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
huns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54 pm
陈独秀
司马璐
陈独秀先生是*****的创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与政治史，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是叱□风云、名震遐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友人还是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
离经叛道，卓尔不群
陈独秀生于一八七九年。一八八四年，独秀五岁，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开始读书。独秀思想敏捷，智慧过人，幼年对于古训，即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一八九六年，独秀应考中秀才，他谑称科举制度是统治阶级「玩猴子」。所以他的祖父断言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五四前后，陈独秀提倡新思想时，保守人士诋毁陈独秀为「陈毒兽」，甚至说陈独秀主张杀父的。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们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九○○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他在东京与苏曼殊、章士钊同居一室，这同住的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人物。陈独秀在思想文化政治活动中独领风骚；苏曼殊是一位终生为情所困的和尚；章士钊成为一位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不倒翁。苏曼殊曾赠诗独秀，诗句有「行云流水一孤僧」「纵有欢肠已似冰」，表示自己对人生的悲观。而当时的独秀，生命像一把火，所以章士钊陈独秀是「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山弗上，回头之草不啮。」
独秀年轻时，有过一次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而他不屑一顾。陈独秀是叔父陈衍庶的嗣子。陈衍庶有田产、巨宅和投资上万□银子的生意。一九一三年逝世时，独秀是这笔巨大遗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社会上都说陈氏家财万贯，可是独秀视家产如敝履，不闻不管。胡适在北大演讲中曾提到，有一次，独秀到北京，他家在北京一间大铺子的掌柜请「小东人」去看一看。独秀却说：「这铺子不是我的。」
在**的公开资料中，***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我的革命思想最初是受到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等等。但是，有一段重要史实却不见**官方党史引用，毛曾祝陈独秀万岁。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被捕。当时***在湖南办《湘江评论》，他以自己的名字写过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说：「陈君之被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此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学问渊博，日、英、法文都很有根底，诗词书法及文字学的造诣皆深，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但演说缺乏吸引力。他的性格明朗、刚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棱有角，但固执而缺少亲和力。他对于玩权术的人十分讨厌，有时脾气暴躁，有时与人搞得很僵。
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后，独秀立志投身救国。此后是康梁维新、辛亥革命、驱袁世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立，直到北伐战争，独秀或积极参与，或站立潮头。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组织爱国团体，屡败屡起。他的思想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他从爱国运动进而认识欲救中国必须革新中国政治；欲革新中国政治必先革新中国文化。早在民国以前，他就在安徽办了一份《安徽白话报》，提倡白话文，并宣传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当时写道：「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行使之权的乃归全国国民的政府』，所以『国民第一步当争就是政治参与权，即民主立宪的政治』。」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陈独秀在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认为「爱国者何？爱其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文史哲兼容并包，主要作者是当时北方知识分子精英，如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敬告青年」，提出青年的六条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红线是科学与民主。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继胡适后，发表「文学革命论」；一九一八年发表「偶像破坏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新青年》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等等。当时，陈独秀的基本思想是倾向民主主义的。
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胡适和陈独秀共同领导。陈独秀与胡适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他们有时争论，有时相容，但终生彼此相敬。当时两人同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大彗星。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他并提出由人民制定宪法，选举国会议员，依法治国。
陈独秀认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国民必须自由自治，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实行人的解放，一切言行，不听命于他人，不从属于他人，国民必须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
在新文化运动中批评儒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时，陈独秀当时也是反孔的，他在答吴虞一文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以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陈独秀此说，胡适也表示信服。
陈独秀与**的初期活动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是他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同年十二月一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是他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但不是没有保留的。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陈独秀为早，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发表《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二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来华，他在北京访李大钊，提出要李领导组织*****。李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维丁斯基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五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同意了维丁斯基的建议，他言必信，行必果。一九二○年六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陈独秀领导下在上海成立，当时又称**临时中央，与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遥相呼应，时称「南陈北李」。
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建党（一大）时，因为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都没有直接参加。在一大中，陈独秀众望所归，被选为书记，后称总书记。附带一说，**一大的正式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后来**订七月一日为党庆，是因为***在延安的一句话：「我们从七月一日庆祝一个月」。既属「毛语」，日后**也就无人敢改了。
陈独秀于九月间到上海主持**中央。陈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话不投机，发生严重争执。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按自己的国情摸索。马林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陈独秀是**的创建者，也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出狱后知道是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素重感情，从此改善了与马林的关系。
一九二二年三月，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党员参加***，陈独秀加以反对。马林认为，*****不过是一个小团体，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不如钻进***，打***的旗帜，才能有作用。陈独秀认为，他不反对***与***的合作，但必须光明正大，建立党对党的「党外合作」；如果***员参加***，又在***内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是很危险的。七月间，**举行二大，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认为**对上级（共产国际）的指示，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陈独秀在此压力下终于屈服。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大通过了***员加入***的决议。但是陈独秀认为，形势既然如此，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第二阶段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三大的宣言中说：「中国***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宣言为陈独秀起草，他用心良苦，认为国共既然实行「党内合作」，***人必须坦诚说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后来**认为，陈独秀这一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
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认为，俄国***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在欧洲连续发动德国和匈牙利的暴动，不久以失败告终。因此，俄共的东方政策，如何利用中国革命以摆脱俄共的孤立，遂成为俄共领导人争论的重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俄共（包括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当时俄共有两个中国问题的核心，一个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另一个是斯（大林）、布（哈林）联盟。托季联盟主张*****要旗帜鲜明，不断革命。斯布联盟主张，*****无论如何，一定要拖住***一起干，打***的旗帜，争取***的领导地位，夺取***的群众。例如当时的***与***领袖之一汪精卫密切合作，汪是***中央宣传部长，毛为副部长并一度代理部长。**当时对国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对***笑脸相迎，陈独秀以党的领袖的身份，不能不担任这个「卖笑政策」的主角。当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中说：*****对***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乾，然后丢掉。第一次国共合作，**执行了斯大林路线。
但是，***暗的一套，如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工会农会的极左行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秘密小组等等，也引起了***的警觉。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央通过整党案，蒋介石公开表明，***内不能容许有小党派的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罗亦农等在上海组织暴动，企图夺取中国这个最大都市，结果失败。继之***在上海、广州清党。当时汪精卫在武汉与南京的蒋介石对抗，共产国际又严令陈独秀与汪精卫合作反蒋。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不同指示，要**广泛展开农**动，准备农民起义，指示中又说，汪精卫是革命的，罗易就把这份文件给汪看了。汪精卫这时才明白***的「两手策略」，于是决定分共。
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对***的「卖笑」已经不能再发生作用，斯大林对**的指导路线也证明破产。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大，七月，共产国际下令改组**中央。八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直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职务，并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陈独秀又拍著桌子大骂：「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儿（指国际代表）牵著鼻子走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斗，坚决拒绝参加六大。他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中国问题，而是要我承担罪责。」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苏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致函**中央，反对上述口号。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承认**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而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独秀等被开除后，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刊载托洛茨基文章。一九二九年底，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等共四次，这一回是第五次被捕。正如他自己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的若干著作是在监狱中写的。这次在狱中致力中国文字学的研究。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后，一九三三年十月受审讯，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辩护。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陈在国共合作期间对***有功，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他的托派活动与***的**目标一致。章士钊宣读辩词后，陈独秀拍案而起，愤怒指出：「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的答辩词中的「误信共产主义」改为「坚信共产主义」。陈独秀当时既为**所排斥，又在***法庭上正气凛然，令人尊敬。
从一九三二年起，陈独秀在监狱住了五年。一九三五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到监狱去探视，见陈的独立牢房堆满了书，陈在狱中潜心做学问，刘说：「你伟大」。陈独秀提笔给刘海粟写了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表达了当时陈独秀心情泰然，豪气未消。后来，抗战发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时，铁窗五年，读书万卷，使陈独秀的思想更成熟，更升华，更进步了。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独秀出狱后，说自己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思想独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于他的学术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罗汉与叶剑英有过接触。叶代表**提出，如陈独秀接受三个条件可以恢复组织关系，三条件为：一，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二，拥护党的路线；三，以行动表示诚意。陈认为不能接受。其后，康生、徐冰、章汉夫相继发表斥骂「托派汉奸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著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如此吗？」（此信《新华日报》未刊出，同月二十七日在《扫荡报》上发表。）**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当时激怒了很多被认为是**朋友的著名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对陈独秀的诽谤，「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诸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加诸异己……」沈钧儒也表示不满。
陈独秀在抗战期间的主要言论，包括拥护抗战，赞成各党派合作，支持全民动员和政府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国际问题上，他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类的希望。
陈独秀说：「『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一九四○年十一月，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陈独秀给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陈独秀认为，「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
陈独秀还有一个重要见解，他反对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他说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时」，才有所觉悟，「然而太晚了」。（一九四○年十二月，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创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到最后回到民主主义。他的不断探索与寻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个人的基本气质是爱好自由，倾向民主。五四以后，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长期冷静的思考，从苏联与**的实际经验中理解，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根本问题。陈独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就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业而言，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生的反对派。我更感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绝代巨人」。
对「爱国」的卓越见解
末了，我引用一段陈独秀论爱国的文章作为本文的结束。陈独秀说：「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不合乎理性。」「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每周评论》，原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陈独秀用的笔名是「只眼」）。
伟哉，此为八十年前，中国一代思想巨人陈独秀对爱国之卓见也！此所以陈独秀成为**历史上的「绝代巨人」也。
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享年六十三岁。他长期贫病交迫，坚拒国共两党显赫人士的馈赠。蒋介石送钱，他退了；周恩来说，如果陈独秀接受两个条件，一不对外讲话，二不发表文章，**可以把他的生活和医疗包起来，陈独秀当然也拒绝了。峥峥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巨人已逝近六十年矣，长留风范与哀思在人间。
新文化运动是比较早熟的催生的运动，走得踉踉跄跄，这和当时的现实有很大的关系，研究历史总是要说发生事情的背景。
这个事情和袁世凯有关系，和袁氏的尊孔复古逆流有关系，袁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悲剧人物，关于袁氏，有个历史作家唐德刚写了一本书叫《袁氏当国》，是说中国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穿越历史三峡，而在其中，袁氏就充当了这样一个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袁氏对于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可以这样说他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很多人在他没有称帝之前是很拥护他的，包括梁启超。
袁氏称帝是糊里糊涂的，人有时候做一些事情非常不理性，包括政治人物，一般推理袁氏是不会再去当皇帝的，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像皇帝一样的权力，按照迷信说法，是说袁家的男人从来没有活过60岁的，算命风水先生说要活过60岁就必须称帝要破解。
袁氏如果不用黑社会手段解决宋教仁，不称帝，其人在历史上素有能办事，作风开明之称。
历史就这样扑朔迷离，欲说还休。
袁氏称帝受杨度和其子袁克定的蛊惑，就这样一辈子大风大浪经历过了，阴沟里翻了船。
中国历史对人的评价，讲究四个字，盖棺论定，看人看后半辈子，前半生做了好事，后半生晚节不保，做了坏事，对他的评价就要大打折扣，可能怀疑他做事的动机，比如说王莽汪精卫等等。
正如有句话这样说“妓女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诚哉斯言。
刚才扯到了袁世凯，讲到了袁氏称帝，袁氏要称帝，就要制造舆论，就把孔圣人搬出来，要求人们继续读经，因为读经这种古老的文化习惯，在辛亥革命之后就被废除了。
这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是开历史倒车的，这个时候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的创始人，是国民大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他最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被他一手创建的党开除，又被***抓起来坐了几年牢，最后在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中流落四川江津，客死在那里。
很长时间这个属于敏感问题，现在可以做一点了解和讨论。
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三岁时他爸爸就死了，伟大人物的出世，总是伴随着一些他的亲人的倒霉和逝去。按命书上说是因为命硬，比如说***他的亲人就死了六位，他的妻子，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被军阀何健枪杀，第二任妻子贺子珍疯了，第三任妻子江青自杀了。
所以说自古以来成功者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陈独秀的爸爸死得早，古代读书人的路，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参加高考，那时叫科举制，只有通过读书考试才能做官。
陈独秀很聪明，书读得很不错，但是性格很倔强，他的爷爷打他，一声不吭，他的爷爷说真是家门不幸，出了一个强盗。
陈独秀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是革命者，由于他的一生的不妥协，他的家庭因为他遭遇到了巨大的灾难，屡次被抄家，很多亲人遭受到了无妄之灾。
陈独秀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是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那时的学生在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之后，就去日本留学，日本当时是中国人留学的首选之地，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西方学术的引进，且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邻居的先进，于是都去日本留学，我们所熟知的周恩来鲁迅阎锡山蒋介石郭沫若郁达夫都曾留学于此。
中国的向西方的学习的学术，就从日本引进，现在动不动就排日，其实日本当时是中国人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学西方的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就是从日本进口的。
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发刊词中敬告青年一文，说青年人就应该有青年人的样子，应该有朝气，应该对社会负责，应该承担社会的责任，应该做社会革命的急先锋，那些老年人不应该挡住青年人的路。
这样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我们的古老中国，一直是以老年人压制青年人，如巴金小说中那个高老太爷一样，他们是整个封建统治结构的中坚基础。
这样的话，青年人就起来了，特别是青年人，特别是青年读书人起来了，比如说***就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起来的，长大启蒙的。
特别指出一点的是，那时蒋介石也特别喜欢读新青年,他那个时候在上海炒股，混社会，当小流氓，对陈独秀写的文章也是很钦佩的，蒋介石这个人也是很喜欢读书的。
所以以后中国人的事就由青年人来干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这个人无论是他的勇气道德学问能力，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很长时间我们对他研究不够，这和我们研究历史的原则有关系，拿王小波的话来说“让历史按照党性发生。”或者把历史扭曲，或者把历史弯曲，或者对历史讳莫如深，或者将其妖魔化。
蔡元培是国共两党都非常钦佩的人物，他是***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对其很尊重，早年参加科举，中过翰林，文章写得漂亮，因对清廷不满，组织了光复会，这个会就是搞暗杀恐怖活动，一个书生搞这项活动，是不多见的，和汉朝的张良博浪沙刺秦很类似。
光复会然后与兴中会合并，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任教育部长，因袁世凯的掣肘，愤而去职，去德国留学，德意志是一个思辨的民族，是一个出哲学家的民族，德国的大学是全世界大学样板，蔡元培之后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学术方针，由此聘请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辜鸿铭梁漱溟刘半农等学者精英，这些人既有旧学功底，又有西学底蕴，给学校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一扫袁氏尊孔之阴霾，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由此发端。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没有蔡元培这个伟大的校长，很难想象新文化运动会发展起来。
现在的北京大学亦非昨日之北大，余杰写了一篇文章，叫孤独的蔡元培，没有了蔡元培治校方针的北大，还是北大吗？
北大还有一个著名教授，没有读过大学的教授，钱穆,当时蔡元培已经离开了北大，北大的未名湖，还是他起的名，但是大陆的历史学界，历史教科书，为什么还对蔡元培和钱穆这么不宽容呢？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8350.s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8760.s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07987.shtml
陈独秀为何至死不去延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间，“陈案”震动全国。一些极右分子呼吁***中央“立即处决”，他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沪宁车上，还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还有一些人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这是完全抛开党派之见的了。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以不同的形式争取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军法从事。宋庆龄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开庭时，陈发表了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他为自己要解放工农、要推翻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之辩护，多少有争取从轻的语言。陈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法庭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陈在狱中最大的快乐是读书，朋友送来一批小说，他没有兴趣，而是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和经济学、历史、文字学等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后来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其写一书面检查。陈坚决拒绝。蒋很尴尬。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蒋一个台阶，送胡一个人情，还不仅如此———
陈出狱，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他认为此时前去是不光彩的，对胡的从政也很不快。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当时，他演说、撰文，大声疾呼团结抗日，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康生忽在《团结》周刊上，说陈是日本特务。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九位知名人士在三家报上撰文，为他辩诬。沈钧儒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为陈不平。一些居心不良之徒起哄，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周恩来多次托人请陈独秀以大局为重，进行克制。徐特立老还从长沙来武汉“调解”。徐宣称：“问题解决了。但陈说：“我看永无解决之一日。”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特务监视，深感武汉是是非之地。加以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又上溯90公里到达江津县。后来，陈独秀又离开江津县城这个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这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到的地方。
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国人注目的去处。许多北大校友来看望老师，一些人要资助生活费用，如罗家伦、朱家骅等等，陈独秀对所有在***政府任职者，分文不收，尽管他们说这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陈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也曾前来拜访。他说：“你这儿太苦了，还是到延安去吧。”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
陈独秀做得认真，所以晚景凄苦，常常无米下锅。看到一些农家贫困，更为不安，总是说：“建设***，就是为了他们，可是现在……”
由于贫病交加，陈独秀亡故于1942年5月27日，享年63岁。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现代史的一个黑结
《读书文摘》
陈独秀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
了自己的家园？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见一些问题。在这里，把鲁迅和陈独秀对比起来，就可以摸到一些线索的。不过，打量这些线索，也该扩大一些眼界。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我有时想陈独秀的苦运，也连带记起他的学生、曾做过***的高官的张国焘。张氏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虽不在文科，是理工预科的新生，但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张氏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画出了当时的氛围，陈氏的英杰式的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地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地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就已意识到像***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位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地挽救**，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的一些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文中所引张国焘文均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6617.shtml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安徽老乡，一个在怀宁，一个在绩溪，一个生于1879年，一个生于1891年，相差12岁。但却在同一个时代一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一同在北大、在《新青年》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号召大家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拯救积弱不堪的中国。一个性如烈火，猛打猛冲，一个谦逊温和，循序渐进；一个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一个尊崇自由主义，主张渐进改良；一个是*****的创始人，一个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按说，他们应该水火难容，但两人私交深厚，堪称挚友，虽然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友谊却并未缩减半分，甚至在永诀之前，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为他们一生的友谊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陈独秀与胡适，两个无论信仰、性格都完全相反的同乡，为了共同的文化目标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为了共同的救国目标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为战，而又都难以抗拒的钻进了被他们所批判过的“国学”当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不超过两年），而针锋相对的日子却几乎囊括了他们相交的所有时光，陈独秀为始终不能拉胡适进入***而惋惜，胡适为陈独秀最终回归自由主义而欣慰，提到陈独秀的时候不能不提胡适，而提到胡适的时候，也不能不提陈独秀。
他们的相交，始于《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便委托好友汪孟邹向胡适约稿，汪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道：“陈兄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便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拔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至祈至祷！否则陈兄见面必问，弟将穷于应付也。”可见陈独秀对于胡适的看重。1916年开始，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陈独秀有文必发，且经常与胡适通信讨论，到胡适发表《至独秀信论“八事”》时，两个人已经成为莫逆笔友了。
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五号上。陈独秀大加推崇，亲自撰文《文学革命论》为之帮腔，从而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这篇文章是胡适在陈独秀的催促下从远隔三万里之外的美国寄来的，这标志着二人从朋友成为了同志，要一起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与呼了。然而，在这样蜜月期的合作中，两人的分歧也已经分外刺眼。胡适在《文学改良诌议》发表后3个月的4月9日给陈独秀的信中，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谦恭和谨慎说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虽然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不排斥别人的反对，认为“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陈独秀回信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故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位曾经在1903年的东京剪掉大清国管理湖北留日学生学监的发辫，而后又参加暗杀团，进行排满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看着这位小老弟的“迂腐”之言必定会感到好笑：革命就是掌握真理的我们来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的“天经地义”就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别人的“天经地义”则必须扫除，又不是做学问，怎么能商量着来呢？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坚定的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了，身在海外的胡适已经按奈不住要亲身投入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了，虽然他的博士论文刚刚通过答辩，学位证书尚未发到手中，但已经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回过了。这时，他收到了陈独秀的一封长信，这位从未见面的老朋友此时已经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信中诚恳说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谏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出所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既然早已经“神交颇契”，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胡适当即答应了。于是，1917年9月10日，回国二个月的胡适正式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时，他还不到26岁，真是少年得志，而陈独秀也在壮年（38岁），两人意气风发，要在谈笑间，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的“灰飞烟灭”了。
无论是当局的不满、打击，还是黄侃这样的国学大师的嘲弄，或者是林琴南写作小说威胁，都已经阻挡不了新文化的潮流了。陈独秀和胡适在欢喜胜利的同时都已经看到，新文化的启蒙要想进行下去光是文化层面的革命是不够的，没有政治的改革，就会雷声大雨点小的夭折掉。胡适在然早就对中国的出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而陈独秀却已经从“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脱胎出来，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激发了胡适的与陈独秀的分歧。无论是“根本解决”、“点滴改革”还是俄国的革命之路等等问题二人都无法理解对方。1919年3月26日因为私德受到攻击，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胡适对陈独秀的离开北大痛惜不已，在1935年还与友人的信中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的创立及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也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正在上海迎接老师杜威和拜会孙中山的胡适，也参加了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于在北京的陈独秀通信，了解情况，两个人都在为自己所引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的到来而激动。但在同时，他们也已感到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曾经水**融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默契。分手已经不可避免。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在胡适等众多朋友的营救下，三个月后获释，但再不能呆在北京，于是化妆南下到了上海，与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交上了朋友。从此，《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开始，在陈独秀编辑下，各种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量出现。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认为《新青年》不宜搞得政治色彩太浓，陈独秀回信赞同，说“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于是胡适提出将《新青年》移回北京来办，陈独秀没有同意。到1921年《新青年》又移到广州后，陈独秀写信给包括胡适在内的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他们自己另办一份杂志，并说明自己是不会为他们所办的新杂志写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彻底的割断了与旧日自由主义朋友们的思想联系，自走自路了。
也许是为一起奋斗的两年时光作个总结，两个人不约而同得拿起了笔，陈独秀写了《新青年宣言》，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起刊发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
《新青年宣言》的信条是：“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的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她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所有问题的宗旨都趋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化均满足全体人的需求。而胡适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似乎更贴近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目标，含有更强烈的创造新文明的主观意图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设计。《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四条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体实施的方案则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合和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合进20世纪现代世界新文明的主潮中去。
*****成立了，陈独秀成为了总书记。胡适无奈的看着老友彻底的“左转”，而他自己也终于要“下海”谈政治了，原先看到中国思想界落后、出版界孤陋、教育界沉寂而“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的戒条也被自己打破了，他不无愤激地说道：“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主义——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科的附张来做挡箭牌、障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政治逼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办了《努力》周刊，在创刊献辞的《努力歌》中，胡适说道：“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人— 也都说‘不可为’，那才是真的不可为了。”他的努力就从办报开始，他明确的表示自己办的报纸要“不但应该有主张，还应该有学理与见解作主张的根据。根据正确的观察，参用相当的学理，加上公开的态度，法未公开的主张，那才是‘禁得起一驳’的主张。”他和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等16名知名学者联名发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刊在《努力》第二号上，提出以“好政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他大声疾呼：“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中国所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拢着手，坏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明白一些便是“工具政府主义”，据他的解释，首先，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求大多数人最大福利的工具，能做到的是好政府，不能做到的是坏政府，而如果不这么做的便是“鸟政府”；其次，政府既然是工具，那就和工具一样要时时修理，人都有揽权的天性，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要随时监督修理；还有，就是工具有修不好的时候，政府也是一样，党政府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就必须如已经彻底坏掉的工具一样抛弃掉，重新改造一个。胡适大力主张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修正，提出废止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制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人数等主张来促进人民的参政可能，面对陈独秀领导的***所提出的：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已经山穷水尽，应该发动全国人民的革命，彻底解决问题的立场。胡适回应道：“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业决不能实现。”“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他并不反对革命，但对于“革命”这个当时很时髦的词汇总是有相当的警惕，他语重心长的劝诫人们：“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
司马璐
陈独秀先生是*****的创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与政治史，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是叱□风云、名震遐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友人还是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
离经叛道，卓尔不群
陈独秀生于一八七九年。一八八四年，独秀五岁，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开始读书。独秀思想敏捷，智慧过人，幼年对于古训，即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一八九六年，独秀应考中秀才，他谑称科举制度是统治阶级「玩猴子」。所以他的祖父断言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五四前后，陈独秀提倡新思想时，保守人士诋毁陈独秀为「陈毒兽」，甚至说陈独秀主张杀父的。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们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九○○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他在东京与苏曼殊、章士钊同居一室，这同住的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人物。陈独秀在思想文化政治活动中独领风骚；苏曼殊是一位终生为情所困的和尚；章士钊成为一位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不倒翁。苏曼殊曾赠诗独秀，诗句有「行云流水一孤僧」「纵有欢肠已似冰」，表示自己对人生的悲观。而当时的独秀，生命像一把火，所以章士钊陈独秀是「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山弗上，回头之草不啮。」
独秀年轻时，有过一次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而他不屑一顾。陈独秀是叔父陈衍庶的嗣子。陈衍庶有田产、巨宅和投资上万□银子的生意。一九一三年逝世时，独秀是这笔巨大遗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社会上都说陈氏家财万贯，可是独秀视家产如敝履，不闻不管。胡适在北大演讲中曾提到，有一次，独秀到北京，他家在北京一间大铺子的掌柜请「小东人」去看一看。独秀却说：「这铺子不是我的。」
在**的公开资料中，***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我的革命思想最初是受到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等等。但是，有一段重要史实却不见**官方党史引用，毛曾祝陈独秀万岁。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被捕。当时***在湖南办《湘江评论》，他以自己的名字写过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说：「陈君之被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此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学问渊博，日、英、法文都很有根底，诗词书法及文字学的造诣皆深，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但演说缺乏吸引力。他的性格明朗、刚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棱有角，但固执而缺少亲和力。他对于玩权术的人十分讨厌，有时脾气暴躁，有时与人搞得很僵。
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后，独秀立志投身救国。此后是康梁维新、辛亥革命、驱袁世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立，直到北伐战争，独秀或积极参与，或站立潮头。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组织爱国团体，屡败屡起。他的思想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他从爱国运动进而认识欲救中国必须革新中国政治；欲革新中国政治必先革新中国文化。早在民国以前，他就在安徽办了一份《安徽白话报》，提倡白话文，并宣传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当时写道：「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行使之权的乃归全国国民的政府』，所以『国民第一步当争就是政治参与权，即民主立宪的政治』。」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陈独秀在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认为「爱国者何？爱其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文史哲兼容并包，主要作者是当时北方知识分子精英，如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敬告青年」，提出青年的六条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红线是科学与民主。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继胡适后，发表「文学革命论」；一九一八年发表「偶像破坏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新青年》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等等。当时，陈独秀的基本思想是倾向民主主义的。
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胡适和陈独秀共同领导。陈独秀与胡适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他们有时争论，有时相容，但终生彼此相敬。当时两人同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大彗星。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他并提出由人民制定宪法，选举国会议员，依法治国。
陈独秀认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国民必须自由自治，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实行人的解放，一切言行，不听命于他人，不从属于他人，国民必须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
在新文化运动中批评儒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时，陈独秀当时也是反孔的，他在答吴虞一文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以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陈独秀此说，胡适也表示信服。
陈独秀与**的初期活动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是他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同年十二月一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是他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但不是没有保留的。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陈独秀为早，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发表《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二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来华，他在北京访李大钊，提出要李领导组织*****。李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维丁斯基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五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同意了维丁斯基的建议，他言必信，行必果。一九二○年六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陈独秀领导下在上海成立，当时又称**临时中央，与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遥相呼应，时称「南陈北李」。
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建党（一大）时，因为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都没有直接参加。在一大中，陈独秀众望所归，被选为书记，后称总书记。附带一说，**一大的正式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后来**订七月一日为党庆，是因为***在延安的一句话：「我们从七月一日庆祝一个月」。既属「毛语」，日后**也就无人敢改了。
陈独秀于九月间到上海主持**中央。陈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话不投机，发生严重争执。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按自己的国情摸索。马林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陈独秀是**的创建者，也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出狱后知道是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素重感情，从此改善了与马林的关系。
一九二二年三月，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党员参加***，陈独秀加以反对。马林认为，*****不过是一个小团体，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不如钻进***，打***的旗帜，才能有作用。陈独秀认为，他不反对***与***的合作，但必须光明正大，建立党对党的「党外合作」；如果***员参加***，又在***内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是很危险的。七月间，**举行二大，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认为**对上级（共产国际）的指示，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陈独秀在此压力下终于屈服。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大通过了***员加入***的决议。但是陈独秀认为，形势既然如此，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第二阶段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三大的宣言中说：「中国***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宣言为陈独秀起草，他用心良苦，认为国共既然实行「党内合作」，***人必须坦诚说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后来**认为，陈独秀这一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
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认为，俄国***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在欧洲连续发动德国和匈牙利的暴动，不久以失败告终。因此，俄共的东方政策，如何利用中国革命以摆脱俄共的孤立，遂成为俄共领导人争论的重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俄共（包括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当时俄共有两个中国问题的核心，一个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另一个是斯（大林）、布（哈林）联盟。托季联盟主张*****要旗帜鲜明，不断革命。斯布联盟主张，*****无论如何，一定要拖住***一起干，打***的旗帜，争取***的领导地位，夺取***的群众。例如当时的***与***领袖之一汪精卫密切合作，汪是***中央宣传部长，毛为副部长并一度代理部长。**当时对国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对***笑脸相迎，陈独秀以党的领袖的身份，不能不担任这个「卖笑政策」的主角。当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中说：*****对***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乾，然后丢掉。第一次国共合作，**执行了斯大林路线。
但是，***暗的一套，如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工会农会的极左行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秘密小组等等，也引起了***的警觉。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央通过整党案，蒋介石公开表明，***内不能容许有小党派的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罗亦农等在上海组织暴动，企图夺取中国这个最大都市，结果失败。继之***在上海、广州清党。当时汪精卫在武汉与南京的蒋介石对抗，共产国际又严令陈独秀与汪精卫合作反蒋。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不同指示，要**广泛展开农**动，准备农民起义，指示中又说，汪精卫是革命的，罗易就把这份文件给汪看了。汪精卫这时才明白***的「两手策略」，于是决定分共。
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对***的「卖笑」已经不能再发生作用，斯大林对**的指导路线也证明破产。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大，七月，共产国际下令改组**中央。八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直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职务，并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陈独秀又拍著桌子大骂：「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儿（指国际代表）牵著鼻子走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斗，坚决拒绝参加六大。他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中国问题，而是要我承担罪责。」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苏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致函**中央，反对上述口号。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承认**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而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独秀等被开除后，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刊载托洛茨基文章。一九二九年底，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等共四次，这一回是第五次被捕。正如他自己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的若干著作是在监狱中写的。这次在狱中致力中国文字学的研究。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后，一九三三年十月受审讯，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辩护。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陈在国共合作期间对***有功，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他的托派活动与***的**目标一致。章士钊宣读辩词后，陈独秀拍案而起，愤怒指出：「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的答辩词中的「误信共产主义」改为「坚信共产主义」。陈独秀当时既为**所排斥，又在***法庭上正气凛然，令人尊敬。
从一九三二年起，陈独秀在监狱住了五年。一九三五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到监狱去探视，见陈的独立牢房堆满了书，陈在狱中潜心做学问，刘说：「你伟大」。陈独秀提笔给刘海粟写了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表达了当时陈独秀心情泰然，豪气未消。后来，抗战发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时，铁窗五年，读书万卷，使陈独秀的思想更成熟，更升华，更进步了。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独秀出狱后，说自己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思想独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于他的学术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罗汉与叶剑英有过接触。叶代表**提出，如陈独秀接受三个条件可以恢复组织关系，三条件为：一，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二，拥护党的路线；三，以行动表示诚意。陈认为不能接受。其后，康生、徐冰、章汉夫相继发表斥骂「托派汉奸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著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如此吗？」（此信《新华日报》未刊出，同月二十七日在《扫荡报》上发表。）**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当时激怒了很多被认为是**朋友的著名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对陈独秀的诽谤，「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诸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加诸异己……」沈钧儒也表示不满。
陈独秀在抗战期间的主要言论，包括拥护抗战，赞成各党派合作，支持全民动员和政府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国际问题上，他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类的希望。
陈独秀说：「『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一九四○年十一月，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陈独秀给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陈独秀认为，「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
陈独秀还有一个重要见解，他反对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他说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时」，才有所觉悟，「然而太晚了」。（一九四○年十二月，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创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到最后回到民主主义。他的不断探索与寻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个人的基本气质是爱好自由，倾向民主。五四以后，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长期冷静的思考，从苏联与**的实际经验中理解，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根本问题。陈独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就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业而言，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生的反对派。我更感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绝代巨人」。
对「爱国」的卓越见解
末了，我引用一段陈独秀论爱国的文章作为本文的结束。陈独秀说：「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不合乎理性。」「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每周评论》，原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陈独秀用的笔名是「只眼」）。
伟哉，此为八十年前，中国一代思想巨人陈独秀对爱国之卓见也！此所以陈独秀成为**历史上的「绝代巨人」也。
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享年六十三岁。他长期贫病交迫，坚拒国共两党显赫人士的馈赠。蒋介石送钱，他退了；周恩来说，如果陈独秀接受两个条件，一不对外讲话，二不发表文章，**可以把他的生活和医疗包起来，陈独秀当然也拒绝了。峥峥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巨人已逝近六十年矣，长留风范与哀思在人间。
新文化运动是比较早熟的催生的运动，走得踉踉跄跄，这和当时的现实有很大的关系，研究历史总是要说发生事情的背景。
这个事情和袁世凯有关系，和袁氏的尊孔复古逆流有关系，袁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悲剧人物，关于袁氏，有个历史作家唐德刚写了一本书叫《袁氏当国》，是说中国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穿越历史三峡，而在其中，袁氏就充当了这样一个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袁氏对于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可以这样说他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很多人在他没有称帝之前是很拥护他的，包括梁启超。
袁氏称帝是糊里糊涂的，人有时候做一些事情非常不理性，包括政治人物，一般推理袁氏是不会再去当皇帝的，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像皇帝一样的权力，按照迷信说法，是说袁家的男人从来没有活过60岁的，算命风水先生说要活过60岁就必须称帝要破解。
袁氏如果不用黑社会手段解决宋教仁，不称帝，其人在历史上素有能办事，作风开明之称。
历史就这样扑朔迷离，欲说还休。
袁氏称帝受杨度和其子袁克定的蛊惑，就这样一辈子大风大浪经历过了，阴沟里翻了船。
中国历史对人的评价，讲究四个字，盖棺论定，看人看后半辈子，前半生做了好事，后半生晚节不保，做了坏事，对他的评价就要大打折扣，可能怀疑他做事的动机，比如说王莽汪精卫等等。
正如有句话这样说“妓女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诚哉斯言。
刚才扯到了袁世凯，讲到了袁氏称帝，袁氏要称帝，就要制造舆论，就把孔圣人搬出来，要求人们继续读经，因为读经这种古老的文化习惯，在辛亥革命之后就被废除了。
这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是开历史倒车的，这个时候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的创始人，是国民大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他最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被他一手创建的党开除，又被***抓起来坐了几年牢，最后在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中流落四川江津，客死在那里。
很长时间这个属于敏感问题，现在可以做一点了解和讨论。
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三岁时他爸爸就死了，伟大人物的出世，总是伴随着一些他的亲人的倒霉和逝去。按命书上说是因为命硬，比如说***他的亲人就死了六位，他的妻子，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被军阀何健枪杀，第二任妻子贺子珍疯了，第三任妻子江青自杀了。
所以说自古以来成功者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陈独秀的爸爸死得早，古代读书人的路，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参加高考，那时叫科举制，只有通过读书考试才能做官。
陈独秀很聪明，书读得很不错，但是性格很倔强，他的爷爷打他，一声不吭，他的爷爷说真是家门不幸，出了一个强盗。
陈独秀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是革命者，由于他的一生的不妥协，他的家庭因为他遭遇到了巨大的灾难，屡次被抄家，很多亲人遭受到了无妄之灾。
陈独秀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是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那时的学生在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之后，就去日本留学，日本当时是中国人留学的首选之地，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西方学术的引进，且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邻居的先进，于是都去日本留学，我们所熟知的周恩来鲁迅阎锡山蒋介石郭沫若郁达夫都曾留学于此。
中国的向西方的学习的学术，就从日本引进，现在动不动就排日，其实日本当时是中国人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学西方的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就是从日本进口的。
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发刊词中敬告青年一文，说青年人就应该有青年人的样子，应该有朝气，应该对社会负责，应该承担社会的责任，应该做社会革命的急先锋，那些老年人不应该挡住青年人的路。
这样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我们的古老中国，一直是以老年人压制青年人，如巴金小说中那个高老太爷一样，他们是整个封建统治结构的中坚基础。
这样的话，青年人就起来了，特别是青年人，特别是青年读书人起来了，比如说***就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起来的，长大启蒙的。
特别指出一点的是，那时蒋介石也特别喜欢读新青年,他那个时候在上海炒股，混社会，当小流氓，对陈独秀写的文章也是很钦佩的，蒋介石这个人也是很喜欢读书的。
所以以后中国人的事就由青年人来干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这个人无论是他的勇气道德学问能力，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很长时间我们对他研究不够，这和我们研究历史的原则有关系，拿王小波的话来说“让历史按照党性发生。”或者把历史扭曲，或者把历史弯曲，或者对历史讳莫如深，或者将其妖魔化。
蔡元培是国共两党都非常钦佩的人物，他是***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对其很尊重，早年参加科举，中过翰林，文章写得漂亮，因对清廷不满，组织了光复会，这个会就是搞暗杀恐怖活动，一个书生搞这项活动，是不多见的，和汉朝的张良博浪沙刺秦很类似。
光复会然后与兴中会合并，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任教育部长，因袁世凯的掣肘，愤而去职，去德国留学，德意志是一个思辨的民族，是一个出哲学家的民族，德国的大学是全世界大学样板，蔡元培之后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学术方针，由此聘请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辜鸿铭梁漱溟刘半农等学者精英，这些人既有旧学功底，又有西学底蕴，给学校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一扫袁氏尊孔之阴霾，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由此发端。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没有蔡元培这个伟大的校长，很难想象新文化运动会发展起来。
现在的北京大学亦非昨日之北大，余杰写了一篇文章，叫孤独的蔡元培，没有了蔡元培治校方针的北大，还是北大吗？
北大还有一个著名教授，没有读过大学的教授，钱穆,当时蔡元培已经离开了北大，北大的未名湖，还是他起的名，但是大陆的历史学界，历史教科书，为什么还对蔡元培和钱穆这么不宽容呢？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8350.s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8760.s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07987.shtml
陈独秀为何至死不去延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间，“陈案”震动全国。一些极右分子呼吁***中央“立即处决”，他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沪宁车上，还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还有一些人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这是完全抛开党派之见的了。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以不同的形式争取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军法从事。宋庆龄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开庭时，陈发表了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他为自己要解放工农、要推翻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之辩护，多少有争取从轻的语言。陈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法庭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陈在狱中最大的快乐是读书，朋友送来一批小说，他没有兴趣，而是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和经济学、历史、文字学等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后来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其写一书面检查。陈坚决拒绝。蒋很尴尬。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蒋一个台阶，送胡一个人情，还不仅如此———
陈出狱，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他认为此时前去是不光彩的，对胡的从政也很不快。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当时，他演说、撰文，大声疾呼团结抗日，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康生忽在《团结》周刊上，说陈是日本特务。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九位知名人士在三家报上撰文，为他辩诬。沈钧儒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为陈不平。一些居心不良之徒起哄，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周恩来多次托人请陈独秀以大局为重，进行克制。徐特立老还从长沙来武汉“调解”。徐宣称：“问题解决了。但陈说：“我看永无解决之一日。”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特务监视，深感武汉是是非之地。加以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又上溯90公里到达江津县。后来，陈独秀又离开江津县城这个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这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到的地方。
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国人注目的去处。许多北大校友来看望老师，一些人要资助生活费用，如罗家伦、朱家骅等等，陈独秀对所有在***政府任职者，分文不收，尽管他们说这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陈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也曾前来拜访。他说：“你这儿太苦了，还是到延安去吧。”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
陈独秀做得认真，所以晚景凄苦，常常无米下锅。看到一些农家贫困，更为不安，总是说：“建设***，就是为了他们，可是现在……”
由于贫病交加，陈独秀亡故于1942年5月27日，享年63岁。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现代史的一个黑结
《读书文摘》
陈独秀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
了自己的家园？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见一些问题。在这里，把鲁迅和陈独秀对比起来，就可以摸到一些线索的。不过，打量这些线索，也该扩大一些眼界。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我有时想陈独秀的苦运，也连带记起他的学生、曾做过***的高官的张国焘。张氏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虽不在文科，是理工预科的新生，但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张氏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画出了当时的氛围，陈氏的英杰式的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地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地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就已意识到像***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位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地挽救**，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的一些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文中所引张国焘文均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6617.shtml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安徽老乡，一个在怀宁，一个在绩溪，一个生于1879年，一个生于1891年，相差12岁。但却在同一个时代一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一同在北大、在《新青年》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号召大家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拯救积弱不堪的中国。一个性如烈火，猛打猛冲，一个谦逊温和，循序渐进；一个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一个尊崇自由主义，主张渐进改良；一个是*****的创始人，一个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按说，他们应该水火难容，但两人私交深厚，堪称挚友，虽然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友谊却并未缩减半分，甚至在永诀之前，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为他们一生的友谊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陈独秀与胡适，两个无论信仰、性格都完全相反的同乡，为了共同的文化目标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为了共同的救国目标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为战，而又都难以抗拒的钻进了被他们所批判过的“国学”当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不超过两年），而针锋相对的日子却几乎囊括了他们相交的所有时光，陈独秀为始终不能拉胡适进入***而惋惜，胡适为陈独秀最终回归自由主义而欣慰，提到陈独秀的时候不能不提胡适，而提到胡适的时候，也不能不提陈独秀。
他们的相交，始于《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便委托好友汪孟邹向胡适约稿，汪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道：“陈兄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便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拔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至祈至祷！否则陈兄见面必问，弟将穷于应付也。”可见陈独秀对于胡适的看重。1916年开始，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陈独秀有文必发，且经常与胡适通信讨论，到胡适发表《至独秀信论“八事”》时，两个人已经成为莫逆笔友了。
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五号上。陈独秀大加推崇，亲自撰文《文学革命论》为之帮腔，从而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这篇文章是胡适在陈独秀的催促下从远隔三万里之外的美国寄来的，这标志着二人从朋友成为了同志，要一起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与呼了。然而，在这样蜜月期的合作中，两人的分歧也已经分外刺眼。胡适在《文学改良诌议》发表后3个月的4月9日给陈独秀的信中，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谦恭和谨慎说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虽然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不排斥别人的反对，认为“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陈独秀回信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故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位曾经在1903年的东京剪掉大清国管理湖北留日学生学监的发辫，而后又参加暗杀团，进行排满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看着这位小老弟的“迂腐”之言必定会感到好笑：革命就是掌握真理的我们来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的“天经地义”就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别人的“天经地义”则必须扫除，又不是做学问，怎么能商量着来呢？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坚定的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了，身在海外的胡适已经按奈不住要亲身投入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了，虽然他的博士论文刚刚通过答辩，学位证书尚未发到手中，但已经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回过了。这时，他收到了陈独秀的一封长信，这位从未见面的老朋友此时已经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信中诚恳说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谏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出所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既然早已经“神交颇契”，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胡适当即答应了。于是，1917年9月10日，回国二个月的胡适正式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时，他还不到26岁，真是少年得志，而陈独秀也在壮年（38岁），两人意气风发，要在谈笑间，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的“灰飞烟灭”了。
无论是当局的不满、打击，还是黄侃这样的国学大师的嘲弄，或者是林琴南写作小说威胁，都已经阻挡不了新文化的潮流了。陈独秀和胡适在欢喜胜利的同时都已经看到，新文化的启蒙要想进行下去光是文化层面的革命是不够的，没有政治的改革，就会雷声大雨点小的夭折掉。胡适在然早就对中国的出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而陈独秀却已经从“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脱胎出来，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激发了胡适的与陈独秀的分歧。无论是“根本解决”、“点滴改革”还是俄国的革命之路等等问题二人都无法理解对方。1919年3月26日因为私德受到攻击，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胡适对陈独秀的离开北大痛惜不已，在1935年还与友人的信中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的创立及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也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正在上海迎接老师杜威和拜会孙中山的胡适，也参加了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于在北京的陈独秀通信，了解情况，两个人都在为自己所引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的到来而激动。但在同时，他们也已感到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曾经水**融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默契。分手已经不可避免。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在胡适等众多朋友的营救下，三个月后获释，但再不能呆在北京，于是化妆南下到了上海，与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交上了朋友。从此，《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开始，在陈独秀编辑下，各种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量出现。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认为《新青年》不宜搞得政治色彩太浓，陈独秀回信赞同，说“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于是胡适提出将《新青年》移回北京来办，陈独秀没有同意。到1921年《新青年》又移到广州后，陈独秀写信给包括胡适在内的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他们自己另办一份杂志，并说明自己是不会为他们所办的新杂志写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彻底的割断了与旧日自由主义朋友们的思想联系，自走自路了。
也许是为一起奋斗的两年时光作个总结，两个人不约而同得拿起了笔，陈独秀写了《新青年宣言》，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起刊发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
《新青年宣言》的信条是：“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的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她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所有问题的宗旨都趋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化均满足全体人的需求。而胡适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似乎更贴近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目标，含有更强烈的创造新文明的主观意图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设计。《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四条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体实施的方案则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合和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合进20世纪现代世界新文明的主潮中去。
*****成立了，陈独秀成为了总书记。胡适无奈的看着老友彻底的“左转”，而他自己也终于要“下海”谈政治了，原先看到中国思想界落后、出版界孤陋、教育界沉寂而“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的戒条也被自己打破了，他不无愤激地说道：“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主义——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科的附张来做挡箭牌、障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政治逼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办了《努力》周刊，在创刊献辞的《努力歌》中，胡适说道：“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人— 也都说‘不可为’，那才是真的不可为了。”他的努力就从办报开始，他明确的表示自己办的报纸要“不但应该有主张，还应该有学理与见解作主张的根据。根据正确的观察，参用相当的学理，加上公开的态度，法未公开的主张，那才是‘禁得起一驳’的主张。”他和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等16名知名学者联名发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刊在《努力》第二号上，提出以“好政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他大声疾呼：“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中国所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拢着手，坏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明白一些便是“工具政府主义”，据他的解释，首先，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求大多数人最大福利的工具，能做到的是好政府，不能做到的是坏政府，而如果不这么做的便是“鸟政府”；其次，政府既然是工具，那就和工具一样要时时修理，人都有揽权的天性，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要随时监督修理；还有，就是工具有修不好的时候，政府也是一样，党政府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就必须如已经彻底坏掉的工具一样抛弃掉，重新改造一个。胡适大力主张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修正，提出废止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制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人数等主张来促进人民的参政可能，面对陈独秀领导的***所提出的：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已经山穷水尽，应该发动全国人民的革命，彻底解决问题的立场。胡适回应道：“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业决不能实现。”“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他并不反对革命，但对于“革命”这个当时很时髦的词汇总是有相当的警惕，他语重心长的劝诫人们：“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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