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研究及其展望★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青铜器研究的历史。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就和中国古代的玉器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知名的。据我所闻，前些年，在国外开过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谈到世界上的古代青铜器，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最好的，因此说，中国的青铜器确实是中国古代文明值得骄傲的因素。中国青铜器什么时候开始收藏?什么时候开始著录?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学术界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所说的青铜器，一般可到秦汉，在这个范围之内。实际上西汉初年，已经有了收藏青铜器的记载。史书上可看到汉武帝时就有关于收藏青铜器的记载。后来，大家知道“张敞画眉”的故事，那位张敞曾考释过铜器的铭文，因此说，张敞是我们知道名字的最早研究青铜器的人。从北宋开始有了青铜器的专门著录、就是流传至今的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录》不仅仅包含青铜器，还有玉器、石器等等，但主要的是青铜器。因此可以说，从北宋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青铜器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说是中国金石学的青铜器研究传统，从北宋时已经正式形成并成熟了。《考古图》这部书是在全世界体例最完美的早期图录。今天所印的书，不管怎样现代化，除了照片那时没有外，在结构上没有能够超过《考古图》的。作者吕大临，蓝田人，是二程的弟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关于青铜器研究的新面貌和改变的标志，就是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1931年最初出版，后来有修订。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不只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整个国际上，对于中国青铜器研究起了一个划时期的作用，这点没有什么夸张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特点是对金文作系统的整理，同时对青铜器的器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接着全面研究青铜器的，是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出版上下两册，是全面系统的研究青铜器的著作。到建国以后，容先生和他的助手张维持又修改了《商周彝器通考》，叫《殷周青铜器通论》，但图版少了，内容也缩小了。《通考》还值得重新再版。

　　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对研究青铜器出现了另外一个局面，就是用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不是从金文出发，而是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代表这个倾向的是瑞典的高本汉。高本汉1933、1934年写了一系列著作，用西方类型学的方法对中国的青铜器进行整理。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倾向。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全石学在走向考古学，另一个是西方博物馆的类型学的方法在走向考古学。这两个方法在中国和外国并行发展。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系统的人，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陈梦家先生。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写了几篇青铜器的文章，都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即《殷代铜器》和《西周铜器断代》，可惜，后者他只发表了六篇，没能继续发表。他的遗稿还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整理，将来可能出版。陈梦家先生学贯中西，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构成了研究青铜器的新局面。

　　在陈梦家之后，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能够综合成一个大规模的，我个人看主要有两家，一个偏于金文，一个偏于器形类型学。前一个是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以金文为主，扩大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和陈梦家的研究。另一个是日本的林巳奈夫，他的《殷周青铜器综览》共三卷，这部书规模非常大，把考古和传世的材料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的体系。两家的著作都是比较成功的，不过白川静的著作偏于金文，林巳奈夫的著作偏于形制、纹饰的研究。也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可分成两大阶段，传统的是一个阶段，从郭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后又算一个阶段。

　　今天青铜器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局面，标志是完全应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因为到陈梦家先生止，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材料很有限，不能做到以考古的材料作为整个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今天经过50年左右的发展，考古发掘的材料，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传世的，但是基础已初步形成，完全可以以考古材料为基础，整个地把青铜器研究重新建立起来。我说这话，不是轻视、低估传世青铜器，而且特别应该指出，在青铜器的某些段落里，发掘品仍然是不够用的。例如商代，不要以为殷墟发掘从1928年至今，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发掘品不少了，可是还不能全部代替传世的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因为传世的很多青铜器在发掘品里根本没有出现过。我们到各地去，特别是到外国去，看到有些有高度美术价值的传世青铜器，在发掘品中没有，因此还必须以传世品作为补充，可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是考古学。


　　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青铜器，应采取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呢?首先的一点，不能只以研究金文作为研究青铜器的主体，要从多方面、多方位、多角度去研究，至少应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五个方面进行。任何一件青铜器，除铭文外其余几方面都具备，所以从这五个方面来研究，青铜器研究的局面就为之一新了。

　　怎样去研究?首先在研究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方面要继续强调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现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两条，一条是类型学，一条是层位学。百先对形制和纹饰进行类型学的排队整理。队是不能不排的，今天对青铜器仍要进行谱系排队，这是很必要的。这个工作到今天为止，做得还是很差的，没有一个总的青铜器谱系表，应该有这样的书。某一个地区的青铜器，某一个时代的青铜器，要把它分成若干期，每一个期的器形、纹饰又怎样发展演变。以前在陶器方面做的多，在青铜器方面做的少，这方面很值得发展，纹饰方面尤其重要。

　　功能和组合的研究现在也是很差的，许多青铜器看到后不知道干什么使，或者非常模糊。你看到它是一个容器，或进一步说是酒器，就认为研究完了，这不行。其实它不一定是酒器，如前不久在山东烟台出土一个壶，看是酒器，铭文说是给小臣去汲水的。可见光从外貌来看不行。器物的组合能说明功能，如一盘一匜的组合，是洗头的。种种问题，有的还需要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根据它的出土位置、组合情况来加以研究。青铜器的组合每每和其他器物结合到一起。如二里岗时期的郑州铭功路墓里出土一套酒器，其中有一件尊是原始瓷器，配在青铜器组合里。这样的情况其他墓中也有，所以还要根据出土时的现象，对它的功能进行研究。

　　以上前四项在传统的青铜器研究中都有，《考古图》这本最早的专著里也有。只有工艺研究，古人还没有做，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科学手段，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青铜器工艺的研究，在今天特别值得发展，这里有种种问题，每每它所揭露的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和不知道的。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对青铜器的铸造知道的很多，其实知道的很少。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是以“合范法”作为基础的，这是中国青铜器传统特点，这是我们现在的认识。可是过去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尤其是欧美的人，看到中国青铜器那么细致，都认为一定是用“失蜡法”做的，后来才逐渐证明，中国精美的青铜器，基本上是使用了“合范法。”另外，中国的铜器用锻打的很少。外国的青铜器，比如亚述的大门，比咱们的房子还高，门上的铜部件有车马、人物、神像等装饰，完全是锤成的，就是把花纹雕在木头上，然后把铜叶子蒙在上面锤出花纹。

　　现在认为中国早期只有“合范法”，“失蜡法”很晚，那么中国“失蜡法”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呢?近年随州擂鼓墩1号大墓的“盘尊”出土时，我正在那里，看了有半小时，才明白一定是用“失蜡法”，绝对不可能用“合范法”。后来，经过冶金学界鉴定，证明是“失蜡法”，而且在今天还难于仿制。编钟可以仿制，可是“盘尊”不能。擂鼓墩1号墓埋葬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可是“盘尊”表现的“失蜡法”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高峰，那么在它之前又怎样发展演变呢?河南淅川下寺又发现了“失蜡法”的器物，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最近发现的楚王熊审盏，现在美国，也是用“失蜡法”，还是比较先进的。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它的前身是什么?有人说是外来的，恐怕不对，不管是淅川，还是随州，都是在中国的中部，如是外来，是从什么路上传来的?周围没有更早“失蜡法”的制造技术，因此是一个谜，这是考古学上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

　　1991年第1期《文物》上，我和一位外国学者介绍了一件兵器——三角援戈，有30厘米来长，内已缺，有一对桃形翼，中间有花纹，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它上面有很好的锈，而且锈上有木痕和席痕，是不可能伪作的，因此没有问题。这个戈的特点，是在表面上有线刻花纹，过去因为大部分在锈底下，没有被发现。我们观察后大为惊奇，当时用什么工具，能在这么硬的青铜上刻出那么流利的花纹来，是一个很大问题。类似这样的戈有较晚的，甚至到战国的巴蜀，所以我们介绍这件戈时倾向于是比较晚的东西。现在我要检讨了，在陕西岐山的商周之际的墓里出土了一件戈，除去刻纹外完全一样，墓里同出器物还有带铭文的，因此比利时藏的戈一定是商周之际的。那么这是用什么工具刻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花纹?这是科技史上的问题，值得研究。







　　我主张从五个方面去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样可以使青铜器的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立分支。青铜器研究这个分支非常重要，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发展。下面再谈几个当前正存在的问题。

　　青铜器的起源。关于青铜器的起源有种种说法，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在中国考古学上从来就有一个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受外来影响，还是外国来的，一直长期争论着。其中青铜器的起源，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青铜器的起源与我国文明起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近二三十年以来，在各地都发现了一些早期铜器，为研究青铜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这方面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把它放到世界考古学的背景里去，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单看中国，必须看整个世界冶金史的发展，这方面有些比较好的材料。世界冶金史的进展也是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必须用最新的书。我向大家介绍几本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先生等合编的《世界冶金发展史》，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还有一本R．F．Tylecote的《冶金史》，这本书虽然出的比较早，可材料很详细，特点是以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为基础。根据世界各地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人类最早用的金属之一就是铜。为什么?因为铜有天然铜，很容易找到，因此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都发现用天然铜制做的小件器物，如小铜珠子、铜针、铜锥等。这种东西可以早到公元前9000年左右。在伊拉克的北部扎威·彻米遗址出土的天然铜装饰品属中石器时代晚期，碳14测定公元前9217±300年。天然铜比较纯，比较软，它的做法是锤锻。不能单纯的冷锻，必须加热退火，然后锤锻成小珠子、小针、小锥子等东西。在美洲的那些文明里面，所谓旧红铜时代，可以用天然铜做成铜矛，有卷起来的銎。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考古时，不能因成见而排除一些现象，这种东西将来在中国一定能发现。假如在中国的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发现红铜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真正的金属时代，要以冶炼为标准。最早的冶炼铜发现在伊朗的雅希亚，公元前3800年左右。其他的冶炼铜大约都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铜质器物，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半圆形铜片和小铜管，当时大家都表示怀疑，现在从各方面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为《中国美术全集》的青铜器卷写的序言里，还有一句怀疑的话，现在我再次看了报告，觉得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铜片据鉴定含锌高些，它一定是冶炼的，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碳14经校正是公元前4675±150年。因此看出，中国在冶炼铜方面可能比外国要稍早些。至于它含有较高的锌，是黄铜，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在外国的早期铜里也有黄铜。

　　仰韶文化算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大家可以讨论。有些学者，包括严文明先生，都说仰韶文化的性质是要讨论的，特别是它的中晚期。最早发现仰韶文化的是瑞典安特生，当时发现之后，曾和中亚安诺文化相比较。为什么他要和安诺文化相比呢?因为当时的安诺文化刚发现不久，也是以彩陶为主的文化。安诺文化分两期，安诺Ⅰ和安诺Ⅱ，安诺Ⅱ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和半坡类型差不多。可是安诺文化是一个金石并用文化，它有很多的红铜，还有个别的青铜器，不是一个单纯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红铜矛、红铜斧、铸范。这样看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出现个别的金属器不是不可能的。在山西榆次的一个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片，共存有铜渣，化验含铜量达到47．5％，是炼红铜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的铜刀，碳14经校正为公元前3000年，我在《美术全集》序里根据当时的报告，曾说是“单范法”制造，后经检验知道是“合范法”制造。刀长12．5厘米，经分析，是锡青铜，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有人曾怀疑马家窑文化能否有这样的青铜器呢?其实不稀奇，比如在伊朗的希萨尔遗址出土的青铜针，经鉴定不晚于公元前2900年。实际中国青铜器的出现年代与两河流域、埃及是差不多的，两河流域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内都是用红铜的，公元前3000年以后用青铜，偶尔出土刀、针，多在公元前2800—前2500年之间。埃及的青铜是在公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开始出现的。土耳其的阿穆克遗址发现一个坩涡，是公元前3000年。说明中国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和其他国家基本一样。


　　青铜时代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最早的青铜时代在埃及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中王国时期，真正开始形成青铜时代，和我们的二里头文化基本一致。二里头文化是青铜文化，没有问题。中国青铜器起源没有什么可以怀疑，没有怀疑不等于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我们的发现有个缺点，需要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去补足，就是我们的发现是零碎的，这出一点，那出一点，连不起来。就和古玉一样，这地方发现一种，那地方发现一种，看着好像有关系，就是连接不起来，说明发现还不够，研究还不够。早期铜器也一样，仰韶文化有，马家窑文化有，然后龙山文化有，山东有，河南有，然后就是二里头，可是不能把它们串成一条线。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青铜器的发展知识还非常有限。不过即使是这些有限的点，也足以告诉我们，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在世界上是和其他的古代文明并驾齐驱的，没有什么逊色。

　　今天青铜器研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是考古学中基础的研究，就是分期和分域。所有的文物考古材料都必须进行分期和分域，从时间上、地区上划分清楚。当前青铜器最迫切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大家都是做文物工作的，最需要的知识就是鉴定。过去做文物鉴定，主要是凭经验，可是如果能够把分期分域的工作做好，就比较容易掌握鉴定。因为一件东西，你一看就知道属于哪个地区的，哪个时期的。只要我们的材料够，整理工作够，就可以做到。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和今天的时装一样，也是流行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款式。青铜器是一种艺术品，必然有它流行的时期和地区。当然流行有一个传播过程，古代的传播时间还要长一些。分期分域就是考古学类型学的工作。类型学的整理不只限于形制、纹饰，也包括文字，字本身也可以分出类型来，比如商至西周，同样可以分出时期来，东周的甚至可以分出国别，看字体就可以解决。可是分期是考古学的分期，不是朝代和王世的分期，不能简单地拿朝代和王世来代替考古学的分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受到传统金石学的影响，这一点总是甩不掉，因此在带文字的东西的整理上，总是要出毛病。因为一个王一死，不等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因此不能用这个词，如“周武王铜器”，只能说是西周前期早段。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商周分不开，商末青铜器和周初青铜器，恐怕只能从地区上来分，并没有一条严格的界线，比如西周青铜器簋有方座、高扉棱等，这主要是地域性，不是时代性，因为相当于商末的青铜器，在陕西地区就是有方座的，并没有由于商纣一灭亡，整个青铜器变样了。商周的交替可能加速了青铜器的变化，但没有明确的界线。商与周的青铜器到底怎么分?我看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因为根本没有答案，它只是在各个地区延续发展。西周和东周也是如此，现在三门峡出土的几个大墓，特别是M2001、M2009，年代正在争论，我认为墓本身是东周初年的。东周和西周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线，只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了显著差别。

　　希望特别强调青铜器纹饰的研究。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是整个青铜器研究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当然工艺的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可是工艺的研究不是单纯凭考古文物界的力量所能进行的，同时今天我们还没有那么充分的条件和设备，可是纹饰的研究是大家都能做的。青铜器的纹饰，是青铜器分期、分域的最好标准之一，因为纹饰比铭文普遍得多，素面也是一种纹饰。纹饰就像语言一样，你只要看得懂，就能看出它是什么时期的，什么地区的。这一点我们做得太差，没有进行足够的类型学的整理，对纹饰的意义尤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罗越，他很早便指出像二里岗出的那种青铜器早于殷墟青铜器，后来郑州、辉县的发掘证明他是正确的，他是从纹饰的排队上得出的结论。他有一个论点，认为中国的青铜器只有美观的意义，没有其他的意义，这种说法很多学者认为不能接受。纹饰有什么意义，这就要从美术史、神话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纹饰方面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甚至根本就不了解。例如目前争论的一个问题，青铜器的饕餮纹到底有什么意义?饕餮纹这个词起源在北宋，已经用了一千多年了。有些学者改称兽面纹，是翻译外国的。饕餮纹仔细分析，有的像鸟，有的像龙，可是兽是四腿爬的，不是四腿爬的就不行了，所以兽面绞这一叫法还是有问题。古玉研究告诉我们，良渚玉器上有些花纹与后来的饕餮纹有关系。我曾经提出有九个共同点，主要是从美术史的角度分析它的画法。有九个共同点，就不会是偶然的，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龙山文化，然后再传到商文化。龙山文化日照两城镇的玉锛(圭)，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玉圭，上面的图案都是披发的，正好和二里头文化的花纹接起来，可以连成一条线。现在缺的环节，不在良渚，也不在夏商，而在龙山文化，因为龙山文化材料发掘出土的少。将来出土的多了，就可以进一步串起来，知道它的发展过程，性质也就清楚了。人们都承认，良渚文化的那种绞饰很像饕餮，一定有神秘的崇拜意义，夏商周三代的饕餮纹也是一样。通过这种问题的研究，可使青铜器、玉器在当时文化中的意义得到阐发。






　　非中原青铜器的研究。中原青铜器的系统基本清楚，可以从夏代二里头文化一直连到早商、晚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青铜器衰落，剩下的主要就是铜镜了。整个青铜器的发展比较清楚，可是非中原的青铜器不行。由于田野工作的开展，青铜器的出土不仅在中原地区。过去说商代青铜器，大家先想到殷墟，最多不超出山东、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这么个小圈。今天不行了，它的北线已到内蒙的西拉木伦河，东北到辽宁中部偏南，南到广西。1973年我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一件残提梁卣的底，是广西出土的，两猪相背，非常好，后来在武鸣、兴安也各出土了一件卣。东边到山东海阳，西边到甘肃。商代青铜文化的传播范围非常大，而且非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有些还不逊于中原殷墟，如长江以南发现的典型的大铙，最大的是在湖南宁乡出土的，在长沙市博物馆陈列，从铸造技术来看，完全可以比上后母戊大方鼎，而这样大的乐器是长江以北不存在的。这种大铙分布在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直到福建北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说明长江以南的青铜文化是不低于中原地区的。同样，在陕西和山西之间出土的青铜器，比殷墟的也不差。前些年在故宫展出的延安地区青铜器，有充分的地方特点。

　　近年最大的发现，莫过于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器物坑。这两处发现我都看了，是商代的，新干属于殷墟早期，是吴城二期的东西。为什么在那么远的地方，有那么高度的青铜文化呢?传统观念认为那里是蛮夷之地。不过到了西周时期，这些非中原地区确实比较差。不知为什么，西周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不上商代，各地遗址都是商代超过西周，西周时的文化有个中衰的问题。商代晚期文化达到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商代无论从美术上、工艺上，都是相当高的。

　　青铜器是否有一个传播过程?边远地区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一样，显然是受中原地区影响的，那么，中间的传播过程要多长?会不会非中原的东西要比中原的东西晚一个时代?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争论较大的是安徽屯溪墓葬，发掘时年代定西周，1965年又挖几座墓，还是定西周，现在有学者认为是东周，需要讨论了。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还在于考古学，如屯溪、新干、广汉都有地层，都有碳14测定，特别是有陶器，可以作为判定年代的根据。新干出土了大量吴城二期陶器。青铜器可以流传，而陶器不可能长期流传。另外，不要认为所有青铜器的起源都在中原。很多种青铜器在非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影响了中原文化，所以中原与非中原地区是双向交流，不能只看成单向的。

　　中国青铜文化的对外传播。在中国范围之内的各种青铜文化，由于多年的民族融合和交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传统，影响的范围成为一个“场”，这个“场”很大。中国青铜器有着独立的发展传统，这点是确定不移的，可是中国的青铜器对外有无影响，外国的青铜器对中国有无影响，还需要探究。有几个新的提法，将来要起很大的影响。由于最近的发掘，使我们知道，所谓斯基泰式，或者叫鄂尔多斯式，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铜文化，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是以动态的动物绞饰为标志的一种青铜文化，过去有好多大家，例如英国、德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做了很好的研究工作。搞青铜器的常常说的所谓“西番牌”，就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在中国出土的就是长方形的动物图案的饰牌，还有一些特殊形制的短剑、削等。在欧亚大陆还有一大块地区出类似文物，有的性质还不太清楚。俄国彼得大帝的藏品中就有重要的动物形态纹饰的东西。这些是北方民族的文化，但究竟属于那种民族，说法不一，因为无文字很难落实。它是横跨欧亚北方草原的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起源在哪里?现在找到中国。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田广金、郭素新两位学者写的关于朱开沟文化的报告和论文，还有《鄂尔多斯青铜器》一书。现在证明年代最早的在中国境内，而且越早的越靠近中国中原，追到了山西、陕西之间，甚至山西南部。朱开沟文化，就是在陕北到内蒙西南部一直到山西北部。在此范围之内形成的文化，我个人是不赞成叫鬼方的，鬼方在更西，应该在青海一带。找到北方草原文化的根源，这个影响很大，对于整个那个时代的欧亚民族的迁徙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青铜器向外的传播，常常要用铜镜作为标志。香港饶宗颐先生提到“铜镜之路”，他认为也许和丝绸之路一样重要。中国铜镜在中国周边几乎全有，对外影响很大。中国的铜镜与世界其他的铜镜完全不是一个系统。世界最早的镜子出现在安那托里亚，在远古的女巫师墓里面出土有镜子，是用黑隧石磨成的，很亮。外国镜子共同点是全有柄。而中国有柄镜子是宋代才出现的。我在为程长新先生著的《铜镜鉴赏》写的序言里提到，曾在一外国私人藏品中见到一面汉代有柄镜，是昭明镜，以前没见过，后来证明是金仿。中国的铜镜从一开始就是圆的，有钮、可穿带、可架架子，有它自己的传统。

　　在日本出土的西汉镜，最早的没有超过西汉中期的。有一面残镜，出土在日本九州的三云南小路，有些像是战国的，实际还是西汉中期的，是罕见的一种四乳雷纹镜。日本的樋口隆康教授也认为是西汉中期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铜镜没有能够超过西汉中期的，反映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情况。西汉中期开始就多了，什么草叶纹镜、昭明镜，各种各样大量出现，到新莽以后就更多了，说明中国与日本的交通频繁了。最早的都出在日本的九州西北部，以福冈为中心这一块，一直到本州的南部，最北不超过大阪一线。到今天为止，在国内还没有人充分介绍过日本出土的中国铜镜。

　　前苏联境内出土的中国铜镜也很多，发现很早。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荷兰人威岑写了一部著作，荷兰文的，名叫《东北鞑靼》，出版于1692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书罕见，现在全世界只有两本。在第三卷谈到一个故事：离西伯利亚维尔加吐利亚不远的山底下发现了一个木结构的洞穴，有尸体遗迹，还有人头鸟身酌小型金像，还有一面金属镜，实际上是一座墓葬。镜子是连弧纹的清白镜，有中国铭文，无疑是传去的。另外还有一个故事，瑞典人塔勃特在1722年写了一部书，叫《欧亚东北部》，1730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书中有一张画，他说是一个金属圆板，上面有中国字，在西伯利亚的塔伯尔河附近墓葬出土，他说出土有几百件，可惜只能看见一件，实际是一件西汉晚期的重圈昭明镜。在原苏联境内出土最早的是战国镜，包括四山镜，特别是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一带很多。

　　除此之外很重要的是阿富汗北部的席巴尔甘，阿富汗和苏联考古队联合发掘多年，叫“黄金之丘”。其中1978年发掘的二号墓，墓主人是贵霜妇女，约40岁，出土时躺在木棺内，身上盖的衾装饰有金圆片，两臂有臂圈，手指上有指环，上有玺印，指环上的像是希腊雅典娜的像，受希腊人的影响，胸上放一面西汉晚期的连弧纹镜，有铭文，极罕见，与其相同的镜只在《宁寿鉴古》里能找到一面。贵霜妇女的墓代表了几方文化的交会点，是很有趣的。所以中国铜镜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今后继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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