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回顾历史:左宗棠PK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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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回顾历史:左宗棠PK李鸿章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21 pm

在谈到左李二人之前,想说一些题外的话。这几年,重新评价李鸿章的呼声很高,李鸿章似乎已经成功地得到正名,开始以一代贤相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在这些重新评价李鸿章的文章中,被引用得最多的,几乎被视为经典和依据的,是梁启超著名的大作《李鸿章转》。但是,一些不经意的发现,使笔者对梁氏文章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有一次在网页上看到了梁启超故居的词条,就顺便浏览了一下,看过之后,有点出乎意料。梁氏故居的豪华程度,远远超过笔者的想象,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建筑,也算得上一座超级豪宅了。清末民初,国家衰败,民不聊生,梁启超却在这种时候大起閈闳,将府邸打造得如此奢华,其非同寻常的财力不禁令人乍舌。
  一八九八年,梁启超被光绪赐予六品衔,这是一个比较低微的品秩,而且是个闲职,在当年的百日维新之后他就逃亡日本,所以,在此之前,不可能拥有巨额财富。日本时期的梁启超,生活比较拮据,连住所都是向别人借的,一九零八年,还“与觉顿在此忍饥相对”,“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一九一零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办《国风报》时,尚需克服窘困,四处筹措款项,才能开业。梁启超一九一二年回国后,没有经商,没有办实业,也没有从事其他高收入的行业,为什么却突然摇身成为超级大款,一下子就有能力为此豪举了呢?难道是碰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吗?
  再看看李鸿章吧,他于一九零一年十一月去世,清廷晋封他为一等侯爵,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除照大学士例赐恤外,再赏给治丧银五千两,并给以有清一代所有汉臣从未有过的旷典,在京城建立专祠。可以说,慈禧已经把她能够想到的一切荣耀和恩宠,最大限度地给了李鸿章。可是,慈禧却没有也不能够去除李鸿章的心病,那就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举国上下对他的一片讨伐之声。此时的晚清官场,有一大批靠走李鸿章的门路爬上来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他们从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和将来的政治前途出发,也迫切希望改变李鸿章自甲午战争以后在国人眼中的形象。那么,谁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呢?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没有比梁启超更合适的人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鸿章传》就在李家后人的急切等待中脱稿了,这份独具匠心的大作一面世,立刻得到了许多利益相关者的热捧,最终十分巧妙地修补了李鸿章当时身败名裂的形象,并为他最大限度地开脱了甲午战败的责任。
  这种情况,使人十分自然地联想到李鸿章“绝世时有私财四千万两”的说法,在这件事上,梁、李双方是否会有各取所需的可能呢?尽管目前这还是一种毫无依据的猜想,但是,以上种种,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假如这种猜想真的不幸而言中,这本书就是那块馅饼的话,那么,梁启超对于李鸿章所有评价的公正性,就该大大地打个问号了。
  上面的问题先放一放,还是回到本题,比较一下左宗棠和李鸿章吧。左李二人都是晚清的重臣,他们从同治初年起就一直有很深的矛盾,直到左宗棠去世,这种矛盾也没有结束。李鸿章在給左宗棠的挽联中,用了“周旋三十年”的说法,用这句话来概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左李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其起因则说来话长。
  (待续)
  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回籍兴办团练,“婉转随人盖九年”,起先一事无成,投奔了恩师曾国藩以后,才时来运转。咸丰十一年岁末,上海官绅派代表到安庆请求曾国藩援沪,声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于是,曾国藩让李鸿章去上海,不久,他被任命为江苏巡抚,成为上海的最高长官。这时,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有资格避乱的,当然是江浙两省的富人,所以,这时的上海,实际上真如钱鼎铭所说,乃天下财货所聚。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口岸,有了充裕的军饷,有了先进的枪炮,又距离安徽很近,那里有充足的兵源。李鸿章是个极有头脑的人,上述条件加在一起,他立刻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建起一支装备精良、军饷充足、训练有素的淮军,其人数达七万人之多。李鸿章的实力迅速地赶上了曾国藩,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
  与李鸿章比起来,左宗棠要艰难得多。他比李鸿章稍早一点被指派率部援浙,并被授予浙江巡抚,带着几千人马攻入聚集着数十万太平军的浙江,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急需扩军。可军队的人数要受到军饷的严重制约,左宗棠在浙江省内所过之处,都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地区,不仅不能从当地筹饷,还要从已有的军饷中拿出钱来赈济百姓。所以,直到两年后攻克杭州,他的部下也只有两万多人,并且拖欠了大量军饷。当时,他的副手刘典回家奔丧,是空着手离营的,左宗棠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也毫无办法。
  在此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李鸿章攻克苏州以后,清廷命令他立刻西去和曾国荃一起会攻金陵,结束那里的战事。李鸿章是江苏巡抚,金陵是江苏的地盘,这样的安排本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李鸿章却有自己的想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他花了两年时间包围金陵,自己此去是和曾国荃争功,肯定会引起不快,进而为此得罪曾国藩,所以一直按兵不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屡奉寄谕,饬派敝军会剿金陵。敝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然而,清廷不断催促,李鸿章不能总是按兵不动,想来想去,只有对浙江的左宗棠倾挤一下,于是,一下子挥兵进了浙江,攻克了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嘉兴等地。
  左宗棠当然不能和曾国荃比,他没有什么“禁脔”,但是,他认为,从全局出发,此时江苏的溧阳、句容和安徽的广德都在太平军手中,将来大股太平军必然由此路跳出包围圈,因此曾三次致函曾国藩,要他注意上述问题,并特别强调要他注意广德。但这些呼吁没有任何作用,李鸿章回避了“禁脔”,一下子冲进浙江忙活起来,最后,大批太平军余部果然由广德逃出,使战争结束的时间大大延长。
  如果仅仅是以上这些,也就罢了,让左宗棠不可忍耐的,是李鸿章在浙江的许多做法。他曾经向曾国藩抱怨说:“西塘之役,纵火大掠,闻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李鸿章,笔者注)因此迁怒嘉善汤令成烈而撤之。实则汤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咨弟下扎者。湖丝盐利皆浙所应有者,则尽占之。嘉、杭富户及土匪地棍之曾充(太平军,笔者注)乡官者,则诱致而收其罚捐。浙之遗民多以此为言者。又湖北协浙之饷,每月万两,官言奏拨江海关洋税为抵,已奉明旨,少荃亦置不顾。沪饷不欠一月,浙饷已欠一年,尚复专謀挹注如此!岂浙亡而沪可独存耶?亦可哂矣!”
  
  
  李鸿章的倾挤,几乎是毫无顾忌的,因为曾李之间的关系比曾左之间的关系要好得多,曾国藩此时节制四省,是左和李的上级。再加上李鸿章拥有不曾经过战争破坏的上海做后盾,在军饷、武器、军队的实力上,已经可以和曾国藩抗衡,远远超过了一直在浙江摸爬滚打的左宗棠。而后者即使到攻克杭州以后,处境也依然艰难:战前有八十多万人口的杭州城,只剩下几万人,杭州城里百姓的尸体,多达数十万具,官军进城后,在西湖南北两山总共掩埋了五十七个大冢的遗骸,光是这些墓地所占的面积,就达上百亩之多,左宗棠向清廷申请,今后每年由浙江地方官府主持,对这些百姓的亡灵进行公祭。杭州剩下的百姓也已奄奄一息,必须向他们实行赈济,无偿提供粮食,这些人才能生存。当时,在掩埋遗骸和发放赈粮方面,胡雪岩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得左宗棠的赏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密切合作,也从这里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的军饷当然就格外紧张,他对于李鸿章的做法反应强烈,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
  针对左宗棠的抗议,李鸿章在给他的座师孙铭锵的信中说;“此间军事粗称顺手,欲保苏、沪不得不分攻常、嘉,而左公忌嫉之深,不以保土相谅,揆古例今,殊非常情。”
  其实,李鸿章不去金陵而到浙江越界帮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自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并且,本来就财大气粗的李鸿章在浙江的搜刮,无疑使左宗棠的军饷短缺雪上加霜,对于这样的事实,他都只字不提。李鸿章说,左宗棠的浙军一直为太平军所轻,作战时,太平军专门找浙军打。其实,轻视浙军的不仅仅是太平军,李鸿章更加不把浙军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只有两万人马的左宗棠,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手下,如果考虑军饷的盈缺和装备的优劣等因素,则更加等而下之。所以,他可以出尔反尔地随意任免浙江的官员,侵夺浙江的钱财,甚至连朝廷让江海关每月拨付浙江一万两军饷的命令,他也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宗棠能够像一个属吏对待上司那样,在李鸿章面前逆来顺受,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后果将会很严重。和李鸿章这样的人打交道是很费力的,而左宗棠又偏偏不会官场中那种阴阳两面刚柔相济的手法,所以,他们之间的失和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两人长期的矛盾和斗争中,左宗棠一直处于绝对的劣势。
  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著名的塞防和海防之争。有人说,这是一场分别代表了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利益的政治斗争。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封侯拜相,位极人臣,都是所谓的“中兴元老”,应该大体上势均力敌,各有千秋。但实际上,左李二人的实力相差万里,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把他们之间的争议说成两个集团的利益斗争,实在是大大抬举了左宗棠,同时,也改变了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实质。
   李鸿章的淮军,是由他本人一手打造的,军中所有骨干全部由李氏亲信担任,是一支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的子弟兵。李鸿章的僚属,在朝中担任尚书、侍郎和在地方担任总督、巡抚的一、二品文官,有38人,而担任提督、总兵等一、二品武官的,则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绝世时有私财四千万两”,他手下的人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刘铭传、潘鼎新、盛宣怀等等,都是身家以百万为计算单位的巨富。这些条件足以让李鸿章在中国官场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和他的淮军,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而左宗棠虽然刚出山时募集了五千楚军,但绝大多数时间里,他手下的军队却都是临时拼凑、信手拈来的。在陕甘的军队,当时统称“西师”,西部军队的意思。西师中,有湘军、蜀军、豫军、皖军、秦军、甘军、八旗兵、董福祥的董字三营、回族战士组成的旌善五营,等等。这些军队的成分极其复杂,即使是其中的湘军,也是由曾国藩调拨来的老湘营和左宗棠的楚军合成,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为了所谓的湘军集团去和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争夺利益。左宗棠从不参加什么帮派,在官场中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孤家寡人,他的僚属中,没有一人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担任督、抚的也很少,且大多没有善终。例如:蒋益沣,任广东巡抚,没多久即被革职;刘典,署陕西巡抚,两年后辞职;刘锦棠,授新疆巡抚,四年后辞职;杨昌浚,陕甘总督任内被革职;魏光焘,闽浙总督任内被革职。只有陶模是个例外,由陕甘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最后卒于任所,陶模之所以与他人遭遇不同,跟他是张之洞的门生,而张之洞后来成为朝中重臣有很大的关系。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他本人及手下的文官武将,几乎个个两袖清风,且大多数人将这种状况保持到辞世。左宗棠临终时家财仅两万五千两,淮军里随便找个什么小脚色都比他富得多。因此,所谓的“湘军集团”和淮军集团比起来,差别极大,左宗棠也根本没有能力以集团的形式去和李鸿章进行所谓的“政治斗争”。


  左宗棠之所以坚持出兵新疆,其出发点不是所谓湘军集团的利益,而是由于中国根本无法承受失去新疆以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一旦失去新疆,中国西部的防务就只能退守玉门关内,玉门是个不毛之地,在那里屯驻重兵,粮草和给养全都要靠后方补给,当时的运输工具还十分原始,大批物资经过漫长的河西走廊运到玉门,仅巨额运费就会成为中国一项永久性的沉重负担。另外,玉门的守军无法顾及长城以外的防务,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根本无险可守。而俄国人一旦占有新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长城东进,“日蹙百里,直达辽海”。这样一来,中国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连北京也会成为一座边城,“一日数警,永无宁日”。因此,他的主张是:“保新疆之所以保蒙古,保蒙古之所以卫京师”,只有保住新疆,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务体系 ,一旦放弃新疆,“自撤藩篱”,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晚清第一人的李鸿章,长期在中国官场高视阔步,一览众山低,毫无疑问,他有着过人的识略和才智,左宗棠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李鸿章当然不会看不到,可为什么他却只字不提呢?那是因为,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不可能使放弃塞防、单顾海防的意见得到支持,即使长城以北的所有领土尽是万里穷荒之地,悉数捐之而无所失,但是,一个泱泱天朝大国,让外国人把国境线划到北京的城墙脚下,让紫禁城和洋人的兵营之间“击柝之声相闻”,总不是事吧?
  那么,左宗棠的这种看法究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呢,还是危言耸听的借口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后来的历史再说。
  尽管中国于光绪初年收复了新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人竟悍然宣布,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不得进入;后来又签订了中俄密约,强租旅顺港,以修筑铁路的名义染指东北;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签订辛丑条约时,俄国要求和中国单独签约,在东北驻军,进而要求割让东北,这些举动和日本的侵华野心相冲突,于是他们大打出手,最终导致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清朝灭亡以后,俄国又通过暗中策划和公开出兵,导演了外蒙古的独立,从此,那里的一百五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中国永久的国耻;二战结束前夕,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又以西方承认蒙古独立、俄国再次占有旅顺港和满洲铁路作为他们出兵与关东军作战的条件,要挟罗斯福;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俄国人竟公然宣称,中国领土,西部应以甘肃为界,北部则应以长城为界;至于在新疆地区,一百多年来俄国人的不光彩举动,就更是多得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讲个梗概,如果认真翻阅一下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俄国人对于中国长城以北领土垂涎的例子,几乎是罄竹难书的。
   俄国人从来也没有放弃他们占有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占有旅顺这个太平洋上的良港的美梦。如果当年的中国真的放弃了新疆,那么,要让俄国不去沿着长城大举东进,岂不是和指望太阳从西边出来差不多吗?
  尽管如此,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提出了与左宗棠相反的主张,他的理由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因此,应该暂弃新疆,裁兵撤饷,将西征的军费移作海防。他的主张,实际上已经彻底丢弃了塞防,并且具有极大的欺骗性。首先,“暂弃新疆”就是一种鬼话,新疆一旦放弃,就成了别人的领土,到了若干年以后,时过境迁,根本没有重新收复的可能,所以,在新疆问题上,暂弃是不存在的,只要当时裁兵撤饷,中国就必然永远失去新疆,成了永弃。其次,李鸿章在提出这种主张时,完全遮蔽了放弃新疆以后,将会导致俄国人大举东侵,夺走长城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后果,把中国的损失,仅仅局限在新疆一隅,大大缩小了这种主张的危害程度。
  
    那么,为什么李鸿章非要主张放弃新疆呢?因为,只要放弃了新疆,中国西部就必然裁兵撤饷,手握重兵的左宗棠会立刻被架空,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该干嘛干嘛去了。这样,就拔去了一颗眼中钉,消除了一个头衔与自己差不多,遇事又每每意见不合的官场中最大的对手,无论从李鸿章个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他的淮军集团利益的角度考虑,当然都是梦寐以求的。因此,李鸿章发动自己的朋僚,动员了官场中方方面面的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防和塞防的大论战。史书中“力排众议”四个字,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形势和论战双方的力量对比,的确,左宗棠在这场论战中一如既往,是相当势单力薄的,仅仅是由于放弃新疆之后,还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的严重后果使清廷无法接受,才出现了与以往左李之间“政治斗争”不同的结果,最终决定出兵新疆。
  如果来看一看李鸿章在收复新疆前后的种种表现,将可以使我们对这位晚清第一人在和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的斗争艺术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自古塞外用兵有四难,即: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李鸿章一向认为左宗棠的手下缺乏劲兵,只有一支刘锦棠的湘军勉强可用,但仅靠这支部队,是根本无法完成收复新疆的任务的,因此,他就首先在“筹兵”上做了手脚。他认为当时在陕甘的军队中,宋庆所统的毅军最具战斗力,其余的就都是些庸兵了,于是,便想方设法地调走这支军队。他指使老部下、时任河南巡抚的钱鼎铭,让他以中原空虚的理由将毅军调回河南,并出主意说自己不出面,“若由尊处审度局势,抗疏直陈,以省毅军裹带供诸军饱腾为词,谅可仰邀俞允。”于是,钱鼎铭照办,毅军也果然如愿被调走。实际上,在毅军之前,陕甘还有一支更加精锐的军队,李鸿章的运作也更加精彩。
  在陕甘战争期间,清廷曾有过让李鸿章取代左宗棠的打算,同治九年四月,淮军主力刘铭传的两万铭军被迅速调往陕西乾县,李鸿章也来到了西安,后来情况有变,李鸿章被派往天津处理教案,铭军便被留了下来。那时,左宗棠的军饷极度紧张,他的军队在前线,是所谓的“征军”,除了打仗,还要担负赈济安置百姓等许多工作,负担极重,士兵们也辛苦异常,但他们每年只能领到一个月的军饷。而铭军虽然在乾县无所事事,属于“防军”,每年却至少可以领到九个月的军饷,与那些历尽艰辛的“征军”们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在俄国出兵伊犁之后,新疆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清廷命令刘铭传率所部两万人开赴新疆,打算同俄国交涉,收回伊犁。照道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用重金供养的铭军,到了保卫疆土的节骨眼上,正是出力的时候,理当勇往直前才是。然而,刘铭传此时却打起了退堂鼓,不但不去新疆,连肃州(今天的酒泉)也不去。他一再称病不前,拖延时间,实在无法再拖时,竟然离开部队,辞职回家去了。
  统帅病了,走了,不可能两万人马全都病了,还得执行开赴新疆的命令吧?刘铭传临走时,推荐原甘肃提督、正在天津老家养病的曹克忠自代。曹克忠上任之前,先去拜见了李鸿章,并提出请求,希望按照刘铭传在任时的标准发放军饷,并且不要削减铭军到陕西后额外增加的转运补贴,李鸿章不好当面拒绝,只得同意了。但是,暗地里他却将四十营一分为二,其中的十八营由唐定奎统带,不等交接就开赴往徐州;剩下的二十二营在交给曹克忠之前,也做了十分巧妙的安排。他在给刘铭传的信中这样说:“因荩臣(曹克忠)恳求再四,允将向拨麾下转运、添募杂费银二万两,照旧饬拨接收,意颇欣然。此为吾弟急欲脱身起见,替人要饷,仍代报销,永远烦恼葛藤终贻子孙之累,弟若为兄设想,当皱眉也。荩臣到后,拨出之营如将士不愿随征,悉准告假。无论去否,均给欠饷三月,必无人肯去。”经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曹克忠到任后果然一筹莫展,剩下的铭军根本不听他的号令西行,甚至发生哗变,于是,曹克忠不得不将指挥权仍然交还淮军将领、刘铭传的族侄刘盛藻,从此,这支部队就再也没有离开陕西一步。到了同治十三年六月间,陕甘的战事全部结束,眼看就要出兵新疆了,李鸿章上奏:“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旨敕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于是,这支铭军最后无一兵一卒开赴新疆,左宗棠也就只好用陕甘的那些杂牌部队出关,去碰碰运气了。
  
  
  接下来的事是筹饷,一场这么大规模的远征,没有军饷,当然是不可设想的。在塞防和海防之争中,虽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得到清廷支持,但李鸿章也绝不是这场论战的输家,因为左宗棠的意见是海防和塞防并重,而不是放弃海防不管。这场论战之后的三年,正是收复新疆最紧张的日子,左宗棠采购和运输军粮,做了一年准备,然后在剩下两年里挥师出关,收复天山南北,荡平了阿古柏匪帮。就在这三年里,李鸿章大喊加强海防,硬是从各省的协饷中挤出二百万两银子做海军经费。这还不够,光绪二年,他又以上海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的理由,让盛宣怀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江南各省,再次挤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这样一来,就算这些省份还有人打算为收复新疆提供支持,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拿不出钱了。
  到了这时候,左宗棠要想解决军饷问题,除了借洋债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李鸿章早料到这一层,他不出面,却怂恿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反对左宗棠向洋商借款。这一系列计划如能得逞,势必使收复新疆的战役被釜底抽薪,由于没有经费而中途搁浅,左宗棠的所有努力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沈葆桢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放弃新疆的翻版,他认为中国此时只要在西部采取屯垦放牧的做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使“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了,而一旦出兵,获胜的希望只有万分之一。左宗棠当然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说:“伏惟出塞之师,实缘局势所在,不得不然,迥非黩武穷兵,侈言远略可比。”
  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和穷兵黩武有着本质的区别,清廷也实在无法相信不靠武力就可以解决新疆问题,便最终同意西征军借洋款一千万两。左宗棠接到这份“恩旨”之后,“次日大飨诸军,宣示朝廷德意,令诸将校传谕,士卒欢声雷动,佥称誓当竭力图报,有口同声。”显然,西师中所有的人都在担心军饷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为了节省利息,左宗棠将借款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年,并且将借款数额减为五百万两。
  尽管左宗棠已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轻国家的负担,但这样的结果使李鸿章先前的企图成为泡影,他在给手下丁日昌的信中极其气恼地说:“左相借洋债千万,幼丹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核复。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力主之,可谓谬极。左公奉到准借寄谕,高兴万分,即日整旆出关,有肃清西域之志。”
  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但他的理由却一直在变化着。同治十一年,他对丁日昌说:“俄人坚据伊犁,我军断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踹服,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这时候是说只有修了铁路中国才有可能收复新疆,而修通往新疆的铁路,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所以,也就只好迫不得已,放弃新疆,任凭俄国人去“日蹙之势”了。
  同治十二年,陕甘的战事即将结束时,李鸿章对沈葆桢说:“惟俄据伊犁,骎骎东犯,世无班定远赵充国其人,势将陆沉莫返。左公已老,得陇便为幸事,似未能强令出塞矣。”在这里是说,因为这时的中国没有汉朝的班超、赵充国那样的人物,不能和汉朝相比,所以只好把新疆送给俄国人了。
  光绪二年,大军即将出关,李鸿章对沈葆桢说:“昨英使福西特过谈,彼曾住喀什噶尔七月,谓回王(阿古柏)雄桀能军与俄人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但冀此役成功,毋为邻邦贻笑耳。”这时候是说阿古柏不好对付,左宗棠即使勉强出关,很可能还是会让外国人看笑话。
  光绪三年五月,等到左宗棠一举收复乌鲁木齐,接着又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之后,英国人出面“调停”,要求准许阿古柏在南疆立国,条件是“作为属国,不必朝贡”。郭嵩焘向清廷建议:“与其穷兵糜费以事无用之地,而未必既能规复,何如捐以与之,在中国不失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弥怀建置生存之德。”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诩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各刊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复过。”这时候的李鸿章依然认定,左宗棠不肯见好就收,接受英人调停,准许阿古柏立国,即使南疆收复,将来新疆的形势也一定会出现反复,左宗棠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徒劳的。
  接下来,中国军队在新疆取得节节胜利,但李鸿章却一直在不断地做出居心叵测的预言。他说;“威使去秋欲调处喀什噶尔事,总署转致左公,深不谓然。今既收复吐、托二城,又讹传喀酋自毙,左公方以一分二厘五毫利息借英商五百万金,以图进取,岂更愿受外人调停?闻有廷寄令其统筹进取及善后,全局如何结束,月余尚未复到。彼所恃一刘毅斋(锦棠),顷来书亟欲告退,则前敌势事,掣肘可知。”“左相拟于八月进兵,冀可渐次得手。惟闻喀酋之子嗣位,投诚于俄,不知有无变态,如何结束。”不久,南疆全境收复,他又说;“新疆南路已复,惟喀酋与白彦虎似已遁入俄境。渠魁未获,善后难言。”“回疆四城闻皆收复,喀酋、白逆拥众西遁,恐入俄界及浩罕境内,边防后患甚长,措置大为棘手。”不难看出,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全力唱衰左宗棠。



  在中国军队以锐不可当之势,胜利收复天山南北之后,接下来,就是收回伊犁了。这时候,李鸿章的一系列言论,今天读起来依然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说:“俄人方纵白彦虎及安集延游匪侵扰南北路边界,左相又禁令各城,不许与俄商贸易,瑕衅渐生。伊犁既无还期,崇公恐成虚往。”“其实即久假不归,于大局无甚关碍,今成蛇足,进退两难。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虑后艰。”“伊犁新约纰谬多端,左帅与廷僚议驳,并请严惩地山(崇厚),以间执俄人之口。而驻京俄署使大肆咆哮,已发电报请示本国。”“地山以头品京秩、头等公使之议,旋即翻变,劼刚名位视地翁相去远甚;地山衔朝命而出尚不可靠,劼刚则由海外移俄,知其未曾面圣,亲授机宜。又俄、英猜嫌已深,劼刚与英人交密,俄必疑其与英勾串,更格格不入。有此数节,可谓画蛇添足。恐于国事无益有损耳……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将来俄人不必遽动大兵,止令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及白彦虎之众入境肆扰,数十万人可一呼而至,左公即首尾不能自顾,可为悬心。”“今废此约,正合高福满之意。盖与我军击柝相闻,又因细故生衅,恐其阴嗾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部众,及白彦虎叛党时相侵扰。金和甫、张朗斋所部各万人,饥疲已甚,仅刘毅斋勉夺弩末,首尾未能兼顾。设有蹉跌,再失数城,全局即虞震动。左公衰髦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 李鸿章认为,“俄在西国为最强,其与中土,沿海、沿边交界三万余里,更非英、美、德、法可比。伊犁乘回乱掠取,本不欲归我旧疆。在我则欧脱极远之地,亦可不急索还也。中外主国计者忽而好大喜功,再三追索。枢廷不谋于众,竟以软弱无识之人充其选而假以权。忽又举朝狂吠,废弃已定之约,理可谓直乎?”
  在李鸿章眼中,伊犁问题上,不不占理的一方是中国,伊犁交涉完全是多余之举,因此,要求俄国人交还伊犁,成了“好大喜功”,要求惩处崇厚,重开谈判的呼声,成了“举朝狂吠”。似乎,只有将伊犁拱手让于俄国才合情合理。事实上,伊犁问题的产生,本来就是俄国人不速自到,侵占了中国领土,又自食其言,在中国恢复了天山南北的主权以后,依然赖在那里不走,才引起两国交涉甚至兵戎相见的,理亏的一方是俄罗斯,不是中国。当时的中国固然国力疲惫,但俄罗斯也刚刚结束了和土耳其的战争,筋疲力尽,同样不敢打一场根本不占理的战争,俄国代理公使的当众咆哮,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表现,完全是做样子给李鸿章看的。
  在这一过程中,左宗棠采取了和李鸿章截然相反的态度,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甚至抬棺出征,中国的积极备战,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谈判,俄国人心虚胆寒,再三讹诈没有效果,只好作出了让步,修改了与崇厚签订的条约,交还了伊犁。
  在伊犁问题上,左李二人完全不同的立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交涉的胜利,和在整个新疆问题上的胜利一样,本应是左宗棠以事实教训了李鸿章,后者已经失败得非常彻底,但事情的结果却完全变了个样。
  李鸿章对新疆问题,从一开始的中国没有收复新疆的人才,打不赢这场战争;没有到新疆的铁路去完成军粮的转运,无法进行这样的战争;阿古柏雄桀能军,左宗棠将会打败仗;进入南疆以后,一定会旋复旋失出现反复;喀酋和白彦虎逃入俄境,后患无穷,无法应付;一直到伊犁交涉期间,一旦以强硬姿态对付俄国,后果将不堪设想等等,所有的预言全部都落空了。
  李鸿章事前完全没有料到,新疆之役,竟然会以中国的全胜而告结束,这使他处于事实上的非常尴尬的境地。于是,如何把这场战争的胜利说得一钱不值,进而贬低左宗棠,就成了接下来李鸿章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否则,这位晚清第一人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呢?
  他在给朋僚的信中说:“左相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而来书亦欲鄙人效颦,不免有违素志。”“左公老矣,遗累后人,未敢许为经国远谟,但旧物既经光复摆布殊不易耳。”事前曾断言不可能收复的领土在收复以后,变成了“人所不争之地”,左宗棠扛着棺材,历尽艰辛打了一场胜仗,变成了“遗累后人”,反
  倒成了罪人了。
  有的评论者说,如果当年中国放弃新疆,把这笔军饷拿来建设海军,就不会有甲午战争的失败了,所以,李鸿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晚清以来,许多人也正是因此而对左宗棠收复新疆之举不以为然。
  其实,这又是一种骗人的说法。海防和塞防之争,距后来的甲午战争有整整二十年之久,如果中国当时放弃了新疆,俄国人必然会不失时机地迅速占领长城以北,占领辽东,以尽早拥有旅顺军港,绝不可能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无所作为、坐失良机,那样一来,北京将完全处于俄国人的马蹄底下,中国就会面临那种“一日数警,永无宁日”的局面。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放弃了新疆,接下来首当其冲的问题必然是迁都,而不可能是建设什么海军。试想,慈禧不过在现成的北京城修了个园子,就可以使李鸿章高调呼喊的海防事务被完全摆平,所有的经费供应全部停止,大战将临,却不购一船、一炮、一弹,如果慈禧要把北京城来个整体搬迁,怎么可能倒反而会多出一大笔钱来,让李鸿章去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呢?然而,李鸿章靠他在官场中的强大势力,居然硬是使这种鬼话完全占领了市场,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以后。随便举两个例子吧,比如,民国年间流传很广的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应该是一部历数整个清代重大事件的书,他就将收复新疆的历史一笔带过,并且按照李鸿章的口径,毫不客气地给左宗棠戴上了一顶“好大喜功”的帽子,似乎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对中国完全不算一回事。再比如,曾经在全国销售得十分火爆的台湾作家高阳的《慈禧全传》,这部书洋洋洒洒,把整个慈禧当政的五十年的大小事务,描述得淋漓尽致,即使像香车美人一类的轶事,都记述得纤毫毕现。但是,收复新疆这一发生在慈禧当政时期的关系到一大片中国版图乃至北京城安危的重要事件,依然被以十分老到的手法,掩盖得毫无踪迹,书中每提到左宗棠时,也总是极尽挖苦贬损之能事,就好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确犯下了弥天大罪,恨不得得而诛之一样。
  被李鸿章诟病得最凶的是左宗棠借洋债的问题,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总共报销了两千六百万两军饷,其中,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七年四月,分四次总共借外债一千五百五十万两。这件事,遭到李鸿章的口诛笔伐,严厉声讨,因此,也引来以后某些历史学家的质疑。但是,笔者想说,如果当年的中国真的能够合理地支配军饷,杜绝不必要的浪费的话,这笔外债本可以不借分毫的。
  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支铭军,在陕甘完全是一支无所事事的痈赘,调赴新疆时又抗命不前,养这样一支军队毫无用处,照道理早就应该裁撤的。然而,因为李鸿章必须靠这支人马彰显实力,一直就这么养着。那么,养这样一支军队的费用究竟如何呢?它自同治九年四月调赴陕西乾县,到同治十三年六月离开,前后总共五十个月,在此期间实收军饷达一千五百八十余万两,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收复新疆时的所有外债了。李鸿章以“淮军西征”的名义分三次总共报销一千三百九十多万两。顺便提一下,这个数字也可以和西师的军饷情况做一个对比,这支两万人的铭军的军费如此充裕,实收数额大于支付数额,可是十多万人的西师,同治十三年全年收到的军饷,只有二百余万两,西师历年军饷的拖欠,累计更高达三千多万两。这方面苦乐不均形成的对照,也极其鲜明地反映了左李二人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李鸿章也一直在哭穷,然而,这些数字却无情揭示了淮军和西师之间的天壤之别。供应一支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老爷兵,要花费这么多钱,到了对外作战的时候,国家怎么能不去借外债呢?这笔巨额的冤枉钱从来没有人提及,更没有人对李鸿章进行指责,而左宗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收复新疆所借的外债,却被热炒得几乎翻了天。这样的事实的确充分显示了李鸿章无与伦比的实力和手段,有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同僚”,还能使整个新疆战役如此漂亮地结束,左宗棠也的确够难为了。
  以上这些情况,不禁使人想到,幸亏左宗棠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才使他事后仅仅被戴上一顶“好大喜功”的帽子了事,如果西师在新疆的战事以失败告终,李鸿章有了口实,左宗棠恐怕很难逃脱身首异处、祸及满门的结局,因此,左宗棠当初坚持出兵新疆,其实是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的。他在自己的家书中说;“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病态日增,腹泻自吸引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泻,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疼麻木,筋络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关矣。”又说:“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人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期间所经历的艰难和苦衷,这和某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左宗棠只把这件事当作湘淮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其实是相去很远的。
  
  新疆胜利收复以后,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攻击一如既往。
  李鸿章在给别人的信中说:“左相到京,奉旨入值枢廷总署,惜其于近日洋务尚多隔膜,即如奏称船政造成各船,可敌俄人东来铁舰,可为笑柄。”的确,李鸿章这段话说的是事实。洋务,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新事物,对洋务的学习、认知,是不能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差异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这方面的差异就非常之大。李鸿章掌辖的地方,先后是上海、天津、广州,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这种地理上的便利,使他比晚清的任何一个大吏接触西方新鲜事物的条件都要优越得多,并且,随便引进点什么洋玩意儿,在当时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创,因此,他在洋务方面的成绩远远超越其他人。左宗棠呢,他只在福州待了很短的时间,创设了福州船政局,然后就去了十分闭塞的西北,一待就是十好几年。刚刚回到北京,他对西方科技突飞猛进的认识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对国产轮船实际情况的了解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前,他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概念,认为船政局造的船能够大体上和洋人的船以一敌一,应该是十分自然的。这种认识上的落后,立刻成为李鸿章手中的把柄,遭到嘲笑。
  然而,当左宗棠了解了西方科技进步的具体情况之后,他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在自己的奏折中说:“臣查西洋各国,二十年前,尚无铁舰,所有兵船,与中国船政局现制相埒。……孰料该夷逐渐讲求,日新月异,兵船铁甲厚至一尺有余,更以一二尺厚之阴丁鲁泊如橡皮胶者贴衬其里,以故刚柔摩荡,坚韧异常。其后膛巨炮全重、能力,突过从前。上海制造局所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及《兵船海岸炮位炮架图说》言之甚详。《申报》所载英国所造巨炮可受药弹一千余磅之重,能洞穿五尺余厚之铁甲,闻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国视之,亦寻常工作耳。该夷务修战具,不惜财力,至于如此。”面对这种局面,他主张中国应当开采铁矿,“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他又说:“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炮船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饬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宸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
  写上面这份奏疏时,已是光绪十一年正月,几个月后,左宗棠就去世了。然而,即使在生命垂暮之时,他依然能够如此关心西方列强在科技方面的进步,关心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不甘落后,亟思图强振作。如果此时的他不是已经七十三岁,不是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一定会用创办福州船政时的那种坚韧和执着,去把上述这些设想变为现实的,他在“洋务”方面对国家的贡献,应该不会在李鸿章之后。
  
  李鸿章对左宗棠的另一个攻击内容,是他只考中了举人,是“乙科”出身。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入阁拜相,成为清代唯一一个以举人身份获得大学士资格的人,被李鸿章称为“破天荒相公”。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左公竞得破天荒,相公虽有志饬,亦是命运。湘才如左公者岂少哉。”十分不以为然。后来,李鸿章的僚属们也大打出手,在左宗棠的举人问题上做足了文章。
  其实,左宗棠自幼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师出名门,文字功底十分扎实。但是,他又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三试不第之后,就再也不去参加那种靠一篇八股文是否入得了考官大人的法眼来决定终身成败的科举考试了,那时,他仅仅二十五岁,这当然不是那种无力博取功名的年龄。从左宗棠留下的大量文字手稿来看,他的写作水平,决不在那些进士出身的人之下。当时的湖南,是个文人荟萃之地,岳麓书院居然打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旗号,名扬天下。左宗棠能够在两任湖南巡抚幕内,担任包揽奏稿在内的文案事务的师爷,由他经手的文件,巡抚本人“绝无检校”,且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如果没有十分扎实的文字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的。左宗棠去世不久,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就寿终正寝了,他的例子,也足以成为八股取士制度理应废除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明。李鸿章及其僚属们一直抓住“举人”的题目来做文章,反映了他们的阴暗心理,实际上也是很可笑的。
  对于左宗棠的攻击中,还有一条,是他晚年以骂人为事业。新疆收复以后,左宗棠剩下的日子,一直都是很难过的。李鸿章“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左宗棠被不停地调来调去,“移置散地,固得矣。”即便如此,在他未到职以前,李鸿章也往往先作了布置,指使地方官员和左宗棠作对,“望与家兄合力谋之,其必不可行者,无妨执简而争也。”左宗棠的一切主张都无法实施,他的部属,也遭到排斥和迫害。如,中法战争中,统率恪靖定边军的王德榜,在冯子才受到法军攻击时,率部猛攻法军的侧后,和老将冯子才一起,前后夹击,将法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但是,当时的广西巡抚潘鼎新是李鸿章的心腹,隐瞒王德榜的战功不报,还打算对他进行陷害。左宗棠的另一个部属台湾道刘璈就更惨了,虽然他在沪尾之战中取得胜利,把来犯的法国人赶下了海,但却被刘铭传罗织罪名充军发配,最后死在宁古塔。就连商人胡雪岩也未能幸免,因为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而遭到报复,当时,胡雪岩垄断了江南的蚕丝收购,准备和洋商一较高下,手头的流动资金都变成了蚕丝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上海的江海关此时故意将到期的中国在收复新疆时借的洋债拖延不付,胡雪岩是这笔债务的担保人,只好从非常紧张的资金中拿出钱来垫付这笔洋债,就在胡的银根被全面抽紧之后,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挤兑风暴从北京刮向全国,胡雪岩如日中天的生意顷刻间土崩瓦解,这位商人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面对这一切,左宗棠心中承受着巨大的苦痛和煎熬,他也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凡人,在满腔愤怒的情况下,以骂人的方式来释放心中的压力,大概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吧?其实,一个位极人臣的高官,只能以骂人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愤怒,应该是一种十分无奈的举动,细究起来,以骂人为事业,恐怕比以整人为事业的人,无论怎么说,都要好得多了。
  
  
  俗话说,人无完人,但是,尽管搜肠刮肚,不遗余力,也只能找到上面这样一些罪名,这样的人,也就够难得了。凭借一手遮天的能力,李鸿章不仅在当时把左宗棠搞得灰溜溜的,晚清以后,这种情况也依然继续着。
  左宗棠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扛着自己的棺材,保住了那么大一片国家版图,他一生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但是,他在自己的祖国,却始终处境尴尬,甚至以历史罪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书上 ,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恐怕也仅此一例吧!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谈谈对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的看法。
  梁启超在这本书中,谈到甲午战争失败时说;“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就是说,对于这次战败,李鸿章顶多只须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比如大匠造屋,一个人享有了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捞取了足够多的白色、灰色和黑色的实惠,风光无限之后,房子倒塌了,仔细一看,无论是地基处理,还是木工、瓦工、泥工,完全是一堆豆腐渣。在追究责任的时候,有人说,要怪业主给的工程款不够,各道工序的人也没把工程当回事,大匠本人只有四分之一的责任,并且,他还在房屋倒塌之后做了许多裱糊工作,在这方面是有功的。这样的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不错,梁启超是列出了李鸿章的十二条“失机”作为他的责任,似乎很公平,并没有偏袒李鸿章,但紧接着他这样说:“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幸胜之理。”这样一来,哪怕有一百条失机,也都被轻飘飘地一语带过了,既然本来就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李鸿章有没有失机,都不会影响战争的结局,他又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梁启超接着说;“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诀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呼可哉?”
  如果李鸿章只是一个战术执行者,例如,像丁汝昌那样,只负指挥舰队的责任,梁启超这样的说法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李鸿章是实际掌控整个中国海军的晚清第一人,“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略决策者,以对一个小工的要求去考量大匠在房屋倒塌之后的责任,其不合理之处,是十分明显的。的确,甲午战争是一场中国必败无疑的战争,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就输给了小小的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要负什么责任?梁启超上面的这段话,采用了避重就轻的手法,完全回避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中法战争结束的光绪十一年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中间有九年时间,这九年,风平浪静,长期的战乱终于结束,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渐渐显示出成果,是整个晚清最繁荣的时间,九年间,无论是国内的情况还是国际的形势,对中国都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段时间积极备战,扩充海军,完全可以把年财政收入总共只有八千万日元的日本远远甩在后面,让它永远不敢对中国产生任何非分之想。因此,笔者认为,把这九年称为中国晚清的黄金时期,是毫不过分的。
  可是,中国在这段黄金时期里,没有买进一条军舰,到战争爆发之前的两三年,甚至连枪炮和弹药都不买了,黄海大战中,中国主力定远和镇远舰上威力巨大的火炮,两艘军舰加起来总共只有三发炮弹,让这样的军舰去和日本作战——请注意,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实战,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可这样的情况,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是由于慈禧把建设海军的钱拿去修建颐和园了,才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况,问题是,作为中国海军的实际掌门人,李鸿章对慈禧修园持什么态度,在中日海军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对于慈禧挥霍巨款,他积极进行阻拦了吗?
  李鸿章不仅没有对慈禧的颐和园工程进行阻拦,相反,还鼓动一些想走门路的官员,打着报效海军的旗号,去给慈禧的颐和园工程送钱,当海军总兵刘步蟾和其他舰长们实在看不下去,终于义愤填膺,联名上书,要求增加海军经费,要求购买新舰,要求更新火炮装备的时候,李鸿章压下了这份请愿书,连个上报的举动都没有。
  其他大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慈禧呢,一切有李鸿章把关,既然李鸿章没有强调海军经费存在严重问题,那么,慈禧当然乐得用大把大把的银子去搞自己的享乐工程了。
  



  光绪十七年五月五日,这时,距离甲午战争只有短短三年,应该属于临战时期了,李鸿章在《巡阅海军竣事折》里这样说;“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粟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
  李鸿章志得意满的表情,已经跃然纸上,在这里,他不仅把海军,还把陆军、岸防工事、学堂和兵工厂,都做了十分美妙的描述。这个职任北洋的海军掌门人,信心十足地对大家说,渤海门户,已经深固不摇,可以高枕无忧。清廷那些帝后和王公大臣们,听了这番报告之后,当然个个心花怒放,谁还会去为海军的实力担心,为海军的经费发愁呢?
  这份报告,实际上成了慈禧享乐工程的催化剂,成了中国文武官员盲目乐观的迷魂汤,后来翁同和反对购买枪炮和炮弹,也很难说没有受到这份报告的影响,大战降临,中国方面竟然是这种状况,这份报告的危害之大,当然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就在这份报告出笼的第二年,日本却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就等着开战了。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北洋舰队有七艘两千吨以上的军舰,总排水量两万七千吨,而日本只有两千吨以上的军舰五艘,总排水量只有一万七千吨。可是,到了光绪十八年,日本海军已经有了七万二千吨的总排水量,超过了在此期间盲目自大、一舰不购的北洋海军。日本陆军也大大加强,有了六万三千人的常备部队,预备部队更多达二十三万人,的确,这场战争终于到了不用打,中国就注定要失败的时候了。战后,有些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蓄意卖国,这些是过激之言;至于那些说李鸿章在日本有多少股份,不愿和日本开战的说法,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完全没有对于这场战争备战方面的紧迫感,,没有大战即将爆发时的警惕性,专心致志地当着他的太平宰相,终于使中国失去了本应全力备战的宝贵时间,成为注定要失败的一方,作为一个晚清第一人,他当然是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者,这样的评价,恐怕不冤枉吧?
  梁启超说:“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樜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
  看完了梁启超这段义愤填膺的话,实在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请回顾一下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李鸿章的种种言论,这位晚清第一人不正是那种“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樜其短长,以为快谈”的“虚骄嚣张之徒”吗?不正是梁启超所切齿痛恨的“亡国之利器”吗 ?左宗棠是在毫无“失机”的情况下横遭指责,被说成“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甚至被说成国家罪人的。可是,为什么当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处处“失机”、处处“调度不过尔尔”的时候,却要对批判李鸿章的人设定限制,要求批判李鸿章的人必须具有梁启超认可的资格,像这样祸国殃民,对整个中国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责任者,难道不是人人可得而责之吗?
  梁启超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尔。’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若是乎,日本果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好像中国应该为李鸿章这位独胆英雄发一枚勋章了。可是,李鸿章在几十年仕途中,不正是将排斥异己、以邻为壑这些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老手吗?还是拿收复新疆来做比较吧,在已经决定出兵新疆之后,这件事就应该是国家行为了,更何况收复国土,自古就应该是一件人人支持的事,但是,李鸿章曾经“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了吗?看看李鸿章当时的那些举动、言论,像一个中国人吗?甲午战争时即使出现了那种以“一人敌一国”的情况,顶多也不过是因果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即便如此,还没有出现收复新疆时那种有人在背后下绊子、捅刀子的事吧,至于舞之蹈之地为李鸿章大唱赞歌吗?
  梁启超还说;“彼苍者天,前此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类似的话很多,把李鸿章的失败,说成是因为福命不济,运气不好,所以才会艰巨谤诟,尽附一身,将他应负的责任归于人力不可控制的天意。这种辩护方法的确高明,但是,如果老天爷真的能够听见梁启超的这些话,一定会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十分委屈地说:我已经给了他足足九年的黄金时期,是他自己白白地扔掉了,这能怪我吗?
  中国甲午战争之所以一败涂地,就败在备战意识上,无论李鸿章还是慈禧,都被这段黄金时期的“中兴”、“升平”的假象所迷惑,完全没有顾及中国正面临着强邻日本的巨大威胁,甚至大战将临时,还蒙在鼓里,做着大清国安然无恙的美梦。
  那么,李鸿章可以避免这次失败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首先,他应该对慈禧修园的举动坚决谏阻,尤其是当海军的舰长们联名上书的时候,更应该趁机发动一次海防和修园的论战,以保证中国把宝贵的资金,首先用于战备,作为身负重大职责的晚清第一人,在这个问题上,只认识一个谄字,却不知道谏字怎么写法,当然是会误事的。其次,就算阻挡不了颐和园工程,也绝不应该对海军建设的完全停止坐视不顾,而应积极向华商、洋商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确保海军立于不败之地,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再次,就算借款也落空了,李鸿章自己还有巨额的家财,只要解开腰包,完全可以解决海军所面临的经费问题。其实,就算李鸿章真的用自己的家产充作海军经费,使中国最后赢得了甲午战争,他也顶多不过不当富豪,落个两袖清风而已,恐怕离为了国家利益扛起棺材去拼老命,还有一段距离呢吧?
  然而,李鸿章什么都没有做,他是一个“忝膺疆寄,职任北洋”,却又面临大战而不作为的中国海军掌门,是一个极不合格的晚清第一人。梁启超的那些评论,当然让人不敢苟同。
  
  在回顾这段历史,比较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人物的时候,笔者曾无数次对着左宗棠的那份遗折扼腕叹息。光绪十一年,中法和约签订以后不久,左宗棠在福州行辕去世,这时,正是中国晚清黄金九年的开始之际。在临终前,他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奏折,全文如下:
  “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尤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份奏折,实际上是中国即将面临重大危机的一记警钟,是左宗棠临终前留给自己祖国的一个忠告。
  李鸿章要想在甲午战争中不打败仗,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把左宗棠的这份奏折挂在床头,每天念上一遍就可以了。请仔细看看这份奏折,难道不是专门针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所开的一剂最好的对症良药吗?这种现象,极其清楚地揭示了左李二人之间“政治斗争”的焦点之所在。
  真实的历史,是要用良心去书写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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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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