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古黔中——黔中郡治有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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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古黔中——黔中郡治有新说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48 pm

   解读古黔中
  ——黔中郡治有新说
  
  阳国胜|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秦统一中国时将天下整合为三十六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黔中郡;史载“神农生于黔中”指的也是这个地方。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古黔中地望大至相当于沅水流域为中心的今湘黔边界地区;郡治古城一说在今湘西沅陵县“县西二十里”,一说在“临沅”即今湘西北常德市市区一带。正当沅陵、常德两地为黔中郡治争得脸红耳赤时,2002年春夏之交,考古部门在湘西龙山里耶古城地下两口废弃的枯井中发掘出大批秦简,这批秦简让争执双方目瞪口呆,因为秦简提供的信息表明,沅陵、常德所处沅水中下游地区在秦代根本与黔中郡沾不上边。
  
   沅陵、常德两地与黔中郡治无缘
  
关于黔中郡治及其地望,众多史册和权威教科书有明确记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辞源》“黔中”条载:“黔中,战国时属楚地,故城在湖南沅陵县西。秦昭襄王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黔中拔之,即此,地域甚广。始皇时置郡……汉改为武陵郡”。《元和志》载:“秦黔中郡所,理在辰州(即沅陵)西二十里”;《括地志》载:“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黔中”条载:“黔中,战国时楚置郡名,后入秦,秦代治所在临沅(今常德市区),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及贵州的一部分,西汉改为武陵。”《嘉庆一统志》载:“黔中故城在临沅”。 常德“临沅”处沅水下游,沅陵在湘西怀化市北境,居沅水中游,两地相距约80公里。
  史料对黔中郡的记载虽然在郡治所在地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都认可“黔中”大致以沅水流域为中心,而且明白无误表明“黔中”作为地名或郡名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存在,并延续至汉代为武陵郡所取代。
  现在湘西里耶出土的秦简给了黔中郡治争执双方当头一棒。据报道,在里耶出土完好无损的木质秦简中,出人意料“冒”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洞庭郡”,简文中有“某某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以洞庭司马印行事”、“迁陵以邮行洞庭”等文字,说明秦时今湘西北地区只设置了“洞庭郡”,而根本没有他们所希望的那个“黔中郡”。简文中还提到“洞庭郡”辖有“迁陵”、“酉阳”、“沅陵”、“临沅”、“竞陵”、“索县”、“零阳”等地名。黔中郡治的两个争执地“沅陵”和“临沅”都显目其中。简文中还有一份邮行的路线和里程表:“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这份“里程表”:鄢——销——江陵——孱陵——索——临沅——迁陵,既是当时洞庭郡的交通要道,又是秦控制沅水中下今湘西北地区的传输路线(见参《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9期《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和《文物》2003年第1期《初读里耶秦简》)。木简详细资料铁证如山:秦代今沅水中下游的湘西北地区不属黔中郡辖地,更不可能黔中郡治所在地。
  也许有人会说,里耶秦简只能说明秦代沅水中下游地区不属黔中郡,但黔中郡起于楚国,或许战国时这一带是楚之黔中郡,沅陵或常德可能是先秦黔中郡治所在地。对此,笔者认为沅水中下游今湘西北地区在先秦时期也当属洞庭郡而不是黔中郡。其理由和证据是,笔者在《史记》和先秦料史料中找到了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兹举两例:
  例一,《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中《苏秦为赵合纵》篇所记略同。引文中的“洞庭”与“苍梧”、“黔中”、“巫郡”等并列,显然不是指洞庭湖而是指楚国的洞庭郡。
  例二,《战国策》卷三《秦策一》云: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渚,或作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东汉高诱加注说:“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所以这里的洞庭同样是指洞庭郡而不是指洞庭湖。
  上述两则史料充分说明:洞庭郡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新建制的,而是与黔中郡一样是楚国早就有的郡名,秦国夺得这块地盘后只是沿用郡名而己。有人说“里耶秦简‘洞庭郡’的发现,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只能说《汉书》及以后史书把先秦史料的记载给忽略了。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证据,里耶秦简发掘报告反映,秦简纪事年代为秦王(始皇)嬴政二十年至三十七年,而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二十六即公元前221年,也就是说此前6年洞庭郡已确在无疑。
  既然先秦楚国已经有过洞庭郡的建制,而且有与黔中郡并存,那么被里耶秦简确证属于洞庭郡的沅水下游湘西北地区就不可能是楚国黔中郡的地盘了。因此,不管是楚之黔中还是为秦之黔中,其郡治所在地都与沅陵和常德两地无缘。
  
   郡治古城在会同、洪江之间显露端倪
  
众多史书、地方志载,先秦楚国及秦代在以沅水流域为中心的湘黔边界设置过黔中郡,应该说不会是空穴来风。里耶秦简只证明沅水中下游至洞庭湖一带不属古黔中之地,并不能证明沅水上游不是黔中郡所辖,或许古黔中地望局限于沅水上游,只是比我们原来所认为的范围小了一些。笔者从“黔阳”、“黔城”两个带有“黔”字的地名入手研究,发现古黔中郡果然跳不出沅水上游,其地域大致包括今湘西南的洪江、会同、靖州、中方、绥宁、芷江、城步及黔东南的天柱、锦屏、黎平、三穗等县市。
  证据与理由之一:“黔中”地名极有可能源于古“黔水”,而古“黔水”即今沅水上游的渠水。渠入属沅水主要支流之一,它主要发源于黔东南的黎平县,流经湘西南的通道、靖州、会同,至洪江黔城镇注入沅水。洪江即原来的黔阳县,黔城是原黔阳县的老县城。1991年版《黔阳县志•大事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置黔江城,元丰三年改置黔阳县,因在黔水之北(阳)故名”;黔阳县旧志又说“黔水旧名黑水,水边多黑石”。始建于唐代的黔城镇芙蓉楼古迹也有关于“黔城”是因“黔水”得名的文字记载。何以证明“黔水”就是渠水呢?理由依次如下:一、黔城是沅水的起点(有关沅水的定位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定论),黔水只可能在黔城上游;黔阳处“黔水之北”黔水则当处黔阳之南,而既在黔城上游又处黔阳之南的也只有渠水别无他水。二、据查,渠水在两晋、南北朝时称为“叙水”(比沅水另一支流“溆水”少三点水),“渠”、“叙”谐音,可见“渠水”是袭其旧称;而“渠水”与“黔水”也读音相近,湘西南方言更是读音一致,都是通假所至;按《说文解字》的说法,“黔”通“黎”,都是“黑”的意思,所以“渠水”、“黔水”、“黑水”三者都同指一水。三、笔者实地考察,发现渠水流域确多有“黑石”,尤其渠水发源处的黎平及下游的会同至洪江黔城一带,石块近乎黑墨。四、“黑水”在春秋《山海经》等古籍中已有记载,后人有认为“黑水”在南方的也有认为北方的,南方又有四川、云南、贵州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古籍所记“黑水”不管是一条还有多条,湘黔边界沅水上游的这条“黑水”即黔水应首当其中:《书•禹贡》载“导黑水至于三危,流入南海”,先秦古籍“南海”即洞庭湖,渠水注入沅水经一些急流险滩恰入洞庭湖。如此四条理由可以说明,今之渠水即“黔水”(黑水),且其称谓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黔阳”与“黔城”是因黔水得名的,推之“黔中”因黔水而得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因水得名的例子,如湘水之中有湘潭,朱江之滨有朱海。
  证据与理由之二:据研究,在秦代及先秦楚国时今湘黔边界渠水流域这一地域的四周,明确分属其他郡县与方国,唯独这一地域成为空白;如果不能让这一空白区成为空白,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黔中郡来填补。
  ——依据里耶秦简和《湖南地理志》,“空白区”以北的“沅陵”及西北的“酉阳”、“迁陵”属于洞庭郡。当时“沅陵”辖地包括现在的沅陵、辰溪及中方、芷江的一部分,当时的“酉阳”、“迁陵”包括今湘西州的全部及怀化的麻阳,并错入今重庆境内。
  ——依据《汉书•地理志》及《邵阳市志》,“空白区”东部的隆回、洞口、武岗、新宁的在秦代属长沙郡。
  ——依据《汉书•地理志》与《广西地理志》,“空白区”以南的桂林地区春秋战国属“百越”方国,在秦代属桂林郡。
  ——“空白区”西部及西南的贵州铜仁地区、黔东南地区在战国及秦代则属于夜郎古国的地域(天柱、锦屏、黎平、三穗等除外)。夜郎起于战国而终于西汉成帝年间,存在三百多年,其时与黔中郡兴亡基本同步。《贵州简史》载:“夜郎国是继春秋鳖国、牂牁国之后崛起的又一个部落国,极盛时控制范围包括今天贵州全境、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部、及云南东部”。可见今湖南新晃与黔滇川渝同争夜郎都是有依据的。连湘地新晃也是夜郎属地,黔东地区就更不用说了。《黔东南州志》明确载:皆州大部“春秋属南蛮牂牁国,战国属夜郞且兰国,秦汉亦属且兰”。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笔者查阅了“空白区”内所有县市的史志,所载属地在先秦楚国和秦代都属黔中郡,并与其他史料相印证。如《黎平县志》载,黎平“战国属楚之黔中,秦属黔中郡”,《辞原》载“黎平秦置黔中郡”。《靖州县志》载:“春秋战国属楚黔中地,秦属黔中郡地”。洪江(黔阳)、会同、通道、绥宁、城步、芷江、天柱等县史志记载大至相同。
  证据与理由之三:秦国在攻占楚国的黔中郡时发生过多次战争,今考古在“空白区”核心地带的洪江、会同、天柱等地发现众多秦楚战争及秦楚溶合的实物证据。据《史记•秦本记》与《怀化地区志》载,秦曾于公元前280年和公元前277年两度派十万以上兵力攻打黔中;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以倾国之兵击败秦军;公元前224年秦再以六十万兵最后夺取了黔中郡。黔中争夺战是秦楚战争也是秦在统一全国过程中最著名、最激烈的战争之一;如此战争过后,在当地必然会留下痕迹。笔者深入调查,果然发现“空白区”核心地带的会同连山、洪江托口、天柱白石等乡镇的民间收藏有大量的战国青铜兵器:仅天柱白石中学退休教师杨作义收藏此类文物百余件,其中有长剑、短剑、矛、枪、铖等十余种,还有征战将领用的铜质“带勾”及秦、楚铜币;经专家鉴定,其中部分文物具有秦文化的特征。据了解,这些文物都是近十年来当地人在河里淘金时挖出来的。这么多兵器散落河底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闻所未闻。另一个考古依据是,怀化文物部门近年在洪江黔城古城内发现200多座战国墓葬,从其墓穴形式和随葬品分析,其中既不楚墓也有秦墓。这些,应该是秦国攻打和收获黔中郡的有力证据。
  类似的秦、楚混葬墓在黔城下游“空白区”之外的辰溪、溆浦及西北部的酉水流域也有所发现,又如何解释?据研究当年秦国攻打楚之黔中是从蜀地入酉水渐次而进的,这正好与混葬墓分布相对应。混葬墓分布到洪江、会同一带就嘎然终止了,也正好说明洪江、会同一带就是秦国发动此次战争所要发达的目的地。
  证据与理由之四:“神农生于黔中”是晋代著名史学家习凿齿首先提出来的,笔者研究发现,神农生于黔中的主要遗迹与证据集中在“空白区”内的会同连山一带,也就是说会同当属黔中,而会同正好处于“空白区”的核心地带。
  远在晋代的史学家都认为会同属黔中之地,难道还会有错?
  我们用以上四个方面的理由,将楚及秦代的黔中郡定位在沅水上游的湘黔边境。现在再来讨论郡治古城所在地就比较轻松了,因为黔中郡治必定在黔中地域之内某个重要位置。根据现有资料,笔者认为郡治古城极有可能在如下两个地方:一是洪江市(原黔阳县)的黔城镇,二是会同县的连山古镇。
  郡治在洪江黔城的依据:①“黔城”地名之来由也许不仅仅因为“黔水”之故,可能还有“黔中之城”的含义,否则何以在湘黔边界线经渭分明后,还在黔境临近的湘地设置冠以“黔”字的城镇。②在黔城发现200多座战国秦楚混葬墓,这是一个重要考古证据。③黔城自秦汉起是沅水上游第一重镇,据《湖南省地理志》和《黔阳县地名志》记载,黔城汉初即为镡城县治,并先后是巫州、叙州、沅州和潭阳郡治所在地;而且地处沅、舞、清(渠)三水交汇口,“上控黔桂,下达洞庭”,是秦汉时期是沅水上游地区的交通和战略要冲。
  郡治在会同连山的依据:①会同民间传说众口一词,说连山大平村境内古代曾建过城池叫作“狗皮城”(一说“狗皮县”),笔者实地查看确有一个面积约50亩的古城遗址,从依稀可辩的城墙基脚判断,年代极其久远;奇怪的是若大一个古城池,在史书和地方志中没有只字记载。古人爱狗并把毛色乌黑的狗列为上等狗,“黑”又与“黔”通,这个在现代人听来似有贬意的“狗皮城”或许就是黔中古城。②会同上游有靖州、通道、锦平,下游有洪江、中方,如以渠水(黔水)之名而取“黔中”,连山正处于渠水之中。③按常理,晋代人说“神农生于黔中”指的应该是狭义的黔中郡治所在地,而连山恰好是渠水流域神农文化遗迹最突出的地方。④连山是渠水流域最大的一块河谷盆地,适合于古人建城,且从考古普查得到的初步资料证明,春秋战国此地人文发达,连山境内至今随处可见秦砖汉瓦。
  黔中郡治古城究竟是在会同连山还是在洪江黔城?结论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有这样一种可能,这两个地方都曾是郡治所在地:会同连山是楚时郡治所在地,洪江黔城是秦代郡治所在地。说连山在前,是因为连山的文化源流更古老一些;说黔城在后,是因为黔城更具地理战略优势为秦所看中。
  会同、洪江现在是彼临县市,连山与黔城两地相距30公里,今洪江区在1949年前还是会同的属地,历史上多个时期含盖原黔阳县,最早可溯至西周——西周以降至战国,会同是古荆州南境人文最发达地方。总之,始于战国的黔中郡以古会同为中心的可能性最大,到古会同之外去寻找郡治古城是徒劳无功的。
  





   对古黔中历史迷惑的解析
  
在上文中,笔者对黔中郡的地望及其郡治地作了基本定位,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由此可能会让读者产生一些迷惑或者疑问。笔者有责任就此作些解析。
  迷惑之一:秦郡研究是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清以降就有钱大昕、王国维、钱穆等史学大家作过专题研究,关于黔中郡与洞庭郡,先秦文献和《史记》都有记载,为何各位大师会放大“黔中”而丢掉“洞庭”?
  对此,笔者以为,问题就出在汉代设置过武陵郡。《汉书•地理志》载汉“高帝置”武陵郡。据《史记•项羽本纪》,秦末天下大乱时项羽封立十八诸侯王,刘邦占有“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为汉国。当是时,洞庭郡己被更名为长沙郡,洞庭郡西部地区即沅水中下游的常德、沅陵等地实际上脱离了秦朝的统治。后刘邦依靠自己的实力扩大地盘,将长沙郡即原洞庭郡西部地区与黔中郡及周边空白地合并为武陵郡,治所义陵(今溆浦县东)。所以《水经注•沅水》载有:“汉高祖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由于在此之前洞庭郡早已更名长沙郡(汉改为长沙国),后人提到武陵郡的前身时就只提黔中郡而将洞庭郡之名隐去了。扬“黔中”而隐“洞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黔中之地自古为战略要冲,先秦史册有关秦楚战争时多次提到“黔中”,也就是说“黔中”比“洞庭”的知名度要大得多。久而久之,后世的学者们就只知“黔中”而不知“洞庭”了,进而将包括沅水中下游原洞庭郡的辖地误作了黔中郡的辖地。现在一提到古黔中,许多学者总认为那是湘、鄂、黔、渝四省周边一块很大地盘,这个地盘其实是汉代武陵郡的地域。研究中国郡县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的县一般大于郡或相当于郡,自秦起才倒过来郡辖县,并成为历史定制。所以先秦楚国之黔中郡,其地盘应该比汉代武陵郡小得多。
  迷惑之二:众多史料记载秦时设三十六郡,其中有“黔中”而没有“洞庭”,现在将“洞庭”入列其中,岂不是有了三十七郡而与史料不符?
  对于这个问题,马非百《秦集史》称:“自来言秦郡县者,分为二说,一以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而史家追述之;一以为三十六郡系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之郡数,而后此所置者不与焉。前者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者始于《史记集解》、成于《晋书•地理志》”。《汉志》所记三十六郡为河东、太原、上党、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南海、长沙、三川、泗水、九原、桂林、象郡、邯郸、砀郡、薛郡。马非百说, 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设置的,所以《晋志》中没有这三郡而易之为鄣郡、黔中等,总数仍为三十六郡。《晋志》所记秦始皇二十六年设制的三十六郡中有黔中、长沙(即原洞庭郡),和上文相印证;同时可以看出,秦代所设郡数实际远远多于三十六郡¬——据王国推算秦一代所有郡数当为四十八郡。
  迷惑之三:上文用“黔阳”、“黔城”地名来推导黔中故郡似有一定说服力,但与“黔”字有关古地名并非湘西南仅有。据传世文献载: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曾在今贵州、重庆境内设黔州,唐天宝、至德年间改黔州为黔中郡,唐开元二十一年又析江南道设黔中道,其州、郡、道治所都在今重庆彭水县;自唐代起还在州、郡治所在区域设置过黔江县,且“黔江”县名一直沿用到现代。如果不是袭其旧制,这些“黔”字地名的出现尤其是后“黔中郡”的设置似乎不可思义。
  表面看来,这些“黔”字地名与黔中故郡似乎有着更多的“血缘关系”,而且年代远在湘西地区的“黔阳”、“黔城”之前。但笔者研究的结果,渝东后来的黔中郡及“黔”字地名却与黔中故郡没有关联。据查,今渝东黔江、彭水及酉阳为一相立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以黔江为中心称之为“黔江地区”,与湘、黔、鄂三省接壤。清光绪《黔江县志》记载:该地在先秦巴国至三国时期旧名“丹兴”,晋至梁“没于蛮僚”无名可考,至魏称“奉州”,之后才改名“黔州”,再之后才有“黔江”、“黔中”;可见,这些“黔”字地名与古之黔中没有渊源关系。旧《黔江县志》同时明确记载,该地“商周为巴国地,秦属巴郡,西汉为涪陵县地”,与黔中故郡无缘;其中的酉阳地名古已有之,从前文所述里耶秦简得知,酉阳在秦代及楚国地属洞庭郡,与黔中故郡亦无缘。
  既然二者没有关联,那么在黔中故郡隐姓理名数百年之后,为何这里要起用“黔”字地名并设置同名州郡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是在汉高祖建产武陵郡时,这块原属于巴国名号“丹兴”之地划归武陵郡所辖,而后人又误推武陵即黔中,如是与黔中沾上了边。
  二是北周至唐设置的黔州、黔中郡及黔中道较汉代的武陵郡位置西移,东境不再包括沅水及澧水下游地区,西境已扩至今鄂西及贵州大部分地区(见《辞海》“黔中”、“黔州”条),而渝东的黔江地区恰处皆区域的中心位置,所以设治所如此。据说,这也是后来简称贵州为“黔”的来由。
  三是发源于贵州,流径渝东有一条著名河流曰乌江,“乌”通“黑”、“黑”又通“黔”,所以重庆的地方志又称乌江为“黑水”或“黔江”,并称渝东地区为“黔江流域”。这大概是黔江、黔州等地名的直接来由。我们在研究沅水上游的洪江黔城地名时也提到“黑水”(黔水),那么这两条“黑水”到底哪一条是真正的古黑水(黔水、黔江)呢?《禹贡》说黑水流入南海即洞庭湖。乌江在渝东拐了一个大弯后直接汇入长江,只有沅水支流之“黑水”投入了洞庭怀抱。显然,只有沅水上游之黑水(黔水),才可能是古黔中得名河流,乌江之说当是后人的附会。
  笔者对以上问题的解析不一定正确,欢迎读者诸君提出批评。
  
  (本文第一部分采用了《湖南师范大学社学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所载周宏伟同志《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一文的一些材料,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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