烈的赞美之情。因此,楚国艺术家通过雕塑造型的手段逼真传神地摹写自然界的生灵,大到鹿、虎,小到蛇、蛙都是他们表现的对象。这些形象以形写神,栩栩如生。彩绘木雕座屏以透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五十五个动物彼此争斗的情景,高度浓缩一幅大自然中生存竞争的情景。

  楚人信仰神灵,他们是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神存在泛神论者,因而神灵也成为他们造型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神的形象是对自然生灵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各种神的形象都是来自于自然界真实生命构成部分的重新组合。传说中的龙凤就是综合众多动物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超现实的虚拟的动物,龙凤等虚拟动物再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动物相结合构成想象奇特的神灵形象,如镇墓兽和虎座飞鸟。

  就漆绘艺术而言,楚漆器的漆绘既有装饰性抽象化的动植物纹样,也有有写实性的情景绘画。漆绘内容多与器物造型紧密配合。

  装饰性的纹饰多为龙凤纹和云雷纹。龙凤是楚艺术的母体。楚漆器上的凤纹变化多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有些凤纹甚至符号化了的凤头或凤尾纹。在楚漆器的装饰中,云雷纹占有重要地位。楚漆器上的云雷纹舒云漫卷,灵活自如。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有彩绘云雷纹木梳和彩绘云雷纹蛇卮。

  楚漆器上漆绘内容客观反映当时楚国的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上的彩绘瑟上的巫师图、燕乐图、狩猎图等等。

  楚国漆器的彩绘风格主要是线条画与平涂画相结合,这种画法可能是从青铜器上冶铸的平块花纹和线条纹饰发展而来的。由于当时彩绘的工具是毛笔,因此漆器上的彩绘线条显得比较流畅。

  楚人对漆器的装饰除了彩绘外还有贴金、描金等手段。漆器上的贴金装饰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贴金漆器在楚墓中也有发现:1972年至1973年发掘的湖北襄阳山湾东周墓,其中27号楚墓在棺木痕迹中还夹有绿色的漆皮和不少金箔,这座墓的棺是髹黑漆的,并有贴金的花纹。可见,这种装饰是用漆作粘按剂将金箔贴在已髯饰好的漆面上。“描金”,即是在漆器上描绘金色花纹。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士漆瑟残片上,就有用极细的金彩在兽身周围作平涂;长沙仰天湖战国墓出士的彩绘雕花板纹饰上也大量用金。


髹器饰纹——漆器概论

漆器,顾名思义,凡髹漆之器皆可称之为漆器,漆器区别于陶器、铜器、木器、竹器、骨角器、玉石器等器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因器物的髹饰工艺而名,不依器物的质地而名。漆最为重要,而几乎所有质地的器物都可能成为髹漆的对象。或者说是漆的承载体而成为漆器。楚漆器的漆,采自于漆树的汁。漆字篆文为“”。战国简帛文字作“”,为会意字,取斫木采汁之意。《说文》云:“木汗,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如而下,凡漆之属,皆从漆。”漆字本为木名。《诗经•鄘风》载:“椅桐梓漆。”后引用为木汁可髹物。《尚书•禹贡》:“厥贡漆丝。”在楚王超时期就是经济繁荣的重要物质,与丝相接并论。可以看出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漆树是中国的特产。漆树的自然群落主要分布在中国,从文献记载来看,在甘肃以南地区都有漆树自然群落的存在。漆树,为高大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枝杆粗壮,奇数羽状互生复叶,椭圆形,初夏开黄绿色花,果核扁球形。枝杆切口有乳汁流出,为漆汗,漆汁显棕蓝色的粘液,在空气中变黑色,变稠。漆汁经晒练为生漆。生漆的主要化学成分为漆酚,是邻苯二酚的几种带有不饱和支链的衍生物的混合体。生漆能溶于多咱有机溶济,而不能溶于水,掺入油汁液即可稀释成油漆,便宜于髹涂于器表,又可增强光亮度。生漆涂于物体表面能自然干燥,结成硬膜,即为漆膜。漆膜可防潮防腐蚀且美观。《考工记•弓人》云:“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古人将漆之功能表述的很清楚,是为了防上霜露的侵蚀。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抗腐蚀性,人们在认识漆的这一特点后,加以利用,这是漆器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庄子•人间世》记载楚昭王时,孔子南游到楚国,楚狂接舆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表明古人已经认识了漆的作用,割漆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而经常性的生产活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一则记载清楚的表明漆树种植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设置官吏进行管理。

人类对漆的认识和漆器发明的时代应当相当久远。或许这个过程是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已经开始。试想,当初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的时期,初民在原始森林中生存,过多的依赖于大自然所赐于的生存条件,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活手段。当初民在在学会制作石器之前,应该先学会了使用树木枝杆作为狩猎工具,也有可能在生产活动中撞破树皮或折断树枝。有一些树木的破皮处和折断处,会分泌出树脂,所有的树脂都有很强的粘性,树脂的这特性使们认识到树汁可以用作粘接剂。这些树木中完全可能有漆树,分泌出的树脂即为漆汁。漆汁的粘合性较其他树种的树脂更强,而且具有很强的毒性,使人对之产生畏惧,何许是出于好奇心,更加深人们对漆树的重视和关注。







漆汁有很好粘合作用,可能初民最先所认识和利用的是以漆汁粘接某种使用顺手而又易折损的物品。这仅仅是利用漆,还不能作为髹漆工艺的起源来看待。漆汁经自然干燥后,会产生一层漆膜。漆膜可能很光滑,有光泽,最为重要的是可以隔水防潮,这一特征也是漆汁的一个重要功能。当有一个初民在认识了漆汁成膜的功能后,开始尝试着有意识地将漆树分泌出的漆汁涂在某种物品上,那怕它就是一根简单的木棍,或者是一件粗糙不堪的有刃石块的木柄,事实上,一件最为原始的漆器就已经产生出来了。漆汁自然干燥后的这层漆膜,对于人类认识和利用漆,发明漆器,开始创造髹漆工艺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需指出的是,髹漆工艺起源最为重要的是必需具备二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漆树资源的存在,只有在生长漆树的地方,才有可能产生出第一件原始漆器,这是必备的物质条件,也可以说是必备的自然资源条件。漆树的分布在中国除新疆、西藏、内蒙和东北外,几乎都有漆树的自然群落分布。有漆树资源的存在,只是一个物质条件。原始漆器产生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漆树群落的自然分布是一个自然条件限定的因素,人类的生产活动则是一个社会行为的因素。只有有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即社会行为因素的存在,漆树作为自然资源才有成为被利用的可能。换言之,漆树群落的自然分布和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的范围相联系,二者的组合,由于人类的生产行为,或许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才使得漆器的产生成为了事实。当然,这仅仅是对髹漆工艺起源的一种推测,目前,尚无法以其确切的物证和科学手段来加以证实,或许在若干年后,人类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进步,可以通过细微痕的分析来加以证实。无论如何,这种推测对于研究髹漆工艺的起源还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研究者不再将中国和世界髹漆工艺史的起源,还限定是在河姆渡文化区域和新石器时代,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眼光会宽阔些。

中国漆器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朔到远古的石器时代。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中国古代髹漆工艺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六期。

萌发期-时代为史前时期。这一时期髹漆工艺的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个萌牙过程,经过不断的摸索,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漆器工艺已经相对的成熟了。器物类别除了生活用品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开始应用到了工具和兵器上。湖北江陵阴湘城出土的钺柄等就证实了先民在日常生活领域之外的其它领域,也开始有意识的使用漆器,并使之实施于生产和战争。便从漆器的应用上讲,其数量还十分有限。

滥觞期-时代相当于夏、商及西周时期。在相当于夏代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漆钵、鼓、豆、盒、盘等,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有漆罍等器物,很显然所用“漆”的数量猛增,应用范围也从日用品扩展到了礼器和丧葬用口等领域。

兴盛期-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先民对漆器的应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对青铜器物构成了相当重大的冲击,在许多方面开始替代青铜器,至少可以说在生活器类上与之并驾齐驱,成为了贵族社会生活中的新宠,无论是从工艺技术,还是器物的种类数量都达到相当高水平,开创了髹漆工艺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鼎盛期-时代相当于汉代到晋代。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占有了绝对的优势,而青铜器已经退出了日常生活舞台的主导地位。鼎盛世意味着顶峰,而顶峰也就意味着向上凸起的曲线要下滑,随之而来的就是退缩。

滞缓期-这个时期也相对漫长,时代相当于东晋以后,历经隋唐。其主要原因当属瓷器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完美,逐渐地代替了漆器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一些角色和作用。应用的范围大幅度的缩小,产品种类及数量明显的减少。但其髹漆工艺的技艺开始向纯工艺化及建筑物方面发展。

复苏期-时代相当于宋元至明清时期。雕漆工艺品的出现是其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对古代髹漆技术的总结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髹饰录》的出版应该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成就。

楚国漆器是中国漆器艺术兴盛繁荣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些漆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纹饰绚丽,构成了这一时期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那千姿百态的形体造型,色彩斑澜的装饰花纹,犹若繁花争艳,展示出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卷。

楚国漆器工艺,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独有的艺术魅力而占据重要位置,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漆器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其器物造型典雅、浪漫,既注重形旬的自然形态美术,又不拘泥于自然形态的约束,而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采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充分赋予器物以生动形象的艺术感染力。髹漆考究,图案布局既讲究严谨与对称,又不失薄酒与自然,色彩鲜艳华丽,色调柔和。这一时期的漆器艺术足以令举世瞩目。



髹器饰纹——纹饰特征
楚漆器的考古发现

楚漆器的考古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都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湖北地区是楚漆器出土数量及品类最为集中的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湖北荆州(江陵)、宜昌、当阳、荆门、襄樊、随州、老河口、云梦、孝感、黄岗、鄂城等地都有大量的楚国漆器出土。最具影响力的几次重大发现有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地,江陵天星观一、二号墓,荆门包山墓地,当阳赵巷墓地,襄樊山湾墓地,随州曾侯乙墓,老河口安岗墓地,枣阳九连墩墓地等。这些楚墓出土的漆器时代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以战国中晚期为多。器物种类齐全,大多保存较完好。

湖南是最早发现楚漆器的地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长沙有一些重要的发现,自建国以来,在湖南的长沙、常德、株洲、益阳、岳阳、衡阳等地也多有漆器出土,时代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主,又以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器为甚。《长沙楚墓》一书共收集了自1952年至1994年在长沙地区所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墓2048座,其中发现有随葬漆器的131座。发现漆器数量较多的有子弹库、杨家湾、左家塘、五里牌、左家公山、留芳岭、浏城桥等楚墓地,其中龙以浏城桥楚墓出土的漆器资料最为重要。该墓为一椁重棺墓,墓中出土的漆器有漆瑟、鼓、鹿、案、几、伞、镇墓兽、盾、俎、矢箙等。

河南南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境地,这里也是楚国漆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河南的南阳、淅川、信阳、固始、叶县、上蔡等地,都有很重要的发现。其中以淅川下寺楚墓、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器资料最为珍贵。信阳长台关1、2号墓出土漆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保存的状况上都是十分难得的重大发现。

安徵的的漆器出土相对少一些,但也有很重要的发现。战国时期,安徽为楚地。楚国漆器的主要发现有寿县李三孤堆,舒城马友渠战国墓,舒城凤凰嘴一号墓,长丰杨公战国楚墓地,六安城北战国墓,毫县曹家岗东周墓,六安城西窑厂2号楚墓,宣城砖瓦厂1号墓,舒城秦桥墓,潜山彰法战国墓,宣州战国墓等。出土器物种类有耳杯、盒、樽、盾、鼎、壶等,其中以陶胎漆器最富有特点。

漆器的分类

楚漆器可按其用途不同,分为生活用器,丧葬用具、乐器、车马兵器、杂器五大类,每大类又可分为若干亚类。如生活用器又分盛食器、切食挹取器、酒水器、家俱、梳妆器、盛物器具等。

1.生活用器

(1)盛食器:豆、簋、盨形器、盒、盘等。
(2)切食挹取器:俎、斗、勺、匕等。
(3)酒水器:壶、钫、耳杯、杯、樽、等。
(4)家俱:枕、几、床等。
(5)梳妆器:梳、篦、镜、笄。
(6)盛物器具:奁、箱、案、禁、食具盒等。

2.丧葬用器

(1)葬具:漆棺、漆内椁等
(2)葬仪器:镇墓兽、虎座飞鸟、卧鹿、卧虎、避邪、神树、座屏等。

3.乐器虎座鸟架县鼓、鹿鼓、瑟、排箫笙等。

4.车马兵器
(1)车马器:车及部件,伞、马甲饰等
(2)兵器:柲杆、剑鞘、剑盒、弓、矢箙、皮甲、盾等。

5.杂器槽形器、漆木板、竹节器、绕线棒、漆珠等。

生活日用器所占比重较大,无论是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居多。其次为车马兵器,兵器以附件为主,如鞘、柲杆等。葬仪器类是楚漆器中最能体现楚文化时代物质的器物。

楚漆器的制作工艺及纹饰特征

楚漆器的胎质呈多样化,有木胎、竹胎、藤胎、陶胎、铜胎、石胎、及苇编胎、竹编胎、皮革条与藤条编胎、夹纻胎等。以木胎为主,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皮胎髹漆也较为常见,竹、藤、陶、铜所见数量都很少,夹纻胎漆器龙其珍贵。

木胎漆器制作工艺手法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多以整木斫雕成器为主,而少量有拼贴成形,有的大件器物已经开始使用了榫卯结构。

楚漆器的纹饰,早期主要是仿铜器纹饰,与同时代的青铜器的一些纹饰风格雷同,与其说是沿袭,还不如说是照搬和抄袭青铜器的传统纹饰。同时也开始出现了较多新的纹饰。战国时期纹饰丰富多彩,根据其纹饰内容,大致可分为动物类纹饰、几何形纹饰及人物生活类纹饰几大类。

动物类纹饰以写实为主,但也开始出现有半抽象形纹饰,动物纹饰主要有兽面纹、凤鸟纹、蟠螭纹、蟠虺纹、龙纹、虎纹、鹿纹、蛙纹、豕纹、犬纹等。

几何形纹饰主要有涡云纹、云雷纹、三角形纹、窃曲纹、云纹、波纹、S形纹、同心圆纹、贝纹、锯齿纹、人字纹、变形云纹、弦纹、綯纹等。

人物生活类纹饰有车马人物出行图、狩猎图、巫师歌舞图、降龙图等。

楚漆器的漆色也较为简单,以朱红、黑色为多,少量的有褐色,个别特例出现有黄色和白色。地色和施纹相配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朱色漆地,黑色漆绘纹;黑色漆地,朱红色漆绘纹;朱色漆地,褐色漆绘纹;黑色漆底,朱红、褐色及黄色漆彩纹。以黑地朱纹为多。

漆器的上漆和施纹手法及所用材料较为复杂,大致有如下几种方式。

1、在器胎上以漆泥料填底,打磨平整,然后上漆,经反复多次的上漆,才能使得漆器表面光滑,春秋漆器已较普遍的使用了这套工艺手法。当时所用的漆泥底料主要有陶末及骨粉,上漆多为七八层,甚至十多层。还发现有在胎体上依次垫填数层丝帛麻布,求得器表平整和防止木胎裂口的例证。这种髹漆手法沿袭至今仍为工匠所常用。用这种填布帛的工艺又为夹纻胎漆器的产生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施纹用软笔以色漆为材料,对器物进行描绘和填涂,这种方式最为简单也最常见,适宜多钟胎质的器物。

3、以雕刻手法表现纹饰和装饰器物,如雕云纹、龙纹、兽首纹为器物装饰等,这种方式主要用于木胎漆器。

4、嵌金饰纹,如嵌金贝凸出与三角形、菱形金箔组成齿状纹平贴于器胎器表,形成浮雕效果。

5、贴金箔是楚漆器最为常见的一种施纹装饰方式。而在皮甲上亦有贴金箔的现象。

6、镶嵌蚌饰和嵌玉片。主要施于木胎漆器上,这种漆器上的施纹方式,自荆蛮以来都十分流行,这种手法在春秋时已属尾声,战国早期便基本上消失了。

7、镶嵌铜泡。这种方式也是楚王朝十分普遍使用的一种传统的漆器装饰手法,这种装饰方式在春秋时代并不多见,战国早期便已消失。

8、填涂生漆装饰花纹间隙。这是一种春秋时期新出现的施纹方式,并流传于战国早期,主要施于青铜器之上。这种以浓稠的生漆堆填于间隙的上漆方式,对后来的堆漆工艺使用有先例之证。

典型器物举例

楚国的漆器艺术珍品,无论从丰富浪漫的艺术造型、富丽华美的纹样图案,还是从富神话色彩的艺术题材之中,都洋溢着古老艺术所独具特色的神奇气息,使人领略到神秘而新奇的美感,给你带来美的享受。

漆器的雕塑艺术以它精巧别致的造型,奇妙而稳重的形体组合,丰富而神秘的思想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是楚文化艺术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表现形式。各式各样的艺术造像,其神态生动,雕刻精湛,在形体构成方面更是别具特色,突出表现在功能性与寓意性的巧妙统一,显示出人与神相畏敬而又相亲善的情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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