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评论]楚人、楚性、楚文化(转载)☆

楚文化，因楚人、楚国而得名，是形成于夏商代的一种地域文化。她初成于江汉地区的苗蛮之地，是糅合了东方文化之末流和荆蛮文化之余绪的一种低等文化，特色不著，水平不高。但随着楚国势力的不断强大，武攻为文治开拓了天地，文治为武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楚灭陈之后，楚国势力牢牢地控制了陈地及周围地区，楚文化随之北上中原，以荆蛮文化为根基与这里的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交流汇融，进而形成华夏文化的主干、两汉文化的母本。
　　
　　　　（一）三年不蜚时不至，一鸣惊人震乾坤
　　　　楚庄王曾向世人宣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⑧。表现了楚人的民族精魂。楚人，原为南蛮部落首领祝融之后裔，后辗转迁徙至江汉地区，与当地的“三苗”土著人杂处繁衍，进而扩张崛起。按其易国都之先后，称为荆楚、陈楚、吴楚；按其所处方位，则分为南楚、东楚、西楚等。《史记·楚世家》云：“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屈原《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正式的国名兼族名开始载于史册，熊绎被认为是“楚”之建国的始祖。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以胆气和勇猛著称，在江汉之间深得人心，趁着周夷王时期中原动乱之机，扫荡周围蛮夷，扩大楚国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史记·楚世家》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正是由于楚人长期处于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特殊地位，才使楚人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容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如诸夏在战争中经常俘掠敌方的人口为奴隶，尤其热衷于俘掠戎狄人为奴隶。可是，楚人对俘掠奴隶却没有兴趣。对被灭之国，楚人一向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既使对于蛮夷之族，也是相当的宽容。因此，楚人的民族思想最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所有这些民族特征，后来的楚人刘邦都给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大汉王朝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
　　　　其次，楚人有着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楚人初居于苗蛮之地，方不过百里，周围各国占尽了良田沃土，楚人只能被蜷缩在山地与平原的夹角当中艰难维生。《左传》载楚灵王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苦志精神，成就了楚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晋书》载：“ 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这种筚路蓝缕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融入了楚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楚人自强不息、问鼎中原的强大动力。楚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民族自信；卞和不惜两次刖足献玉的执著精神；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⑨的爱国主义情操；刘邦“愿分父羹”的江山意识，都表明了楚人执著进取的民族魂魄。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春，在秦、楚的最后决战中，秦将白起率领最强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万万没有想到，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这场恶战中，楚人有逃亡的和战死的，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的，其中两个被俘的士兵，宁可咬断舌根和投火**，也不肯泄露楚钟鼎、鬲樽的埋藏地点。因此，楚人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朽精神。直至最后，楚被秦亡，楚人仍顽强地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⑩的悲壮誓言。果不食言，十六年后的楚人刘邦兑现了先人遗言，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家王朝，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大汉帝国，完成了问鼎中原、独霸天下的宏伟夙愿。
　　
　　　　（二）筚路蓝缕民族魂，风情迷人传千古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楚人介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立于东南西北之中，他们的习俗既有蛮夷之异，亦有华夏之同，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尚——尚赤，尚东，尚左。因为祝融来自日出的东方，是帝喾的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祝融’，其功大矣！”日出东方，火播山野，是远古人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楚人自然崇拜与祖宗崇拜自然结合的原始信仰。正是由于日、火均为红色，富有***和生命力，所以楚人尊红为贵，形成尚赤的风尚，以致有人把楚文明称之为“红色文明”。
　　“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其治国，其国治”（11）。楚人尚火、尚红，是与其所处的恶劣环境密切相联的。因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有了火，可以烧荒开地，可以驱狼逐豹，更可以祛寒去湿、燎物成食。因此，在早期原始生态环境下，有了火，便等于有了生存下去的条件和力量；有了火，就有了“吉”和“利”，以致墨子竟将楚庄王能够成就霸业与他的“绛衣博袍”联系在一起。尚赤之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我们汉人凡喜庆、旗帜、饰物、服饰，仍喜以红色，说明汉人之风即楚人之风矣。刘邦起义造反、试图登极称帝时，亦自名为“赤帝子”，并虚构了一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耸人奇谈，以“楚子”自居，目的是借以以此号召楚人，共同推翻秦王，实现“亡秦必楚”的目的。刘邦的军队一如项羽的军队，均为“赤帜”。《史记·历书》记：刘邦立为汉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就是沿袭了楚国的历法和楚人的习俗。
　　　　另外，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南向坐为次尊。楚国公族的墓葬亦是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其中的意蕴：一是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是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古人所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南、西、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南向在东向之左，尚左之风由此而来。周朝习俗则尚南、尚右，彼此适得其反。《孔子家语·问礼篇》：“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说的即是周人的习尚。在楚国，职官以左右区分，左为正，右为副。其习相沿至汉，再至唐、宋、明的汉人官制，均以左为上，右为下，文左武右，男左女右，长左次右等等。由此可见，汉习即楚习矣。鸿门宴上，按《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五人中四位是楚人，只有张良是韩人，席次则按楚俗安排：项羽、项伯东向坐，最尊；亚父项籍南向坐，次尊；沛公刘邦北向坐，屈居下位；张良西向侍，叨末座。太史公记事，可谓平淡之中见精妙，廖廖几字就把楚人、楚俗交待的清清楚楚，无需加一字之褒贬，就把项羽的骄横之态和刘邦的忍辱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
　　　　刘邦爱楚服，平时喜穿短衣，交领、右衽、直裾，这是平民、贵族均可常穿的便服。所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叔孙通见刘邦时，脱下长袍，换上短衣，以讨刘邦欢心。刘邦自幼爱楚冠，即是一种竹里漆丽的窄长的板子。因其家境不丰，刘邦自己便经常用芦苇或竹皮制冠自戴，这就是典型的楚冠，后称之为“刘氏冠”。刘邦称帝后，把这种长板楚冠前后加以玉珠旒苏，成为皇帝的专用冠冕，谓之为“平天冠”。说明刘邦非常眷爱楚俗，同样也说明汉俗多引自楚俗。刘邦与项羽一样，喜爱楚歌、楚舞，常引亢高歌，以诉衷怀，《大风歌》、《鸿鹄歌》便是其例。《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朝的《房中乐》，曲名虽是周代，曲调即属于南音。
　　
　　　　（三）南国乡音唱楚韵，黄河涛涛跃龙门
　　“龙凤呈祥”是楚人、汉人共同的景仰，共同的心声。载负着荆蛮文化的楚人，仍以先人的崇奉为本，以鸟为图腾（Totem：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在楚人眼中，凤是日中之火鸟，是祖先祝融的英灵，因此是至善至圣的神鸟。《白虎通·五行篇》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是凤。他们喜欢以凤鸟喻人，把自己喜欢和崇拜的人名为凤鸟。如楚庄王即位后，整天寻欢作乐，不问国事，大臣伍举进谏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同‘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对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里，伍举以鸟喻人，庄王亦以鸟自喻。屈原在《离骚》、《九章》、《远游》等诸篇中，反复咏颂“凤鸟”、“凤凰”、“鹭鸟”，把它作为美的象征，凭它的导引而上下求索。至今，汉人仍喜欢用“凤”字命名。如丰县古称“凤城”，相传有凤凰而得名，现多以“凤”字命名，如凤鸣塔、凤城镇、凤城宾馆、凤鸣大酒店等等。
　　　　楚人喜欢凤，后来才变得喜欢龙，这是楚文化扩张和兼容的典型标志。图腾形象中“龙”的原形一为蛇；二为鳄，是一个见首不见尾、首尾相照应的连体庞然大物。它是将马头、鹿角、蛇躯、鳞身、鱼尾、兽脚、鹰爪等特形集于一身的连合体。这种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正是各图腾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联合集团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启明星。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化》第五章中，曾对炎、黄时代的33个主要图腾氏族进行排列，至尧、舜、禹部落联盟时，只剩下7种民族图腾，这表明在部落不断地扩张兼容中得以吞并和组合，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形象定型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楚国北扩、楚文化北上，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交融汇合的时期。因此，“龙”图腾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华夏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它预示着东方破晓，黄龙腾飞，中华文明的伟大时代即将来临。
　　
　　注释：
　　⑧《史记·楚世家》
　　⑨楚·宋玉：《招魂》
　　⑩《史记·项羽本记》
　　（11）《墨子·公孟篇》
　　




楚文化特征杂谈

[]楚文化 秦文化 楚化 整合 汉文化

西汉代秦而兴，继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在思想文化、社会习俗、文学艺术及政治制度的一些层面上，却更多地表现为明显的楚化，以致有人称“汉文化就是楚文化”[1]。并且部分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进行融合，使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南、北文化整合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汉文化，从而促进了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一、相对独立发展的楚文化

远在上古时代湖南洞庭湖一带就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考古发现“从楚文化遗存中提取出的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与殷式鬲、周式鬲平行发展的”[2]。这佐证了楚文化的相对独立发展。楚人的励精图治，使楚实力不断壮大，楚成为当时诸候国最多的王朝，并曾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以至于“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3]。随着楚王朝的实力增强和国土扩张，楚文化圈不断扩大，进入长江下游，乃至今山东省境内，楚文化影响达半个中国，并在南中国起了主导作用。

楚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运玄奥的道家思想和产生在以直观、想象为特征的“巫”式思想基础上的浪漫情愫。天性烂漫、暴躁的楚人，为了生存发展，培养了自尊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使楚国脱颖而出，而且使楚人“俗剽轻，易发怒”[4]，以至于汉代楚地仍盛产侠士，流行佩剑。楚地虽然开发较早，是稻作文明的源地，天然条件优越，“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5]楚人生活作风因而相对独立，有较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学问题，逐渐产生了玄奥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楚人的生活特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及对自然的依赖，使楚国的社会发展突变性不强，保留了深厚的氏族社会文化遗留，巫风盛行，“信巫鬼，重淫祀”[7]。甚至楚王也“躬执羽绂，起舞坛前，以乐诸神”[8]，扮演起巫师角色。巫风炽烈，使楚地神话丰富，从而为楚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浪漫主义一脉的形成和发展。而此时北方的“巫”早已被“史”取代，讲求严谨求实、理性的“史”式思维，并形成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脉。

因此楚文化与北方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北方社会由于游牧民族周王朝的侵入，逐渐形成西方式的阶级社会，使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严格的礼乐教化，呈现出伦理性、有序性、保守性。而南方的楚国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而呈现出自由性、散漫性、进取性。后来，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汤武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相应明显变化，但“江汉地区依旧是楚文化的范围，商周文化仅仅是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而已”[9]。楚文化一直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发展，未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二、秦、楚文化的对立与趋合之势

战国以降，诸侯争伐，楚以强大的实力位列七雄，成为各诸侯国竞相拉拢的对象。“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10]，实力在韩、赵、魏、燕、齐各国之上。与“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11]的秦国相埒。风云未定之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王”[12]，“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13]。可见逐鹿中原，鹿死谁手，抑未可知。

楚、秦接壤而不断有摩擦，秦也屡占上风，然至秦攻楚之大决战中，仍需“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指秦将王翦，笔者注）”[14]，可见楚的实力之强。导致楚最终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错失吴起、屈原的改革之机，内政***。而秦却不断巩固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成果，使国势蒸蒸日上，最终灭掉六国，成就大统。

随着秦的统一，秦文化上升为统治文化，推行全国。由秦族文化发展而来的秦文化，经历了秦族时期、秦国时期和秦朝时期三个阶段。秦文化的发展阶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秦族自东夷溯河而上，关中又一度是周都镐京所在地，加之黄河的天然沟通和春秋战国的斗争交融，秦统一后，东西文化间的冲突逐渐减弱，集中表现为秦、楚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冲突和斗争。

成为统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时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日书》，虽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属一书流布两地，却各有差别，可见楚文化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影响着秦文化发生变化，秦、楚代表的两种文化短期内很难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导的规范、有序、条理化的生活方式，与楚地自由、散漫、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抵触。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然与北方秦简有明显不同，但也反映一个事实，就是秦的统治思想和规则已在专制政府的权威下推行到楚地，这对浪漫之风盛行的楚文化区无疑过于急躁。因为南、北文化的强制同化，会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秦的统治者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秦二世继位后，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这对自.U散漫、浪漫之风弥漫的楚文化区，不啻加重了枷锁，“亡秦必楚”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等九百多人在大泽乡举起了“大楚兴，陈胜王”[17]的旗帜，掀起了反抗暴秦的斗争。并且了为增强号召力，使更多的人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他们还抬出楚将项燕，以“从民欲也”[18]。反映了他们怀恋楚人的情结。


三、汉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国残余纷纷出动，秦凭借其固有实力，在初期也进行了有效镇/压。然而天下已是云集响应，秦的统治岌岌可危。纷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这面旗帜进行反秦行动。正如范增说项梁时所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9]。可见“楚”在当时代表着人们群体心理的一种指向，只有打“楚”这张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战国时纵长的地位，六国的复立者在楚的旗号下行动。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讲，有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20]。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脱胎而来。以楚人为主干的汉王朝的建立，伴之而来的是楚风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实力人物，除刘氏诸王外，萧何、韩信、周昌、曹参、樊哙、王陵、周勃、陆贾、枚乘、严忌、周亚夫、司马相如、朱买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区内，新兴的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楚化的特征，“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显示出楚化倾向，“变其服，服短衣，楚制”[22]。

出身于楚地的汉初君臣，炽烈地巫风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热衷于利用巫文化。高祖在即位之初就在　　长安置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南山巫，掌祠天地、云中君、东君、司命、九天、南山等，从巫官的设置和掌祠的内容看，其中渗透更多的是楚文化的因素。刘邦在起义时称“赤帝子”、“帜皆赤”、“尚赤”等，也是与楚人崇火、拜日、尚赤、尊凤的原始巫文化有关。高祖病时曾斥医不治，认为“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23]，甚至连在场的吕后也未加劝阻，这可能有刘邦的个性原因，但更符合楚人“疾病不事医药”[24]的普遍心理。

刘邦在功成还乡时，自为歌诗《大风歌》抒怀，这和项羽的《垓下歌》是传颂千古的楚声短歌。楚歌是楚人表达感情和精神风貌的手段。项羽“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25]，“四面楚歌”打跨了项羽的心理防线。汉高祖想改立自己偏爱的刘如意为太子，朝中大臣群起反对，无可奈何的刘邦对如意之母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26]。这位被后人视为流氓的开国之君，在开心和失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依傍在楚文化的怀中。试想一个人在自己感情完全暴露时，所展现的何尝不是自己最钟爱的东西和潜藏的文化底蕴呢？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刘邦、项羽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楚人的浪漫气质，和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根深蒂固。刘邦因其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人们不得不迁就，甚至迎合于他的口味，这更加强了汉政权的楚化倾向。

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汉初的指导思想。“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27]，“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28]。在窦太后的影响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9]。产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盛行，固然有矫正秦之弊的不得已，同时也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汉初黄老之治思想是发展了的道家思想，但其主旨仍循着道家思想未改变。新出土的郭店楚简表明，道家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放弃努力，而是反对违逆自然的造作妄为，反对主体的狂妄自大和主观任性，而要求在与始源、自然的统一中去获取自由，即达到“无不为”[30]的境界。这更符合楚人的生活特征，也没有消极的意义，我们从文帝、景帝的勤政中可知“无为”之真正含义。

此外，有汉一代的文学上盛行汉赋，汉赋直接承继楚骚而来，是楚的浪漫主义在汉的突出表现。“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31]。可见楚骚对汉赋之影响。汉赋的铺陈夸张，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正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汉兴好楚声”[32]。楚文化的馨香洋溢在汉朝廷内外，汉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呈进，司马相如的赋更深得武帝赏识。中/央政府的这种文化倾向，无疑推进了楚风的蔓延和汉初的楚化进程。甚至史学著作《史记》也成了“无韵之离骚”[33]。汉的艺术也强烈体现着楚国浪漫精神的风貌，从汉画像石和汉代雕塑中，就可深切感觉到这一点，大胆的想象，写意的勾勒，丰富的神话。“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两汉艺术展示给我们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34]。

总之，秦灭楚和汉代秦，并没有截断楚文化的传播。楚风北上，使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起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楚、秦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规模恢宏、生机勃勃的汉文化。



注释：
[1] [34]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第74、7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80、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3]《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 [5]《史记·货殖列传》。
[6]《老子》二十五章。
[7]《汉书·地理志》。
[8] [24]《七国考·楚杂祀》。
[10] [12]《史记·苏秦列传》。
[11] [13]《史记·张仪列传》。
[14]《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载《文物》1982年第2期。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 [18]《史记·陈涉世家》。
[19]《史记·项羽本纪》。
[20]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的问题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1]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第19—2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3] [25]《史记·高祖本纪》。
[26]《史记·留侯世家》。
[27]《汉书·刑法志》。
[28]《史记·儒林列传》。
[29]《史记、外戚世家》。
[30]侯才：《郭店楚简〈老子〉校读》，第4页，大连出版社1999出版。
[31]《宋书·谢灵运传》。
[32] [33]《鲁迅全集》，第9卷422页，第8卷3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汉代没有采用原楚国的文字，但也废除了秦小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方便和规范的文字—隶书。这是因为文字作为沟通的工具，必然的发展途径。就如用了简化字，普通人自然不会再去学写繁体字的道理一样。秦所谓统一文字的功劳其实是无功受禄，远没有哪些私自修改文字的小吏的功劳大。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倡议要恢复繁体字，真不知该如何评价他们。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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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衹好說，此人連起碼的考古事實都在漠視。隸書，並非正史裏記載的程藐所創。在戰國時期的楚地，就已經有了隸書了。恢復正體，又不是秦篆代六國書的事，更不是隸書代替秦篆的事。性質完全不同。此人這書都是怎末讀的呀？看來河洛中原，真正成了文化沙漠了。


　　唉，能把秦篆、隸書視爲「正體－簡體」之別。一些知道份子的水準可見一斑了。您能看得懂隸書，但不一定能看得懂秦篆。所以東漢的許慎纔要編〈說文解字〉呢。而您能說自己完全看不懂正體字嗎？
　　

　　那衹能說您自己水準太差了。
　　
　　PS：隸書不是漢代纔出現。而是楚系的一種書體。所以隸書代秦篆，還是楚系的文字獲勝了。──這箇，請略看一些文字學、書法學的書好了。







从两汉 来看 荆楚文化被河洛取代
众所周之，西汉基本是 楚文化的范畴，不论从哪个方面都洋溢着楚的元素 。从西汉末期——东汉开始，直至东汉灭亡，汉朝 楚文化被河洛文化取代的趋势趋于明显。不知道，是 北方文化、人口优势第一次压倒南方呢？还是北方的第一次疯狂！最后，在五胡为南蛮复仇之后（河洛摧毁了 楚文明，所以现在找不到一本楚文化的典籍），一切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东汉末年，末代帝王临死的时候，用楚辞表达心中的悲愤，也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为何江淮之地的勇士（明朝开国之士）都被叫做 楚客？
马上短衣多楚客——是江浙一带柔弱文人形容这些猛士的。凡是 江淮、江浙一带的人，只要表现勇猛，就会被贴上 楚 的标签。这是为何呢？一表现柔弱，就是 人人鱼腩的 江南！（可笑的是，最早的江南是在湖南！楚亡之后，湖南再也不称自己江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