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蛮文化之四——科学技术■

　　作为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技术，在楚国的早期阶段已有了发展。楚国科技发达的领域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青铜冶铸技术和天文学等方面。

　　首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楚人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新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 火耕水耨是古代的一秤耕作方法。《史记·贷殖列传》称楚越之地“火耕而水耨”，“火耕”即用火烧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后下水播种，这样既可增加水田肥力，又可用草灰作肥料；“水耨” 是将稻田中的杂草灌水沤腐，化作肥料。实际上，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义进了一步，越过了“火耕水褥”水平，而开始使用青铜与铁制农具，并采陂灌与井灌技术。湖北襄阳山湾出上一批春秋晚期铜器，其中有斧、钵、镰刀、削刀、锄：铁口锄）等。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铁器的生产工具已在楚国广泛使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大土地开垦与农业精耕细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楚国的农业在春秋时期还开始使用了铜或铁犁，代替了过去的石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凿井技术、井灌技术也已经相当发达，井的种类依井圈质料分。有陶井、木井、柳条井圈井等，楚国农民已懂得运用桔杆汲水浇灌园圃。

　　楚人在长期征服水旱灾害中创造发展了农田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促进了楚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楚国力的增强。在楚国兴建的水利工程中，以期思陂与芍陂最为著名，其中期思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并将期思之水引入雩娄之野，这是一条主干渠，由庄王时期的孙叔敖主持兴建。期思陂的建成，为大面积发展水田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水稻的大量种植成为可能，楚庄王在期思陂建成后不久即破格重用了孙叔敖为令尹。自此以后，楚人推广了截引河水的工程技术。

　　楚国的青铜冶铸技术起步较早，并一直领先。楚王朝时期，青铜冶铸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开采不晚于西周，是我国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矿区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采用竖井与横巷结合的开掘方式，矿区还发现炼铜竖炉十多座。楚国的红铜冶炼基地在大冶附近，而青铜铸造地则在郢都纪南城及附近地区。矿产原料来源有了保证，产品也就增长了，丰富的实践，促进了铸造工艺的进步与发展，到庄王以后，楚国铜矿的采掘、冶炼，青铜铸造等都已超越中原与吴越，在春秋中晚期位列诸国之首。

　　楚国的青铜铸造方法分铸法、失蜡法等。所谓分铸法，即器身与附件不是一次铸成，往往先铸附件，再铸器身，然后用铜或锡作焊剂把器身与附件焊接起来。另外还有用失蜡法与漏铅法铸成的。失蜡法先用蜡料作出铸件的模型，可在蜡模上作出繁复的纹样或使之具有复杂的形状。在蜡模的表面涂以粘土及沙石的粉末等，加热烘烤，蜡模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坚硬的铸件用范。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失蜡法铸件是楚共王熊审盏。河南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铜盏及曾候乙墓出土的尊盘也都是我国早期的失蜡铸件。在当时条件下，楚国的这种青铜铸造方法与技术显然是第一流的。

　　髹漆工艺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髹漆业是春秋时期兴起的手工业，但以楚国的漆器最为精美。楚国的漆制品中，花纹的颜色就有红、绿、金、银等色，表明楚国的漆工艺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颜色的“色漆”，“色漆”一定要在漆中添加植物油。楚国制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植物油的熬制，可以看作是高分子化合物的加热聚合问题，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漆化学的萌芽。特别是油漆并用工艺的产生，是髹漆工艺的一个重大发展，它标志着原始的涂料工业从单一材料向复合材料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掌握当时一流的丝织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而先秦时期的丝织品在1981年以前，只有残件或残片发现。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丝织衣物35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使世界考古学家为之震动。人们终于看见了中国古代丝绸光辉灿烂的面貌。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理化分析室对丝纤维进行鉴定，其结果是各种特性枣即显微镜所示纵面投影形态、X光射线所示第二峰值的20数值、吸热峰值和氨基酸含量等，都与现代湖北桑蚕丝纤维相同或相似，证明这些丝织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且是楚国自己的产品。这些丝织品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分为绢、绨、纱、罗、绮、绵、绦、组八类。这些丝织品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所有种类，其精美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出上的实物证明，战国早期楚国的缫丝织帛水平居列国之首。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当时天文学最发达的诸侯国之一，楚国的职官中专设有大史和卜尹，负责观察星象、研究天文。《史记·天官书》列举了自远古高辛氏至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共十四人，其中有两位是楚国人，他们是甘德和唐昧。甘德长期观察研究天象，曾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规律，精密记录了恒星的位置，编成恒星表，他还著有《岁星经》与《天文星占》两部著作，后人将《天文星占》与魏人石申所著《天文》两书合成一书，名为《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份恒星表。据唐人《开元经占》记载，甘德曾观测到木星的卫星小赤星，这个发现比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和德国天文学家麦依耳早了近二千年。

　　甘德与石申还研究整理了二十八宿体系。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上按星空方位写着二十八宿星名，漆箱箱盖面黑漆底色上绘红彩，中间用粗笔写着一个篆文的“斗”字，绕“斗”字一圈用篆文写着二十八宿名称，盖面一端画着青龙，一端画着白虎，四周绘有图案。这表明二十八宿学说在楚国已广泛流行，这幅二十八宿图，是保存至今的珍贵的天文学资料。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

　　楚人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4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出土的《算数书》是我国数学史上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惊人的发现，它把我国数学的成书年代提前了300多年。该书由两百余支竹简组成，全书内容分为计算方法数学应用两部分。据考证，此墓主人是楚国人，《算数书》成书不会迟于战国晚期、其内容和书写体例，都与迟于它约三个世纪的我国古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近。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术》的母体。《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代表，其思想方法是着重应用与计算。



习俗风尚——居室及陈设
关于楚国贵族居室的雄伟及华丽，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楚辞·招魂》描绘楚宫殿的豪华情景是“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卧高山些。纲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夏，夏室寒些。川穀径复，流潺缓些。光风转蕙，汜崇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石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弱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绮璜些。”通过以上描述，可见楚人的建筑特点为垒土为台，翘檐画栋，近山临水。室内的陈设也豪华考究，非同一般。

考古发掘所获资料表明，楚国宫殿及贵族的居址建筑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在湖北江陵纪南城中，发现的大型楚宫殿建筑规模相当的宏伟，有的房基中的柱础可大到1平方米以上。在台基之上用木构建架房屋，并在地上铺有花纹砖，屋顶盖瓦。




在湖北潜江龙湾放鹰台发现的“章华台”，是一座屋台式建筑，台上有台，台上筑楼，台下有台阶、回廓及用贝壳所铺成的道路，恰好印证了《楚辞》中“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的精彩描述。





楚人居室除建筑宏伟之外，居室内的装璜及陈设也十分讲究。“仰观刻角，画龙蛇些”的雕龙画栋情景虽没有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但从楚墓中出土的楚人家具及用品中，就可以看出楚贵族生活的奢侈。楚人席地而座，地上有编织精美的竹席，有的竹席还用丝绸或皮革包边。几、案、禁、床、枕等生活用具多制作得适用且讲究造型上的美观，彩绘及雕刻龙凤为纹饰，已是常见的惯例。作为卧具的床还设计成了可折叠式，其工艺技巧十分精湛。






床上用品在考古中也有实物出土，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绵衾共有三件，衾的造型为长方形，在头端中央有凹形，衾多以绢为里，锦为边，内絮丝绵，衾面多采用绣花装饰，纹饰有龙凤纹、花草纹。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都表明，楚国贵族的生活无论是居室，还是环境，房屋建筑，还有室内陈设、床第用品都是十分考究。其奢华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在铁器出现之前，铜及其合金曾是用量最多、用途最广、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的一种金属。我国历史上的商代及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青铜冶铸业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楚文化，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青铜文化成为构成楚文化的主体的支柱之一。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均“蕴蓄于其中”。楚国的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盏、壶、缶等。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都较为生动地体现在鼎上的风貌特征上。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

　　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楚式升鼎束腰收腹，对鼎这一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三足炊煮器，历经夏、商、周三代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器形的一项最大胆的突破。这一造型样式上的翻新，一改传统鼎呆板、死气沉沉的风貌，而给人一种灵巧、生动的视觉效果。鼎的造型的这一变化与楚人审美意识有着切的关系。“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人体审美中对细腰的喜爱，反映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产生。

　　商朝以来传统鼎的形制中，只有方鼎为平底，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圆鼎的器身一般采用与缶、罐、盂等器相类似的圈底。而圆形的升鼎却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的圆弧线为主构成的器形中，引人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腹底由圆而变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圆弧线形成对比，刚柔相济，使得鼎的造型赋于节奏和韵律。

　　在以礼乐文化为主体文化的社会中，礼器与乐器同是为礼乐文化服务的。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钟。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鎛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

　　由于战争的需要，青铜被大量作来制造武器。楚国出土最多的青铜后期器有剑、戈、戟、矛等。剑在各类青铜兵器中数量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掘的3000余座楚墓**出600多把剑。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日常生活用品当数铜镜和带钩。

　　楚国铜镜独具特色，称为楚镜或楚式镜。楚镜以其类型和数量众多而远胜于其它地区。据统计，出土楚镜总数已达1000面左右，其数量远胜于现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湖南长沙是当时楚国的制镜的中心，其次则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楚式镜据其形态可分为方、圆两种，以圆镜为多。按镜背的装饰，可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透雕镜、彩绘饶。其中山字镜、菱纹镜、透雕镜、彩绘镜最富代表性。

　　山字镜和菱纹镜是楚国最流行的镜类。山字镜因镜背以“山”字为主体图案用纹饰而得名。根据“山”字出现的数量，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而以四山镜为最多。山字镜以湖南地区出土最多，占楚墓所出铜镜80％左右。山字镜在中原也偶尔有发现，在河北易县甚至更远至朝鲜和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与巴泽雷克等地也有发现，可见楚铜镜流传之广。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由镜面和镜背两块铜片合贯而成。镜背的透雕图案，以蟠螭纹为主。江陵张家山201楚墓所出蟠螭纹透雕镜，构图匀称，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镜是在素镜背上用彩漆描绘纹样，目前主要在楚墓中出现，如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楚墓都有彩绘青铜镜出土。

　　带钩即束腰革带上的钩扣。在楚国贵族那里，带钩不仅仅是服装的附件，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带钩的选用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以及大小都是成为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楚人的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成，名贵的则是用黄（白）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钩，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在现已出土的先秦诸国的带钩中可算是绝无仅有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出土了错金嵌玉铜带钩，造型奇特，呈变体鳖形，并嵌有薄玉片，制作极为精致。

　　在长期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楚人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水平，制作工艺也日趋精湛。楚人最常使用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有陶范法、失蜡法、铸镶法。

　　陶范法是一种采用陶土制作铸型（范）制作青铜器的方法。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有两套共26枚编钟，在青铜编钟表面有陶范铸造时的铸缝痕迹。曾侯乙墓出土19口纽钟，同信阳楚墓编钟一样是采用陶范铸成。

　　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所谓“失蜡”法，是制作一个略小制成品的粘士模型，在它上面涂上一层蜡，在蜡上雕刻花纹后，再加上一层粘士，然后进行整个加热，蜡熔化后留下空隙，然后将青铜注入空隙。在古代希腊、埃及都曾使用这种方法铸造青铜器。在我国失腊法有使用仅见于楚国。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铜禁和曾侯乙墓出士的尊盘，均为失蜡法铸造，它们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失蜡法的青铜铸件。经鉴定商周时期1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肯定使用失腊法的铸造的不过10件，均出自楚墓。

　　铸镶法是将纹饰是通过铸造成型并通过铸造的方法而镶在青铜器的表面。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中出土的铜浴缶，其盖和身均镶有红铜的夔龙纹和云纹，盖上4龙，腹部分两组，共有18条龙。这些红铜纹饰先采用铸造成型，经修整后再与器物本身铸接在一起。


镜鉴灯明——生活用具

楚联盟中期以后，青铜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双重发展方向。一方面，作为礼制载体的礼器依然存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九鼎八簋；另一方面，纯粹的日常用品大量增加，这些器物造型精巧奇异，装饰工整细致华丽，且轻便适用，世俗化的味道极浓。

生活和具的种类

战国时期，随着人对神界的虔敬之心减弱，对人世的沉湎之情增强，在礼器受到重视的程度日益减的同时，日用铜器受到了楚人的空前重视，从而铸造了一批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具。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有铜灯、铜熏杯、铜樽、铜带钩、铜镜等。

灯--灯是照明用具，在几座战国中期的楚墓如江陵望山2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荆门后港楚墓分别出土数件。依其形制，有豆形灯和人擎灯两种。

豆形灯构造简单，由灯盘、束腰柄组成。灯盘较浅，盘中部有锥状灯芯柱。高近20厘米，盘径13.7厘米。








人擎灯可细分为两种：一种为包山2号墓所出，由灯盘、柄和铜人组成。灯盘与豆形灯相同，盘中有高1厘米的锥状灯芯。盘下为上粗下细的圆形灯柱。铜人头挽右髻，发髹黑漆，宽额，浓眉大眼，直鼻，小嘴，圆颌，耳微外侈。右衽，广袖，博带，深衣，左手扪胸，右手执灯，其下接方形座，二柱之间榫卯结合。柱座上铸四分蟠螭纹，深衣下摆错红铜勾连纹。铜人高7.1厘米，灯通高16.3厘米。

另一种为人骑驼灯：铜人昂首直腰骑坐于驼上，头部比例较大，面向正前方。圆胖脸型，铸有向脑后梳的发纹。两手屈肘前伸托住灯座，以承插灯柄，双腿屈膝弯足贴于驼身两侧。骆驼之头前伸，弓背垂尾，四足立于长方形铜板上。驼颈上有斜线纹，以表示驼毛。通高19.2厘米。全器以简洁的手法，浑朴的造型，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驼之憨然而人之怡然，惟妙惟肖，是典型的拙中见巧的器物。这也是当时楚文化与西域文化进行交流的见证。

《楚辞•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诗句，镫即灯。这种造型别致的器物既为实用品，又是工艺品，二者兼而得之，为楚贵族“沉日夜些”带来不尽的欢乐。

熏杯-为熏香用具，所出土的均为战国时期的。河南固始白狮子地1号楚墓出土1件，为战国早期的；江陵望山1号墓、雨台山264号墓各出土1件，信阳长台关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2件，为战国中期的。

白狮子地1号墓所出的一件出土时是置于一个桶形器内，桶形器有颈、直腹，平底下有三小蹄足，腹有三个兽面衔环，口径18.7厘米。熏杯为绳索状镂空壁，固定于桶形器内底四钮座上。这种由内外两器组成的熏器与其他几件有别，有可能是中原地区形制。

典型的楚式熏杯如望山1号墓所出土的那样，为敞口，平沿外折，镂孔的杯壁斜里收，平底。杯壁由八只相互蟠绕的变形凤纹所构成，凤身上又铸有三角形云纹和卷云纹等纹饰，底部由十字分隔成四个扇形孔。出土时发现薰杯由丝织香囊包裹着，杯内还有一些植物残片。植物已朽坏，虽不能鉴定出为何种植物，但可断定是香料。

望山1号墓出土的熏杯与另外几件相比较，形制基本相同。包山2号墓出土的熏杯，口微侈，斜直壁，活动平底，三兽蹄足。杯外壁上下分别饰二方连续错红铜勾连云纹，中部饰六组镂空勾连蟠螭纹，其上铸细密的三角纹、涡纹。圆形平底置于器内凸榫上，其上饰四组镂空云气纹，中间有一大圆孔，四个小圆孔，底径上面铸满颗粒纹。其外壁上下分别饰四组二方连续兽面勾连云纹，兽面及尾部嵌有绿松石。口径11.8厘米，通高14.6厘米。







江陵雨台山264号墓出土的熏杯，周身透雕互相连接、方向相反的60条龙。龙身弯曲，长嘴大耳，身饰鳞云纹。杯底也作十字镂孔，高12.8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6.6厘米。

上述这几件透雕而成的器物，是楚人穷力追新的结果，其刀法精熟，图案典雅，虚实结合，有轻灵活脱的艺术效果。有学者高度评价长台关1号楚墓所出土的那件器物“极见功夫”，是“戛戛独造的艺术品”。

樽-这种器物仅望山2号墓出土1件，包山2号墓出土2件，反映了战国中期楚国青铜器花纹装饰技术的精湛。望山2号墓之樽，为斜直壁平顶盖，顶中部突起呈饼形，直腹，平底，短足。盖周有四个鸟形钮，腹侧有两个铺首衔环，足为兽面蹄足。盖和腹布满了嵌错花纹，镶嵌料为粉剂加漆，凹槽粗的为铸制，细的为錾刻，刻纹细如毫发。

嵌错花纹为变形龙凤纹、流云纹，图案精美，婉转回直壁面上的花纹，一细一粗，粗中有细。圆饼形部位的花纹又可分为内外两圈，以弦纹为界。内圈为四组变形凤纹，以及S形卷云纹，外圈为八组变形凤纹。斜直壁上的花纹，以四个立鸟钮饰为界，可分成四个单元，单元有四个长而粗的变形龙纹和六个变形凤纹。龙纹与凤纹之间施以云纹，龙游、凤翔、云流，极婉转、袅娜、飘荡之美。腹部的花纹主要为变形龙纹，与盖上的龙纹相比，龙身更粗而短，按其组合可分成六个单元，每个单元也有六龙纠结。此器高仅17.1厘米，口径24.4厘米，而有嵌错的龙60条，凤24只，其缛丽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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