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湖湘文化充满了激越的进取精神。简而言之：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距今一千多年前，湖湘学派的创立，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理性和思考的基因。由于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有着无法分割的渊源，因此，岳麓书院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论坛。

　　岳麓书院正式创立于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然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岁月，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的称号。 一千多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与湖南人三百万年的历史相比，却又非常短暂。不过，岳麓书院千年的历史，已经使它超过了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年龄，也足以使它留下周敦颐、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学者的足迹，使它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了岳麓书院许多的殊荣，中国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从它的院舍里，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文明开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志士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都在岳麓书院接受过培训。岳麓书院靠着这些精英，证实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预言。 有人说，岳麓书院之于中国，就好比牛津和剑桥之于英国，哈佛与耶鲁之于美国。还有人说，岳麓书院对于人才的造就，胜过北大和清华。这些话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岳麓书院值得湖南人引以为自豪，总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岳麓书院，在教育体制上当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表达书院精魂“实事求是”的匾额，依旧巍然高悬。它在呼唤人们保持一种朴素的学风，在千年以后的今天，继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岳麓书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学派的一个象征，但也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由于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岳麓书院没有成为某一个学派的圣殿，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湖湘文化吸收各种学识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无其器则无其道”；既可以在这里萌生政治改良的念头，也可以立下经世济用的宏愿；这里响起过维新志士的声音，也曾回荡着推翻帝制的呐喊；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在这里最早燃起中国人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由于岳麓书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岳麓书院是一个论坛，它又得以成为一个容许学子们自由吸取各种学派思想精华的教育基地。它的这种功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思维的湖南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也为湖南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出了一条先河。 岳麓书院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建立了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以鲜明的特色在全国引起关注的时期。这个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年间一个地道的湖南人，道州人周敦颐被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但是因为他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对湖南本土的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南宋，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仿佛是为了使理学回归故土，把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张轼，也从四川来到湖南，致力于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张轼这个人的生平，人们似乎知之不多。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一首题为《立春偶成》的诗，就是张轼的作品。当代人喜欢这首诗，大约是因为这首诗不仅给人以热爱生活的美感，同时也有能催人上进的缘故：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大约就是从胡安国父子和张轼的时代起，湖湘文化中开始注入了理性的成分。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这个学派把“理”当作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学派是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在长沙地区形成以后，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福建崇安人。1097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迁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六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如果仕途顺利，也许他就不会研究学问。但他在官场中混得不好，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年间，即公元1127年到1130年之间，率领家人和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书院，由此在湘潭前后居住了三十年。然后，他又在衡山山麓开办了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

　　由于胡安国的弟子门人众多，湖湘学派就奠定了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1138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 1125年，二十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朱良桥乡的灵峰书院讲学。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这样一来，湖湘学派形成了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完全奠定了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在胡宏教授的学生中，张轼、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轼，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四川绵竹人张轼，宇敬夫，号南轩。他的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轼少年时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张轼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过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轼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轼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 张轼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谈，强调道德实践，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当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1165年，张轼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轼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有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能够融入湖湘文化，因为它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不同的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这个学派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传下来，促使湖南人奋发成材。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创立了一种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 “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是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缺了商人，就无法互通有无，维持生计。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给百姓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并为国家提供丰富的储备。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发展乡镇经济、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

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家的中坚，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他的主张，推动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当时长沙的经济发生潜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长沙米市逐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里，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对商人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征粮食税，使商人为了赚钱，把粮食运到灾区接济灾民，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官员不许额外苛索，不许重复征税；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虽然是南明遗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清巡抚郑端多次请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统治者实际上赞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减赋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至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仅次于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江苏、山西、陕西、河南与广东的客商，则贩卖皮革、古币、玉器、古玩，以及绫罗绸缎。繁华的市面，从南关内一直绵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热闹。
　　
在嘉庆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间，长沙城已发展到沿江十余里的街市，有几万所屋宇，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坛，闾阎林立，商贾云集。清初实行海禁，湖南长沙反而受益。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土货的出口，西方洋货的进口，必须在广州进行。乾隆年间，广州人大多数经商，跑到长沙和汉口，有见识的人则南下澳门，跑到国外，行程千万里，将中国的宝物拿去做贸易，获得很大的赢利。这样，在广州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被运到湖南，越过五岭，靠着马车和船舶，运往更远的地方。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长沙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岳麓书院承载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晚清以后，岳麓书院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单是政坛军界，就连文艺、学术方面的人才，也能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闿运、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师和巨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身体力行了湖湘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说的“一意干将去”。湖南人“霸蛮”而又“灵泛”，其不胜不归的硬汉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湖南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南蛮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才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迎着险恶去建功立业，充当“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一环扣一环，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各地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ZD；自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经世致用派、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由此可见，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从1916到1919年三年之间，青年毛ZD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辉映，它的存在加强了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的观念。它的很多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质，丰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学如今还在自觉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湖南的现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岳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岳麓书院在宋代刚建立时，湖南人除了热心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树。

　　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人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能在岳麓书院的论坛上找到根源。 岳麓书院最值得纪念的品质，就是提醒人们：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洞书院）之首，标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实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观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为轨迹上，都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载体，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吾道南来，正是濂溪、船山正脉！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所记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