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Saman)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播下的第一颗种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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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Saman)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播下的第一颗种子(二)★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0:41 pm

入选吉林长春2004年第七届国际“萨姆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萨姆(Saman)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
播下的第一颗种子(二)


“萨姆”只是汉语的音译,如果将“萨姆”转换成拼音符号就成了“Sam”或“Shaman”。简称为“萨”(sa)。中国的黔台语族正是一个崇拜萨姆的民族。如侗族(侗族是他称,自称即黔族。侗族在黔台语族中地位非常重要,因在黔台语中,侗语是最标准的语言)就有一系列的“萨文化”,认为自己的老祖婆是“萨”,有“samam”(萨妈)、“sasi”(萨岁)、“saying” (萨娘)、“saong”(萨翁)、“saliu”(萨刘)、“sabian”(萨变)、“saba”(萨巴)、“jinsa” (粳萨)、“nuosa”(糯萨)、“lansa ”(澜萨)、“satianba”(萨千巴)等各种各样的“萨”。村村设有“tansa”(萨坛),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祭萨活动,主持祭祀的女巫则称为“saman jin”(萨姆粳)(意为“保佑粳稻丰收的老祖婆”)。属于“黔台语族·侗水语支”的水族,则认为“萨”(sa)是水稻之神和雨水之神,是众神之首。

在中国大西南诸民族中,对原始女神的崇拜极为普遍,但称呼各有不同,在“侗水语支”中,这原始女神被称为“萨”或“萨姆”,在纳西语中称“姆萨”、在布朗语中称“姆雒萨”、在怒语中称“董姆萨”、在景颇语中称“董萨”、在白语中称“萨姆董”、在洛龙语中称“海布萨”,在独龙语中称“雒姆萨”、在拉祜语中称“厄萨巴”,在阿昌语中称“萨曼”、在苗语中称“娘阿萨”(萨姆娘娘)、在壮语中被称为“咪雒陀”(翻译成汉语,便是“伟大的雒妈咪”之意)、在傣语中称“姆亚”、在黎语中称“娘姆”,此外,还有许多别名,侗族就有大圣、大灵、顶大、大姆、圣姆、大姆天子等等别称。其它民族则有珊蛮、珊满、萨莫、萨玛、萨吗、叉妈、察玛、贞末、子莫、摩莫、赞普、苴牟、苴莫、毕母、毕摩、呗耄、贝玛、皤玛、白马、梯玛、撒妈、莎玛、就姆、贝尼等等译名。

再将“Saman”的发音去考察一下西亚最古老的“Sumerian”(苏美尔)文明,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发音非常相似,而与苏美尔文化有关的“Samarra” (萨姆拿) 文化、“Samals” (萨姆尔)人、“Semas”(塞姆)人、地跨欧亚两洲的“Shems”(闪米)人、“Samoyed” (萨姆亚德)人等,都与“萨姆”这个“语根”有关,应该是同音异译。

西亚“闪族”的太阳神叫“shamash”(萨姆媭),即把太阳神也当作“萨姆”的思想观念。在苏美尔文学中,有一位叫“nansa”(难萨)的女神,能够为人消灾解难,使孤儿不孤,使寡妇不寡,暴虐人不暴虐,“难萨”在中国“黔台语”中,“难萨”即“傩萨”、“雒萨”,含义是“太阳鸟萨姆”之意。

不但西亚有“萨姆”,这个“语根”,在全世界的分布也很广泛:

《圣经》人物故事中“Samuel”(撒马耳记),说“撒马耳”(萨姆儿)的原意为“上帝之名”,又说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和早期先知的名字。可见“上帝”和“先知”也可称为“萨姆”。

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摩西五经”又称“Samaria(撒马利亚)五经”,是撒马利亚人唯一的《圣经》,可见得《撒马利亚五经》即“萨姆教的五部经书”。

《圣经》称上帝造出的男人为“adham”(亚当,系希伯来语),在中国的黔台语中,“alan”为“稀泥”之意,“亚当”即“稀泥做的人”。称上帝造出的女人为“hawwah”(夏娃,希伯来语),在中国的黔台语中,“夏娃”为“萨娃”的异译,即“女娃萨姆”之意。

基督教的有位神学家叫“Samler”(萨姆勒),说明西方的神学家也称“萨姆”。

天主教的“圣体圣事礼仪”称“Mass”(弥撒),“弥撒”即“咪萨”,是祭祀“萨姆妈咪”的礼仪之意。

基督教称耶稣为“Savior”(萨维耳),含义为“救世主”,可见得“萨”与“救世主”也有关系。

古代犹太人的君王和祭司在接受“抹膏礼”祝福时,“受膏者”被称为“Messiah”(弥撒亚),其含义应是“赐予福祉的萨姆”。

英语中的 “天使”称“Amesha”(阿曼萨),而在黔台语中的含义,“阿曼”为“天”,“阿曼萨”即“天上的萨姆”。

英语中的“land”(拿安),含义为“土地”,而在黔台语中的含义也是“土地”。

英语中的Satur nalia(萨陀雒利亚),含义为“农神节”,依中国黔台语的含义,便是“伟大的太阳鸟萨姆” 的节日之意。罗马的农神称“萨陀恩”,其含义也相似。

印度婆罗门教的酒神称“soma”(苏摩),为酒和药草的保护神。

印度婆罗门教的家庭祭称“Samskara”(萨姆克雒),即“萨姆人的雒祭(傩祭)”。

印度的佛教语言中,使用“萨姆”这“语根”的频率很高。

印度的佛教称诸佛为“Bodhisattva”(菩萨)。称僧人为 “Sramana”(沙门),即“萨姆”的异译。称出家女子为“Sramanerika”(沙弥尼)。称“禅定”为“Samadhi”(萨姆定)。称“和合性”为“Samagri”(萨姆利, 诸缘聚会,谓之和合)。称“Samantaphadra”(多跋陀罗萨姆,中国简称“普贤菩萨”)。称佛教神山为“Sumeru”(须弥山)。印度的《Samaveda》(娑摩吠陀),“娑摩”即“萨姆”的异译,“吠陀”为经书之意,“娑摩吠陀”即“萨姆的经书”。

印度东北部有“Assam(阿萨姆)邦”,是印度水稻的发源地,住的“Assam(阿萨姆)人”是中华人种,讲的也是中国“黔台语族”的语言。“阿萨姆人”即自称是“萨姆子孙”的人。

日本有“邪马台”古国,这“邪马”也是“萨姆”的译名。

日本战国时代有萨摩国岛, 日本江户时代的九州西南端还有萨摩藩。

朝鲜语不但把女巫称为“萨姆”,还把祭坛称为“萨坛”,祭神的“萨雒竿”上,立的是一只或三只雒鸟,与中国的“黔台语族”完全一致。

大洋洲有“Samoans” (萨姆亚)人,还有个萨姆亚岛。

南美洲有“Samucos” (萨姆科)人,可知南美洲也有信仰“萨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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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比较研究显示,苏美尔人应该是从中国西迁到两河流域去的。是中国南方以种水稻为生的“萨姆氏族”,迁徙到了西亚之后,在两河流域“因地置宜”地改种了麦类作物,但还保持了“萨姆信仰”的中华子民,是中华文明在西亚绽开出来的一支奇花。
关于中西历史历史文化的对比,北京的《中国民族》杂志从2002年起已为我开辟了《中华文明基因研究》专栏,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刊载了一年多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从网上查阅和下载,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正本清源:“萨姆”为什么叫“萨姆”?

“萨姆”为什么要叫“萨姆”?这是一个语言学的难题。我们不是古人,怎么能知道古人为什么要称“萨姆”为“萨姆”呢?但世界上只有不完善的研究方法,而没有不能研究的事物。我们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完善,也不妨尝试一下。“吃一堑,长一智”嘛,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会有接近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躺在学术圣殿的象牙床上知难而退,无所作为,则永远到达不了真理的彼岸。

下面是我通过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萨姆”为什么要叫“萨姆”所作的一次尝试。当然谈不上正确,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研究的可能性方案而已。

在中国文献中,“萨姆”之名,最早见于《禹贡·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文中的“蔡蒙”,就是“萨姆”的译名。华阳在四川,即华山之阳。黑水在云南,即今之怒江。也就是说,从四川到云南,都是“萨姆”氏族的居住区。这与现在居住在这里的“黔台语族”,至今还信奉“萨姆”的风俗是一致的。《禹贡》因为文词古奥,两千年来的历史学家都只有注疏而没有解释,我只好根据我的浅见,将“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解译一下,我的解释是:“萨姆氏族能够开辟出这么一片大好平原,和夷(糯夷、雒夷、倭夷之译名,即后世的骆越)是有成绩的。这里的土地都被他们改造成为一片青黑色的土壤了。”这解释肯定还可商议,请大家有了更好的见解以后予以纠正。

又《辞源·叟瞒》云:叟瞒是“春秋狄国名,防风之后。”《左传》:“叟瞒侵齐”[]“获长狄侨如,叟瞒由是遂亡。”这个“叟瞒”又作“沙茫”,也是“萨姆”的译名,还作“汪茫”,则不知何意?地望在今日苏、皖、浙一带,故能北侵齐国。为什么从川、滇到江、浙都有“萨姆”呢?这就与中国南方的稻作民族普遍信奉“萨姆”有关了。在史书上,“立土坛为社”的便叫做“社”,“立石为社”的便叫做“礻石”。《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这“社”、“礻石”就是“萨”的译音,“社主阴气”,说明了”社”是女神。“谓母为社”就是说“谓母为萨”,同样说明了苏、皖、浙一带的确是有“萨姆”崇拜的。湖南方言尚有“鸟语诘舌”的古粤之风,“萨”、“沙”、“石”、“社”、“夏”不分,也说明了“社”与“萨”是一音之转。





2004年一月,广州博物馆展出了一块由湖南提供的、生活在距今2000万年前的名为“萨摩麟”的动物头骨化石。把珍稀动物也命名为“萨摩”(萨姆),可见得中国南方民族的“萨姆崇拜”之根深蒂固。(引自《中国青年报》2004.5.18)

2000年1月1日西双版纳人张忠明著文称:“勐腊县境内,居住着一种尚未识别的少数民族——克木人。克木人是云南西双版纳独有的“人们共同体。汉族则称其为“岔满”、“插满”、“查马”、“沙茫”等。”这也是大西南有“萨姆”的佐证之一。
在东南亚,泰国有“萨孟”、“萨公港”、“堆萨仡”、“班萨拿陂”、“西萨差拿莱”、“西萨瓦”、 “通萨连”、“通萨南鸾”、“萨公拿公”、“拿公萨瞒”、“萨瞒阿隆”、“萨妹萨公”、“萨妹巴公”、“萨拿武里”、“萨南猜凯”、“萨交”、“卡萨明”、“萨敦”等无数地名,缅甸有“万萨姆”、“万萨拿”、“萨妹”、“旦拿萨”等地名,老挝有“丰萨里”、“姆萨峒”、“萨耶武里省”、“萨湾拿吉省”等地名,印度有“阿萨姆邦”(印度稻发源地)、“奥里萨邦”、“道萨”、“萨特普拿山”、“萨地亚”、“萨贾汉布尔”、“瑟赫尔萨”等地名,我们不应视为偶然,都值得我们去探索一下,而不应不闻不问,错过了研究的机会。

当我在中国的大西南作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察以后,发现许多民族的“萨坛”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立石为社”。用“石”来做“萨姆”的替身。

侗族的“萨坛”是这样做的。请“萨姆粳”(巫妪)择址以后,便在地上挖一个圆洞,在洞中铺上石头,这石头一般都要到旧的“萨坛”附近取来,首先在洞中先放一个圆形的大石头代表太阳,然后用小石头铺12条代表太阳光芒的图案。这明显地说明了“萨姆”就是太阳女神的化身。石头铺好后,便在上面放一些银制的妇女首饰和小纺车,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口铁锅,再用土将洞覆盖,在洞上面用石头围出一个高出地面的圆形土坛,在土坛中央种上一株长青树,表示“萨姆”将保佑她的子孙四季长青、年年兴旺,“萨坛”便宣告完成了。

水族的“祭萨节”,所祭的“萨神”是一块通神性的“人形石头”,祭坛多设在特定的古井旁。在坛前要立一根竹竿,在竹竿上立一只公鸡。祭祀完毕后,大家就用酒去浇那石头做的“萨神”,他们把“萨神”浇得东歪西倒以后,便把她收藏起来,不让别的村寨把她请走。他们认为,“萨神”一醉就是12年,在她酒醉期间,地方上都会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过山瑶在迁居时,一定要将旧居的三块代表“萨姆”的“支锅石”带走,到了新居之后,先要举行祭祀,将这三块“支锅石”立在新居地头,然后才能开火煮饭。

彝族视“支锅石”为神圣之物,认为“火塘”上边的支锅石代表神先神灵,左边的代表男性祖先,右边的代表女性祖先。因此,火塘上方是严禁就坐的。火塘也是严禁跨越、脚踩、敲打、吐痰的。
在中国大西南的许多民族中,像这样“立石为社”的祭祀风俗,随处可见。由于中国的汉族是农耕民族,也传承了“立石为社”的风俗习惯。

为什么要“立石为社”呢?原来,古人认为,大石就是人类的母亲。《淮南子·修务训》说:“禹生于石。”又说:禹的妻子涂山氏“化石方生启”,也就是说,禹和他的儿子启都是“石萨姆”生出来的。

《周礼·小宗伯》郑注云:(社主)“盖以石为之。”《吕氏春秋》云:“殷人社用石。”《说文》曰:“佑,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唐书》曰:“社稷主用石。”《宋史·礼志》曰:“社稷不室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故用石主,取其坚久。”《水经注》、《益州志》等书记载:“龙盘山有一石,长四十丈,有户及扉。” 汉·杨雄《蜀王本纪》、晋·常王居《华阳国志》等等古籍记载:“蜀王死,五丁力士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笋,以为墓志。” 《汉书·五行志·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条》载:“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这“三石组合”是由三石摆成品字形、三石相叠、或在三石之上覆以卵形巨石的人工建筑物。这“三石文化”还表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的“礻”字作“示”,就是用三块小石顶着一块大石当作祭坛,在大石上面陈放着祭品的象形字。甲骨文的“福”字,就是将酒尊供奉在“示”形大石祭坛旁边以祈福的象形字。甲骨文的“祝”字,就是一位女巫跪在“示”形大石祭坛旁边求神祝福的象形字。

日本和朝鲜的神道教,受“萨姆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有“石萨姆”也有竹木做的“萨姆杆”(讹称“梭罗杆”或“索伦杆”)。“石萨姆”是在石柱上立一鸟形石,“竹木萨姆杆”是在竹竿或木杆上立一只或三只鸟形饰物。

这些风俗有没有从古代传下来的可能呢?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叩问考古发现时,我发现,这种“立石”或“埋石”的风俗,很可能在9000年前便已萌芽了。

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是有了9000年历史的稻作文化,由于稻作民族都有太阳鸟崇拜,尊称之为“萨姆”。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过负责发掘彭头山遗址的裴安平教授:“彭头山文化已经出现了原始祭祀,遗址中是不是发现过鸟形的石头呢?他说:“有哇,我就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鸟形的石头。”他还在纸上为我把这鸟形的石头画了出来,看上去果然很像一只鸟。我问:“这鸟形石头还在吗?”他说:“没有了,因为我们在石头上没有发现人工雕磋的痕迹,有些人以为它是一块没有用处的天然石头,就没有记录在案了。”听了裴教授的话后,我仔细一想:现代的水族也还有寻觅天然的“人形石头”当作“萨姆”来崇拜的风俗,如果这石头真的没有用处,原始人把它埋在遗址中干什么?难道原始人类就不会寻觅天然的鸟形石头,将它当作“太阳鸟萨姆”来崇拜吗?但因我的这个想法毫无根据,我也无法深究下去。

后来,我又考察了澧县的城头山文化,这是一处接近7000年的文化遗址。是彭头山文化的继承者。澧县考古所的曹传松教授知道我是民俗学家,便问我:“这里挖出了当时的祭坛,上面有巫师的墓葬很容易理解,但有三个排列整齐的坑,每个坑里埋的都是一块石头。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请他带我去看了,这三个坑的规格都一样,只是埋的石头却一个比一个小,我想起了侗族的“萨坛”,心中一亮,便说:那块大石头代表的应该是太阳,中型石头代表的应该是月亮,那最小的石头代表的不就是星星吗?原来,这就是三座祭祀日、月、星“三光”的原始“萨坛”啊!曹教授听了以后,也深以为然。

还有距今7400年的黔阳高庙文化,是一个拥有多处文化遗址的文化群体,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有图文的祭祀陶器,陶器上有“太阳鸟从产门产下小太阳鸟”的图案、有大量背负日月图案的“火凤凰”的图案、有高耸的祭祀塔图案、有各式各样的祭坛图案、有在棂船上祭祀太阳神的图案、有飞檐翘角的宫殿式图案、有鸟形人面像、有双鸟拥人面像、有头戴三尖神冠的人面像、有用卵石铺的神犬图案……内容美不胜收。特别是出了一块刻了有可能是“月干母”三个字的石雕人面像、它不但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以文字造句的最早实证,这“月干母”三字还有可能就是“月亮萨姆”的文字符号呢?

“石器时代”留给我们的文化最多的就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石器文化,有“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两大类。但人们却往往忽略了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上文化”。也就是考古学家所谓的“巨石文化”或“石棚文化”。

  我对全国的“三石文化”进行了多次考察。在考察江苏省连云港距今有4000年历史的将军崖岩画时,看到了在三组岩画中间,有三块石头非常突出,一石长420、宽200厘米,一石长220、宽140厘米。一石长200、宽180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认为是“社主”,本地专家王洪金先生则认为是对日、月、星“三光”的崇拜。,这使我想起了湖南省澧县城头山文化距今7000年的那三座“萨坛”中埋的三个石头,地隔万里,而以“三石”表示“三光”的意识形态却完全相同,这难道是用“偶然”二字解释得了的吗?这样的“三石文化”在中国远远不止一处两处(我知道的就有十多处),特别是一种叫“宝鼎石”的“三石文化”更令人称奇叫绝。

在湖南九疑山下的永州市黄田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旁边,我发现了一处用三个小石头顶起一个八仙桌大小的石头的“宝鼎石”,总高约三米多,其三个支撑石高约一米多,三个支撑石之间的空隙可容一个人弯腰行走。据考古学家说是中国最大的“石棚文化”,因此被定为了“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我看到的“宝鼎石文化”中,这还不算是最大的,最大的是我在长江边上考察到的华容“仙鹅蛋山”的“宝鼎石文化”。

“仙鹅蛋山”的俗称是“大蛋子山”(另外还有小蛋子山,但因不通路,我没有去考察)。这消息得自华容县政府的干部朱培高先生写的一篇散文,他在散文中这样写道:“山顶一石,圆润光滑,酷似鹅蛋。石下由三块小石支撑,据说卵石与撑石之间,可用丝线盖过。”“盖”是华容土语,意为可以像拉锯一样地拉过。我当时任《楚风》主编,很重视对楚文化的研究。得知后便马上到了华容,与朱培高先生共同考察了仙鹅蛋山。仙鹅蛋山是一座高约200-300米的大石山,形如巨烛,挺立在长江边上,很远就可以望到。其山顶平坦开阔,很适合做祭坛,原始人便选择这里作为他们创造奇迹的地方。他们将洗脸盆大小的三个石头排列成一米左右的品字形,在这品字形石头上架了一个长约700厘米、宽约400厘米的鹅蛋形巨大磐石。鹅蛋石的尖端正指向东方日出之处,似有天文学的含义。这巨大无比的“仙鹅蛋”永远只立在三个支撑石中的两石之上,可以随风摆动,所以“可用丝线盖过”(我在湖南新宁县的朗山也见过一块有三足的风动石,当地人称“宝鼎石”同样是永远只有两足落地,能够随风摆动,可以“用丝线盖过”。)

我考察过后感到它实在是太神奇了,像这样的千钧磐石,就是现代人运用巨型吊车或直升飞机也无法将它起吊到如此高的高山顶上,更无法将它安装到高山顶上的三个小之又小的石头上,即使吊到了高山顶上,又如何掌握物理学的平衡定律,不偏不倚地安放在这三个小得可怜的石头上,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霜雨雪而没有失去重心滚下高山呢?即使是现代的特级建筑工程师,又有谁能做到这点呢?考察完毕以后,我不禁喟然自叹:这不仅是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三石文化”。说它可列入“古代世界第一大奇迹”,也一点都不过分啊!

遗憾的是:中国是一个很难保存奇迹的国家,这样一处伟大的奇迹,却在史无前例的***中,由于石头上刻满了历代文人的诗词,而被当地的一个“造反派”当作了必须破除的“四旧”,自告奋勇地买来炸药,将它炸碎了。我们考察到的,只是被炸后的巨大碎石和三个支撑石在重压下形成的圆窝。我测量了这三个被几千年重压而形成的圆窝的深度,足有3厘米深,可惜我不是科学家,不能据此而推断出这“宝鼎石”的确切年龄。

永州黄田铺的“宝鼎石”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不久前问过永州的学者,他们说,由于又有考古学家考证它是天然石偶然形成的“假石棚”,撤销了它的“省级文物”资格,现在被一个文物贩子将它买走,已经不知下落了。

在全国,小型的“宝鼎石”还有许多,如连云港的“砚石”和“石棚”、山东王母山也有两处“宝鼎石”,辽宁营口的一部分“石棚” 都是“宝鼎石”,它们虽然没有华容和永州的“宝鼎石”那么大,却还是相当大的。这些“宝鼎石”毫无例外地都出现在水稻耕作区,似为中国原始社会为了纪念神农氏发明鼎釜的而竖立的丰碑,也显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立石为社”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上古的农耕民族“萨姆文化”遗留至今的“地上文物”。


结束语

原来,“萨姆崇拜”就是“太阳鸟崇拜”,又可称“阳鸟崇拜”。

《禹贡·扬州》有“彭蠡既潴(都),阳鸟攸居”之语,说的就是“彭蠡之畔的农耕氏族已聚成了都会,崇拜阳鸟的农耕氏族在这里很悠闲地居住着。”的意思。

7400年前湖南黔阳县高庙文化的陶器上,画有许多“大太阳鸟”(火凤凰)从阴道里生下许多“小太阳鸟”的精美图案,就是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农耕民族崇拜“太阳鸟”,自认为是“太阳鸟的传人”的考古见证。

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不出好的建材,但摆弄石头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为了表达他们对“太阳鸟”的崇拜,便以鸟形大石、卵形大石或人形大石作为“太阳鸟”来崇拜。这就像“人为宗教”的信徒总喜欢将寺庙教堂建筑得极其富丽堂皇一样,他们建筑不了高水平的土石建筑,便在巨大和神奇方面下功夫(当然也融进了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天文、地理、气象、物理等科技水平),创造了这种神秘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巨石文化”。这些由石头建造成的“太阳鸟母亲”被称之为“石母”,黔中方言,“石”、“萨”、“社”不分。于是,“石母”便被译成了“萨姆”、“萨满”、“萨蛮”、“珊蛮”、“苏摩”、“沙茫”、“叟瞒”、“蔡蒙”等等译音了。

我的发言是那么地不同于传统观点,也许会令人大吃一惊,也许有人会极力反对。学术观点有人反对是一件大好事,我敢于反对传统的观点,当然也敢干面对别人反对我的观点。真理越辩越明嘛。我是从文学界转入学术界的新兵,是一个“学术年龄”才20年的老朽。既不是教授,也不是研究员,也不在任何学术岗位上任职。完全是以在野之身来到这个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的。与大会上的各位大师相比,我不过是一个大闹天宫的小毛猴而已。但是,古往今来真正做学问的人,又有几个是高官厚禄的锦衣秀士呢?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只是一个漆园小吏,万世师表的孔子只当过缉拿盗贼的捕快头目,名列世界名人的屈原,只是一个被流放江湖的逐臣,有“太史公”之称的司马迁是受了割生殖器的酷刑后才发愤作《史记》的……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某位西哲曰:“真知出民间”,历史就是这样地无情,俯听一下在野草民的学术成果,又何必先查问他的门第高低呢?我听说西方学者有服从真理的传统,如果辩论失败了,有以自杀或愿终身为奴的习俗,我对此传统不敢苟同。中国的传统是提倡“一字师”,如果反对我观点的人的确掌握了真理,我当以之为师,如果我的观点还有一二可取之处,也希望不要有门户之见,让我们互为“一字师”吧。为了本会的光辉前景,让我们共同探讨,共同取长补短,共同携手前进吧。
(2004年8月9日)


林河简历: 本名李鸣高,1927年生,乃萨姆后代。1948年至1957年从事新闻、文学工作,1958年至1979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无业,1980年至今,业余从事学术研究。学术著作有《九歌与沅湘民俗》、《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古傩寻踪》、《中华文明基因初探——中国巫傩史》、《东アヅアの神と祭り》、《林河自选集——寻找失落了的中华文明》等约数百万字。曾任湖南省人大常委、湖南省文联主席团成员、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楚风》杂志主编、全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主席,现在是湖南省文联离休干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论坛》顾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傩戏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荣誉理事、吉林长春大学兼职教授、云南楚雄师院名誉教授。曾获中国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国际名人”荣誉证书、美国ABI评为21世纪500名最伟大的天才学者。曾应日本文部省之邀赴日本讲学和考察。曾是北京《中国民族》杂志《民族大家庭》与台北《联合报》副刊《走向大陆》的专栏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台北《中央日报》等对林河曾有“奇人”、“奇书”、“奇才”等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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