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也作证 水也作证_炎帝故里在会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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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huns 于 周六 五月 22, 2010 12:10 am

发现天然山水“太极图”



易学界众所周知,炎帝改进“伏羲八卦”发明“连山八卦”,首创《连山易》。而我们在会同连山找到了八个地名和八个庙,其名称、方位与炎帝的“连山八卦”完全一致;同时发现,“连山八卦”与连山有些自然风物相吻合(如“连山八卦”西北方是“兑”卦,代表“泽”(不流动的水),连山中心点的西北方正好有天然水泽“莲花塘”)。这是我们在第一篇讨论“炎帝故里会同”文章中提出的重要依据,说明炎帝的“连山八卦”是在会同连山发明的。这次连山调研,又发现天然山水“太极图”,可作为这一依据的补充。

“太极图”,是由一白一黑两个阴阳鱼相互咬尾环抱而成的圆图,所以又名“阴阳太极图”或“阴阳鱼图”;“太极图”是易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图;在其外围标明“乾”、“坤”、“离”、“坎”等方位就是八卦图。我们发现,连山建设村和高团村境内有一方山水地貌,竟然形似“太极图”:由靖州南来的渠水进入连山建设和建设村一分为三,左右两股水呈圆形环抱,中间一股水蜿蜒穿越土丘,于是形成天然“太极图”。更为奇妙的是在其上下游还有两个巨大的半岛,河水呈“S”形弯曲,又恰好构成一个更大、更逼真的天然“太极图”;且两个半岛的地名与炎帝特征吻合,炎帝称“太阳神”又称“火神”,而两个半岛分别叫“太阳坪”和“火神坡”。

此外,我们发现“老虎洞”的地貌特征也与“连山八卦”有相通之处:如卦有八方,洞穴有八个门,且洞门大体在八个不同方位;“连山八卦”的“乾”卦在西方,老虎洞正西方的那个洞门开口于山顶,正好洞门朝天(“天”即“乾”);更有意思是八卦中有“兑(泽)”卦,而老虎洞内也正好有一口比较大的“阴塘”。据当地人讲“阴塘”里有一种黑色的鱼,每年春夏雨季常有鱼从洞口游出,其洞泽中的鱼叫“阴鱼”,游出洞口见了阳光的鱼叫“阳鱼”。可见古人是从洞泽内的阴阳鱼中得到启发,再抽象为“阴阳太极图”。

众多史料记载,古人发明易经八卦“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俗地说,就是要通过观察、归纳天文地理物象,从中发现人与自然沟通的规律。我们在连山发现诸多山水地貌特征与“连山八卦”有相通之处,说明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也有力证明“连山八卦”发明于连山;而炎帝只有相当熟悉连山的地理环境、并有过老虎洞的洞居经历,才可能发明“连山八卦”。

连山地貌与史料惊人吻合

在几千年浩瀚的史书中,我们发现记载炎帝故里与地貌特征的有关的史料有三节:①《水经注》载,“水南有重山,即烈山……山下有一穴……是神农所生处也……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②《路史•后纪三》载,“《荆州记》云‘神农井……重堑围之。广一顷二十亩,内有地云神农宅……神井既育,九井自穿,旧言吸一井则八井动’。《寰宇记》云,‘……按今一穴大木,木傍荫人,即其井处为神农社,年常祠之’。《荆州图》云,‘东有石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神农生此’”。③〈汉唐地理书钞〉载,“县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山县,〈礼〉所谓烈山也。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

以上三节史料,因其中有“厉山”、“烈山”等地名,过去研究炎帝故里的学者一直把它作为“炎帝故里在湖北”的重要证据(因湖北随州境内曾有过此类地名)。我们比较研究发现,三节史料中反映的地貌特征与湖北随州房山所谓的炎帝故里没有共同之处,而与湖南会同连山的地形地貌完全吻合。

史料中反复提到的“神农井”,与会同连山的“斜塘”(“斜塘”在“莲花塘”西北,相距约四百米)特征一致。现存的“斜塘”由两个水井和相近的三块水面形成,包括已经枯竭可能曾经是水井、水塘的地方,面积估约五十亩;“斜塘”地势较低,和“莲花塘”一样水源来自于地下石灰岩孔道,其中有一口井叫作“无底井”,据说用十多根箩绳接起来沉一块石头也没有沉到底;现有井水和塘水有暗道相通;“斜塘”西北方地势略高,西南方三四十米处有一组处于风化坍塌期的石灰岩溶洞,叫作“斜洞”。根据“斜塘”现有地貌推断:这里曾经是有多个“井口”的石灰岩盈水地下溶洞,由于地表坍塌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些与史料中“有九井”、“吸一井则八井动”以及“广一顷二十亩”、“重堑围之”等特征吻合。


史料中两次提到的“神农洞”与“老虎洞”特征一致。老虎洞等距离介于“莲花塘”与“斜塘”之间,两边直线相距都是两百米左右。“老虎洞”从山脚蜿蜒直通山顶的“山”字形巨石下,高约四五十米,洞穴在地下九曲迂回,长达两三百米,这又完全符合史料所记“高三十丈、长二百丈”的特征(注:古时度量衡与现代不一致,“一丈”只相当于现代六尺六即两米多一点)。此洞穴环境适宜古人居住,我们初步考察,在洞门处及洞内也发现有古人活动留下的痕迹。

史料中提到“神农宅”、“神农社”;“神农宅”大概是炎帝发迹后曾经住过地方,“神农社”是后人敬祀炎帝修造的社坛。这些在连山也发现有相应的地貌遗痕。在莲花塘西侧二十至四十米处的“狮子洞”和“药王洞”之间有块平旷地,北京人文旅游专家何铁成先生在没有得到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一踏上这里便惊呼:“这块地有人工开凿的迹象!说不定古人在这里设过祭坛什么的。”在“老虎洞”西侧三十米左右,有一块背风向阳的开阔地适合古人居、也有古人改造痕迹,我们认为很可能曾经是“神农宅”之所在。

——在《古地名•古洞穴•古遗址》一文中,我们肯定了“药王洞”与“炎帝故里”的必然联系,现在又提出“老虎洞”,这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只肯定了“药王洞”与连山人敬祀药王炎帝的关系、只肯定炎帝出生在连山,至于炎帝究竟出生在“药王洞”、老虎洞”或者是“狮子洞”、“斜洞”,从学术角度讲是难以确指的;更何况炎帝社会还基本上处于母系氏族的“走婚制”时代,现存洞穴之间最大间距不过几百米。

史料中还提到“一穴大木,木傍荫人”。从地方志记载和口碑资料得知,民国以前连山“药王洞”、“老虎洞”、“斜洞”处都古木森森,浓荫蔽日。直至现在,“老虎洞”前还有四周为良田的千年古树群;疑为“神农社”遗址处也还遗有一株参天古木,少说也有一两千年树龄(这也与一千多年前史料所记吻合)。

口碑资料会因传播产生偏差,文字史料会因抄写出现错误,而山水地貌经五千年风雨不会有多大改变。史料中所描述的风物地貌与会同连山如此惊人吻合,绝不是巧合。“山水作证,铁证如山”。湖南和湖北古时同属荆州,“连山”与“厉山”、“烈山”仅一声之转,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史料关于炎帝故里在湖北的记载是会同连山的张冠李戴。



“炎帝故里”在会同?!

李鸣高

从网上发现:中国有许多地方都在争“炎帝故里”。除了被前人认为“正宗”的陕西省宝鸡市的“炎帝故里”以外,现在又多出了湖北省随州市厉山镇九龙山南麓的“炎帝故里”、河南省新郑华阳故城的“炎帝故里”、河南沁阳市的神农山、山东省高平市的“炎帝故里”……最近又有人提出了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是“炎帝故里”的新说。如果说:宝鸡说、随州说、华阳说、沁阳说、高平说等,虽然在考古上查无实据,在历史传说上还多少有一点蛛丝马迹可查的话,这新出的会同是“炎帝故里”说,却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怎么会有人提出来会同是“炎帝故里”之说呢?

许多的专家学者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有专家学者从维护“宝鸡说”的正统地位出发,大声疾呼:“研究历史要讲究科学,一定要有史可据,不能够信口开河。”有些地方则从开发经济、发展旅游的角度出发,忙着请学术权威或政治大腕出面撰文题词、树碑立传,想借助外力干预以达到目的。

我研究神农文化已经20多年了,而且是运用“逆反思维”来研究的。凡事都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一下前人的研究是不是还有缺陷或需要修正补充?这是因为“历史”这个东西,极其容易产生“以成败论英雄”和“据天下之功为已有”的毛病。

现在的考古科学业已证明:首创农耕的民族,并不是中国北方大草原那些不事农耕的马背民族,而是中国南方发明将“野生粳糯” 改为“栽培粳糯”的“糯民”和“粳民”(古有“骆越”、雒民、倭人、僚人、仡亻览、仡伶、荆蛮等等译名),而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却宣称:是那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凭借军事实力而“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来到中原后创造发明的。这些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华夏文明的正宗,其他的民族都是落后的“蛮夷”,一方面又想“据天下之功为已有”。他们没有自己的“农耕史”,却又想成为农耕民族的统治者,怎么办呢?。“拿来主义”是马背民族的特长,他们便把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历史拿了过来,改造成为自己的历史,这种移植过来的历史当然是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经不起科学检验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历史,为什么会漏洞百出呢?原因就在这里。

“农耕文明”自古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把“农耕文明”的历史颠倒了,就是最大的错位。

我20多年的研究,主要是想把把考古学与其它先进科学结合起来,去探讨中国历史错位的原因,想把某些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因而产生了一些新思路、新观点。提出了“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不在中原,而是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最早的神农炎帝不是出生于中原,而是出生于中国的南方”等完全违反前人论断的观点。当我把我的新思路、新观点公之于众的时候,一开始几乎是“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但经过了20多年的“摸爬滚打”、“舌战群儒”之后,现在的学术界总算有承认我的观点是“一家之言”了。支持我的读者已呈“星火燎原”之势,一年比一年多了。在许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的讲话往往能够赢得阵阵掌声了。

是我闯的祸

要探讨中国的农耕文明,探讨神农炎帝的出生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当我从网上查阅到《炎帝故里在会同?》这类的文章时,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因为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也是我所不敢想象的“奇谈怪论”。这时,恰好会同县也向我发出了邀请,欢迎我去作实地考察,探讨一下会同县有没有是“炎帝出生地”的可能性?我同意了。

在出发前,有一些朋友颇为我此行担心。有的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值得我去浪费时间。有的认为我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影响,不要为此而毁了一生的名声。但我认为:一切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也不能明哲保身,遇到了困难就做“缩头乌龟”。至于“名声”,我一没有“学术权威”的光环,二没有食名所名校的俸禄,翻了船也只有脚背深的水,怕它则甚?于是,我去了会同县,边考察边与提出《炎帝故里在会同?》一文的作者阳国胜先生及其他一些关心乡里的文化人交流看法,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我的印象中,会同县是湖南省西南角怀化市的一个侗族聚居县,她西邻贵州、南接广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个“不服王化”的“蛮荒之地”,唯一能称道的是森林资源,这里的人很会植树,优质木材、桐油、白蜡、五倍子等曾经远销武汉、上海、北京……会同的优质木材又以广坪的木材为代表,因此,会同曾以“广木之乡”而闻名于世界。在上世纪50年代,我曾应中国新闻社之请,向海外报导过会同县林农翻身后的幸福生活。但在近几十年来,由于森林惨遭破坏,“广木之乡”已有名无实,现在的会同县,已成为全国的贫困县之一了。

在人文资源方面,我只知道会同县在当代出了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却“力辞元帅,甘当大将”的军事天才粟裕大将。

会同县的人文资源是这么的少,怎么能论证“炎帝故里在会同”呢?但阳国胜先生是我的新读者,他说:“我就是在网上学习了你研究历史的新方法以后,才发现了会同是炎帝故里的。原来是我闯的祸!为此,我就更有必要来会同考察一番的必要了。

我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只不过是把当代研究自然科学的先进方法引入历史科学的领域中来了而已。由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有将国外自然科学的先进方法论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去的,所以我这个并不新的方法论,在中国就显得比较新了。我的方法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凡事都必需遵循“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这著名的“三论”法则。不管它圣贤之言、皇帝御封、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学术权威、西方定论,到了我这里一律平等对待,都不能高高在上。一定要把得来的信息放到“三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人类学、民族语言学、逻辑学等等的炼金炉中去考验考验,看一看它是真金还是顽石?是真历史还是假历史?



无稽之谈——宝鸡的“炎帝故里”

这“三论”也真灵。当我把历史上所有的炎帝故里用“三论”来检验之后,竟发现所有的“炎帝故里”都查无实据,在科学炼金炉的考验下都露出了原形。

因为陕西宝鸡市在正统观念中,是历史上公认的“炎帝故里”。姑且以他为例。当我用“三论”加以检验后,发现宝鸡的“炎帝故里”却是一条单凭历史传言,毫无科学价值的“假信息”。

按“信息论”考证:炎帝宝鸡说的唯一依据就是《国语·晋语》中引郯子的一段话:“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首先,这个“昔”字说明:郯子的话也只是他听到的远古传说,而不是他的科学考证。这个“昔”字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姜水炎帝的具体年代。前人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便将传言当作考证。这种离科学十万八千里的考证,能够算考证吗?再说“以姜水成”的姜水在哪里?至今无人得知。而前人却把炎帝“以姜水成”当作了炎帝“生于姜水”,也是牵强附会,经不住科学检验的。除了郯子所说的炎帝身世以外,翻遍中国的先秦古籍,再也找不到能够证明“炎帝生于姜水”的任何证据,这种毫无根据的“孤证”在学术上是非常忌讳,不能成立的。
论“信息载体”,当时的正史是孔子所作的《春秋》,盲丘所作的《国语·晋语》不能算正史,只能算一家之言。这种正史缺载,采用杂家之说举证的方法,即使从传统的观点来看问题,也是不足为证的。何况是《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更明确地说出了“姜姓炎帝”只不过是中国“火师炎帝”的一位后代而已。虽然文中没有说到“姜姓炎帝”是“火师炎帝”的第几十几代孙,但“火师炎帝”远远早于“姜姓炎帝”却是肯定无疑的了。

按“系统论”考证:中国的稻作历史已超过了12500年,并且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精密的“语言文化”,如汉字中的 “禾”、“米”等字都是“稻作语言”的特定符号,与禾有关的就有:禾、稻、穀、糯、粳、秈、秆、秋、科、秒、租、种、秧、秸、稂、稃、税、稔、稠、秤、稠、稼、积、颖、穗、稳等字;与米有关的就有:米、粥、精、粹、粲、糙、糈、糁、糠等字。而北方盛产的黍、粟、稷、高粱、麥等农作物,却不见拥有自己的特色的“语言符号”,如黍、粟、稷、粱、麥等字的“符号特征”,都是从“禾”、从“米”,可见是依附于“稻作语言”而存在的“派生性文化”,而非自己独创的“语言符号”。

陕西省地形复杂多变,多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全省水土流失的地区多达70%,农业多是望天收或靠人工灌溉维持。在农作物中,粟、稻种植在陕西省并非主产,陕西省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小麦,播种面积和总产均占粮食作物的40%左右。但小麦的原产地在西亚,宝鸡市的炎帝不可能是来自西亚的异国人。陕西省宝鸡的粟、稻、麦等农作物的耕种历史都晚于全国各地。宝鸡又怎么可能会出现中国最早的炎帝故里呢?

按“控制论”考证: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是稻作文化,因此,中国最早的神农氏族只能是稻作民族,在历史“座标图”的纵座标上:最早的稻作文化是湖南道县玉蟾岩125000年的人工栽培稻,然后有广东英德的牛栏山、广西桂林的甑皮岩、江西的仙人洞与吊桶环、浙江浦江县的上山(皆10000年前)、洞庭湖南北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9000年至8000年),河南贾湖的稻作文化(约8000年)、湖南高庙的稻作文化(约7800-7400年)、陕西汉水流域李家村的稻作文化(约7000年)、浙江古湘湖的跨湖桥(约70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的稻作文化(6900年)、湖南的城头山古城(约6800年)、湖南茶陵独岭坳遗址(约6500年,在炎帝陵附近)……按此纵座标,上述的这些遗址都可参与竞争“炎帝故里”,而陕西的宝鸡、湖北随州的厉山、河南新郑的华阳故城、河南沁阳市的神农山、山东高平等的“炎帝故里”,多是以传说为证,缺乏考古科学的年代数据,无缘入围。





在横座标上:我运用“控制论”去排除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炎帝的“文化特征”,结果如下。

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农耕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当然是女性。而宝鸡的炎帝,不但是男性,还有名有姓了,他哪里有资格充当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这一角色呢?

(神农炎帝)父系氏族为少典、母系氏族为有虫乔:理由同上。“有父有母、有名有姓”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父系氏族社会的神农炎帝当然不是最早的神农炎帝。

(神农炎帝)出生地,一说是陕西的“陈仓”(今宝鸡市), “陈仓”即“古老的粮仓”,这说明早在“宝鸡炎帝”出生以前,宝鸡市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了,这“陈仓”应是炎帝的先祖所建。而不是后来的姜姓炎帝所建。

(神农炎帝)出生地,一说是在大西南的“黔中”: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习凿齿(湖北人)有“神农生于黔中”之说(见《世说新语笺疏》)。习凿齿是神农氏族的嫡系后代(我另有论证,不赘),他的话应该比少昊氏后代郯子说的话更有权威性。

(神农炎帝)成于姜水:陕西宝鸡市没有姜水,从古至今,学者们都考证不出姜水的确切位置,因此,说姜水在陕西宝鸡完全是推测之词,而非科学考据,不足为信。

(神农炎帝)见丹雀衔九穗禾,拾坠地之禾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禾稻是南方的农作物,古代的宝鸡不产此物。“食者老而不死”是北方马背民族对吃大米饭的民族的羡慕之词。因为稻作民族安居乐业,会医治疾病,寿命比马背民族要长,故有此说。

(神农炎帝)一说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天雨粟”之“粟”,也可以指稻谷,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长沙,楚之粟也”为证。依据考古发现,宝鸡的粟类种植远远落后于河北裴李岗、磁山等文化遗址。何况宝鸡的神农炎帝明明是被黄帝灭掉了的“末代炎帝”,宝鸡怎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炎帝故里”呢?

(神农炎帝)树五谷于淇水之阳、教民耕作:旧说“淇水”在河南。但河南的淇水,不见有中国最早的农耕遗址。倒是湖南的淇水,发源于九疑山,沿途流经桂阳、淇阳(祁阳、祁东)、淇田(骑田),嘉禾县(以天降嘉禾于此而得名),而九疑山麓的道县玉蟾岩,正是发现12500年前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地方,证据确凿,无可反驳。

(神农炎帝)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宝鸡北首岭出土过7000年前的陶器、粟类与骨耒,但北首岭的陶器晚于玉蟾岩5000年,粟文化晚于河北的裴李岗1000年,骨耒晚于彭头山2000年,没有理由说中国的第一代神农炎帝出生在宝鸡。

(神农炎帝)以垦草莽、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古人类从云贵古陆的大森林走向平原的第一站是洞庭湖(古属云梦泽)盆地,完全具备了“以垦草莽、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条件,中国的古人类不可能舍近求远,放弃条件优越的云梦泽跑到条件较差的陕西宝鸡去创造农耕文化。

(神农炎帝)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湖南9000年前的彭头山稻作遗址已经出现了祭坛,7800-7400年前的高庙文化更出土了宫殿式的“高庙图”(“高庙”即“人祖庙”)、有重檐的“祭亭图”、多达七层的“祭塔图”、宏伟壮观的“水上祭祀图”等高水平的宗教礼仪画,7000年前的陕西宝鸡,人们的文化水平根本无法同湖南高庙相比。

(神农炎帝)成于姜水,迁于山东曲阜:这两句话只能说明山东曲阜的神农炎帝氏族是从这条不知在哪里的姜水迁来的。而无法确定他们迁于曲阜的时代。这就要依靠考古学求证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山东最早的大汶口文化为6000年前,而在大汶口文化之前,沿东海一带已经有了10000年前浙江浦江上山与69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等高水平的稻文化遗址。比这更早,长江中游还有12500年前的道县玉蟾岩、9000年前的彭头山、8000年的贾湖、7800-7400年前的高庙(以前只挖掘到7400年遗址,现在又在在下面挖掘到了7800年前的遗址)等稻文化遗址。也就是说:这支从“姜水”迁往山东曲阜的神农炎帝氏族,按时间顺序与迁徙路线很可能是从湖南的洞庭湖下长江,在浙江的上山、河姆渡等地传授了农耕文化以后,再沿东海岸北上,迁往曲阜的了。最古老的“姜水”,会不会在长江一带呢?查“江”字的“黔台语”读“纲”,“上古音”在“阳见平”。而“姜”字也在“阳见平”,两字可以通假,则“姜水”就有可能是“江水”。如果说山东曲阜的神农炎帝氏族是“成于江水”,“迁于曲阜”,就合乎逻辑了。

(神农炎帝)为火师、为南方之帝、其神曰祝融、崇拜火焰、太阳鸟、鸾凤:在湖南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中,经常能发现有“神农炎帝”文化特征的文物。如10000年前的玉蟾岩有“低温烧成陶”、9000年前彭头山有火符号、7800年前高庙的神农氏族“太阳鸟族徽”、“神农炎帝像”和“火神祝融像”、7300年前长沙有“鸾凤起舞图”、7000年前湘潭有“萨姆跳神图”、6000年前城头山有“萨姆坛”、3000年前宁乡有“大禾鼎”(禾神鼎)、2000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有人面蛇身的农耕女神像……而陕西宝鸡却很难见到这类出土文物。






7300年前长沙有“鸾凤起舞图”

《屈赋·远游》以九疑山为炎帝神山:九疑山在湖南,宝鸡没有九疑山。

(神农炎帝)所司北至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地:考古发现证实:以大江南北为中心、南到东南亚等委火炎风之地,到北方的幽州朝鲜,沿中国的海岸线都是稻作文化区。而中原宝鸡地区的粟作文化晚于河北,稻作文化又晚于粟作文化。这说明宝鸡地区的粟文化与稻文化都是外来文化。

(神农炎帝)乃作乐曰《扶犁》(又名扶来、扶持、下谋):这些文字用汉语都无法解读,汉族人却读不懂汉族的文字,这岂不很奇怪吗?其实并不奇怪。只要我们放下“中原中心论”的主观论断。以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讨,我们就会知道:既然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是在南方,则中国农耕语言的发祥地当然也在南方。我们凭什么理由只许用中原民族的语言研究而拒绝用南方民族的语言去研究呢?且让我们放弃偏见,采用南方民族的语言去尝试一次吧。,
中华民族的语言除了“汉藏语”以外,第二大语言是“黔台语”。汉语的分布范围基本上不出中国大陆,而“黔台语”却是跨国语言,分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台湾、海南以及东南亚、印度等地。就在不久之前,著作等身的日本著名学者诹访春雄教授,还带了翻译专程从东京飞到长沙,与我探讨“日本语和印度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语言相同”的问题?我告诉他:日本和印度虽然相隔万里,但日本和印度的农耕文化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相同的部分必定是“农耕语言”,而不是其他的语言。也必定是中国农耕发祥地的“黔台语”而不会是中原的汉语。他听了以后,连连点头称是。一个天大的难题,经我这样一说,就很轻松地解决了。

我们如果用首创农耕的“黔台语”去解释一些无法用汉语解释的“古汉语”,我们同样会发现:只要是属于农耕语言,大多是可以用“黔台语”解释的。如(炎帝)乃作乐曰《扶犁》(fu li)(又名《扶来》、《扶持》)。在上古音中,“犁”、“黎”二字都属“脂来平”,“来” 字属“之来平”、“持”字属“之定平”(以王力教授的《上古音手册》为准),因此,这几个名词全是“同音异译”。并非有多种称呼。在“黔台语”中,“扶”有“大”的含义,“黎”的古字作“利”,从“禾”从“鸟”(不是从刀),含义是“种禾的鸾鸟氏族”。乐曰《扶犁(黎)》,即《大黎之歌》之意。
“下谋”(sam):是母系氏族社会“黔台语”对“女祖先”、“女祖神”及“女祭司”等的尊称,今译“萨满”(“萨满教”在国际上现已变成对全世界原始宗教的通称了),乐曰“下谋”,即《萨满之歌》,也就是“女祖之歌”之意。

如果学者们用中国农耕发祥地的“黔台语”去解决世界语言学上的一些难题,我们还会发现:全世界的农耕语言中,都会找到“黔台语”的踪迹。这话已超出了话题,这里免谈。

(神农炎帝)作琴瑟:古有“凤凰非梧桐不栖”、“栽了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之说。神农氏族制作琴瑟的主要材质是梧桐。梧桐属梧桐科(Sterculiaceae),乔木、灌木或草本,有时为藤本。全世界约有50属,900多种,我国有17属,70多种,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至东部。宝鸡不是梧桐树的主要分布区,较少制作琴瑟的客观条件。
(神农炎帝)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圣陆羽《茶经》曰:“茶是南方嘉木”。湖南产茶宝鸡不产茶。神农炎帝不可能在宝鸡得茶解毒。




(神农炎帝)死于食断肠草:断肠草即钩吻,又名大茶叶、大茶药、大茶藤、断肠草、野葛、毒根、葫蔓藤、胡蔓草、除腥、黄藤、吻葛、朝阳草、虎狼草、梭葛草、大炮叶,黄花苦晚藤、黄猛菜、

发冷藤、藤黄、大鸡苦蔓等。是马钱科植物,一年生藤本。喜阳、卵状长圆叶对生,开小黄花,萼漏斗状,卵状蒴果。湘、干、浙、闽、粤、滇、黔、桂 这就是神农炎帝误食的断肠草。都有分布。宝鸡不在“钩吻”的分布区之内。
 

今日民间傩坛教的太极八卦图与7400年前仍有某些相似之处

(神农炎帝)一曰连山氏,创“连山易”:相传伏羲氏首创八卦后,炎帝连山氏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创造了“连山易”,是为中国最早的《易经》。宝鸡没有连山,也没有炎帝在宝鸡创《连山易》的传说。湖广地区却有好几个连山,也有炎帝连山氏创《连山易》的传说,

(神农炎帝)葬于长沙之茶乡:茶乡在湖南长沙,不在陕西宝鸡。中华民族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人死后如若不能“归葬故土”,便会被人视为不祥的“殇亡鬼”。屈原有“魂兮归来返故居些”的《招魂赋》,又作《国殇》以祭祀那些为国捐躯,不能魂归故土的“殇亡鬼”。充分说明了古人是非常注重“魂归故土”的。如果中国只有一个炎帝,这个炎帝不是生于湖南,而是生于陕西宝鸡的话,他为什么要“犯天下之大忌”,不愿“魂归故里”,偏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异乡湖南去做一个为族人所不耻的“孤魂野鬼”呢?

神农牛首:《述异记》载: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这是人类进入“牛耕”(是牛踩田,不是牛犁田)时期后的图腾形象,今日大西南的少数民族中,仍有以牛角为头饰者,即对这一远古遗风的传承。

(神农炎帝)日中为市,致天下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中国最早具备了“日中为市”条件的城市是湖南的城头山古
城距今6000多年,出土的物资丰富,还出土了护城河、水门与船只等。陕西宝鸡没有出土过这样的古城。

综上所述,全国的“炎帝故里”之争,依据的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无效信息”。既然如此,在对待湖南省会同县加入“炎帝故里”之争的问题上,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在发生过历史错位的地区,也许一些意料不到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地方呢。我认为:会同县就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地方之一。


会同——“帝王接见诸侯的地方”

为了考察会同县与“炎帝故里”有没有关系?我与会同县的官员及认为会同连山与炎帝连山氏创《连山易》有关的阳国胜先生,一齐到会同县连山镇作了实地考察。

事情缘起于会同县连山中学杨明君老师写给阳国胜先生一份“连山八庙”的调查材料。材料中说:“会同县连山镇的地形就像天然的《连山易》,山上的八座古庙,也是按《连山易》的八卦方位修建的。地母庙的方位与代表地的坤卦相对应,山神庙的方位与代表山的艮卦相对应,镇江庙的方位与代表水的坎卦相对应,风神庙的方位与代表风的巽卦相对应,雷神庙的方位与代表雷的震卦相对应,火神庙的方位与代表火的离卦相对应,莲花塘庙的方位与代表泽的兑卦相对应,盘古庙的方位与代表天的乾卦相对应。特别是在“连山八庙”的中心位置还有一座专藏《易经》的“古经庵”,相传诸葛亮征孟获经过这里时,还曾下马入庙谒祭。杨明君老师调查资料引起了关心乡土文化的阳国胜先生的高度注意。经过他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又获得了许多其它的证据。例如说炎帝的出生地是“华阳”的“常羊山”。“华阳”最早是指蜀地的华阳,有东晋的《华阳国志》为证。而会同在三国时已是蜀国的属地,陕西的华阳南朝时才有、河南的华阳唐朝时才有,都晚于蜀地。“常羊”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指的是洞庭之山一个盛产金、银、铁和桔柚的地方,但宝鸡不产金、银、铁和桔柚,连“常羊”这个地名也是东汉之后才有记载的,而会同正是这么一个地方。后来,他又联合了刘香梅、钟一平、龙世泉、张宏早等先生再次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最后,他按照我“炎帝”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各地的“神农炎帝氏族”对他们的领袖的尊称。因而做出了会同的连山,有可能是“炎帝连山氏”的“炎帝故里”的判断。

在没有见到阳国胜先生之前,我对“炎帝故里在会同”一说,是持否定态度的。否定的理由,一是没有古籍记载,二是没有考古发现。当我到了会同,对会同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的态度动摇了。一、中国的“炎帝故里”全都是“言之成理,查无实据”的“一家之言”。而我们都能容忍,我们凭什么理由不能容忍阳国胜等先生的“一家之言”呢?二、没有考古发现也不成理由。由于国家的文物政策规定了不提倡主动发掘文物,会同基本上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但今天没有的,并不等于明天没有呀。

如果把阳胜国等先生的论据重述一遍,这文章就太长了。下面,我只能谈谈我在会同考察的一些体会。




据《宋史·地理志》载:会同于宋代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置县,是全国唯一被朝廷承认是“会同”的县。“会同”二字,取自《周礼·春秋·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个别会见)见曰会,殷(集体会见)见曰同。” ,通俗地说:这是一个“帝王接见诸侯的地方”。一个远离中原的南方小县,怎么会有帝王来这里接见诸侯呢?这个帝王是谁呢?如果没有。会同这县名就太令人费解了。

我的调查越深入,又发现了更多的令人费解的事情。

会同有个被人称为“江南第一村”的“高锡”古村{现改名高椅},“高锡”的含义是“帝王所赐”。是哪位帝王所赐呢?和“会同”的含义是“帝王接见诸侯的地方”有没有关系?

这个藏在越城岭深处的“高椅”古村极不简单!他是唐末五代之际,威名远播的“地方蛮族”领袖杨再思的父母的出生地,虽然杨再思及其父母的名字都不见于正史,但杨再思在宋朝就官封威远侯,从宋到清,历代封侯不断,却是有史可据的。飞山的杨再思人称“飞山令公”。中国妇孺皆知的《杨家将传说》中的著名忠臣太原老令公杨业、在小商桥之战敢于以300轻骑兵大败12万金兵的民族英雄杨再兴、南明宰相杨完者、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等,全都是这位飞山杨令公的子孙。人称“常胜将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粟裕也出生在这里。一个偏远小村,竟能主国家沉浮达千年之久,岂不是奇哉怪哉?

我在高椅古村一家中堂上看到,满墙贴的都是从明朝洪武十三年间到清代的各种大红喜报,这种情况在全国极为罕见。当地有一家学馆叫“清白堂”,仅这一家学馆的统计,从清·乾隆到清末,就出了进士2人,拨贡3人,廪生6人,秀才10人。并有三次获湖广学政赐予“名魁三楚”、“美尽东南”、“百年树人”匾额嘉奖。如此佳绩,连获“名魁三楚”、“美尽东南”的殊荣,一点都不为过。

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飞山令公”杨再思的后代杨正岩,向朝廷纳土贡,就有蜀马、锦紬、犀角等来自国内外的名贵贡品(见清代《会同县志》),被中原视为化外之地的小小“蛮酋”,出手竟然如此阔绰,同样是全国罕见。

会同的连山镇,现在是一个败落的小山镇,料不到的是:这个已经很少行船的小山镇却以造船著名,这里造的船,至今还能远销新疆和东南亚,这也是咄咄怪事。

高椅村有族规,左边村团的水必右出,右边村团的水必须由左出,建塘是为让流水符合阴阳八封的取向。看来,会同人的确是很相信“太极八卦”的。

当我了解到了会同县的历史情况之后,我才知道,说会同小,是指今日已被历史弄得支离破碎的会同而言。在历史上,会同县可曾是“滇黔通衢”,有过一段“商贾辐凑、百货丛集”的辉煌日子呢。

宋崇宁年间所置的会同县,是包括了今日因市场繁荣而升格为市的洪江傎的。自古以来,会同县城为政治军事中心,洪江镇为工商贸易中心,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所谓的“楚南重镇”、“滇黔通衢”,“商贾辐凑、百货丛集”,指的都是人称“西南第一古商城”的洪江镇。会同县是在失去了洪江镇这块肥肉之后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把洪江与会同分开是1950年,距今还不到60年。因此,我们谈会同县,就必需谈60年前的会同,必需将会同与洪江联系在一起谈,否则,会同就不成其为名震滇黔的西南重镇,没有资格称为“帝王接见诸侯的地方”了。

洪江与会同的关系,还得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谈,而不能以当今支离破碎的行政区划去谈。自古以来,会同的疆域有大有小,洪江总是跟着会同的变更而变更。会同属镡城时,洪江也属镡城;会同属舞阳时,洪江也属舞阳;会同属龙标时,洪江也属龙标……因此,研究会同的历史文化,决不能避开洪江镇不谈。只用今天的行政区划去看古时候的会同。在研究会同时,还必需结合会同周边的文化一起研究,以免失于偏颇。

关于洪江市,我的学生刘芝凤女士已写过《发现明清古商城》一书,将这座“西南第一古商城”阐述得相当充分,我在这里就不谈了。我要谈的是洪江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高庙文化。

高庙文化距今7800-7400年,他不是一个孤零零的遗址,而是由高庙、松溪口、征溪口等几个遗址组合的文化群。从这些遗址来看,那时的高庙人已经是天分很高的人类精英了。他们在绘画上的天才简直可以与20世纪的抽象派大师毕加索比美。为了表达他们创造出来的幸福生活与科技发明,他们以陶器当纸,以骨锥当笔,在陶器上画出了“精美绝伦”的“烈火鸾凤图”、“朱雀载日图”、“公鸡司晨图”、“双鸾护禾图”、“太阳神鸟产子图”、“原始的太极八卦图”、“圭形测天仪”、 “园林人工树”、远远跨越了独木舟时代的“双帆木板船”和遍体彩绘的“画舫”……为了感谢神恩,高庙人还制作了祭祀神农炎帝与火神祝融的精美神案、修建了能够与后世王宫比美的“宫殿式神庙”、竖起了高达七层的“通天神塔” 或重檐翘角的小巧神亭……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庙人还把神农炎帝、火神祝融及其他神灵的肖像也画在了陶器上,以供祭典时祭拜之用。高庙还有专业的书法家,他们不但能在坚硬的石头上刻写文字,还能将字刻得十分工整,类似于后世的篆书。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精美玉器、纤巧竹簟、各种生产工具、夫妻合葬墓等,也说明了高庙人“文明程度”之高,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总之,这里的考古发掘挖出的不是一堆破碎古董,而是挖出了一个被人们遗忘了8000千年的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明。



神话色彩的神人头像。

1、双手作鸟形、脸上画了两颗象牙的姣好女人头像:根据我国著名农学家游修龄教授等好些学者的论证:农耕社会初期的耕耘模式是“象耕鸟耘”。大象麋鹿野牛等食草动物到沼泽地里觅食,将沼泽地里的泥巴踩溶,起到了“耕”的作用。大雁雒鸟野鸭等水禽到沼泽地里觅食,将禾苗的根系踩断,起到了“耘”的作用,这就是“象耕鸟耘”。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也有“象为舜耕”、“鸟为禹耘”的记载。据此,那位姣好的女人头像,就应该是中国农耕初期的女性神农炎帝肖像。自从高庙文化产生了神农炎帝肖像以后,中国历代的神农炎帝肖像,就都是“姐姐绣花,妹妹学样”,没有脱离过“高庙模式”,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即便是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女神农换成了男神农,这一模式也没有改变(因为前人不懂神话学,毫无根据地把他命名为“饕餮纹”、“兽面纹”、“铺首纹”,至今还在误导读者)。如河姆渡文化的“双鸟伴神农图”陶盆、良渚文化“双颊黥神鸟纹的獠牙神农”的精美玉器、大汶口文化的精美玉雕、仰韶文化的葫芦形陶瓶、商周青铜器中的“大禾鼎”(人面鼎)以及“双鸟纽铜鼓”上的男性神农、今日国南方傩坛教的傩公傩娘神像等等,“文化符号”都基本相同,文脉不断。
2、头戴“三尖火焰神冠”的是“火神祝融”的肖像。
3、“鸟嘴人面”头像:是神农炎帝氏族的“萨姆”肖像。
4、刻有“月于母”三字的石雕月亮神头像,说明了高庙成组合的文字要比中原的甲骨文早出四、五千年。
5、镶嵌在地上的神犬图像: 这里的森林密布,土著民族一直过
着狩猎加农耕的生活,“盘瓠神话”(“神犬部落”的图腾神话)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考古发现也常有神犬像出土。历史与考古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完美。

洪江市高庙遗址文明程度之高,在目前的中国及全世界尚无其它同时代的遗址能够企及(以后还有可能超过,但也会在古黔中范围之内)。因此,我认为:高庙遗址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明显地出现有“神农炎帝神像”的遗址。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神农生于黔中”之说一点也没错。

除了洪江市的高庙遗址以外,在高庙遗址的北边,有怀化市距今5000年的高坎垄遗址。在会同的南边,有距今4500年的靖州斗篷坡遗址。这都是“文脉相连”的神农文化遗址。

高坎垄文化的光辉灿烂有如下一些。一、高坎垄出土的农具之多在中国名列前茅;二、高坎垄出土的储粮陶器之大(大约能装40公斤稻谷)在中国名列前茅;三、高坎垄出土的生产工具制作之精美、品种之齐全在中国名列前茅;四、高坎垄的陶器与湖北屈家岭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说明了两地有商贸往来。五、高坎垄出土了带有覆罐型神座的双头连体式神犬陶塑像,这是继高庙神犬像之后的又一神犬塑像,再次证明了这里是“盘瓠神话”的发源地;六、高坎垄M9号墓中出土了许多的玉器、石器和陶器,其中还有一件朱绘卷云纹和斜线纹(飘雨纹)的精美玉铲。众多的随葬品显示了墓主人的财富,朱绘的卷云纹和飘雨纹玉铲显示了墓主人的高贵,M9号墓的主人应该是掌握了“行云布雨”天文知识的又一位神农炎帝,按时间推算,高坎垄应该是“高庙炎帝”之后的第30代神农炎帝的故里。

靖州5000-4000年前的斗篷坡遗址虽然遭严重破坏,只发掘了不多的一部分,他的独特之处还是令人瞩目:一、遗址只挖掘了34平方米,仍清理出了房屋基址54座,墓葬478座,窑址7座。一座小丘陵,竟密集了这么多的房屋和墓葬,说明了当时的斗篷坡相当繁荣。窑址7座说明了当时的斗篷坡的商业贸易相当发达,二、出土了与今日当地少数民族一模一样的“竹编糯饭盒”;说明了这里也是神农炎帝“糯文化”的继承者。四、出土了与今日当地少数民族基本相似的“干栏式房屋”。证明了这里也是神农炎帝“建筑文化”的继承者。四、这里的文化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时代也是“文脉相承”的,说明了这里是神农炎帝“商贸文化”的继承弘扬者。按时间推算,这里应该是“高庙炎帝”之后的第40代“靖州炎帝”的故里。

在会同县四周方圆数百平方里之内,有许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没有发掘,但他们都应该是神农炎帝氏族的居地。农耕民族是热爱和平、热爱民主自由的民族,虽然都“各有酋长”,却是各自为政,“互不统帅”的(太史公司马迁语),即使有外敌入侵,他们也是临时推选军事领袖应敌,战争结束以后马上就“解甲归田”了,这里只有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民主推选、禅位让贤”的炎帝,不会有占据王位不放,继续搞军事独裁的暴君,也不会有为了争夺帝位,拼得个你死我活的皇帝。因此,在这块安宁祥和的土地上,有多少酋长就会有多少“睦邻友好、助人为乐”的炎帝。中原人被王权统治了几千年,习惯了“天无二日,人
无二主”的生活,老以为中国只有一个大权独揽的炎帝,为了解决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炎帝传说的矛盾,才煞费苦心地按“人无二主”的模式,为他编造出“生、迁、死、葬”的履历表来的。后人都按这个编
造出来的履历表去研究,怎么能不出错误呢?

洪江与会同的关系一直是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关系。也就是说:“会同”是“龙头”,“洪江”是“龙尾”。当时的诸侯到“龙尾”(洪江)做生意,必须到“龙头”(会同)去朝见当时中国最大的神农炎帝。会同才会赢得了“会同”(帝王接见诸侯的地方)的美名。

高庙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神像,还不能证明高庙就是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故里。因为,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从“祖宗”变成“祖宗神”,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一过程是在哪里完成的?哪里才是真正的神农炎帝故里。这个地方现在还没有通过科学的考古发现来证实,这就还要靠我们去继续探索了。但可以肯定:这个地方,决不会出现在万里迢迢的中原地区,他只能是在“神农生于黔中”的范围之内。

按照时间表的顺序,滇黔古人类中的一支,是沿着湘黔地区的沅水往下游发展的。如属于高庙文化的几个遗址中,松溪口、征溪口等遗址都在高庙下游,时间都比高庙晚了几百年,就是证明。当然,文明的出现要有许多条件,不会完全按照时间表的先后出现,但他却是一个总的趋势。因此,在会同或古黔中地区寻找神农炎帝故里,还需要我们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炎帝是连山易的发明者,而在高庙遗址附近地区,就只有一个会同的连山。因此,在会同发现“炎帝连山氏故里”或比高庙更早的“炎帝故里”的机遇,是会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

会同的连山从旧石器时期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的遗址都有,又有炎帝连山氏创易的遗迹,会同的连山又与《山海经》所述的“多金、银、铁,多桔柚”的地貌相同,会同的连山很有可能就是“炎帝连山氏”的故里。这就是我的初步看法。

在古黔中,以卦象命名的地名特别集中,如“乾城”、“辰州”、“辰阳”、“辰溪”、“酉山”、“酉水”、“酉阳”、“丑溪”、“已溪”、“艮山”、“卯峒”、“甲坪” ……如果把同音字也算上,就更多了。如子(资水、资阳、枝城、枝江)、午(氵舞水、氵舞阳、巫山、巫水、武陵、武岗)、黔城、黔中……是不是与“连山易”有关?也值得研究?

关于《连山易》,我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那就是贵州的水族的“水历”。它比“阴历”更精确,不会出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十五的月亮十四圆”的情况。水族的“水历”,是不是与《连山易》有关呢?贵州的“荔波水书展馆”,还珍藏有水族的《连山卦》。阳国胜先生等不妨去研究一下,这是因为:会同是侗族聚居区,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侗族和水族属于“黔台语族·侗水语支”,是与神农炎帝氏族亲缘关系最接近的两个民族,相互间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在这个民族中消失了的文化,往往会保存在另一个民族当中。如果证实了水族还在使用《连山易》,则炎帝连山氏的出生地在会同一说,就更有把握了。

会同的高椅村建塘是为让流水符合阴阳八封的取向的做法。也需要了解一下,看会同县使用《连山易》的情况是不是普遍?

当我走在会同连山的沃土上,想着《山海经》对连山“多金、银、铁,多桔柚”的描述,望着连山小河里的淘金船,吃着连山人种植的甜入沁脾的蜜桔,我不禁浮想翩翩,仿佛看见了几千年前的炎帝连山氏,在这块流金淌蜜的土地上创造《连山易》,为人类谋万世之利的可敬。

我对阳国胜先生等的研究表示支持,还希望会同县的领导和有识之士继续做下去!这不仅是对会同负责,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负责,对中华文明的“正本清源”负责的千秋伟业。

也许有人会问:比高庙文化更古老的遗址,中国还有很多,你为什么只推崇高庙呢?这是因为:
一、本文的主题是寻找“神农炎帝故里”,只有神农炎帝氏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以后,才会有“炎帝故里”。在此之前,可以有“有巢氏故里”、“燧人氏故里”、“华胥氏故里”、“伏羲氏故里”、但不会有“神农炎帝故里”;

二、距今8000年以上的古遗址,如玉蟾岩、彭头山、贾湖等都没有可辨认的“神农炎帝神像”出土,不能证实这些遗址已经出现了“神农崇拜”。三、宗教信仰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人类不可能刚发明农耕,就马上创造出农耕之神;四、根据“生产关系永远落后于生产力”的规则,在出现农耕之前,人们崇拜的还应该是渔猎之神,在高庙文化之前的遗址,都是渔猎文化的比重大大高于农耕文化的遗址,他们应该还处在崇拜渔猎神的阶段,这些遗址中没有出现“神农炎帝”的光辉形象是很正常的。(2005-11-6于长沙)

李鸣高,笔名林河,男,中国古代“粳民”之后也。祖籍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父亲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普罗文学编辑。林河1927年6 月21日生于上海崇明市,长于湖南,毕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历任记者、编辑、湖南省文联《新苗》、《湘江文艺》、《湖南文学》编委、《楚风》主编、湖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团成员、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离休后,由当时的湖南省杨正午省长礼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曾获中国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及英国剑桥名人研究中心“国际名人”荣誉证书。作品曾获北京《民间文学论坛》“银河奖”一等奖等各种奖励十余次。数十年来在京、沪、港、台及日、英、美、韩等国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数百篇。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的学术考察活动。曾应日本政府之邀赴日本考察讲学。好些作品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国的文字出版。并被《国家‘九五’科学成果选》、《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典》、《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民俗学论文选》、《新华文摘》等典籍选录。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电视台、台北《中央日报》等新闻媒体对他有“奇人奇书”、“研究楚越文化的最大突破”、“独辟蹊径,创见叠出”等评语。社会兼职有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荣誉理事、中国傩戏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会会员、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会员、吉林长春大学兼职教授、云南楚雄师院荣誉教授等。主要的学术专著有:《九歌与沅湘民俗》(21万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50万字,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古傩寻踪》(50万字,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东アヅアの神と祭り》(与东亚各国学者合著,日本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出版)、《中国巫傩史》(50万字,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文艺湘军百家·林河卷》(20万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爱晚丛书·林河自选集——中华文明基因初探》(上下卷,40万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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