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农耕文明不可能早于南方』

　　中原的农耕文明不可能早于南方

　　在我知道的学者中，还有一些相信“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学说的学者，总认为考古发现是经常出人意外的。也许在将来的哪一天，考古发现又会证明中原文明的历史早于南方。但假说是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根据科学的规律，中原文明的历史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为了使这些等待奇迹的人早日清醒过来，别浪费了宝贵的光阴。早些研究，早出成果。特论证如下。

　　一、产生农耕文明有不可逾越的时空极限：在通常的情况下，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道县玉蟾洞发现的人工栽培稻, 其C14年代数据最高达到了18000-22000年，现在采纳的C14年代数据也有14000年（据湖南省考古研究所2001年所编《湖南考古漫步》一书的数据），已经接近了这个极限，而在距今10000年左右，地球又进入了寒冷期，生产力处于暂时停滞阶段，待到距今9000年左右气温逐渐上升的时候，古黔中就出现了相当于这一时代的彭头山稻作民族的聚落遗址。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略晚于南方的裴李岗粟作文化遗址，要想逾越这个极限，恐怕是相当困难了。

　　二、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适合的气温条件：中国的农耕文明的核心是“稻作文明”，水稻的生长喜暖畏寒，与气温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认为考古学往往会有意外发现，依据中原的温差在古代比现在要高2-3度，有植物生存的条件，提出了“中原也有可能成为农作物的发祥地”的假说。认为现在的考古发现还不能盖棺论定。但假说也要建立在科学的论证之上，而不能毫无依据的幻想的。因为，气温的复苏必然也是先南后北的，农耕文化已经有了良好基础的南方人决不会丢下自己熟悉了的生产技术，谦虚地恭候中原人从无到有地熟悉了农耕文化以后，再去拜中原人为师，重新学习农耕技术的。

　　三、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适合的地理纬度：从地理位置来说，世界上的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与美洲印第安等古文明，都产生在气候适宜的北纬30度左右，全都没有违背这一自然规律，唯独中国的文献学因出现了历史的偏差，才发生了中华文明产生于北纬34度左右的中原的反常现象，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去考古学没有跟进，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有些人只好解释为：“中国是个例外”，现在考古学跟上来了，才知道中华文明也产生在气候适宜的北纬30度左右，并不例外。

　　四、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天然的沼泽地资源：最适宜生长野生稻的地方是沼泽地。在没有沼泽地的地方，是不会有多少野生稻的。古黔中湖泊密布、江河纵横，特别是洞庭湖的四周，至今仍存在有大量的天然沼泽地。而中原地区却极少有这样的天然沼泽地资源。

　　五、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大面积的野生稻资源：没有野生稻的地方，是绝对产生不出“稻作文化”的，但没有大面积的野生稻资源，同样也是产生不出“稻作文化”的。这是因为：在地广人稀的原始时代，只有大面积生长的野生稻，才能为人们提供经常性的食物来源，人们才会注意到它，只有注意了它，才会想到要栽培它。发现了14000多年前人工栽培稻的道县、就处于九疑山下的苍梧之野，野生稻的资源就很丰富。神农炎帝陵寝的炎陵县附近一带，至今还有占地约200亩之多的野生稻沼泽地资源。中原地区的野生稻资源，从古到今都比较贫乏，又缺乏水稻耕耘的条件，我们还要想在这样一个“双缺乏”的中原，找到像古黔中那样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文化遗址，是很难的了。

　　六、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储存食物过冬的需要：虽然有足够的野生稻资源，假若这里的人类都没有储存食物过冬的习惯，稻作农业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云南与华南的野生稻资源都非常丰富，但因为那里四季都可以采集到各种食物，没有存粮过冬的必要。由于人们勤于采集而懒于栽培。因此，稻作文化也是产生不出来的。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的华南和云南一带，还没有找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稻作文化遗址。似已证明了这一点。

　　七、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适合“象耕鸟耘”的条件：水稻耕作不同于其它农业的最大特点，即必须搞好“春耕夏耘”，才能有“秋收冬藏”。原始人哪里知道什么叫春耕夏耘？他们的耕耘技术完全是向野兽、野鸟学来的。古人给这种天然生产方式取了一个名字，叫“象耕鸟耘”。凭人们长期的观察，发现野兽和野鸟把沼泽地的泥巴踩溶以利生长、把稻的须根踩断以利发孽，除掉害虫以利增产。哪年来的鸟兽多，野生稻就会丰产，反之，则会歉收。因此，才懂得了水稻生产需要“象耕鸟耘”的重要性，后来，人口繁荣了，光靠“象耕鸟耘”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才逼得人去模仿“象耕鸟耘”的方法，发明了人工耕耘。但“象耕鸟耘”的现象只能在大湖大泽地区才有，中原没有南方那样的云梦洞庭，没有气候温和、土地潮湿的沼泽地，也就没有铺天盖地而来的鸟兽种群，不具备“象耕鸟耘”的条件，人们就没有条件从鸟兽那儿学习“耕耘”技术，中原要想诞生稻作文明是不可能的。

　　八、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密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新石器时代是从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绝不可能在没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地方，冒出一个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来。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国南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密集在古黔中地区，而且在距今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黔中就出现了能够建造高台式房屋（临澧县竹马村）的先进文化，也恰好就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这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现象。中原也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出现了像裴李岗与贾湖那样高水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遗址，但其密集性和延续性都不如古黔中地区。无法证明其文化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九、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遗址：在没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冒出一个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来的。古黔中有密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才相应地出现了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及一大批时代略晚于彭头山遗址的澧县八十垱、丁家岗、汤家岗、南县涂家台、石门皂市（下层）等遗址。而在中原，却至今还没有发现过能与古黔中相比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遗址群。特别是在姬黄、姜炎二帝的故里——陕西的宝鸡地区的姬、姜故里，连超过了6000年的稻作遗址至今都还没有发现。与南方有14000多年的稻作文化史要晚多了。要想在今后出现意外惊喜的可能性，是不会很大的。

　　十、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水田遗址：只靠采集野生稻为粮食的地方，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农耕文明地的。不懂得水田耕作与农田水利的地方，也不会出现农耕文明的。只有人们懂得了为水稻营造水田、并建立了水利灌溉等比较完善的一些先进科技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农耕文明。目前，中国最早的水田都发现于古黔中“彭头山文化” 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各个遗址中。而在中原，却根本找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水田遗址。这是条件使然，想要以后能够在中原找到，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成型的原始宗教祭祀：在“有神论”时代，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神，比较成熟的文明必然会有比较成熟的祭祀活动。古黔中的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已出现了原始宗教信仰，在距今7000年以上的一批稻作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祭坛、原始宗教艺术陶器，有宗教含义的骨器、石器。黔阳高庙距今7500年前的宗教陶质礼器，其绘画水平之高，简直可以与当代现代派的艺术比美。高庙遗址出土的农神画像，还真的是长着“象牙、鸟爪”，与最早的农耕技术是“象耕鸟耘”相吻合。自从高庙7500年的“神农”出世以后，中国的神农氏的形象就基本固定下来了，无论是哪里出土的农神像，大多都具备了“象牙、鸟爪”这一特征，后来，因“牛耕”（牛踩田）的出现，长象牙才被牛角所取代。而在中原，仰韶文化早期的神灵都是渔猎神，只在仰韶文化中期，才出现了南方农神的形象。这也说明中原的农耕文化，是对南方农耕文化的继承，而不是早于南方的农耕文化。

　　十二、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城镇：城市永远都是展示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标志。农业城镇的出现，是农耕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的产物，古黔中自从出现了9000年前的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之后，在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附近，又出土了城头山这样的“中华第一城”，其它的卫星城市也在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方圆一千里之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与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在距今7000年前的中国，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原，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样的7000年前的“卫星城市”，就是以后，恐怕也不会找到了。基于以上的论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由于古代的生产力低下，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只可能产生在肥得流油的江南沃土，而绝不可能产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因此，神农炎帝只会诞生在南方的农耕地区，而绝对不可能诞生于此方的游牧地区。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拥有八百里洞庭与肥得流油的江南沃土的古黔中理应是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神农生于古黔中，已无需再作更多的论证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论证，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尽早确定古黔中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2002/4/29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