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恰似麓山枫 ——岳麓山辛亥风云人物墓葬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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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恰似麓山枫 ——岳麓山辛亥风云人物墓葬全记录●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56 pm

   丹心恰似麓山枫
   ——岳麓山辛亥风云人物墓葬全记录
  
  
  
   长沙岳麓山是一座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文化名山,既有林壑清幽的自然景观,又有富有魅力的人文光彩。岳麓山作为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山,其最大的特色,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共存,相互交流融汇,共同开拓岳麓文化事业的发展。除此外,岳麓山在中国近代史上亦有重要地位。
   在辛亥革命时期,湘籍革命志士在全国各地、在多数场合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辛亥革命的编年史中,湘籍革命志士的英名是无法抹去的。
   据统计,湖南为辛亥革命牺牲的知名人士就有300多人。其中,麓山的层林深处、青松翠竹之间,掩映着近60多座仁人志士、革命英烈的坟冢。他们长眠于此,魂归岳麓,其英雄气概、铁血丹心,恰似深秋麓山的红枫,舒展着不屈的筋骨和生命浓烈的***。

   黄兴墓
位于云麓峰北侧小月亮坪上方,为岳麓山中的大型墓葬,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区占地面积1913.6平方米。墓区中央有四棱形墓塔,高10余米,由整块花岗石雕琢而成,状如一柄浩气纵横的丹心碧剑,昂然矗立,直插云天。东面的中央嵌有“黄公克强之墓” 的紫铜墓碑。墓塔四周建有护栏。由于墓地地势高峻,安睡的英灵和醒着的墓碑,正好遥对古城长沙。
   黄兴(1874-1916),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中国同盟会中与孙中山先生齐名,同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领袖。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善化(今长沙)人。1902年夏,赴日本留学,与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次年参加拒俄运动及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和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任会长,策划长沙起义未成,亡走日本。190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先生共组“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由此形成了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孙、黄领导核心。1907年起,先后组织并参加钦廉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和广州新军等起义。1911年4月27日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亲率敢死队百余人猛攻两广督署,负伤后退走香港。旋即支持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武昌起义后,从香港赴武昌,任革命军总司令,在汉阳、汉口指挥对清军作战20余日。上海、苏、杭等地相继光复后,被推为副元帅,主持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主持南方军队整编。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赴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他未参加,指导“欧事研究会”,但仍主张与孙中山合作讨袁。后赴美养病,在美积极宣传反袁,为云南护国军筹措军饷。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享年42岁,1917年4月15日遗体移往岳麓山国葬。著作收入《黄兴集》。
   黄兴逝世后,孙中山领衔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亲自签发讣告,并撰挽联:“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之不易;试想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社会各届纷纷举行哀悼,章太炎先生撰写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蔡锷墓
位于白鹤泉的左后方。1956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620平方米,系岳麓山大型墓葬之一。墓地外围为麻石挡土护坡,辅以石砌围栏。墓以花岗岩砌圆形墓座,墓座上面立有棱形墓塔,通高9.1米,正面嵌“蔡公松坡之墓”碑。围栏上刻有湖北、湖南、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热河各省省长、督军献赠的铭文,及民国六年(1917年)4月26日建墓亭志文。整个墓区为古枫、松柏掩映,更显庄严肃穆。
   蔡锷(1882-1916),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杰出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未满13岁即以优异成绩考取秀才。1898年入时务学堂,从师谭嗣同、梁启超。戊戌政变后至上海,入南洋公堂。次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及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肆业。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后复去日本,转入成城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加入杨笃生等所创建的爱国协会。1905年春,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同年夏先后任广西新军总教练官、陆军小学总办、混成协协统等职。黄兴、谭人凤、邹永成等皆潜入其营活动。由黄兴联系,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至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10月,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在昆明举兵响应,云南光复,被推为云南政府都督,组织军队进援川、黔。旋受袁世凯疑忌,被调入京,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等虚职。1915年与梁启超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潜离北京,取道香港去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任第一军总司令,率兵入川。促使西南各省相继独立,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后积劳成疾,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时年34岁。1917年4月遗体运回湖南,国葬于岳麓山。著有《蔡锷集》传世。

   焦达峰墓
位于黄兴墓北侧,与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墓区相邻。占地400平方米。为岳麓山中型墓葬之一。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区地势高峻、视野开阔,南北两向辟有入口,各刻有对联:
  大翼垂天九万里;
  长松拔地五千年。(北向入口)
  无大牺牲心何能发难;
  有少成败见岂是论人。(南向入口)
  墓冢呈圆形,以花岗石砌成。墓后竖有民国二年(1912)刘人熙所题“浏水堕泪”碑。“浏水”指浏阳河。碑左右刻有焦达峰生前自撰的对联:
   达向九霄云路近;
   峰连五岳众山低。
   另有“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焦公达峰之墓”的墓名。墓名的左右各竖一碑,分别刻有生卒年月、落葬年月及竖碑时间。墓前正中竖有焦铜像,今已不存。
   焦达峰(1887-1911),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原名大鹏,字鞠荪。浏阳人。少时深受谭嗣同、唐才常思想影响,倾向进步。1903年进长沙高等学堂预备科,加入哥老会。1905年东渡日本。次年被推为同盟会联络部长,专司联络各省会党之职。1907年入日本东斌步兵学校学习,与张百祥、孙武等在东京成立共进会,谋划在中部省区发动起义。1909年归国,设湖北共进会机关于汉口,与湖北同志策划湘鄂同时举事。虽屡受挫折,从不气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与陈作新一道组织湖南会党及新军积极响应,10月22日率军攻占长沙,次日成立军政府,被举为都督,旋即派军增援武汉。长沙空虚,立宪派乃乘机策动兵变,31日与副都督陈作新同时被害,时年24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1912年安葬于岳麓山。

   陈作新墓
位于“印心石屋”石刻左后。占地145平方米。墓冢为球弧形,墓后正中镌刻《恤赠左将军湘军首义都督陈公作新府君之墓》,左刊《民国元年十一谷旦》;右刊《孤子基立》。墓前竖有陈作新铜像,惜今已不存。195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作新(1885-1911),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字振民。浏阳人。早年曾任塾师。1900年参加自立军,被派往湖北联络会党,事败后潜归。1905年入同盟会,后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炮兵营排长,因倡导革命被撤职。1909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及测绘班,他任教员。次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他拟趁机起义,又被革职。仍居留长沙,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在焦达峰策划下,召集新军中革命骨干开会,积极准备起义。10月22日新军占领长沙,湖南军政府成立,他被推为副都督,积极谋划援鄂、援赣事宜。31日立宪派策动新军兵变,被杀害,年仅25岁。1912年公葬于岳麓山。

   禹之谟墓
与陈天华、姚宏业墓毗邻。占地29平方米。墓冢为花岗岩砌成。墓后嵌有“烈士禹之谟墓”碑及禹之谟在靖州狱中遗书《告在世同胞书》、颜昌山尧 撰《墓志铭》、朱杞《墓志铭序文》碑。1959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禹之谟(1866—1907),辛亥革命前期民主革命家。字稽亭。湘乡县(今属双峰)人。早年曾入营幕。1894年随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襄办转运粮秣弹药事务,授候选县主簿,辞不受。战后至上海,专心研究实业。1900年在汉口参加自立军活动,事败赴日本,入大阪千代田工厂学习纺织工艺。1902年回国。1903年在湘潭创办毛巾厂,次年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为首任会长,并推销《民报》,又参加收回粤汉铁路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创办湘乡旅省中学堂与惟一学堂,被推为湖南商会会董和教育会会长。1906年发动长沙各校师生迎接陈天华、姚宏业灵柩公葬于岳麓山,又参加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斗争,8月被捕入狱。长沙各界纷起营救。清吏深恐激成事变,遂秘密将其押解靖州。在狱中屡受酷刑,但坚贞不屈,以致体无完肤。并写就多封感人至深的书信和正气凛然的绝命书。1907年2月6日被绞杀。临刑之前,禹怒指官吏:“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清吏凶残地说:“尔辈素讲流血,今天偏不把你流血如何?”禹遂大笑着说:“好!好!免得赤血污坏!”慷慨赴义。民国成立后,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追赠禹为“陆军左将军”。1912年10月烈士遗体由双峰青树坪移葬岳麓山。

   蒋翊武墓
位于古麓山寺山门下方,由半山亭循石级而上至一宽敞平托之区即为烈士墓地。占地约600平方米,墓基以花岗石砌成,上层平台建有4米高的方型墓塔,东向墓塔中,嵌以“蒋公翊武之墓”的汉白玉墓碑,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蒋翊武(1885—1913),原名保襄、伯夔。澧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1903年肆业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因策应华兴会起义,被开除。1905年参与马福易洪江起义,事败后赴上海,次年入中国公学,与杨卓林等创办《竞业旬报》,并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不久潜回湖南。1909年入湖北新军,从事兵运工作。1911年,铁路风潮起,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空虚。他与党人密谋发难,联合共进会,被举为总司令。10月9日,起义计划泄漏,就决定当夜举行起义。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后继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及驻汉招抚使、军务部副部长等职。不久被排挤出湖北,送往北京。袁世凯授以高等军事顾问、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均坚拒不受。赞成宋教仁责任内阁制主张,往来沪、鄂之间,为***竞选国会议员尽力。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任鄂豫招抚使,回岳州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全州被捕。10月19日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1916年,归葬岳麓山。1921年孙中山过桂林时,为之立碑,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刘道一墓
从枫林亭折入半山亭游道,行至中途,就可看到刘道一与其夫人曹庄的合葬墓。占地110平方米。墓冢为球弧形,周围有花岗岩围栏。墓碑由谭延闿题书,旁边有刘道一的哥哥、岳麓书院学生刘揆一撰写的《烈士刘道一夫妇合墓碑记》。墓前立有石柱一对,四面皆有文字。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道一(1884——1906),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早年曾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通晓英语,后随兄刘揆一参加革命。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事败,流亡日本,与秋瑾等在东京组织十人团,又参加冯自由组织的“洪门天地会”,任“草鞋将军”。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干事。1906年秋回湖南,与蔡绍南等一起领导萍浏醴起义。12月起义失败,在长沙被捕。审讯的时候,刘怒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死则死尔”。12月31日,被清政府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其妻曹庄闻讯后,自缢殉夫。1922年刘道一、曹庄夫妇的灵柩移葬岳麓山。刘道一壮烈牺牲之后,革命志士异常悲痛,孙中山、黄兴等纷纷发表挽诗,以示哀悼。

   覃理鸣墓
位于刘道一墓的左后方。占地约200平方米。墓冢用石片镶嵌而成,呈半球状,墓后竖有“覃公理鸣之墓”的花岗岩石碑。199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覃理鸣(1885-1947)名振,又名道让,一字竞存。桃源人。1902年(光绪28年)入县漳江书院,1904年留学日本宏文学院。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被推为评议员。1908年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在长沙被捕入狱。1911年(宣统3年)10月长沙起义胜利后获释,任湘桂联军督战队队长。抵武昌,任湖北军政府秘书。不久被黎元洪派赴南京任军事代表,当选临时参议员。“二次革命”时,与蒋翊武回湖南策动讨袁,败后亡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湘支部长,回国发动湖南独立。反袁胜利后,又参与护法运动,历任湖南检阅使、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参加西山会议。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历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积极主张抗日,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7年病逝于上海,1948年灵柩迁回岳麓山安葬。

   林修梅墓
位于赫石坡右侧岳麓山东麓高坡桔园陵墓区,占地约300平方米,系中型墓葬,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林修梅(1880-1921)字浴凡,号祖坤。临澧人。林伯渠堂兄。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6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同盟会。1908年返国,分发四川新军。次年随军入藏。1911年9月闻武昌起义爆发,急返湘,在参谋部参预军事。“二次革命”时任湖南守备队第三区第六营营长,驻守岳州、临湘前线,事败后亡走日本,肄业东京政法学校。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湘支部军司令部参谋长。1916年随程潜返国,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后任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驻军衡阳。1917年秋与署零陵镇守使刘崐涛同时宣布衡、永“自主”,反抗段祺瑞军阀政府,率左路军转战衡山、长沙、岳州等地,战功卓著。1920年秋,受孙中山命赴湘西,被推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旋即改湘西讨桂军总司令。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议会参议员、总统府代理参军长,因病逝世。同年11月2日孙中山大总统发布命令,追赠上将军衔。前期著有《西藏游记》、《治藏策》。晚年思想益趋激进,倾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18-1921年间,先后著有《精神讲话》、《社会主义之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等。1928年,棺椁自广州经上海运抵长沙,安葬于岳麓山。





   陈天华、姚宏业合葬墓
位于古麓山寺左后方,沿寺左侧游道拾级而上约百余米,即到墓所,墓占地约66平方米。两墓并列,经花岗岩砌成石棺,墓后正中嵌有“陈烈士天华之墓”、“姚烈士宏业之墓”的墓碑。墓前立有公元1921年曾继悟所撰写《陈天华先生墓碑》。1959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天华(1875-1905)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宣传家。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新化人。家境贫寒,15岁始入蒙塾。后得族人**,乃入资江书院读书。1897年春考入新化求实学堂,在校深受维新思想影响。1900年就读于岳麓书院。1903年获公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校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时奋笔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同年冬回国,在长沙协助黄兴开展华兴会革命活动,并任《俚语报》编辑。次年秋,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流产,逃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等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参加组建同盟会,任会章起草员,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撰述员。同年冬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于12月8日愤而投东京大森海湾自杀,以身殉国,时年未满31岁。留《绝命书》万余言,勉励同学“坚韧奉公,力学爱国”,并致留日学生总会一信,要求支持斗争。著有《陈天华集》传世。1906年夏,遗体运回湖南,公葬于岳麓山。

   姚宏业(1887-1906)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字剑生,号竞生,因仰慕朱洪武、洪秀全,改名洪业。益阳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于日本神田之青年会组织路矿学校,首倡保护路矿主权。同年冬,参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清韩留日本学生规划》风潮,愤而于1906年归国,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任干事。旋以官绅阻扼,经费拮据,乃于5月6日留绝命辞千言,投黄浦江而死。同年夏,与陈天华灵柩同葬岳麓山。

   刘崐涛墓
顺飞来石旁的曲径下行,可直达刘崐涛墓。墓占地约400多平方米。墓座为三级圆台,上有剑形墓碑,正面刻“刘公崐涛之墓”,墓后刻有“护法元勋”及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省督军所赠铭文。1993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区地势空旷,规模宏敞。
   刘崐涛(1887-1918),名建藩。醴陵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先后任广西新军学兵营骑兵队队长、混成协骑兵营管带。武昌起义随赵恒惕出师援鄂,后移军南京,任第八师骑兵团团长。1913年参与“二次革命”,赴蚌埠、徐州前线作战。事败,亡走日本,肆业早稻田大学。1916年返国,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改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17年8月署零陵镇守使。拥护孙中山“护法”主张,联络驻衡阳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于9月18日宣布衡、永“自主”,武装反对北洋军阀,揭开护法战争序幕。继后,率零陵镇守使署守备队出右路,转战攸县、醴陵、平江、岳州等地,屡败敌军。1918年5月不幸在株洲齐家桥中敌军埋伏,坠水牺牲。1920年迁葬岳麓山。

   谭馥墓
位于黄兴墓小月亮坪下。占地约25平方米。墓冢由花岗石砌成,墓左竖有邹鲁所撰《谭烈士馥纪念碑》。墓后嵌有烈士墓名。墓名碑两侧有对联:名山有幸埋忠骨;黄土无情化国殇。
   谭馥(1878-1909)又名绍基,字文炳。湘乡人。早年加入哥老会。1906年参加萍浏醴起义,事败赴广州,在清军巡防营中设立保亚会,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葛谦等赴钦州,运动清防营统领郭人漳部士兵反正,响应钦廉防城起义。事泄,再逃广州,继续在清军中进行活动。次年10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亡,他与邹鲁、赵声、朱执信等拟趁机发动起义,并用发保亚票以资联络。事败,避走郴州。1909年被捕,押回广州,遭刑讯80余次,坚不吐实,于这年7月壮烈牺牲,终年31岁,葬于广州市黄花岗。民国成立后,1912年迁葬岳麓山。

   葛谦墓
位于岳麓山东麓,圆形墓葬,今址不存,有邹鲁撰写《葛烈士谦纪念碑》碑文。
   葛谦(1885—1908)字树安,号诞麟。湘乡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农业学堂,旋入湖南弁目学堂,于陈作龙等组织湘省光复会,密谋革命。1903年留学日本,入大森体育会兼习军事,并发展光复会组织(后更名光华会)。次年回国,参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事败,避走武汉。后谋刺铁良未果,返湘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到桂林,任教广西陆军小学堂。旋赴广东,与谭馥等组织保亚会。1908年又与邹鲁、赵声、朱执信等密谋乘光绪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之机在广州起义,并散发保亚票以资联络。事泄被捕,从容就义。民国时移葬岳麓山。

   杨卓林墓
位于五轮塔东向入口处,花岗岩墓塔,2米多高,占地约一点五平方米。
   杨卓林,湖南醴陵人。1876年出生。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先驱,湖南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起义领导人之一。从小拜高师习武,武技高强。1893年,杨卓林投入清军江南福字营当目兵,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随军北上,参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失败后,曾至广东、香港等地活动,复投入张春发营为目兵。1900年,升任武卫左军队官,并随张春发开赴京、津一带,与八国联军接仗,他奋勇当先,勇敢杀敌,在张家湾战役中,刺死日本骑兵斥候等多人,其左脚亦被枪伤,因伤不能行走,“睡卧荆棘中,各国兵队在身旁行过,亦不觉得,天明复逃至运粮船上”,得以幸免。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失败,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残,“愤清廷乱政误国”,从而由爱国产生反清革命思想。于是,他遍游各省,广交江湖豪侠。通过一段时间与会党联络,杨卓林认识到会党群众虽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又具有落后散漫的一面,无法约束,“不足与有为,遂决心转学陆军”,以期将来学成,从清军内部夺取军权,实行反清革命。于是,再投张春发营内,充随员,并在张春发所开办的随营武备学堂学军事,整整两年;后闻江南开将备学堂,经标统杜云秋举荐,人南京将备学堂,于1905年7月卒业。
  1905年秋,杨卓林负芨东瀛,入日本神田区高等警监学校。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横滨从粤人李植生学制炸药、炸弹的技术,为武装反清作准备。他在日本深受中国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曾与孙中山、黄兴晤面,极得孙、黄的信任。他常听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孙中山亦多次向他询问革命军起事的战术及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杨卓林每问必答,将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毫无保留地告诉他,颇得孙中山的赞许。嗣由黄兴主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骨干。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徇清政府的请求,由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俗称“取缔规则”,为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于12月8日愤而蹈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自尽,杨卓林痛不欲生,极思有所作为,于是迁居横滨,继续研制各种炸弹。12月底,姚宏业被留日学生推举为归国设学代表,路过横滨时与杨卓林道别,两人“相对泣下,各以死相勖”。1906年3月27日,姚宏业自沉黄浦江死难,杨卓林痛定思痛,悲愤交集,受同盟会指派,于1906年夏偕同志李发根、廖子良两人由日本返国,组织力量,准备在长江流域发难。一九0六年萍浏澧爆发,他在南京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不幸被人出卖,遂于1907年3月20日在南京英勇就义。萍乡人叶钧与醴陵人潘晋收其尸葬于南京。辛亥革命后,1912年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呈请以南京太平门外玄武湖原端方私宅改建烈士祠,主祀先后被端方杀害的杨卓林和郑子瑜,并附祀曾谋炸端方等五大臣而殉难的吴樾、谋刺载洵而被害的熊成基以及蹈海的杨毓麟、陈天华等烈士。此呈经孙中山批准施行。不久,黄兴复派人护送杨卓林的灵柩回湘,安葬于长沙岳麓山。

   彭遂良、彭昭墓
位于禹之谟墓左侧。占地约30平方米。墓冢由花岗石砌成长方形,墓后嵌有烈士墓碑,左右刊有新化苏鹏撰《墓志铭》。
   彭遂良(1880-1911)字若海。宜章人。1905年至长沙,入禹之谟所办唯一学校。次年夏,随禹发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被放逐回乡。1907年冬,在族叔彭邦栋策动下,与李国柱等合组东兴造纸公司于嘉禾、临武边境,为革命交通机关。事泄,复于湘粤边境山区潭源洞组织“土著垦牧团”,进行秘密活动。1911年11月初,与彭邦栋等在宜章发动起义,率部入城,遭防兵袭击殉难。1912年民国政府追赠陆军上校军衔,1913年公葬于岳麓山。

   彭昭(1886-1911)彭遂良弟,曾随兄至长沙唯一学校就读,后回乡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1911年与兄同时殉难。

   董健吾墓
位于张辉瓒墓附近。占地约20平米。 董健吾(1884——1911)名杰,岳阳人。清末,岳阳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在岳阳城乡小学堂教课。他不论上任何课,均结合革命、排满的理论,平日结交革命人士,尤其是他教军事操,时常对学生说:“……我们要发奋图强,唯有精究科学,致力武备。……若不推翻满清专制,则锦绣河山要瓜分,堂堂的华夏,亦将步于黑奴红番的后尘。他每次唱起军歌来痛哭流泪,把学生感动到哽咽不能语。当时岳阳社会上不了解其爱国热情的人都疑他患了神经病,称他为健疯子。”1911年10月拥焦达峰、陈作新起义。1911年11月10日遭兵变而被杀。1913年孙中山、黎元洪为其昭雪,将遗体遣往岳麓山举行国葬,并亲撰挽联:千古旧名门,兄成仁,弟起义,母老慈悲,一家数月,三死人。奇烈、奇情、奇祸。转成奇福征,君等占完全,如录荣哀,编史册。万年新世界,陈溺海,徐剖心,孙黄盛业,四五首领,六君子。民主、民族、民权,遂重民生策。我来无讣唔,痛呈时事,慰灵魂。

   李仲麟墓
位于穿石坡下方。占地约300平方米。墓冢呈球弧形,墓后正中嵌有“李公仲麟之墓”碑,及李将军夫人撰写的碑记。墓前围栏上有“浩气长存”石刻。墓后上方有墓坊,墓前方有石刻立柱。墓区范围较大。李仲麟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二十二日,1916年随程潜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六区司令任上被赵恒惕杀害。民国十七年(1928)国葬于岳麓山。

   余昭常墓
位于岳麓山焦达峰墓下方,面积约20平方米。
   余昭常,字华禄,亦作华麓,1868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青草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余昭常幼年读书勤奋学业长进很快,深受老师的称许。余昭常成年后,体形魁伟,臂力过人,爱好武术,经教师专门指教练习,具备了相当的武功根底。随着年龄的增长,余昭常逐渐形成了正直豪爽的性格,受到当地人士的推重。1890年受谭嗣同之父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委派在武昌、汉口一带查核税厘。
  余昭常性情刚直,以公正廉洁自勉,不接受任何馈赠,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们在谭继洵面前诉苦,说长道短。谭继洵劝余昭常“通融办事”。余昭常目睹官场、商场黑暗***,愤而辞职回乡,以后从事木材生意,往来于长江一带,广交会党徒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08年8月,余昭常来到长沙结识了革命党人焦达峰。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焦达峰当即介绍余昭常加入同盟会,余昭常慨然将家资数千金捐作革命经费。自此,余昭常就成为焦达峰的知心朋友和得力助手,他比焦达峰年长20岁,焦达峰把他当做兄长,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凡事都和他商量。余昭常协助焦达峰在平江、浏阳、醴陵、长沙一带联络会党,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四川革命党曾派人来湘,要求湖南革命党人采取相应的行动支援四川保路运动。渴望战斗的余昭常,拟入川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后因两湖形势的迅猛发展,未能成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长沙,革命党人欢欣鼓舞,焦达峰委派余昭常去浏、醴联络会党。10月22日,长沙新军宣布起义,余昭常率兵随焦达峰攻城,他奋勇当先,用大铁锤击破城门,扫除障碍,占领荷花池军装局。长沙起义一举而定。次日,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就任正、副都督职。
  长沙光复的第二天,杨任抵达长沙,焦达峰即以军政府名义委派杨任为西路招讨使,余昭常为参谋总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与焦达峰商量,拟带军队一同前往,但被立宪派阻挠未成,于是议决到常德后再成立新军一师。
  10月27日下午,杨任、余昭常、凌汉秋、张锡先、张绍先、钟杰、涂鉴衡、刘汉庭诸人,率领实业学堂、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和随行人员100余人,前往常德。
  10月29日早晨,余昭常、杨任一行到达常德。受到商民欢迎,杨任等入城后,即于常德府考棚内设立招讨使办公处所。余昭常善于辞令,到常德后,分别召集官员和群众开会,宣传革命党的主张,并大力整顿,使革命程序井井有条。
  清军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独霸常德、辰州一带,伪装顺从革命,亲自拜访杨任等人,以掩盖其反革命的面目。在得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党人杀害焦达峰、陈作新,夺取政权后,以及其残忍的手段将杨任、余昭常等13人杀害。
  余昭常等革命志士为辛亥湖南的光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表彰余昭常的功绩,将余昭常遗骸移葬于岳麓山。






   易本羲墓
位于岳麓山“印心石屋”石刻上方,占地约25平方米。
   易本羲,湖南湘乡人,是辛亥革命时期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最早的成员之一。1903年入长沙武备学堂,年仅16岁的他到长沙不久后即追随黄兴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深得黄兴器重。次年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秘密成立反清革命团体时,17岁的易本羲毅然加入,成为华兴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在他们的影响下,明德、经正等学堂涌现了一大批同情革命的进步师生。易本羲与胡瑛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经正学堂组织义勇队。但不慎为清政府侦知,危急之时避走武昌,入清军工程营当兵以掩护身份。不久胡瑛与吕大森等深感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行以促革命,与易本羲、宋教仁等在武昌加紧筹组革命团体。1904年5月,一个以补习科学知识为名的“科学补习所”便在武昌正式成立。科学补习所的创办对此后长江中游一带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数年后在武昌组织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早年多因参加科学补习所或受科学补习所传播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而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
  1904年黄兴、胡瑛等组织长沙起义,并决定由易本羲行刺张彪、王怒行刺张之洞,但关键时刻长沙起义事泄,易本羲与黄兴等遭清政府通缉,黄兴亡命日本,易本羲被迫匿迹湖北各地。起义的受挫,使易本羲大受刺激,遂决定加入暗杀行列。是年底,他听说满清的死硬派大臣铁良即将巡视南方,以镇压南方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便在南京下关潜伏下来准备击杀铁良。无奈此事被李茂桢得知,李是当时两江总督李兴锐的孙子,又与组织暗杀铁良的章士钊、俞大纯等过从甚密。李茂桢苦苦劝章、李等人不要在他祖父任地发难,以免连累李氏家族。革命党人为了日后利用李茂桢筹款及交通等便利,便接受了他的建议,暗杀铁良的行动遂告中止。易本羲只好将暗杀器械运回上海,不料途中被清军密探侦知,清廷悬赏两万元捉拿。易本羲应革命党人之邀南下桂林伺机起义,可又因事机,泄密而告败北,易本羲因迭遭通缉,国内难以立足,只好亡走香港。
  20世纪初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生活艰难但没能动摇其为革命的心志。1905年9月,易本羲由宋教仁主盟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湖南留学生早期加入同盟会的最年轻会员之一。后因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勾结作出了限制中国学生留日的决定,陈天华、姚宏业激奋投海投江自杀,以惊醒国人,易本羲奋而回国,为反清革命,日益奔波,吸纳志士。
  因他屡次参加革命行动,且多系骨干,早已被列入清吏逮捕名单。易本羲被迫再次去国离家,赴南洋,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还为同盟会在南洋华侨中募捐数10万元以支持革命。
  由于易本羲长期奔走革命,辛苦劳瘁,且久羁异国他乡,心情抑郁不伸,以至积劳成疾。每每念系祖国现状及革命前途,常常忧愤不能自己,最后竟至吐血。
  1911年,一心希望回国杀贼的易本羲不顾体弱多病,冒险毅然回至长沙,与同盟会湖南分会主要负责人曾杰等秘密策划,准备在广州起义成功后,鼓动长沙、湘潭的湘军和防军发难响应起义,又与王荷亭、杨阜青等人在长沙路边井开设武城试馆,作为革命的联络机关,秘密商讨策动新军响应广州起义事宜。不意震惊清廷的黄花岗起义失败,给对这次起义寄予无限希望的易本羲以极大的刺激和打击,他忧愤交加,以致旧病复发,吐血不止,于1911年5月19日在长沙病逝,壮志未酬的他年仅24岁就离开了人世。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第一次督湘,为易亲笔题字“就义成仁”并将他改葬岳麓山云麓宫左侧。
  作为革命前驱,易本羲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他直接所从事的反清活动又多以失败而告终,也许正因如此,后人很难在有关史书中找到其生平事迹。然而,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正是有一批如易本羲这样为了中国的民主与进步而鞠躬尽瘁的斗士,正是有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迎来了中国几千年帝制的倾覆,才迎来了辛亥后民主潮流的高涨。

   胡子靖墓
位于云麓峰西侧公路下方,湖南教育公墓区,占地约60平方米。1997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胡子靖(1872—1940)名元亻炎 ,号耐庵,晚年自署乐诚老人。湘潭人。1987年(光绪二十三年)拔贡。1902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1903年返国,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为湖南私立学堂之始。继又设立经正学堂。1904年明德于中学外增开高等小学班。1908年又开设高等学堂银行科,规模渐臻完备。1911年赴日就任留日学生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即返国,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13年创办明德大学于北京,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1915年停办。五四运动时期,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同年,再设明德大学于汉口,1926年因经费拮据停办。1929年任湖南大学校长,极力谋求湖大的发展与提高,1930年辞职。此后专意致力办中学,志在培养人才,以“坚苦真诚”四字为校训。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长沙大火,明德校舍被毁,他将明德迁湘乡县霞岭乡继续上课。1940年冬,以高血压症猝逝于重庆歌乐山寓所。1948年归葬岳麓山。著有《耐庵言志》诗集传世。

   黎萼
位于岳麓山黄兴墓附近,与谭馥墓相邻。今址不存。2005年其海外亲属前往岳麓山寻墓未果。
  黎萼,字建候,长沙人。早年入江西陆军随营学堂。1906年在湘与宁调元、葛谦、谭馥交游,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07年入广州新军营。1908年参与“保亚会”活动,事败走广西。1909年在广州谋起义被捕,系狱二年。1911年广州光复后始出,被委为粤军建字军统领。未久任北伐军第三混成协协统。1912年任中央第五独立旅旅长。1913年解职赴粤参加“二次革命”,事败亡香港。1914年入中华革命党,策动潮梅独立。1916年参与策动肇和军舰起义。护法期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1923年任桂军第十二师师长。1931年充广东国民政府参军。

   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麓山景区管理处后方山坡。占地约200平方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湘军北上援鄂,与清军浴血奋战,革命胜利后,牺牲在汉阳的烈士遗体运归故土,1912年公葬于岳麓山。墓区范围较大,阵亡将士分三排并列安葬,墓后正中嵌有“汉阳阵亡将士公墓”碑。所葬烈士有:1、贺汉云2、李国卿3、王炳初4、石玉亭5、刘冤生6、彭德安7、文光斗8、严少全9、罗清云10、曾宽之11、冯以义12、冯润臣13、王贵卿14、左永兴15、杨义胜16、邓皇桂,另有无名烈士2人。

   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五轮塔下方。占地约200平方米。1911年(辛亥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反对,10月10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起兵赴鄂增援,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为封建清王朝奏响了丧歌。革命胜利之后,北上援鄂的烈士遗骸,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所葬烈士有:1、熊亮2、黄心田3、王晃秋4、许在堂5、熊毓璠6、周国宾7、徐履中8、刘亚清9、谈星堂10、宁鬃11、熊南生12、谢贤士13、朱积达14、郭长贵,另有无名烈士4人。

  长眠在岳麓山的十几位著名的辛亥革命英烈,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在青年时即怀有救国救民的志向,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实现其“推翻专制,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他们的丰功伟绩永为后人景仰,其爱国精神一直激励后人、鼓舞后人,更加激发人们献身祖国、报效中华的崇高感情。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41031.shtml [/url]
  
  







   岳麓山的五轮塔
  
   岳麓山的五轮塔由唐生智主建于1927年,系以佛教最高塔式来作为北伐将士的纪念塔,又称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1927年2月13日,当时由任国民革命军西路总司令、八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部署,省会长沙各界人士在五轮塔公祭北伐阵亡将士。1927年2月14日的湖南《大公报》、《国民日报》对当时盛况均作了详细报导。
  五轮塔正面,原镌有“五轮塔”三字,后改为“先烈光明”四字,塔前有一石牌坊,上有匾曰:“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塔之后方有经堂,再后五六丈,为入塔正门,门额“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等字。
  该塔毁于文革期间,但原址存有大部分构件。2002年按原貌修复,约有不同的是,塔前石牌坊已移至塔东南向下方100米处。上书“五轮塔”,两侧对联为:“心想事成金轮永耀观自在,水到渠就宝莲常开妙吉祥。”“究天人际同心相应,通古今变与时俱进。”
  五轮塔占地400多平米,塔高11.18米,分五层,由正方形、圆形、三角形、半圆和圆点等5种几何图形构成,造型奇特,极为壮观,塔身每一层都有金书梵文。五轮是指地、水、火、风、空,其形即地方、水圆、火三角、风半月、空圆点。意为世界由地水火风空构成,表现了世界是由物资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塔即微型世界,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五轮又象征人体,是人体的一个缩影,世界和人体同用五轮显示,表明五轮塔是天人合一之塔。
  这种形式的佛塔,在中国大陆,只有岳麓山这一座,是重要的景点之一。前几年湖南攸县藏密学者陈健民居士在台湾金山修了一座,但气势、法度、梵文、境衬……均不及岳麓。
  



岳麓山的两个辛亥援鄂阵亡将士公墓
  
  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籍的革命志士在全国各地、在多数场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湖南自明清以来,就与湖北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划,两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密切。辛亥革命运动中两省革命党人始终怀有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信念。武昌首义的史册里,记录了众多湘籍革命党人的勋绩,尤其在武昌首义之后,湖南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响应,解除里武汉战场的后顾之忧,并立即派军援鄂,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军政府和湖北人民的抗清斗争,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无疑,在辛亥革命的编年史中,湘籍革命志士的英名是无法抹去的。
  据统计,湖南为辛亥革命牺牲地知名人士就有300多人,其中有近60人埋葬在岳麓山上,但为人所熟知的只有黄兴、蔡锷、陈天华、蒋翊武的墓葬,还有大部分英烈的忠魂就湮没在不显眼之处。尤其岳麓山上两处埋有辛亥援鄂战斗中牺牲的志士的墓葬更是不为人所知。
  岳麓山上这两处辛亥公墓,分别为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
  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共葬有18人,分别为:贺汉云、李国卿、王炳初、石玉亭、刘冤生、彭德安、文光斗、严少全、罗清云、曾宽之、冯以义、冯润臣、王贵卿、左永兴、杨义胜、邓皇桂,另有无名烈士2人。
  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共葬有16人,分别为:熊亮、黄心田、王晃秋、许在堂、熊毓璠、周国宾、徐履中、刘亚清、谈星堂、宁××、熊南生、谢贤士、朱积达、郭长贵另有无名烈士4人。
  据统计,湘军援鄂阵亡官兵共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官佐二十一人(队官7人、排长12人、书记长3人)
  正目二十五人、副目一十四人、正兵二百三十二人
  这两个墓中基本为下级官兵,其中王晃秋、贺汉云为排长,熊亮为书记长,其余均为正兵。
  辛亥革命湖南光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援鄂。
  当时袁世凯命冯国璋以重兵压汉阳,企图并吞武汉三镇、摧毁武昌革命政权,武昌革命政权急电求援,日必数至。
  鉴于这种情况,湖南省军政府开始大量招募军队。
  应招者十分踊跃,仅仅3天,即招募到了6万余人。这些应招者绝大多数是城市苦力和劳苦农民,特别是会党群众。焦达峰所联络的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会会员,这时纷纷来省。每天都有好几批,每批百人至几百人不等。
  这些人一到省城,立即听从焦达峰的号召报名参军。因为***和其他装备一时供应不上,他们参军后一无器械可执,二无军装可换,便凭想象把自己打扮一番。一时他们都头上扎着高髻绒球,胸前拖一长带,以为这种打扮便是“汉官威仪”,表现出一种与满清决裂的革命气概。应招者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更为踊跃。
  3天之内,就已募成学生军一军。***同志当时对这次学生投军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当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军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中有唐生智”,由于他“决定到湖北去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所以没有加入学生军。
  焦达峰、陈作新当即将原有的及新招募的军队进行整编。
  以新军第49标各营为基础,补充不少新军约1700多人,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命王隆中为协统,率师援鄂。
  第49标原是革命党人最多、革命力量最雄厚的军队。长沙起义中,夺取军装局,打开小吴门,攻占巡抚部院,活捉并处决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弹压藩司卫队叛乱,全靠49标的兵目和下级军官出力,是焦达峰、陈作新所倚重的武装力量。
  在长沙及湖南局势尚未稳固,立宪党人不断逼宫的情势下,毅然派出该精锐之师首批援鄂,充分表现出焦、陈等革命党人以全国革命大局为重的可贵品德。
  在49标中起义前担任正副兵目的人,因起义有功,在招募和整编新军过程中,他们多被派去担任了官佐,但此时均仍回标内充任兵目,且毫无怨言,情绪饱满地一心盼望援鄂杀敌,表现出坦荡的胸襟。
  1911年10月28日,王隆中率领新编独立第一协的队伍,在大西门登船出发。焦达峰、陈作新亲至湘江河畔送将士出征。长沙各界代表数百人赴河岸燃放爆竹,欢送出征。
  当王隆中率援师到达武昌之时,战争形势对起义军已非常不利。当时汉口已被北军占领,起义军退守汉阳。汉阳兵工厂和武昌都督府都在北军大炮射程之内,几遭轰击。起义军士气低落,形同乌合之众。各部官佐都已失去指挥控制之能力。北军占领汉口后,纵火焚烧民房,烈焰冲天,连烧三日。几十里繁华市区尽化灰烬。人们呼救之声,惨不忍闻。仅一江之隔的武昌、汉阳,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从起义军将士至平民百姓,都翘首以望,急盼湘省援军到来。
  听到援鄂湘军已到,武昌军民齐到文昌门外江堤迎接,鸣炮奏乐,欢欣鼓舞。
  黄兴、黎元洪马上接见王隆中,极表欢迎。武昌、汉阳的人心一时为之安定。
  11月12日,湖南二批援鄂第四协甘兴典部到达汉阳。
  按战时总司令黄兴的命令,援鄂湘军进入汉阳,驻防十里铺、锅底山、琴断口、三眼桥一线,参加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
  湘军素以勇敢善战著称,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保卫汉阳的义军总指挥黄兴,又极有声望。因此,驻守汉口的清军一时不敢贸然进攻。
  在战斗进行当中,湖南第三批援鄂军第二协统刘玉堂率其第三标到达汉阳增援。此时清军的总指挥袁世凯正在汉口视察军情,面对迅速改观的战局,非常沮丧,不得不向清廷建议一方面派援军南下,同时暂停进攻汉阳、武昌,扼要防守汉口,得到清廷首肯。
  这样,援鄂湘军和鄂省起义军并肩作战,打乱了清军原来乘势进攻汉阳,兜剿武昌,进而摧毁革命政权,扑灭武昌起义之火的计划,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武昌首义之区。
  不仅如此,这种相持局面的形成,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瓦解过程,也为其他省的光复造成了有利形势,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后(民国元年),阵亡将士的遗体部分运回长沙岳麓山公葬,立碑“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此墓1943年重修,1991年再修,现保存基本完好。
  “辛亥援鄂民五阵亡将士公墓”建于民国元年,1945年重修,1991年再修,现保存基本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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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57 pm

☆岳麓山的抗战遗迹☆
岳麓山的抗战遗迹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除了有丰富的自然风景资源外,文化沉淀十分深厚,也是一个地点集中、规模大、保存好的抗日战争纪念地。岳麓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山中的一草一木目睹过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幕。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会战。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中国军队积极组织防御,使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在中国军队前堵、侧击和追击下,日军惨败,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
  中国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获得大胜,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这个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据点和要塞,1941年12月25日英军在香港投降,1942年2月15日,英国马来亚最高司令珀西瓦尔率领十万部队,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3月5日,荷兰英军向日军投降;5月7日,美军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整个亚洲战场,只有在中国长沙痛击日军,造成日军成军以来,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通过长沙会战,打破了日军歼灭第九战区主力,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牵制了日军的南方作战;保住了湘赣,并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动摇了“日军部分官兵必胜的信念”,提高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士气,增强了其抗战必胜的信心。特别是第三次会战,影响范围很广,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卫强国的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立即跻身成为对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长沙会战也为以后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蒋介石评介:“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长沙的地形,对守者来说,岳麓山是很重要的,与长沙城区隔江相望,对长沙城区有瞰制之利,优势炮兵占领岳麓山,观测条件好,利于发扬火力。
  长沙会战中,岳麓山布置有重炮旅,配以180mm榴弹炮,加上平时炮兵早把长沙市内的地形、距离准确地测量,所以弹无虚发,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长沙会战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与岳麓山上重炮所发挥的威力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6月)的结果可得知,岳麓山在防御日军进攻时的重要地位。
  第四次长沙会战,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长衡会战是日军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部分。5日,战火烧到湖南,27日日军向湘北方向进攻,二线兵团同时南下作战。
  各路日军避开我军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进攻,并占据外围据点。6月16日开始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因历次会战遭受岳麓山炮火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将岳麓山列为重点攻击目标。岳麓山炮兵阵地受日军重炮和空军压制而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至1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岳麓山失守则长沙沦陷。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始,岳麓山相继建成了岳王亭、忠烈祠、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纪忠亭、归宿亭、长沙会战碑、阵亡将士名录石栏等。山中仍留有当时的战壕、弹坑和炮台,以及薛岳指挥部、战时指挥所等处遗址,并出土有枪支、子弹、钢笔、印章、电话筒等抗战遗物。
  (一)长沙会战碑
  长沙会战碑位于响鼓岭石亭北侧,高2.35米,宽1米,正面篆刻“长沙会战碑”五字,是抗日战争期间留下的抗日纪念石碑。记述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九月,日寇以十八万之众,兵分六路会攻长沙,当时***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起抗日,忠勇用命,人民协同,合围设伏,取得歼敌三万的胜利而立此碑。碑阴刻有记事诗10首。
  碑阴记述:“自古以来一战而决国命者有之矣□□一战而系世界之祸福者也有之长沙会战后三年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先生泐石麓山纪我武威之盛以□长战区戍幕颇有见闻之切嘱其事是德敌驱精锐二十万六路犯湘薛公妙机宜诱敌围歼斩馘四万修□□汩水为之赤追奔逐北大捷空前邦人胜念益坚国际视听丕变不仅拱卫陪都屏蔽西南已也长沙会战纪实一书已志其□□亦曾赋七绝十章以纪其事□泥鸿□足资印登因移录以实碑阴:
  千里长围战洞庭,声声鼙鼓耳边听,雄师敢洗胡尘恶,重见湖峰入眼青。人钦百战岳家军,挟策犹惭志不纷,依旧西南雄局在,朗潭修赣气屯云。漫天烽火迫罗城,滚滚江流气不平,正伏奇兵齐杀敌,应知主师极英明。形式兵争到眼明,胸中成竹意峥嵘,将军自有纵横略,救国精忠负盛名。诸将勋劳智勇全,存诚妙算是心传,风占鸟角孤虚术,都是临机料敌先。雄哀健弱钦孙李,进退神迟慕赵班,六路迎攻寒寇胆,赣湘甲胄尽欢颜。万家岭外忆驱除,幕阜山前布阵图,却笑虾夷吞象郡,鄱阳飞渡洞庭湖。兵家形势扼湖南,山叠江纡锁钥函,纵有龙蛇侵海界,何难与圣话三三。胜境时来败境难,静如处子寒如山,忠诚自可回天地,干济方能历险艰。虏尘指日洗山河,痛饮黄龙一放歌,四万万人心不死,那愁荆棘泣干戈。陆军中将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
  该碑原置放于云麓宫前坪侧,有亭护碑,。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已移至响鼓岭亭内。
  (二)战壕、炮台
  岳麓山上留有大量的抗战遗迹,像炮台及无数的战壕,遗存战壕长达10余公里,曾发掘出大量的弹药、枪支等遗物。
  在第三次会战中,薛岳根据岳麓山对长沙的瞰制作用,将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配置到岳麓山,以支援长沙守军的作战,令李玉堂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湘江西岸和岳麓山占领阵地,掩护炮兵,还令第10军的两个炮兵团,先以一部放在第一线阵地后方,支援警戒部队和第一线守备部队作战,而后视情况全部撤到岳麓山,加强岳麓山的炮兵火力,以形成对天心阁方面和长沙东南地区日军的毁灭性火力打击。后73军前来增守岳麓山。
  据日方记载,在第三次会战中,当天(1942年1月3日),日第3师团的战斗情况是“横田大队的左侧面已暴露在岳麓山的重炮阵地之下,从正面又受到优势兵力的反攻,终日在反复地死斗中。正在第一线联络的联队副官神野一郎大尉战亡,第5中队全体干部负伤,此时,弹药已经全部用尽。”
  第6师团的战斗情况是:“……重庆军从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以重炮(15榴)应战,猛死轰击,下午各部队虽继续在城墙外围,竭力反击,但战斗陷入胶着,由于重炮(15榴)的集中轰击,我方不断伤亡。”
  目前山上的战壕由于年深日久,周边落下的土将战壕垫高了,最深的地方不到1米,在两侧的内壁或者长满了野草,或者露出光秃秃的黄土。炮兵阵地也无明显标示,现筑以标志碑、说明碑加以标识,并选择几段战壕围以栏杆加强保护,以存史迹。
  (三)薛岳指挥部、战时指挥所。
  前者在清风峡爱晚亭旁,1941年12月30日,薛岳为就近指挥督战将指挥部从长沙的二里牌搬迁到岳麓山上。后者系现在的湖南省会警察纪念堂,民国24年8月建。景区已对此两处遗址进行修缮。并将省会警察纪念堂建成长沙抗战纪念馆。
  (四)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岳王亭后山坡上,系岳麓山麓山大型墓葬之一。始建于1946年。前有百数十级宽阔的石级导入,左右各有墓门,墓区十分宽敞。公墓底座呈四方形,底座上矗立着长方形墓碑。墓塔高约6米,正面刻有王东原所题写的“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的墓名,左右侧刻有“精神不死”、“风云长护”的赞语。塔座四面皆有文字,正面文字为原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隶书题写的一副挽联:“誓死卫国家,以昭来者;壮气塞天地,是曰浩然。”其余三面分别为“名山忠骨,万古长青”、“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凛冽万古”。墓塔之后,为存放阵亡将士骨灰的洞穴,题额:“忠义观”,两侧有对联:忠昭大麓;义塞苍冥。进入观内有长约5、6米的甬道,正对甬道后居中一室上书:“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字样。这里存放的是七十三军司令部直属部队阵亡将士的遗骨,左右各有两室,每室两进,每室四壁均有多层隔板用作存放骨灰罈,从左至右分别存放着“暂编第五师”、“第十五师”、“第七十七师”、“第一九三师”阵亡将士的遗骨。由于“文革”的破坏,所遗骨灰全部被毁,题款人的姓名全部被凿去。墓塔南北两侧有甬道,题额为“蹈仁”、“履义”,甬道外有分层排列的七十三军官兵坟墓。其墓区内还有纪功柱、长明灯、王东原公馆、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田广真墓、归宿亭(柱有联云:“鹤唳猿啼袖藏幽宅,龙蹯虎踞秀毓名山”,为王东原所题)、纪忠亭(柱有联云:“赫石嵯峨严正气,麓云平远荡腥风”)等。
  七十三军在抗日战争中,是***正面战场的一支主力部队,原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澧县、石门一带。在1939年十二月开始至1942年1月结束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奉命参加第九战区的长沙保卫战,与日本侵略军在长沙一带展开了“一寸土地一寸血”的殊死战斗。后又在1943年底保卫常德的血战和1944年夏天的“长衡会战”中,再次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为保卫湖南这片热土浴血奋战,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会战中,73军广大官兵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虽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湖南各界人民为七十三军阵亡将士建了公墓,供奉阵亡将士的遗骨。
  ***中,红卫兵扫荡一切,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同样未能幸免。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墓的破坏程度愈加严重。为了让将士们为国捐躯的浩然正气永远昭示后人,麓山景区管理处对公墓进行了抢救性修复。
  (五)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石栏
   该石栏现在云麓宫前坪,用作围栏,计有19块,按序列铭刻着数千名在长沙会战中牺牲的烈士姓名。
  (六)忠烈祠
  始建于1939年,原为岳王庙,后为纪念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抗战阵亡将士,改名忠烈祠。忠烈祠坐西向东,背靠岳王亭和七十三军墓,由16根花岗岩四排四行等距分布,呈“回”字形排列。忠烈祠占地面积5500㎡,主体建筑面积700㎡,进深二间约200㎡。主体建筑歇山顶,黄色琉璃瓦,空花脊饰,内外均以花岗石柱支撑,建筑规制考究,宏伟壮观。
  祠内悬挂“允武且仁”匾。“允武”,源于《逸周书&26;允文》:“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即指征伐之事。“仁”指仁德。匾的意思是说革命军将士征伐与仁德并具。由原***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1880—1930)撰,国民政府原第四路军总指挥、时任第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刘建绪(1892—1978)题款。祠正面石柱上刻有对联两副,十分有气魄,可惜因“文革”之故,题联人的名字皆被毁去。
  凭栏望七十二峰峦,慷慨念同袍,浩气长存,岳湘增色;
  此地瘗三 千组练,登临来赫石,忠魂不朽,申甫重生。
  “七十二峰峦”,指南岳七十二峰,岳麓为其最末一峰。“岳湘”,泛指湖南。“瘗”,掩埋。“三千组练”语出《左传&26;襄公三年》:“(楚子重)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孔颖达疏引贾逵说:“组甲,以组缀甲,车士服之;被练,帛也,以帛缀甲,步卒服之。”可见“组甲”、“被练”皆为将士的服装,后以“组练”借指精锐的部队或军士的武装军容。“申甫”是周代名臣申伯和仲山甫的并称,源于《诗经&26;大雅&26;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后借指贤能的辅佐之臣。
  江水滔滔,共一片斜阳,长写出壮士当年血泪;
  赫石珞珞,添几椽庙貌,好留与后人终古馨香。
  “赫石”,指赫石坡的石头。“珞珞”,坚硬、刚正。
  祠内及祠外左右侧石柱上,也都有对联。
  马革裹尸,千载岳云留浩气;
  羊碑堕泪,万年湘水吊忠魂。
  “马革裹尸”,语出《后汉书&26;马援传》:“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意为英勇作战,死于战场。“羊碑随泪”,典出晋代羊祜。羊祜曾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十年,勤政爱民,死后,襄阳百姓为他立碑于岘山,见其碑者无不流泪。后以“羊碑堕泪”颂扬有德政的官吏,此处用以赞颂阵亡的将士。
  忠烈祠四周立柱及祠内还有如下对联:
  “十余年定倾扶危,历湘赣滇黔浙闽之交,内弭潢池外御暴寇;
  亿万代崇功报德,享馨香俎豆蒸赏之盛,名垂竹帛气壮河山。”
  “碧血染黄沙,取义成仁应垂不朽;
  精英辉赫石,贪生怕死莫到此间。”
  “扬威国土,靖乱岩疆,铁血铸山河,万里留光荣战绩;
  气壮洞庭,风高云麓,旌常兼俎豆,千秋拜忠烈祠堂”
  “百战裹尸还宜藏,兹猿鹤幽栖麒麟高冢;
  千秋灵爽在此中,有长弘碧血阁部衣冠”
  “热血溉国魂,安厦攘夷蒙矢石;
  名山埋忠骨,岳云湘水拥松楸”
  此祠已于2004年由政府出资修缮。
  (七)岳王亭
  位于赫石坡内,始建于1936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领土,东北全境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挽救民族危难,全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各种不同方式表明抗日的决心,岳王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岳王亭是一座仿清亭式建筑,六角攒尖重檐顶,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亭内石碑刻有岳飞浮雕肖像,以及湘乡名士颜昌 书岳飞年谱。
  (八)陆军第10军三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墓,该墓建于民国三十五年,由周庆祥题名。《长沙抗战》书中记载,原址在二里半,山上墓旁有楼房一栋,挂牌为“兴华中学”,其学生多为阵亡将士之子女。现今在湖南师大文学院樟园内,有残碑及部分构件留存。原湖南师大老校门即为该墓牌楼。麓山南路拓改时拆毁,据湖大老教授回忆,牌楼有对联一副为:“栽培兰芷遗忠爱,整顿湖山树楷模。”
  该墓有许多碑刻散落民间,如湖南省总商会所题:“陆军第十军第三次长沙会战陆军战亡将士千古&26;正气长存”碑刻,以及顾祝同敬题的:“□我岳麓,□若金城。功贻鼎石,光争日月。如被树芳,实□□发。旌以丰碣,兹磬香亭。刚烈英风,山高水长。”碑刻。
  陆军第4军抗敌阵亡将士墓,位于岳麓山南黄、庞墓至五道梯处。仅存遗迹。
   第10军是第9战区的王牌部队,素有“泰山军”之称,军长李玉堂,山东人,黄埔一期学生。1938年夏任第8军军长。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战斗中,因战功卓著,被蒋介石授予华胄勋章,指挥南浔作战的薛岳则赠送第8军“泰山军”锦旗一面,“泰山军”之名由此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李玉堂调任第10军军长,“泰山军”之名也随之被带到了第10军,此后,该军就一直在衡山附近整训。
  在长沙第三次会战中,第10军固守长沙及水陆洲。
  1942年1月1日晨,日军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从东南方逼近了长沙守军的前沿阵地。
  日军第3师团第18联队在攻下预备第10师第29团防守的阿弥岭阵地后,又跟踪追击第29团至罗家冲、候家塘。此时,预备第10师第28团接战。日军另一路突破石马辅、雨花亭进至黄土岭、金盆岭一线。第28团在岳麓山重炮的支援下,在候家塘、黄土岭、冬瓜山、修械所与日军反复拼杀,连伙夫、马夫也上阵御敌,击退日军10余次冲锋。
  到傍晚时分,日军仍未能完全突破预备第10师的第一线阵地,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一心想要在长沙过元旦之夜的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急令师团直辖的加藤大队投入战斗。
  这个大队素以擅长夜战而闻名,可以说是第3师团的一张“王牌”。
  丰岛房太郎本以为靠着这张“王牌”偷偷潜入长沙,到时再来个里应外合,就可以攻进长沙。但他没想到,他的这支奇兵在冲到守军第二线阵地时就被缠住了。加藤大队长就被隐藏在屋檐下的一名守军士兵射出的子牌击中了小腹。该大队为了夺回加藤的尸体,曾“反复进行了几次必死冲锋,但均未见效,反而使那些房屋燃起了熊熊烈火”。就这样,丰岛房太郎的“王牌”全军覆没。
  在长沙东南侧和南门外的日军从傍晚起虽然又发起了数次冲锋,但仍无法攻进长沙。
  1942年1月3日,凌晨1时30分,城南打靶场的日军开始向邬家庄、小林子街进犯,与守军展开白刃肉搏战。守军寡不敌众,一个小时后,邬家庄与小林子街相继失陷。驻守黄土岭一带的预备第10师第30团阮营长闻讯后,立即带上本部官兵80余人,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迎头痛击,从而一举夺回了小林子街与邬家庄的阵地。
  3时20分,日军再次向邬家庄、小林子街发动攻击。第10军军部令预备第10师第29团留1个营坚守金盆岭、黄土岭附近地,余部在团长陈新善、副团长曾友文的率领下,增援邬家庄与小林子街守军作战。直到天亮前5时许,终于将日军赶出小林子街与邬家庄。然而陈新善、曾友文两人却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英勇献身。
  第3师团第68联队第1、第2大队经过苦战进占西湖桥,尔后,两股日军分别向东瓜山、妙高峰冲击。东瓜山失守后又被第29团反攻夺回,后又得而复失。特别是争夺修械所的战斗非常激烈,刀砍棒击,肉搏拼杀,双方死伤甚众。据有人回忆:“修械所所在地的山头,南高北低,最北处有碉堡一座,敌人反复冲锋,终被击退。最后双方进行肉搏,场面十分惨烈,仅200米的阵地上,敌我双方的尸体达四五百具之多,打断的枪支,刺弯的剌刀,横七竖八,狼藉满地,双方死亡的兵员,尸身遍野,战斗之激烈,不堪言状。”
  日军第18联队则相继攻占了左家塘、妹子山、识字岭、圣经书院等据点,随即分兵攻打浏阳门、小吴门。第3师官兵顽强固守,击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守住了这两座城门。
  日军第6师团以其步兵第13、第22联队及独立第2联队于1月2日晚从洪山庙、湖渍渡渡过浏阳河,经德雅冲、伍家岭、开福寺向第190师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杜家山争夺战尤为激烈。杜家山位于湖渍渡西岸(今动物园东南山),是长沙城东北面的制高点。防守杜家山的第570团连续击退了日军10余次冲击。
  经过第二天的血战之后,守城的第10军官兵伤亡较大,只好缩短阵地,退守第二线据点,与来犯日军展开更艰苦的第二轮搏斗。
  1月3日,长沙城的守卫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黎明时分,日军第6师团从长沙城东北侧、第3师团从东南侧至南侧,连成一线,集中炮火,同时向长沙城的北门、东门和南门守军第二线阵地进行炮击。第9战区岳麓山的炮兵立即以炮兵立即以炮火进行压制。由于日军炮弹已快用完,所以时间不长,其炮击便逐渐停止。但两个师团的步兵却发起了猛烈的冲锋。
  守卫城北湘雅医院的第190师第569团团长符志豪打电话向师部告急,朱岳亲自督战兴汉门。
  守卫东门外窑岭、识守岭一带阵地的第3师第7团团长张振国告急,师长周庆祥督战天心阁。在无兵增援的情况下,张振国亲自带了两名机枪手,封锁窑岭与识字岭之间的道路,才稳住了阵地。
  守卫南门外黄土岭、乌岭冲、太乙寺一带阵地的预备第10师第30团团长葛先才告急,方先觉亲自往南门口督战。
  在这一天,只有第190师第568团守卫的小吴门没有出现危急难支的局面。该团团长陈家堂曾毕业于军校工兵科,长于阵地守卫战。他在日军进攻之前,就在小吴门外的十字路口构筑了严密的工事,组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封锁了敌人攻城的惟一通道;在其他支路道口,他也都砍伐街树、推倒危房、堆放了许多桌椅门窗,密密层层地加以堵塞。有些必经之路,洒上了大片粪便和污泥浊水,使敌人望而却步,无法包抄掩袭。所以,当各处告急时,惟独该团从容不迫,三挫敌人攻势。
  这天上午,第73军第77师渡过湘江,增援第10军守城。
  战至下午,日军没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双方仍处于胶着状态。
  此时,战场上突然传来了蒋介石于2日午夜签发给第10军全官兵的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
  蒋介石此时给第10军发来电报自是别有一番深意。12月25日,日军攻占了香港;1月2日,日军又攻陷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驻守香港、马尼拉的英、美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相比之下,第9战区的军队却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已近半月,特别是在1日和2日这两天的长沙保卫战中,第10军官兵死守阵地、敢打硬拼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令蒋介石感到欣慰、自豪与振奋。因此,在得知马尼拉陷落的同时,他便马上给正在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血战几十个小时,死守长沙城的第10军发了一份长长的专电。电文如下: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
  我第十军全体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这份电文在第10军中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后,它对于两天来因连续作战而伤亡惨重、筋疲力尽、几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士兵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当这些普通而平凡的士兵们,突然听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受到最高统帅和全国军民的注意与重视时,他们就好像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各个阵地的据点、战壕里,顿时群情鼎沸,一片欢呼,低沉的士气重新又高涨起来。而从这种振奋中所焕发出的精神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此时,第9战区的大军迅速向长沙合围,日军只得撤出长沙城。
  战后,该军将此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归葬岳麓山。
  第4军在第四次会战中,奉命守长沙,奋勇用命,激烈搏杀,给敌以重创。该军战后将阵亡将士归葬岳麓山。
  (九)齐学启墓,位于岳麓山西向山脚,80年代由孙立人将军捐资修缮,现保存完好。
  齐学启(1903-1945)湖南宁乡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诺维琪军校留学.归国后历任宪兵团长、税警总团参谋长、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42年,齐学启将军率部赴缅协助盟军对日作战,仁安羌大战,歼灭日军一千二百人,解救了包括总司令亚历山大的七千英军。后在与敌作战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狱中齐学启将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后被敌人杀害,壮烈殉国。
  1947年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将军电请英军十四军团长史立姆派专机将其遗体空运回国,公葬于岳麓山并且由当时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和孙立人将军步行送葬。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376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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