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风云]朱德与蔡锷:“红军之父”和他的“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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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风云]朱德与蔡锷:“红军之父”和他的“北极星”◇

帖子  huns 于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59 pm

朱德与蔡锷:“红军之父”和他的“北极星”!
  
  《朱德&蔡锷:“红军之父”与他的“革命导师”和“北极星”》
    
  (本文原题:《朱德眼中的蔡锷形象》)
    
  作者:谢本书教授(云南民族大学)
    
    
  编者按——
  
    
  今天(西元2006年12月01日),是**早期领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有着“护国名将”与“红军之父”美誉的朱德元帅朱老总诞辰120周年之纪念日(1886-2006),斋主为此谨表至为真挚之缅怀与记念!
    
  众所周知,尤其是熟谙历史者均甚明了:古往今来,大凡一个人的生平事功,不惟由来已久,而且其来有自。回顾朱德元帅一生光辉灿烂的革命生涯与历史轨迹,后人不难发现:有着“护国英雄”与“近代军神”之称的蔡公蔡锷将军蔡松坡先生,对朱老总一生进退抉择的影响既深且巨,堪称遗爱殊深。
    
  严格来讲,蔡锷并未担任过清末民初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也就是说蔡锷并非朱德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是,蔡锷在其辉煌绚烂的短暂一生中所展现出来的事功勋业、文章道德、精神人格,对于包括朱德元帅朱老总在内的一大批——从云南讲武堂走出来的滇军将领的深刻影响与长期熏染,则是不言而喻,毋庸讳言的!朱德元帅生前就曾多次表示,蔡锷是自己早期革命生涯的精神导师,也是他的“北极星”和“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综而论之,朱德元帅从蔡锷将军身上所学习到的宝贵经验,决不仅仅是军事谋略与运筹帷幄的指挥艺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竞争当中非常需要,同时却又相当稀少罕见的人格道德,是一种患难与共、相忍为国的政治艺术。这一点,在朱德元帅的后期革命生涯与晚年政治生活当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与明显,足证蔡锷的人格道德对于朱德元帅影响之深远。所以,甚至有人认为,朱德老总与蔡锷将军的渊源关系,基本上是一对“政治共同体”,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大差别!
    
  这也是斋主吁请读者诸君阅读本文,乃至体察研究朱德元帅与蔡锷将军之关系渊源时,尤需留心与注意的要义所在!
    
    
  浣世斋主 吕义国 谨启
  (西元2006年12月01日)
    
    
  引言————
    
  “在中国,我一向钦佩的是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08日),他是现代军事科学最优秀的早期专家。”   
  
  ——朱德(1886年12月01日—1976年07月06日)
    
  “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湖南人。一个是蔡锷,一个是***。参加***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以后,我的老师是***,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朱德(1886年12月01日—1976年07月06日)
    
    
  正文————
    
  1981年,***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提到了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除孙中山外,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佑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等30多人。这些人士中,除少数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夕以外,大部分都曾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蔡锷就在这批“救世英雄”、“辛亥著名风云人物”的名单之中。
    
  ***同志讲到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30余人中,点到了蔡锷,接下去就提到了朱德,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朱德曾是蔡锷的学生和部下,对蔡锷的了解是深入的,对蔡锷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虽然难免有感情的因素在内。朱德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从营长到团长,事实上都是蔡锷提拔的,两人的交谊甚深。尽管如此,朱德对蔡锷的印象及其评价,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朱德对蔡锷的印象和评价,比较集中反映在两篇文章和一本回忆录中。这里,不妨分别引其要者,以为说明。
    
  朱德在1942年写的《辛亥回忆》一文中说,蔡锷是“辛亥革命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
    
  云南在民国初年“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不外二端。”一是蔡锷“坚持统一战线”,“一秉至公,绝无偏见”,护国战争的胜利更是“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二是蔡锷“依赖民众”,无论辛亥、护国,“如无民众帮助是绝对无法支持的。”
    
  1961年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则是在《辛亥回忆》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扩充而成,观点一脉相承,内容却有增补。该文论:“蔡锷虽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辛亥云南军政府建立以后,蔡锷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有新的建树,使云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护国战争“由于蔡锷将军首义和各省相继响应”,终于取得了胜利。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实际上是朱德的回忆录。史沫特莱以生动、细腻的笔调,描述了大量朱德对蔡锷的回忆。在辛亥云南起义后,朱德与蔡锷“这两个人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友谊的默契仍在继续,蔡锷有时特意找朱德谈话,不仅问到他自己的事,而且还谈到他的家庭。”其时,蔡锷要求滇军“每一个人准备比推翻清朝时作更大的牺牲。”
    
  护国战争前夕,蔡锷来到云南,没有忘记驻在滇南蒙自的朱德,遂托人带亲笔信,要朱德响应护国起义。
   
  朱德回忆说,当他响应起义,率部到达昆明,赶到蔡锷司令部时,“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象把剑。”朱德对他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却回答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在战争中,由于蔡锷的指挥,朱德在纳溪棉花坡等地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因而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
    
  护国战争后期及其战争结束以后,蔡锷既病又累,身体垮了,不得不东去上海、日本就医。离川前,蔡锷先到泸州朱德驻地休息几天。朱德最后一次见到蔡锷,“看上去象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躬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
    
  “蔡锷低声说道,这次去日本,即费时间又费钱,因为已经自知没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朱德倾听着这位垂死的朋友和领导人的话,对未来忧心忡忡。这位‘危险的智星’的指导力一旦离开四川,护国军内部的野心分子就会脱颖而出,干起军阀的勾当。蔡锷的天才和无私在过去把他们维系到一处。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
    
  不久,蔡锷去世,“朱德深感凄凉。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不仅是他多年来依赖的政治领导人,而且是他的良师益友——这两种伦常关系在传统道德上仅次于双亲。他悲从中来,主要是因为蔡锷虽非他所崇拜的、也是他所尊重的人物: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蔡锷曾经是他的北极星,现在他却迷失了方向。”(美国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是的,在朱德的眼里,蔡锷不仅是他的“良师益友”,还是“北极星”。据谭碧波同志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一次朱德在中央党校上“大课”,他听了。朱德在讲课时,曾说了如下的意思: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参加***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以后,我的老师是***,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朱德对蔡锷的回忆是生动的、形象的,评价是客观的、深刻的,而且充满***,富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这对于我们深化对蔡锷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启发的。
    
  蔡锷在民初政局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棋子。他的短暂的一生,并非没有缺点和错误,也曾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是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的。正如朱德说,蔡锷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这是理解他一生历史作用的关键,也是认识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地位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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