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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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36 pm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2008-12-18 游修龄 高瑞扫校 点击: 1833 一、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稻作遗址的出土情况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四章第三节

游修龄


第三节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遗址,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所发现的,如良渚、屈家岭、修水、石峡等文化遗址 ( 参见表 4-3) ,它们的年代都大抵相当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迟于大汶口、半坡、仰韶等文化。从而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单中心观点。加之有史记载以后,汉唐盛世北方文化遥遥领先于南方更是不争的事实。到 1973 ~ 1976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以后,其年代经鉴定为距今近 7 000 年,超过仰韶和半坡,才引起了很大轰动。与此同时,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先后发掘,其年代经测定约在距今 7 500 ~ 6 800 年之间 ( 未经树轮校正 ) ,大体上与河姆渡持平略高。 90 年代又在长江中游发现较河姆渡和裴李岗、磁山更早些的遗址 ( 详后 ) ,如此南北相互“追赶”的现象,使中国原始农业的研究成为从未有过的热门课题。黄河流域单中心论遇到挑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的观点,便很自然地建立起来。




一、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稻作遗址的出土情况
一般地说,南方新石器遗址应该都是已有稻作的遗址,但我们进行统计时,必须以有炭化的稻谷、米或稻的茎秆等实物遗存 ( 包括稻的孢粉、植物硅酸体 ) 为依据,即使有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实物遗存,也不在统计范围以内。随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掘,发现有稻谷 ( 米 ) 等遗存的遗址也日益增多。如据 20 世纪 70 年代统计,只有 30 余处,到 20 世纪 80 年代便增至 70 余处,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已超过 80 处 ( 表 4-3) 。
从遗址的年代来看,各地遗址距今 3 000 ~ 9 000 年,时间跨度约 6 00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最早的遗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 7 000 年;这一纪录被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的距今 8 000 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打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贾湖的纪录又被距今 8 000 ~ 9 000 年的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壋及澧县平原彭头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的新发现所刷新,这些新遗址的陆续发现,大大促进、丰富了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内容。由于鉴定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在没有稻谷 ( 米 ) 遗存的条件下,从土层中寻找稻叶的硅酸体,同样可以找出栽培稻的证明,并区分其为籼亚种或粳亚种。此项工作正在开展,暂时未将其统计在内。表 4-3 内时间最晚的是云南的几处遗址,距今约 3 000 年,这在中原地区,业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但因这些遗址的农业发展阶段,仍属原始农业范畴,故亦予以列入。
从表 4-3 遗址的地域分布看,有几个特点,一是长江流域明显可分为下游、中游和上游三个部分,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分布也最密集,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两省。华南地区的遗址数较少,分布也显得较散。黄河和淮河流域数目亦少,分布也很分散。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 ( 图 4-4) 。其中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处于北纬 33 ° 37 ′,是迄今为止年代很早、纬度最北的稻作遗址,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另一方面, 1996 年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 31 个文化层 ( 年代距今 8 000 ~ 12 000 万年 ) 中发现 7 个样品有水稻硅酸体,共 24 粒,其中双峰硅酸体 7 粒,扇型硅酸体 17 粒。研究人员对遗址的扇形硅酸体进行聚类分析,写出报告。 主要结论认为牛栏洞遗址的硅酸体为一种非秈非粳的类型,其扇柄长度与现代秈稻相似,扇叶长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峄间距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峰间距与现代秈稻相似;垭深与现代粳稻相似。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报告又附带指出,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距今万年前的稻谷遗址,除牛栏洞遗址外,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稻谷,具有秈粳的综合特征,水稻双峰硅酸体具有粳稻特征。牛栏洞遗址文化层的硅酸体虽与玉蟾岩的相似,但秈性明显增加。其原因有待研究。
福建和台湾的稻作遗址特点是数目很少,时间又较迟,可能与山地面积较大,发掘机会和次数较少也有关系。黄河流域的稻作遗址数目虽然较少,但分布甚广,表明这一广大地区曾一度时期其自然条件适合于稻的栽培,却因条件改变从而缺乏连续性之故。


表内湖南澧县和澧阳境内的遗址只列出代表性遗址一处,故表内数目未超过 80 处。

顾海滨、张镇洪、邱立诚,牛栏洞遗址水稻硅酸体的研究,收入《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382 ~ 387 页,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博物館合編,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需要说明的是,牛栏洞遗址的年代估算偏早,详见第七章、第二节、四段有关牛栏洞遗址年代问题部分。至于牛栏洞遗址的水稻硅酸体报告,只有文字叙述及聚类分析数据,没有附硅酸体实物的照片,读者未能参与鉴别,是美中不足。



二、原始稻作的起源和驯化
二、原始稻作的起源和驯化
探讨原始稻作的起源和驯化,牵涉面很广,尽管考古发掘为研究提供了其他学科无法提供的实物和绝对年代数据,但还有许多问题不是考古发掘所能一一解答。驯化的栽培稻来自野生稻,而野生稻的“种”很多,它们并非都是栽培稻的祖先种,所以首先要确定哪种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种?其次,关于作物的起源地,向来存在着单中心和多中心的争议,水稻的起源是单中心或多中心?第三,稻的驯化和栽培,离不开人,最初从事原始稻作的是什么民族?第四,原始稻作给出后世留下那些足资印证的材料依据?对这些问题需要分别探讨。
(一 ) 野生稻问题
全世界“稻属” (Oryza) 下的“种” (Species) 经过鉴定并认可的,约有 20 ~ 25 个,其中栽培种仅 2 个,即亚洲栽培稻 (O.sativa) 和非洲栽培稻 (O.glaberrima) 。其余都是野生稻。亚洲栽培稻的祖先种,公认的是“普通野生稻” (Oryza perennis 或 O.rufipogon) 。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稻有三个种,即疣粒野生稻 (O.meyeriana) ,药用野生稻 (O. officinalis) 和普通野生稻,前二者与栽培稻没有关系,这里从略。新石器时期驯化栽培的就是普通野生稻。
现代普通野生稻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为:南起海南省崖县 (N 18 ° 09 ′ ) ,北至江西东乡 (N 28 ° 14 ′ ) ,东至台湾桃园 (E 121 ° 15 ′ ) ,西至云南盈江 (E 97 ° 56 ′ ) 。南北跨纬度 10 ° 05 ′,东西跨经度 24 ° 19 ′。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宿根繁殖为主,也能开花结少量的种子,收获指数不超过 20 % ;另一种为一年生的野生稻 (O.nivara) ,以种子繁殖为主,其收获指数可达 60 % 。
在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栽培稻种起源于普通野生稻,一种则主张栽培稻种起源于一年生野生稻。主张栽培稻起源于多年生的,说一年生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和栽培稻“渐渗杂交” (introgressive hybridization) 产物的,属于“杂草稻” (weed rice) 性质;主张栽培稻起源于一年生野生稻 (O.nivara) 的,认为 nivara 是栽培稻的直接祖先, nivara 则来自 O.perennis 。日本学者在泰国发现另一种“多年生 - 一年生中间连续体”,主张栽培稻来自这种中间连续体 。总之,近年来对一年生野生稻和普通野生稻及栽培稻的关系研究,已经深入到核基因组、叶绿体基因组及 DNA 等分子水平。这些新观点给中国古籍上记载的野生稻的探讨,提出了难题,因为古籍上关于野生稻的记载,没有说明它们是多年生或一年生的。中国古书上称野生稻为“秜”,《说文解字》:“‘秜’,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但《齐民要术》引《字林》 ( 佚书 ) 作:“稻,今年死,来年自生,曰‘ 秜’”。一个作“落”,一个作“死”。落是谷粒掉落田间,来年又自行生长出来,似乎强调一年生;死则是植株今年死亡,明年重又生长出来,含有宿根生长的意义,但也不排除有田间落粒的可能。汉字中还有一个“穭”字,谐音也可以写作“旅”、“稆”,都是修饰语,野生的意思,所以穭稻、稆稻、旅稻也就是野生稻,穭麦、穭豆也就是野生麦、野生豆。而“秜”则专指野生稻。根据炭化谷粒外表稃毛的电镜观察,可以鉴定是否野生稻,但仍未能鉴别是一年生或多年生。 ( 图 4-5)
翻检古籍中有关野生稻的记载,起自三国吴,迟至北宋,共得 13 条,其分布的北界较现在偏北,约从 N 30 °至 N 38 ° 5 ′ 。唐代至北宋早年气温较现在为高,故野生稻分布也较现在偏北。中国全新世距今 8 500 ~ 3 000 年这一阶段是一个大暖期,尤其是距今 7 200 ~ 6 000 年间是大暖期中的稳定暖湿阶段。 ( 详第一章 ) ,当时华北远较现在温暖湿润,雨量较现在丰富,河流湖泊众多,野生稻的分布应较唐宋记载的北界还要偏北,从当时的植被种类偏于温带至热带型,也可以得到证实。遗憾的是,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栽培稻谷米遗存很多,但只有河姆渡遗址和贾湖遗址两处极少量的个别谷粒被鉴定为、或怀疑为野生稻谷粒。纬度在 N 30 °~ 33 °之间,并非很北。进入有史记载以后,中国气候虽然每隔三、四百年也有冷暖交替的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变化幅度较小,没有如 7 000 年前那样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3 °C 的现象。
新石器时期出土的都是栽培稻遗存,很少或几乎没有野生稻谷遗存,应视为正常现象,表明当时的稻田和野生稻小生境已相当隔离。其次,也表明当时人们已主要以栽培稻为食,所以遗址中没有发现野生稻谷,如果当时采集野生稻为食的比例还相当高,那么,就有可能在稻谷遗存中发现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混合物。





剩下的问题是,鉴于多年生野生稻是一个多型的复合群体,不论是在自然的或人为的选择压力下,都富于变异,但古代和现代的时间差应该有所不同。那么,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在 7 000 ~ 8 000 年前的野生稻是否像今天那样,已经有了一年生及中间型野生稻的存在?如果发现数量较多的炭化野生稻谷,怎样判断它们是多年生?一年生?或中间型连续体?如果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炭化稻的遗存不断发现,而炭化野生稻始终较少,可否认为稻的栽培驯化时期还应推前?目前,我们的理解和讨论,只能停在这样充满问题的水平上。
(二 ) 稻的驯化与起源中心的问题
稻在驯化之前,要经过一个采食野生稻的阶段,现在印度奥利萨邦的杰普尔 (Jeypore) 及斯里兰卡的 Baticoloa 地区,还有人采集野生稻为食。采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收获之前,先到沼泽中把稻穗捆成一束一束,然后拿篮子逐个地将成捆的稻穗弯转向篮子里倾倒,同时轻轻敲打,即可获得稻粒。另一种方法是,拿一个敞口的布袋,在稻穗上面反复兜过去,谷粒即落在袋里。因成熟期不一致,必需分次收获。可以推想,原始人们在采集过程中己注意到野生稻很容易掉粒、成熟期不一致、必须分次采集、谷芒太长、不便于脱粒加工等等缺点,但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一旦人们实行播种繁殖,便会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不至于一碰便落的穗子,成熟期较集中的穗子,谷芒较短甚至没有芒的穗子。因为野生稻是个多型的混合群体,这对于野生稻自己来说,是一种有利的生存竞争能力的表现。人们专挑自己所需要的性状,结果便会获得不易掉粒、成熟较一致、短芒或无芒的植株……当然,人们所进行的选择远非这样简单,还包括诸如种子休眠期短、米粒大小、形状、色泽,食味爱好、甚至为祭祀之用而专心选择等等,拿它们去播种繁殖,在它们的后代中进行反复的选择,便会慢慢地获得把这些期望的性状组合在一起的比较理想的新植株。这是驯化必经的步骤,所谓驯化,也就是不断选择期望的性状,汰除不需要的性状。如果把这种选择称之为正面选择,那么,同时也存在反向的负面选择,即植株努力保留自己的原始性状,逃避人力的干预,有利于它自身的生存,最终以杂草稻、即一年生野生稻的形式生存下来。不光是水稻如此,其他作物如大麦、燕麦、大豆、黍、粟…… ,各种作物都有其相应的“伴生杂草”。
在第一节黍粟出土的地理分布上,我们清楚地看到黄河中游是黍粟出土分布的中心,其次是黄河下游。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长江流域,同样可以看到,炭化稻谷遗存的分布中心在长江中游,其次为长江下游。似乎黍粟和稻在时间跨越方面和和空间分布方面呈一种大体相似而并行的现象。人们在探索某种作物的起源地时,往往出土该种作物遗存最早的考古遗址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因河姆渡是当时最早的遗址,当时的判断即以河姆渡为中国的水稻起源地,由此向四周传播。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汉水上游和长江中游舞阳贾湖、澧县彭头山等遗址的年代更早于河姆渡遗址,至今都倾向于长江中游 ( 或中下游 ) 是中国稻作起源中心,由此向四周传播。当然,配合最早起源地,必有一系列其他考古的、遗传的、文献的论证,但随着中心提法的改变,这些论证也随之沉寂。如果你认为这种判断太过随机性,离开考古年代,另作遗传学的、历史语言学的、民族迁徙方面的推断,即使言之成理,有根有据,由于缺乏年代坐标,便显得未能落实,没有说服力。所以这是个两难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及其岛屿,若说它们的北界在温带北纬 30 °上下、在为期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颇多徘徊移动,那么,它们在东南亚热带岛屿的分布是最稳定的,栽培稻的起源为什么偏偏不在这一带,却在长江中下游北纬 30 °上下这一带?历史和考古事实一再表明,东南亚岛屿的原始农业是从块根类芋头、木薯等开始的, ( 至今还处于石器时期的新几内亚西部的伊利安加高地的拉尼族,就是如此,拉尼人已知种植芋、薯类和葫芦,以及养猪,但主要还处于狩猎阶段 ) 继芋头木薯以后种植的是粟、黍、薏苡等,水稻是最后才取代粟类登上主粮地位的。所以讨论水稻起源地既不能没有野生稻存在这个大前提,但这野生稻又不是唯一的大前提。
南洋岛屿的原始农业主要在山区,因为在相当长看时期內这里的原始居民仍然要通过狩猎获得动物性食物,而低地的环境条件并非理想的生活场所。食物来源既然通过林地采集、狩猎和少量种植可以充分满足,自然没有必要想到采集野生稻 ( 加工麻烦 ) ,进而加以驯化栽培。换言之,缺乏驱使他们驯化栽培水稻的压力。长江中下游多江河湖泊的地带,既是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又同样生长着丰富的野生稻群落,早已是人们采食的粮食,人们在采食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上述诸种选择,便有了可能性,这可能就是水稻的驯化栽培起源于这一带的原因。
如所周知,稻除去有籼、粳亚种的区分,还有水稻和陆稻之别,不过水稻和陆稻不是亚种之别,只是生态型的不同。在现今残存的刀耕火种农业中 ( 如云南、南洋岛屿山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山地少数民族以及史前的日本 ) ,各种作物混播占很大比例,陆稻常常是和粟、黍、苋米、玉米、薏苡等混种。陆稻和水稻的不同,只在于水稻的茎秆到根部存在发达的通气组织,向根系输送氧气,陆稻则这种通气组织不发达,其余生长习性都没有什么差别,陆稻也可以当水稻栽培。从局部地区看,在刀耕火种的地方,人们往往先在山上种陆稻,后来下到平地才改种水稻。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现在的傣族虽然以种植水稻、并以富有灌溉技术著称,但是据明嘉庆《临安府志》卷十八“纳楼土司”条记载,傣族在当时还是“居山者为旱摆夷,种旱稻,用火耕。” ( “旱摆夷”是元明时对傣族的称呼之一 ) 景颇族、阿昌族等也存在类似的经历 。泰国山区的拉瓦族,自古以来就在火烧地里栽培陆稻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在云南省考察调查中,发现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 1 500 ~ 2 500 米 左右地带,生长着以常绿青冈栎类为主的森林,经阿萨姆、东南亚北部山地、云南高原、江南山地、直到日本西南部,形成横跨东南亚的暖温地带,因其树种都是常绿树,叶表面有如山茶叶那样的光泽,因而称之为“照叶树林带”。 在这一林带内农耕的最大特点是以杂粮( 包括旱稻 ) 和薯类为主要作物的火烧地农耕。这一带最初的农耕并非是水田稻作文化,水田文化是在以杂粮类为主的火烧地农耕之中于较后时期里产生的文化 。由此引发了先有旱稻或先有水稻的议论。
主张先有旱稻的,便是根据少数民族这种先在山上种旱稻,旱稻是刀耕火种时期即已存在的种植方式,下到平坝以后才改种水稻的实例。主张先有水稻的,指出野生稻的生境是浅水沼泽地,不可能从驯化开始即先有旱稻,旱稻是从水稻经人工选择、在缺水条件下慢慢形成的生态型。但主张先有旱稻者指出,在野生稻中,也有生长在山坡无水源地,靠雨季降雨能正常生长的事实。并且指出原始的稻并没有如现代这样明确的水陆分化,换言之,原始的驯化稻是一种间于水陆稻之间的生态型, 向山区发展便成为生育期短的、耐低温的、偏于粳型的陆稻,向平地多水源地区发展便成为生育期较长的、不耐低温的偏于籼型的水稻。同样的道理,而若长期处于深水浸泡之下,便成为耐深水的深水稻,在经常有洪水泛滥的地区,便形成了能随大水上涨而同时延伸其茎节的浮水稻。所以旱稻和水稻孰先孰后的问题只有像照叶树林带里 ( 如云南和日本 ) 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才存在,因为水稻不可能进入这些高地。如果放到长江中下游那样范围很大的江湖河泊众多的野生稻环境里考虑,最先驯化栽培的当是水稻。不论水稻或旱稻,其时间都是很悠久,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即存在。问题是从地下出土的炭化稻谷,可以区分籼、粳亚种,却无法区别是水稻或陆稻。如果能明确遗址是在水田或山地里出土,或许可以有助于推断是否为水稻或旱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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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一章 6 ~ 12 ,农业出版社, 1995

承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先生提供复印件资料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一章,第四节, 142 ~ 156 ,农业出版社, 1987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中译本,尹绍亭译,第一章, 7 ~ 19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的道路——从不丹、云南到日本》尹绍亭摘译,收入《云南与日本的寻根热》,云南社会科学论丛之二,1986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中译本,尹绍亭译,第一章, 7 ~ 19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三、稻作传播与史前氏族及历史语言的关系
三、稻作传播与史前氏族及历史语言的关系
稻作的起源和传播离不开人,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把稻作起源历史推前到距今 8 000 年前。那么,距今 8 000 年前长江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黄河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彼此间如何交流融合?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古人类学着重研究农业起源之前的旧石器及其以前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只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文化,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它们区别的标志是什么样的陶器,彩陶?黑陶?印纹陶?什么样的石器,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磨棒?石杵和石臼?考古所藉以区别的只是物,而非人。考古上牵涉到人的,只有非常有限的墓葬的方式,推断其社会的性质而已。在文献记述方面,可以推溯的最早期氏族名或人物,像少典、炎帝、黄帝、颛顼、祝融、尧舜等,或是传说或是神话和传说的揉合,早些的很难与考古时期挂钩,迟些的已接近夏商的时期,与 8 000 年前还有数千年的空白。这些传说有一定的可靠性,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关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多,却紊乱而矛盾,它们本身还处于研究和争鸣之中。研究水稻遗传分化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使用现代手段,深入地分析线粒体 DNA 、植物硅酸体等,并以之结合出土的遗址年代,作出一些有关稻作起源、分化的结论,但同样不能与当时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提供某些信息。
因此,对稻作的传播,我们只能大体上按比较可信的传说材料,作一点分析。
中国新石器早期的氏族人,主要是西北甘青高原的羌人和东部沿海的东夷。所谓三危、三苗和蚩尤是羌人的三个部落。 据传说 ,他们约在 6 000 年前就和炎帝一起,沿黄河向东迁徙,直到鲁中。在迁徙过程中,三个部落融合为一,由蚩尤统领,先战胜炎帝,后来和黄帝族争夺中原失败。战败的蚩尤族分不同的路线撤退,一路沿老路西迁至豫西山区,经历唐、虞、周长达 2 000 千年的征伐,再向江汉平原洞庭一带退避,成为史书上所称的南蛮。另一路继续向西南迁徙的,便是今苗族 ( 苗、蛮同音 ) 。当然,未曾撤退的便和汉族融合了。所谓南蛮,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其实他们的先人是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部落群体,后来因被羌戎、东夷等联盟集团战败,逐渐迁到长江中下游,以后迁至珠江流域,印度支那半岛,因而被称为南蛮。同样迁至北方、东北、西北的,被称为北蛮。黔东北的《苗族史诗》里唱道:“…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的地方,打从人间出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苗人留恋过去住过的“旺儿的城池” ( 旺儿指帝王 ) ,还有“勾吴水乡” ( 勾吴意为水乡之国,今苏、皖、浙一带 ) 。这些史诗反映了苗人最初是南蛮的一支,住在太湖地区水乡,从事水稻耕作,他们每迁至一个新的地点,依然种植水稻,直到进入山区,才被迫改种杂谷。他们经过的地方,可能人烟稀少,稻作还是他们携带传播的。
东夷是上古时代亚洲东部最昌盛的一个族群,与羌族群媲美。东夷族奉鸟为图腾,主要是雁鹄、燕子等候鸟。从河姆渡、良渚文化到春秋时吴越国出土的器物上都有鸟图象。 ( 图 4-6 、图 4-7) 。




良渚出土的“耘田器”,当初只是形容其形状像现在水田里使用的耘田工具,后来竟以良渚文化时已有耘田技术传播开去,经过许多人的怀疑和质疑,虽然不大有人坚持是耘田之器,但也说不出该器究作何用的解释。最近董楚平根据台湾学者发现“耘田器”和饕餮纹可以重合的现象,象征图腾神和人的合一。因而作出新的解释,即所谓“耘田器”当是一种飞鸟的图腾象征,拟取名“鸟田器” 。笔者建议可取名为“鸟田徽”, 董 先生表示同意。 ( 图 5) 。」
何光岳 认为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其他如南蛮族团、北狄族团、东胡族团、百越族团的分支,几乎都是从他们两个大族团中分出去的,或是由这两大族团的某些支系在融合中分出去的。西羌族团的始祖是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东夷族团的始祖是太皋氏和少皋氏。这四个支族的共同祖先便是华胥氏。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是东夷族团的代表类型,但东夷族团的支系繁多,其来源、迁徙、演变、融合比较复杂,难以清理,至今是个难题。
长江中游最早的稻作遗址已有 8 000 余年历史,下游也有 7 000 年历史,黄河流域早期的稻遗址没有超过龙山文化时期 ( 距今 4 000 ~ 4 500 年 ) 的,这是否意味着在龙山文化以前,稻尚未传入黄河流域?同样,黄河流域的黍粟亦未曾传入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族群还没有南下至长江流域?那么,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稻作的又是那些族群?是南蛮和东夷的先民?这些似乎都有可能,也都欠有说服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稻作的北移 ( 或黍粟南下 ) 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们要经历一个年复一年的相当长的时期,从小规模的迁徙聚居交流,逐渐扩大范围。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不大可能都留下遗迹。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贴近黄河中游,既然已经出土了稻谷遗存,是给上面推断的一个有力支持,我们期待有进一步的发掘,获得更为肯定的回答。到了龙山、良渚文化时期,部族间的交往或战争渐趋频繁,石器、陶器型制的变化,出现相互影响的痕迹,日益明显,自然亦意味着稻作和黍粟的交流日趋平常,龙山文化稻作的落户,遂为稻作的进一步向朝鲜、日本传播奠定了基础。朝鲜和日本稻作遗址的年代又较龙山文化为迟,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稻作东传的终点站,再往东便是茫茫汪洋了。
如果说稻作北传在早期是朦胧不清的话,那么,稻作从长江流域向南的传播则要清晰得多。稻作南传与北传还有一点不同,北传的稻作,到日本的弥生时期 ( 秦汉之交 ) 业已结束了,此后是稻作在日本境内扩大的事。但稻作南下的时间要拖得很长,内容也很丰富,因为南传牵涉到很多的少数民族,上述苗族的迁徙便是一例,其他如傣族、侗族等也类似。而且传播的地理范围直到南洋岛屿 ( 详下 ) 。
现今南洋的马来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都不是南洋岛屿的原住人。据徐松石研究 ,南洋的原住人是小黑人 (negro) ,现今马来半岛的沙盖族即是小黑人的孑遗。东南亚大陆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大批的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他们与小黑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 ( 夏威夷土著 ) 。到了约 2 300 ~ 2 200 年前 ( 战国秦汉 ) 时,另一支移民即百越人从中国东南沿海 ( 包括渤海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 迁入南洋,把大部分波里尼西亚人挤走,又与留下的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即人种学上所称的棕色人种。百越人是东夷的一支,东夷又名鸟夷,今马来语称稻田为 Lautan ,此时此刻即汉字“雒田”的音译,雒是短尾候鸟鸿鹄之类,与古籍所载“鸟田”有关,故徐松石称南洋人的血统为“鸟田血统”。但徐松石释鸟田为“海洋”,我们则认为鸟田当指稻田。 P.Whealley 指出“有关水稻在东南亚传播的文献必须在该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占主要地位”,是很对的,所以论鸟田血统局限于海洋而排除水稻是不完整的。
R,P. Hill指出,马来、波里尼西亚制陶系统的“ Ban-Malay ”可能来源于中国东南的几何型陶,几何型陶的原始人已经知道种稻,并驯化饲养了猪、狗和牛羊等。约 3500 年前 Ban-Malay 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自己的传统,所以他们不是在秦汉时因避汉人南下才开始制陶的。他认为外迁的汉人中,一部分人向北,把水稻带到日本,更多的是向南、向西到达巴拉望岛 ( 菲 ) 、婆罗洲、苏门答腊、马来亚、泰国、越南及柬埔寨 。比此前 Solheim 的估计要早得多,后者认为南下的中国人约在公元前 200 年 ( 西汉 ) 到达巴拉望,约公元 500 年 ( 南北朝 ) 到达沙捞越,约公元 1 000 年 ( 北宋 ) 到达马来亚,这些人都是种稻的 。 Solheim 把中国人到达南洋的时间估得这么迟,同 Hill 所估的相差很远,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向南洋的迁徙是个历史延续的过程,并非局限于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
百越后裔把水稻带向南洋的另一重要证据是铜鼓。中国西南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行着特有的铜鼓文化,铜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诸如乐器、礼器、祭祀、贮贝、庆典、**、战阵、赏赐、上贡等,还有炫耀财富、显示身份等作用。但追溯铜鼓的初期使用目的,还是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铜鼓不是农具,不能用于田间任何操作,但铜鼓确实是农业生产的精神寄托力量。上述铜鼓的各种社会功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增添上去的。铜鼓最初作为乐器,是与祭祀祖先、祈求稻谷丰收分不开的,它的纹饰内容最基本的也是这两个方面。因此,抓住这一线索,看看和水稻传播的关系,就很有启发。铜鼓上常有鸟人纹饰,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上即有鸟人乘舟的纹饰,似有“羽化登仙”的象征 ( 图 4-Cool ,与云南西林出土铜鼓上的羽人乘舟类似 ( 图 4-9) 。






20世纪五十年代,海格尔 (Van Heekeren) 曾首先对流行于南洋的铜鼓作了调查研究,将他所看到的铜鼓分为海格尔Ⅰ、Ⅱ、Ⅲ、Ⅳ四型,把铜鼓的起源中心定为越南东山铜鼓,把中国铜鼓归入 Ⅳ 型,缅甸卡伦铜鼓为 Ⅲ 型等。 海格尔的这个分类有很大错误,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当时不可能想到中国西南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会积累起 1300 多枚的铜鼓,改变铜鼓研究的面貌,明确了中国铜鼓的时间系列大大超过越南东山及整个东南亚铜鼓的时间。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和祥云大波那铜鼓是最早的铜鼓,属春秋早期或中期,而东山铜鼓已属战国晚期,与云南晋宁、江川铜鼓及广西西林铜鼓相当。迄今为止,所有早期铜鼓都出土于云南境内,越南境内所有出土铜鼓,以东山最早,地理位置最北,其余铜鼓都在东山以南,表明它们自北而南的传播。云南中期 ( 战国至东汉 ) 的铜鼓以晋中宁石寨山铜鼓为代表 ( 包括东山铜鼓 ) ,上与楚雄万家坝式相衔接,下与冷水冲式相衔接,时间在东汉至南朝之间,上下继承关系清楚。其中冷水冲铜鼓是出现羽人和蛙饰的重要时期。 海格尔将铜鼓在印尼的分布情况,绘为示意图,一目了然,但需要加以补充修正,如图 4-10 。




图 4-10 中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越南北部加上阴影,表示这些地区是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老挝、越南中南部、泰、缅、柬埔寨等国为铜鼓分布的次中即过渡地带,马来亚及印尼群岛为铜鼓传播的最后地区。云南、广西、广东、湘西、越南北部 ( 四川南部未绘出 ) 因数量太多,只用一个铜鼓表示,泰、缅、柬、马来和印尼群岛的铜鼓符号基本上代表实际出土地点和数目,但只限于五十年代,不过此后也不再增加了。图中的箭头传播方向系据外电报道张增祺论文 加以简化并稍有补充。表明以云南洱海滇池为中心,向北经金沙江而进入川南 ( 图中未标出 ) ;向东偏南进入广西、广东。向南入缅甸,以纠正海格尔Ⅲ型原产缅甸的观点。另外,考虑到两广直接从海路传入南洋的可能而增添。铜鼓到达南洋的时间并不很迟,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罗安岛及帝汶以东都有铜鼓分布。铜鼓到达爪哇及其以南的岛屿的时间据认为在公元 100 ~ 500 年 ( 东汉至南朝 ) 。引人注目的最大最漂亮的铜鼓是在印尼最东端最不重要的一些岛屿上。铜鼓上的图像和纹饰很多,图像方面加以归纳,不外两点,一是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如人的劳动、狩猎,动物如青蛙、飞鸟,天象如太阳、星星等。二是与精神生活有关的,如羽化的人,飞鸟等,当然,二者又有密切关系。表达农业劳动的如“芒人” (Muong ,按,实即“蛮”的同音 ) 的铜鼓上有两个人舂稻谷的图象, Ngoc-lu 人 ( 芒人的一支 ) 的铜鼓上有两个人持杵臼、四个人持点种棒打穴播谷的劳动图象。 Hoang-ha 铜鼓上有两个怀孕妇女从事打谷、扬谷的劳动。这种有舂米劳动的铜鼓,在冷水冲式铜鼓上其“鼓面既有十只以上的鹭鸟环飞,又有一晕羽人跳舞,击鼓、舂米的圆阵图” 。共有 170 余面,表明与稻作的密切关系。泰、缅、老挝山区的拉棉人 (Lamet) 在水稻收获时,必用铜鼓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他们用羽毛蘸鸡血,洒在铜鼓青蛙图象的身上,一边唱念,一边击鼓,祈求祖先亡灵赐给他们更多的稻谷,他们认为祖先亡灵听到铜鼓的敲击声,会感到喜悦高兴,给他们带来丰收。印尼罗安岛上有一面当地人非常崇敬的铜鼓,问他们这面铜鼓的来历时,一些岛民说,这铜鼓是沿西部的岛屿带过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显然以前者的回答较为正确。这些事例都表明水稻的传播是与铜鼓的传播密切不可分的。
铜鼓上的蛙饰是非常重要的求雨象征,据海格尔的调查,对印尼大小九个岛屿上的所有铜鼓逐个描述,每个铜鼓的面上都铸有四只青蛙 ( 古籍作蟾蜍 ) ,广西民间的传说,天上有四个雷公,雷公最怕蟾蜍,因为蟾蜍能压制雷公,所以在铜甏上铸四个蟾蜍,以为相互对抗。云南佤族人说铜鼓上的青蛙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喜欢”。缅甸克耶族至今还是每逢祈雨之时,便敲击铜鼓,同时唱道:“蛙鸣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时鱼欢跃,鱼欢跃时河水涨,……木漂浮时国富饶。” 他们又称铜鼓为“蛙鼓”。海格尔的书中称青蛙为“ rain maker ” ( 雨师 ) ,他是按印尼人的说法给以英语翻译,完全正确。
青蛙和飞鸟图象在铜鼓上常常同时出现,代表了人的物质生产 ( 稻米 ) 的丰足有保障,以及精神信仰的寄托,朴素而智慧的抽象概括,是鸟田血统文化的特色。
同样是稻作文化的传播,为什么铜鼓不见于日本和菲律宾?因为江南吴越人并不使用铜鼓,铜鼓在南方的边界线,未曾进入湘、赣、闽,远离边界线的吴越人把稻谷带往日本和菲律宾时,铜鼓还远在数千里以外的西南边陲。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和地域差,吴越人只到达菲律宾为止,没有再南下印尼群岛,以后是云南广西一带的百越后裔,把铜鼓随同稻作传进印尼岛屿。在稻作传入菲及印尼以前,当地的原始农业是种植块根类作物为主,且已有相当发达的灌溉设施和梯田兴筑等,辅以小动物为蛋白质来源,前节业已论及。
中国稻作向南传播的关系从泰、缅语与壮傣语的关系上也有迹象可寻。据对泰、傣、壮三种语言词汇对比,在 2 000 个常用词中,泰、傣、壮三种语言都相同的有约 500 个,泰和傣相同的约 1 500 个。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词,都是基本的单音节词根,表明这三种语言起源于共同的母语——越语。三种语言都没有本族的“冰”、“雪”这类词,而同有“船”、“田”“芭蕉”等词,表明他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温暖多雨水、但不见冰雪的南方,他们都以稻作为业。壮语使用汉语听借词很多,而泰、傣族则保留本族语词汇,就说明壮族比泰、傣族较早分化,泰、傣族则较晚分化。这种情况与百越南迁之说吻合,壮族留在汉人势力范围较强的两广,语文受汉语影响较深,泰、傣族迁徙到汉人势力不及的西南边远地区,语言上保留本族成分较多。
泰国如今称陆稻为 kao rai , ( 或记作 kauk lat) ,称水稻为 kao na ,这两个称呼都是百越方言。 kao 即汉语“谷”, rai 是“山”,少数民族的“雷”姓,也是“山”的意思。 na 是“水田”的意思,壮语也称水田为 na 。百越语的词汇序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后,汉语则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前,故换成汉语的词序,应是 rai kao 即山谷 ( 陆稻 ) ,或 na kao 水谷 ( 水稻 ) 。在广东、广西、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北部,至今还有大量的小地名,汉字作“那”,即 na ,最远处在缅甸掸邦的“那龙” ( 97 ° 5 ′ E) ,南至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 (16 ° N) 。 这些带“ na ”地名的残存,反映了当时水稻分布的广泛性。泰国的陆稻品种都带有 khao ( 即谷 ) 的词汇头,如 khao daw khao nam mum khao man tun khao sim ( 均为陆稻 ) , khao jao dawkpradu khao jao nga chang ( 为非糯稻 ) 。缅甸如今称籼稻为 kauk kyi, 称粳稻为 kauk yin ,这两个词汇的前半 kauk 是“谷”音的另一种拼写法。缅甸现在的稻品种名称,不少仍带有 kauk 的词汇头,如 kaukhlut, kaukunan, kaukhangl, kauksan 等 ,和泰国的一样。云南少数民族的稻品种名称亦类似,都带“谷”或“禾”的词头,从略。谷 ( 或禾 ) 是极其古老的谷物称呼,且是大名,即泛指一切栽培的禾本科谷物,如黍、粟、稻、麻、薏苡、高粱等。这与原始农业实行混播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在混播的作物群体中,人们并没有给每一种作物取名。这与英语的 corn 一样,在苏格兰可以泛指小麦、大麦、燕麦。故玉米从美洲传入英国,便用印地安人原名,称 maize ,以与本地的麦类相区别。但玉米在美国则称 corn ,因为不会发生与麦类发生混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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