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追踪之发现【古鱼国】☆

据古文献记载，鱼人在春秋时期就已立国于江汉地区。唐·杜佑《通典·州郡》载：“夔州（注：今理奉节县）：春秋时为鱼国，后属楚。”周成王之际，鱼人参加了洛邑盛会，《逸周书·王会》载：“其西，鱼复（献）钟鼓、钟牛。“鱼复为春秋时庸国（在今房县、竹山一带）之鱼邑。《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师伐庸，禅、攸鱼、鱼人逐楚师。”（杜预注：“禅、攸鱼、鱼，庸三邑。鱼，鱼复县。”）《巴志》载：“庸人率群蛮叛楚，楚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而分其地，巴得鱼邑。”

1975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村民在耕作时无意中刨到一个土坑。起先人们并没在意夹杂在土坑泥土中大量散乱的马骨，但接下来随着锄头落下去所逬出的一下清脆响声，村民们陆续刨出了一些镂刻着精美花纹的铜疙瘩……

农民在田间发现离奇铜器的消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卢连成很快就被市文管所的领导派到了茹家庄。通过实地考察，卢连成初步判断这里极有可能埋藏着西周时期的遗存。因为，村民所发现的和随后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两个出土有马骨和铜器的土坑按其形制应属陪葬车马坑（村民所发现的车马坑随即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车马坑”，考古队员随后在临近清理出的同一时期的另一座车马坑被命名为“茹家庄三号车马坑”，而那些镂刻有精细花纹的斑驳铜疙瘩，无疑就是马车的小型青铜构件）。可是，两座车马坑却大不相同：一号坑中的马骨凌乱，有许多还是折断或变形的；而三号坑中的却非常整齐，依序排列在车辕杆的左右，保存得极其完好。虽然卢连成对这一现象一时还无法给出确凿的解释，但根据所学的考古知识：车马坑作为陪葬坑，其附近必定有主墓。于是，卢连成开始在车马坑的周围寻找主墓的踪迹。但茫茫黄土台塬，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与当地村民的闲聊中，一位村民告诉他：这里有一块梯田不适宜种庄稼，它的土质与其他地方不同，很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职业的敏感让卢连成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这片令农民苦不堪言，夹杂着炭渣、五花土和细碎陶片的坚硬土地，可能就是主墓的夯土层。很快，钻探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主墓找到了。

悬疑密布的千年古墓

这座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墓”的古墓的主墓室发掘工作在1975年元旦全面展开。经过数月的考古发掘，人们已能清晰地看出：这是一座保存良好的、拥有一条墓道的、呈甲字形的大墓。墓中有两个椁室，分别埋葬着两具尸体：主椁室葬的是一名仰身直肢的男性，身旁有着大量的随葬兵器；在主椁室的西部有一间略小的椁室，内葬有一名女性，从其旁边泥土上的印记看，她下葬时穿着高贵美丽的丝绸衣裳。历经数千年，棺椁的木材和墓主人的尸骨都已腐烂或化为齑粉，茹家庄一号墓的墓主究竟是谁？要揭开谜底，需要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上找到证据。考古学者小心翼翼地清扫着每一件器物，无暇欣赏纹饰精美。此时，更为牵动他们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这里有七个古怪的文字，起首的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它早已不在现代汉字的范畴之内。

“当时这个字出来后，我们主要考虑到它的主体是鱼，旁边从弓从鱼，所以发鱼声。铭文里有鱼伯作器，或者鱼伯其他贵族作器，所以我们基本确定了茹家庄一号墓就是鱼伯自己的墓葬。”卢连成解释说。

那么铭文上的鱼伯究竟是谁？他在3000年前的西周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卢连成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细节。在挖掘车马坑时，他发现马骨附近有些奇怪的印痕，很像是苇席的纹理。这说明殉马入葬时被苇席包裹住，属于一种级别较高的入葬方式。况且墓葬带有一条墓道，这在礼制森严的西周时期，墓道可不是轻易能设的。更有力的证据出现在茹家庄那个埋葬女性尸体的椁室里，那里出土了五鼎四簋的青铜礼器组合。这批青铜器器形低矮，带有兽头，口沿上刻着一个奇特文字———儿，专家称之为倪。这个儿姓女子显然是青铜礼器的主人。从墓葬的形制（甲型墓、有墓道和车马坑）和墓室中青铜礼器的组合（五鼎四簋）上看，墓主人鱼伯应是诸侯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应是西周丰镐畿内一个诸侯小国的国君。

从一号墓墓室的布置结构看，两个椁室并排安置，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因此可断定两人应是同时下葬的。这座墓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但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一号墓最边上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紧挨着的墓室——“茹家庄二号墓”。从二号墓出土的10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人们得知：鱼伯的正室名井姬，出身于周王室一个重要卿士家族，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家庭。这座墓，就是井姬的墓。从年代上看，它也略晚于一号墓，属于二次合葬。那么，一号墓就不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可是，墓中的儿姓女子又到底是什么身份呢？由于两个人同时自然死亡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可断定儿氏属陪死殉葬。但如果按照先前推断的儿氏是正室，这种以正室殉葬的制度在当时也是匪夷所思的；如果儿氏是殉奴，那么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就是地位高于奴隶的平民也根本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墓葬规格……因此，儿氏的身份只可能是地位低于井姬，但和鱼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的妾。

谜团重重：骨骼凌乱验证马儿曾被活殉

就在考古队员为取得成果感到欣喜时，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他们首先挖出了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十分离奇。按照一般经验，这可能是盗墓贼的尸骨，他们进入墓室偷盗，最终受到墓主人的诅咒，未能活着离开，倒毙在墓道口。但是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清理散乱的骨架时，无意中挖到一些碳化物质，这些碳化物质还保留着原初的形状。这是一些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竹节表明了这里曾举行过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同时，考古队员又在墓道上侧发现有爆竹燃烧的痕迹，那些碳化物质原来就是已经碳化了的爆竹。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考古学者想起早先发掘的一号车马坑。坑内的马骨摆布很不整齐，之前，考古专家曾做了种种推断，都没有找到适当的理由，而此时，他们提出了一种新解释。“一号坑马骨比较凌乱，这说明当时马是活殉的，当时马儿都在挣扎，都向同一个地方奔跑，腿骨、头骨都在不同方向有明显挣扎动态。”当地考古学家胡智生称。同样，茹家庄一号墓的墓道口也出现了这种凌乱分布的骨骼。经卢连成初步推断：茹家庄鱼国墓地在进行墓口封实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


累累白骨：展现殉奴生前痛苦

人殉，这是一个大胆的推测。有资料表明，康昭以后，尤其到穆王阶段，在京畿范围内，高级贵族墓葬很少有殉奴的情况。考古学者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推论。紧接着，他们在茹家庄一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缚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着身姿，双手倦伏于胸前，仿佛在展现生前的痛苦，他可能就是一个殉奴。殉奴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一号墓中发现有奴隶骨架七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五具在二层台上。

3000年过去了，这些命运凄惨的殉奴们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主人。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着。人殉的出现，使卢连成对一号墓墓主的夫妻身份产生了质疑。卢连成发觉，茹家庄一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口沿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一号墓的椁室是一次构筑的，没有打破的情况，中间横挡的厢板把它分为一大一小两间。很显然，这位儿姓女子和鱼伯是同一次下葬的。”卢连成认为，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谜案。

谜团解开：墓主爱妾被残忍殉葬

在同一个时段，同一次下葬，那么必有一人是陪死殉葬。这个儿姓墓主究竟是谁？很快,新疑点出现了。考古队员清理一号墓墓边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墓葬。他们称其为茹家庄二号墓。经测量，人们发现阶拱さ萌绱私裘堋！岸号墓的一角打破了鱼伯墓的一侧，这个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二号墓主比一号墓主晚一点去世。”卢连成了解到两座墓之间的关系。茹家庄二号墓是一座较大墓葬。墓**出土刻有铭文的青铜?0件，多数是鱼伯为井姬作器。二号墓中青铜礼器众多，这表明井姬生前的地位十分显耀。

井姬，是周公的后裔。西周金文经常见到的是井伯、井叔，还有井姬。尤其是井伯和井叔，从西周中期就是王朝的执政大臣，辅佐天子处理政事。井姬，有可能是井伯家族，或者是井叔家族，他其中的一代女儿嫁给了鱼国国君，作为鱼国国君的正妻。那么，为鱼伯殉死的美丽女子，也就是青铜器铭文所示的“儿”，其身份绝非正妻。而是为墓主鱼伯殉葬的一个爱妾。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再联系到一号车马坑中马骨交叉凌乱的布局，3000多年前发生于此地的一幕不仅在人们面前慢慢展现出来，而且渐渐清晰起来：

鱼伯本是在周人京畿内一个非姬姓异姓小方国的诸侯，虽然国家不大，但他同样过着奴隶主阶层腐朽糜烂的生活。儿姓女子可能是当时另一个小方国诸侯的女儿，后嫁给鱼伯为妾。可能出于多种原因，鱼伯非常宠爱儿妾，“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儿妾也就恃宠而娇起来。

但当鱼伯受西周王室的册封后，作为外姓人的鱼伯深感在周人京畿内立足不易，于是他试图通过婚姻外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这样他就相中了由周公旦嫡后执政的井国，迎娶了井侯之女井姬为妻（正室）。井姬嫁过来后，她与以往一直恃宠而娇的儿妾相处得可能并不和睦。

后来鱼伯死了，在那礼法森严的时代，丧葬大事只有正室才有发言权。于是，就在鱼伯的墓口封实前，人们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人们焚烧竹节，肢解奴隶，活殉马匹（一号车马坑中马骨凌乱的原因就是因活马挣扎所致）……最后，就连鱼伯生前最宠爱的儿妾也被殉葬了。

逐渐清晰的古国脉络

如果人们根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能够认定鱼伯和井姬确有其人，那么，要证明鱼国，这个史籍失载的古国确实存在过，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鱼伯墓葬，才能构建一个王室家族的历史脉络。因为，西周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形态，一代诸侯不可能独自存在，其宗族应当有一套完整的承传体系。于是，就在茹家庄古墓的发掘工作行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姜江两岸，沿着冯家塬的台地，沿着秦岭北麓一些浅山坡和丘陵地带开始了勘探和调查。考古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是，历时数年的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直至1976年10月一个偶然的新发现，才使几近断线的考证工作再呈柳暗花明之势。

1976年10月5日，在距茹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先是发现了土壤中的异物，继而找到了一个藏有一些形状怪异器物的洞口。考古队员闻讯而至。经勘查、发掘后，这里竟然是一个拥有22座墓葬和2个马坑的、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西周时代古墓群。更令卢连成欣喜不已的是，其中一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的古墓（竹园沟四号墓）中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它的主人名叫鱼季。这是一座西周早期偏后大约是周昭王时代的墓葬，根据墓葬的形制及出土的青铜礼器、玉器来判断，这座墓葬与茹家庄一号墓在时代上相互衔接，略早于茹家庄出土的鱼伯墓。这样，在同一地域（当年的鱼国疆域）内，鱼国王室宗族的墓葬终于开始露头了。





到了1980年的秋天，由于连降大雨致使宝鸡西面纸坊头村一家农户的墙壁坍塌，谁知，从塌面内竟然暴露出了一批青铜器。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赶来的卢连成根据西周铜器类型、器型学的原理来判断，这批青铜器应该成器于周文王晚期到武王统治时期；再从墓葬的形制规范，青铜器器型、花纹、铭文体例及有自称“鱼伯”、“鱼伯作器”、“鱼伯自作用簋”等铭文内容来判断，这批青铜器应属于迄今为止在宝鸡地区发现的最早一代鱼国国君，他的下葬年代大约在周成王初年。



通过以上发现人们已知道：纸坊头墓地在渭水北岸，是鱼国的早期墓地，大约在周初时代；竹园沟墓地大约是鱼国中期的墓地，已退至渭水南岸，应是在西周的康昭时期；茹家庄鱼国墓地已呈衰败景象，且有逐渐南退的趋势，应是鱼国后期的墓地，大约在周穆王初年时代。但是，要弄清鱼国到底在西周王畿内存在了多久，就要理清鱼国国君的世系，就要找到年代更晚的鱼国国君墓地。为此，卢连成重新回到茹家庄，再次对墓室进行考证。这时，早先发现的一个神秘墓室引起了他的重视。这座墓室的等级与茹家庄一号墓相似，但里面没有棺椁，只在墓室的西北角有一个生土台，台上有一具人骨架。尸体的骨骼保存得非常完好，是个壮年男性，但颈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卢连成在反复研究该时期墓室的结构之后认为：这座墓室的主人可能是一代亡国的鱼国国君。修建这座墓时，鱼国还存在，但后来亡国了。因此当他死后，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殉奴殉马，甚至连棺椁都没有，最终他的尸骸被扔到了这个空旷的墓室中，再没有人理会。

何去何从——归去来兮

历经多年的艰辛努力，虽然鱼国王室的历史脉络已基本清晰，但这些墓葬中的一些特异现象仍困扰着卢连成和他的同事们：

——已知的西周历史资料表明：在昭康以后，尤其到了穆王阶段，在丰镐、周原这一西周统治的核心区域内，王室成员、高级贵族的墓葬内人殉的现象已十分罕见了。但是，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为何仍在古鱼国如此盛行呢？

——在茹家庄鱼国古墓中，可看到在墓室、椁室中摆放砾石、卵石的葬俗，而这一现象在同时代周人的墓葬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不是周人的葬俗。

——虽然古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簋、乐器、酒器与周贵族墓葬中的出土趋同，但鱼国下层族人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却迥异甚至罕见于西周下层族人墓葬中的出土。

……

对此专家们认为：鱼国人和周人分属两个族源，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

鉴于在鱼国墓葬中大量发现有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钵形尖底罐，具有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的早期蜀人遗址，但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据此，专家对鱼国族人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这样大致的了解：

鱼国人的先人本是生活在秦岭以南巴蜀地区的一个部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约于商周交替时翻过秦岭到了秦岭北麓，迁移至关中西部现宝鸡一带生息，后被周王室册封为非姬姓诸侯国。鱼国国君为了能在周人的京畿之地立足，虽然采取了联姻等手段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宗族斗争，最终难逃国破家亡的厄运。他们的国君，被胡乱地葬进了他生前为自己准备好的墓室，无人陪葬，甚至连棺椁都没有；而它的下层族人，很可能又再次翻越秦岭，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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