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之人文性格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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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之人文性格ZT★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18 pm

  五年前的文字:
  
  
  上半年去了趟北欧,芬瑞挪,清新的海和绿色的国度们,平和友善的民风,都点滴入了记忆。其间办了件私事,去奥斯陆郊区一座庄园拜访费平拉先生。
  
  年长的费先生已经去世多年,接待我的是六十多岁的“小”费先生。老费先生三十年代是我中学母校的校董主席,属于挪威信义教会下属的教育基金会。吃完晚饭,我从黄昏的院落走到内宅,仔细看了当年老费先生记录的一些笔记。小费顺便做点英文翻译。发黄的厚纸散发的是一种纯和的香味,小费笑言,有部分已经交给教会了,有一些日记则留了下来,细心保管。
  
  从挪威到湘中,三十年代,迥异的文化,那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啊。
  
  日记间有段话很有意思,大意是,入湘传教的西方天主教会人士心中,湘地是最难以宣化的地区,老费先生甚至把湘中一带比做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EDOM),一个完全拒绝文化洗礼熏陶的地方。老费言辞着着的称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正是这个禁地中的禁地在近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绚烂出一批外倾、变革的人物,甚至饮刀蹈海来证明这种变易的不可逆转。
  
  这是这个夜里我再翻看日记们的复印件时候,心生的一些问题。
  
  我的目光落到了书架上的“楚辞”上面,这是七年前榆城时候中国文化系的莫教授赠的中英合版,打开跳出的是莫公手题的一首最古老的楚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莫公的意思我现在应该是体会得更深了些吧,毕竟又是四年的光阴已去。我们古人,自民间到宫宇,都喜欢以这些相对的思维来朴素的看世界,这个在循环不息的空间。清浊、明暗、善恶、染净、生灭、主客等等都能圆融于一。在屈子的楚辞里面,藏在那些不能在美丽的文字后面的就是这些真诚的叹息:纵使我能分清于浊,我能如何化解内心的痛苦呢?
  
  屈子的文字掩映百代,而后面更让人每读必入怀的还是那种矛盾的感情。
  
  清到沸点,浊到沸点,这是任何后代大文学的准则。
  
  楚辞里面有很多地方现在还是同样的名字,两千四百多年已过,这些美丽的地名还是那样朴素的存在着。在湘的十六年,加上两个暑假,以及九九年的一次旅行,我应该说踏过不少地方的土地了。
  
  先从水说起吧,湖湘四大水自南由北入洞庭,还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支流,小河,溪涧。
  
  “朝发枉楮兮夕宿辰阳”(湘西辰溪)
  “沅有芷兮澧有兰”(湘西北沅江、芷江、澧水、安化兰溪)
  “浩浩沅湘,纷流汨兮(湘江,长沙汨罗江)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白水,既益阳修水)
  
  居住地就更多了,溆浦、凤凰、龙山、辰州、桂东,举不胜举,山含九疑、衡岳、回龙三十余处,陵墓有炎帝陵、舜帝陵、湘妃墓、茶陵、醴陵等。
  
  我在想,哪天邀集三两知己,花上一年时间徒步穿过这些地方,在湖区去体会“目渺渺兮愁予”,在河边去目睹“”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天凉了去感受”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落叶下“;开春了去接近”秋兰兮蔍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
  
  
  或者,入得山里,看真正的云中君,饮上好的云中茶,早晨起来大声的朗诵:
  
  “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湘地民间好武,尤其新化、湘乡两地,我们可以去领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习俗。湘地除古陵外,近代领略“国殇”之处颇多,寸土寸血的地方,衡州,常德,岳州,乡间常有土青色的石碑,以上好的魏体记载本乡本土的“殇国难者”,这是一种不需要宣扬的习惯,入了骨头。
  
  呵呵,我真渴望匀得出一整年来,如此的真感受,胜过周游任何其他国度百倍。
  
  屈子是沉没了,在湘地的很多书院,除了贡其他地方都有的孔夫子外,人们还常常立这位在某个落日黄昏自沉汨罗的古代知识分子。以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为原点,可以花三周时间看看浏阳的南台书院、宁乡的云山书院,湘谭的龙潭书院,益阳的龙洲书院和衡山的船山书院。能体会到的是一种很浓厚的儒学所承担的情感,那些石阶青青的朴素建筑,是千年保存完好的历史符号。至今,这些符号仍然承担着当地的一些活动,而这些对乡先贤的崇祀是我们这个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难得的一脉坚持。
  
  走题了,老毛病。
  
  在未来的一段日子,我想长短不一的写点“一脉坚持”的东西,但愿莫公泉下有知能颌一微笑,他的楚辞没有赠给一“阿世谐俗”的耶鲁MBA.
  
  回到卷首谈到的挪威。明天夏天挪威信义教育基金会在阔别湘中几乎六十年后,将回到我的母校访问。我已经答应,届时至少可以做个合格的英语翻译。信义基金会将捐赠一批不薄的图书、计算机,这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能沟通,平和的,交流。
  
  耶鲁“知识社会学”教授曼海姆一直致力于研究分析“知识”和“存在”的关系。他有个绝妙的评论,“分离的图景”,大意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在童年完全认同于自己村庄,而后进入城市,他的意识中将渐渐分离乡村生活和思想模式,并产生奇妙的“内在转换”。这些年我也在自觉不自觉的分析自己,记得有个黄昏在长江口外的小洲上和几个好友喝酒,猛然一种熟悉的感觉,却言语不出,脑袋里面幻象出小时候经常在小河边极其认真考虑的问题:这条河流到哪里去呢?
  
  现在知道了。它流入屈子趟过的沅江,然后汇入八百里洞庭,然后汇入无数古人今人熟悉的扬子江,然后悄然无息的汇到东海。
  
  我始终相信,有种内在循环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的文化演变,而从某个地域的文化变革开始分析也许是最好的门径。
  


湖南的本土文化:
《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载,1991—1998年,考古部门在沅陵地理相近的洞庭湖区发掘了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从距今七千年汤家岗文化至距今四千年石家河文化其间的历史古城,城宽达十五万平方米,城墙、房屋、制陶作坊、城中道路轮廓清淅;考古历史学界包括美国、欧州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第一城,也是世界第一城。此外在古城下还发现了一块距今约万年的世界最古老的水稻田,其田埂和灌溉水沟不比今天的逊色,联想到湖南道县玉蟾洞发现世界最老的水稻,证明了沅水流域及环洞庭湖区是人类稻作农业的摇篮。
从1991年至今,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多次发掘沅陵上游不远的洪江高庙遗址,在距今七千四百年的下层文化中发掘出相当数量造型奇特的釜、罐、钵等红陶和黑陶;陶器上流行的戳印凤凰与怪兽图案其神秘性、艺术性可与周代青铜器上的图案媲美。笔者最近在高庙考古现场拜访了主持这项发掘的贺刚研究员,他说新近发掘文物绝对年代较之以往发掘的还要提前,可能接近八千年;高庙文化是一个源头,对洞庭湖区以及中原史前文化产生过直接影响。人类学家、中国稻作文化委员会主任林河先生认为,高庙文化和环洞庭湖史前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原,而且对印度、西亚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都是盘瓠的一脉传承。

澧县城头山位于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而得名,城址始建于年代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至大溪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一座最早的古城遗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6年12月至1997年在澧县车溪乡城头山发掘出一座古城址,清理出一批骨耜、骨钻、骨凿、木刀以及陶器、玉器等遗物。通过对西南城墙的解剖,确认古城曾四次修筑,其中第一期城墙建于大溪文化时期,距今6000余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址之一。在东城墙下发掘时,还揭露出一片100多平方米、距今6500年前的汤家岗文化水稻田,田埂、水沟清晰可辨,还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谷、稻叶、稻茎等。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水稻田,对研究水稻栽培史具有重要意义。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中部(东经110°40′,北纬29°42′),占地15万平方米(228亩)。1991-1999年,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省内外专家先后9次对这一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确认它是一座目前年代最早(距今约6000年),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城内有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祭祠区。城头山古城的设计和城墙的构筑工程规模相当宏大。城平面呈圆形,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城垣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垣外环以30-40米宽的护城河。挖河所出10万方泥土夯筑起了长1000余米、底宽30多米、高4-5米的宏大城墙,城垣及护城河共占地15万平方米。在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群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道,密集而重叠的公共墓葬。古城东门北侧还发掘出了世界上目前最早的古稻田(6500年),这些都证明了该城为中国最早的古城,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古城”。
城头山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为国内专家学者所认同,而且举世公认。1997年7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学术意义专家论证会的8位我国考古权威认为,这个古遗址不仅对史前聚落的发展、筑城历史和技术、长江流域文明因素的形成、稻作农业的兴起和发展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并证明了长江流域古文化发展的高度达到了史前文明的巅峰。
1992年和1997年,该遗址先后两次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纪之交,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中国大、中学历史教科书,均将之作为重大考古发现,予以记载。2002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湖南文化的基因: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湖南人性格基因是什么?地理环境对人物性格和地域文化有什么影响?面对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湖湘文化怎样浸润现代人文精神?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并培育造就了独特的湖南人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地带的不同气温和降水,直接影响到水文、植被和人民生产生活,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文环境,又影响人们习俗风情、饮食习惯、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并形成具有该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
  湖南北阻大湖,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敞口呈马蹄形盆地,洞庭湖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吞吐长江。我国地势的西高东低,使许多大江大河滚滚东流入海,而湖南省南高北低的地势,却使“湘江北去”。这种地形地势,冬春寒潮由北到南,长驱直入影响全省;而南面的暖湿气流,造成夏热冬冷,从而塑造出湖南人坚韧刚毅的品格。而五岭的阻挡使湖南难以向南更大发展,还造成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虽然岭南和湖南的文明同源)。
  早期的湖南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交错聚居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属楚、百越、蛮族,属于楚、百越、蛮文化的范畴,后虽变异,相同之处尚多。由于远离中原、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视为南蛮之地。湖南古称“四塞之国”和“蛮荒之地”,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人物被贬谪流放到湖南,被视为屈贾伤心之地和柳刘流之地。楚、百越、蛮族俗信巫信神。屈原的《九歌》对楚、百越、蛮族的古祭礼,有很详细的描述。在祭神时,日子要选最吉利的,迎神要用最高水平的乐队,巫女要选最美丽聪慧的,衣服要穿最漂亮的,歌舞要丰富多彩的,神灵才会“欣欣兮乐康”,与巫女相爱。由于三湘四水之间盛行开放型的巫傩文化,男女间恋爱自由,社交公开,会情人,唱情歌,说情话,柔情似水,是湖湘大地自古相传的习俗,这些都不为中原秩序文明所喜。
  社会发展史把人类进化的过程分为采集时代、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阶段。若以粮食为标准,中国的南方以水作农业为主,作物主要是水稻;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作物主要是粟和小麦。而水稻之乡便是湖南。作为水稻文明的发源地,神农炎帝便代表着湖南史前文明的巅峰。
湖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可以作证。考古发现表明,湖南是世界稻作文化最早的发源地。迄今为止最早的即125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是在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的,8500年前在洞庭湖澧县一带已有大规模的水稻栽种,改写了“中国稻作是7000年前从印度传进的”定论。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其助手,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成杂交稻和超级稻,目前100亩以上的大面积试验亩产已达830多公斤,小面积试验达1100多公斤,使湖南在世界第二次稻作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
  地理文化学认为:地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对气候、交通等因素产生影响,综合形成区域的文化差异。比如:西北戈壁草原的人多数粗犷豪迈,东南水乡的人则较柔弱文静;恶劣的环境条件使人坚强奋进,优裕的环境条件易使人佚乐放浪。俄罗斯一位哲学家说过:“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刺激文化的发展,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到大洋过渡的力量。” 所以,自古湘黔多坚毅不拔之士,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徒!
  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崇山峻岭之侧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绿水粼粼之滨每每集文人骚客为群,自然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所创造的文化或者文明,都与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山势使人离,水势使人合”,平凡的土地和平原河流,可以把人类束缚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使人们对土地产生无限的依恋性,而大海,则可以呼唤人们超越自然的限制,使人们不会只想到依赖土地而生存。湖南人,马帮,南海,盐路,挑夫。。。湖南人一次又一次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湖南地理影响下的湖南人:
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
  著名学者林语堂写过一篇题为《北方与南方》的文章,评价过“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江浙”各省之人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
  近代著名文化学者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说过:“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梁启超说过:“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湖南地理影响下的湖湘文化: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海内外学人称之为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湖湘文化之魂,可概括为八个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学派学者周兴旺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
  湖南人的性格基因是什么?
笔者2004年6月10日在湘中考察古文化时,看到一个中学校门之上赫然矗立着“血性”两个鲜红的大字,这就是“北有行知,南有陶龛”的创办于1901年的陶龛中学校训。使人猛然醒悟,湖南人的性格基因找到了。
  血性是什么?倡导“血性”的爱国教育家罗车舟重在校训中是这样说的:“血性是要‘诚’而‘愚’的”。做人做事一切都以“血性”为准则,“非常本色,非常老实,一是一,二是二,心地光明,行为正大”,“血性是‘为他’而不是‘为己’”。“富于牺牲的精神,见义恐后,见利恐先,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难时,能尽力去救助。”
由此可见,血性是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品德,是刚强的浩然正气,是热血沸腾、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湖南人血脉里面继承了楚、百越、蛮族开拓不已、筚路蓝缕的精神!在离陶龛学校不远处,有一所创办于1907年的春元中学,办学理念首倡“读活书以致用,穷物理以致知,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为什么湖南是湘军的发源地,为什么湖南雄才群起?未来的湖南能否大有作为?在这块热土,人们找到了答案,看到了希望。湖南的地气是热的,湖南人的血是热的,湖南的人气是旺的,湖南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性格决定命运。湖南人的性格,是很特殊的一种,刚是内核,毅是灵魂,灵是气质。霸蛮与灵泛,能辩证统一。山的刚毅与水的灵秀,能集于一身。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之志;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之气。湖南人倔强,按湖南话说是“犟”,人们常常以“石头”、“骡子”、“辣椒”的习性来比喻湖南人的性格。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认死理,一条路走到底,遇到困难勇往直前,“虽九死其犹未悔”;势之顺逆,人之毁誉,全不顾及;断头流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二、湖南三次出现人才群起局面
在近代出现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三是以***、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粟裕、陈赓、陶铸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门首的一副对联。

三、湖湘文化的未来
从国内环境看,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从国际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成名符其实的地球村。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既是多元的也是和谐的。很难想象用一种模式、一种价值观来统一,由一个国家来领导。
  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要大胆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天人合一、中庸协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是其三大内涵。英国人的高傲传统、法国人的热情浪漫、德国人的严谨入微、美国人的豁达标准、日本人的阴险狡诈、俄国人的沉毅霸道……都有可之处。把中国人的勤谨中庸与西方人的张扬开放相结合,力求刚柔相济,动静相宜,就能熔铸良好的性格。


四、湖湘文化的转型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如讲入世,任人力,重躬行,通变化等等。也不断从外来文化中吸收了新的营养,克服了封建时代士人或重实行而黜玄想,或耽于性理而忽视事功的两种倾向。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以天下为己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
  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和谐相处,是湖南文化环境的一大特色。
南岳大庙之中,道教与佛教在一个庙内和谐相处;在岳麓山,山下有儒家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山中有佛教的麓山寺,山顶有道教的云麓宫,均能在一山和平共处。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近代湖南先哲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造就“新民”。湖湘文化同时有开拓与封闭的特点。
  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精神,脱胎于传统的渔猎、海洋、农耕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如合群性缺乏,封闭守旧观念和小农经济思想较浓等弱点,以及忽视生产流通领域的倾向,至今仍存在着消极影响。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对经商的人来说,没有谈不拢的生意,只有谈不拢的利益。谈生意需要妥协,需要退让,直而不弯,进而不退,生意就很难做成。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善经营的湖南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做生意与搞革命是不一样的,不能太刚、太强、太硬,需要柔,需要刚柔相济。
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本质要求。“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发展,就是指每个人在体能、知识、智力、技能、潜能和心理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其实质是人的智慧潜能的开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人才的世纪。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实现从重物质、重资本到重人才的转型,并已实现了从依赖物质资源到依赖人才资源的战略转变。湖湘文化在新的时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需要再一次“辨同异、合中西”,需要在三湘大地再造“新民”。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问题是湖南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14%,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
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护国斗争及历次革命战争中,许多湖南志士为国损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湖南人继承了前辈伍子胥的以一己之力兴国灭国的精神,性格坚韧刚强。其中,在丧师失地的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便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后,太平天国时期,湘军以书生曾国藩领军,却敢于“拔硬寨”、“打死仗”;左宗棠更是力排众议,主张收复新疆。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清末维新时期,谭嗣同高呼“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蹈海以拆后人;黄兴断指犹战;宋教仁献身宪政;禹之谟绝笔遗书曰“躯壳死耳,我志长存”;蔡锷倡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革命时期,夏明翰临刑留诗“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3强。被誉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北伐时牺牲),陈庚(大将),和贺衷寒(随蒋介石去台湾),都是湖南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湖南在二战抗战的几次战斗:
长沙会战三次,日军伤亡人数在50000多,千年古城长沙城全毁。长沙城是楚国祖庙所在,三国吴国孙氏兴盛之地。
常德会战日军伤亡人数在10000以上,常德全毁。
衡阳保卫战日军伤亡人数19380人,中国军队伤亡15000人。这是日本第一次大战伤亡比列超过中国的战斗,而且是二战时期著名的攻城战,当时中国军队在无友军援助情况下被围困47天,千年古城衡阳全毁。 其中,二战中国抗战纪念地矗立在衡山之上。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正式的纪念地。
长衡会战日军伤亡6万。(中国军队伤亡6万)
雪峰山会战日本伤亡人数53658人,(中国军队伤亡37868人)第一次大胜(由于芷江机场起了很大的作用)。
芷江会战日军伤亡2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近2万人)。芷江,二战日本投降地。
日本在湖南的时间1年多。总计伤亡人数越30万,占中国战区侵略中国日军伤亡人数的1/3。

人才培养:
***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廖耀湘、黄杰等,蒋介石组建的48个军中,16个军长是湖南人。连现在台湾的主要政治人物宋楚渝和马英九,也都是湖南籍的。

  在***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杰出的***人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夏明翰,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王震,以及刚卸任的国务院总理***都是湖南人。人民解放军中湘籍高级将领灿若繁星,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中,湖南籍元帅3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恒)、大将6人(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20人中几近一半;57位上将中,湖南籍上将19人,占三分之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四任司令员(其中第一任包括两位代司令员)、政委,除末任政委王平外,全由湖南籍将领担任。他们是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李志民。入朝参战的五个野战兵团(13、19、3、9、20)司令员全由湖南人担任。

  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1955年9月,到1965年,10年间全军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将官以上军衔共计1614名。湖南平江县,有名的将军县,在国共两党的少将以上军官中有一千多名。

早在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81人,湖南就有6人当选。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1000多人,其中湖南籍院士共有近百名,包括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据初步调查,长沙的长郡、雅礼、明德、一中、广益(师大附中)5所中学共出两院院士约40人。当代四大发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更是与湖南人密不可分。
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长沙就占去2人,一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依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一位是中国骨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张孝骞。

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一千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一千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朝时湖南老乡周敦颐(道州人周敦颐被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轼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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