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中国文学☆

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中国文学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

林河先生以新的研究方法去探索中华文明的基因，得出了大量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他的新观点在本刊陆续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现在，他在上一章提出了《“世界第一字”的诞生地在中国》的新观点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中国文学”的新观点，为此，我再次访问了林河先生。





记者 ：文字有没有记录历史的功能，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了“有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早在五千五百年前就已经能够记录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文学作品了，而在中国，直到三千年前，才出现了只能简单地记录一些铭文和巫觋卜词的甲骨文。中国的甲骨文不但表现力相当有限，读起来也索然寡味，相形之下，中国的甲骨文比苏美尔文字晚了许多，在记录历史的功能上也要落后了许多。您曾发表过《“世界第一字”诞生在中国》的新见解，而且言之成理。但为什么中国在距今九千年前出现的中国“原始文字”，却不见继续使用。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些“原始文字”，仅仅是历史天空里转眼即逝的几颗流星，并没有得到中国历史的传承和发展，而后来出现的甲骨文则另有源头呢？

林河 ：你说的是过去的情况，在过去，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不发达，许多历史还埋在地下，不能为大众所知的结果。根据上世纪９０年代的考古新发现，中国的原始文字是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发明了能够记录历史大事的“书面文学”的。只不过是我以前的研究方法不正确而没有发现，让它们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

记者 ：那么，它们是怎么样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呢？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如何研究、如何更新理论、如何发现的经过呢？

林河 ：中国人记录和保存语言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在原始时代，绘画、结绳记事、刻木为楔、实物符号、象形符号、抽象符号等，都曾被中国人利用来作为记录和保存语言的手段，但直到将象形符号简化为抽象符号，将抽象符号组合成能够反映语言的书面形式以后，文字改革才算成熟，才可以称做“书面文学”。中国的金文和甲骨文是相当成熟了的文字，在“成熟了的文字”与“不成熟的文字”之间，还应有一个“过渡阶段”，我们要想寻找它的源头，就必须去发现这一“过渡阶段”的文字。原始文字的载体很多，它不只刻画在甲骨、龟版之上，也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木器、骨器等等载体之上。我们只有多方面去找，才能有所发现。而且文字的组合方式，也不一定与现代相同。甲骨文是成熟了的文字，它的组合方式是“排列成行，按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顺序”，因此，那些还未成熟的原始文字，必然会出现“排列不大规范”，顺序不一定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情况。我们只有按照“不成熟文字”的规律去找，才能够找到它。

记者 ：您所说的“排列不大规范”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林河 ：以埃及五千年前的象形文字为例：初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排列组合相当自由。书写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同音异符、同符异音、从中间向左右两个方向反写、人物图像与符号夹杂等等，都悉听尊便。可见得同样是文字，但它们的组合规律却是因时间、空间与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由此可以想见：中国在排列有序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国也应该经历过这种排列混乱的阶段。只要我们能找到这种还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组合符号，我们就能够找到这种“不成熟”时期的原始文字，以及用这种原始文字记录的中国历史了。

记者 ：在九千年前，中国的彭头山文化遗址和八千年前的贾湖文化遗址，虽然已出现了几个楔刻符号，但表达的能力非常有限，根本不能用来表达语言、记录历史，您凭什么能断定中华民族在七千年前就已经有了“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呢？

林河 ：中华民族在八、九千年前出现的那些少量图象符号，的确还达不到表达语言、记录历史的地步。我《“世界第一字”的诞生地在中国》一章中所说的“世界第一字”，是因为这一个符号从九千年前一直存活到了今天，它不但影响了过去和今天的中国，也影响了过去和今天的西方世界，我才定它为“世界第一字”的。其它的单个符号，由于不知含义，不成组合，也不知来龙去脉，我并没有把它们定为文字。但从九千年前开始，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距今八到七千年间，发明了能够比较完善地记录历史手段，却是有考古发现可证的。只是由于我们拘泥于在甲骨文中去找中国文字的根源，忽视了这种原始文字的“不成熟”性，所以，它虽然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却让它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

记者 ：那么，您是怎样注意到了它的呢？

林河 ：上世纪的90年代，我的好友――长沙市博物馆黄纲正馆长造访寒舍，我问及他们在考古方面的最新情况，他说，他们不久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以南湘江东岸的南沱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座距今7400年前的稻作文化遗址（年代根据见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编著的《湖南考古漫步》画册第29面）。遗址中出土了石器、玉器和大量精美的艺术彩陶。最为难得的是出土了一块大彩陶罐的残片，残片上面刻画了许多复杂的抽象符号，这一罕见的特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便向黄馆长要了一张陶片的照片，压在我案头的玻璃板下面，不时用放大镜观察。如此地观察了两年，我终于惊讶地发现：这不就是我梦昧以求的原始文学吗！

大塘遗址的这些组合符号有“干栏式建筑”纹一组、江水纹、水田纹各一组、禾苗纹、花朵纹两组、绳索纹两组、“XXX”纹两组，太阳纹、森林纹、鸾飞凤舞纹、鸾凤口含嘉禾纹各四组、这么多的抽象符号有规律地、成组合地编排在一起，它应该是“原始绘画”还是“原始文字”呢？谁都看得出来，它与“原始绘画”沾不上边，而是“原始文字”。但它的排列组合，正好处于“有序与无序”的不成熟阶段。

是不是文学和文章呢？《辞海．文学条》云：“先秦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依此定义，我认为：这块陶片上的许多符号，已具备了“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的功能，又《辞海．文章条》云：“现通称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为文章”。这陶片上的许多符号也具备了“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为文章”的形式，应该算得是“独立成篇”的“文章”了。

我试着从陶片的口沿往下“读”去。突然发现它是可以按上下顺序通读的“文章”。现在，我就“读”给大家听听：

陶片的口沿是一圈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干栏式”的房屋建筑，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专用术语，专指中国南方一种楼下不住人的民居式样（俗称“吊脚楼”）。但因以往的历史学家都不懂中国南方民族的古语，不知道“干栏”的“干”字为“粳”的音译，“栏”字的含义是“有走廊的楼房”。“干栏”就是“粳稻民族居住的房子”之意。因此，这陶罐口沿上的一串“干栏式”房屋，就是“粳民村寨”的象形文字。

陶罐口沿的下方，画的是一圈“水波纹”，这是江水的象形符号，表示这个村寨是坐落在湘江边上。

紧靠水波纹符号的下方是两圈草叶纹，这样整齐的草当然不是一般的草，而是禾苗的象形符号。一连两圈，是表示水田层层、禾苗茁壮之意。

禾苗纹的下面，也就是陶罐的中心位置，被森林符号分隔成了四块，在每一块画面上，天空高悬着一轮太阳，太阳下方有四只鸾凤口中叨着草根（也可能是嘉禾）在阳光下展翅翱翔，好像用形体语言在敦促着四乡粳民及时耕种，莫误农时。

在这只彩陶罐的双耳上有一方形画框，画的中心是两层交错的十字花瓣形抽象符号，花瓣形符号的花蕊部位画有一个田字形符号。十字花瓣符号应该是禾花的象形符号，双层花瓣应该是四时八节的象形符号，因为，原始的农耕都是凭花开花落、莺飞燕舞来判断时令的。花蕊是中心的中心，在花蕊部位写上一个田字，是表明粳民所有的农事活动，都是环绕着水田耕作服务的。

彩陶罐双耳上的画框，上下边是绳索纹，绳索是农村生活必不可少之物，可以拴物、系罐、牵牛、引犁、捆秧、挑担，丈量田亩、规范土地，从原始宗教的角度看，还有约束鬼神、捉妖拿怪、扶正驱邪等作用。九千年前的彭头山文化的陶支架上，就已出现过这种用绳纹纹将“Ｘ”纹框住的复合形符号了，长沙南沱大塘文化的这一用绳索纹将花瓣纹框住的复合符号，就是彭头山文化的继承而已。

彩陶罐双耳上的画框，左右框是“XXX”形巫术符号。像对联似的挂在画框两旁。这一X形符号，也是九千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已经出现过的巫术符号，它又出现在七千年前的大塘文化之中，进一步说明了这X形符号的神圣地位。

这一彩陶罐上成组合的抽象符号，充分说明了它不是原始绘画，而是“不成熟”的原始文字。它的排列方式有两种，从罐身上看，它是自上而下的排列。从双耳来看，它是自外向内的排列，完全符合原始文字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特点。所以我肯定了它正是我们民族的先民们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一篇用以记录历史的“文学作品”。





记者 ：既然是“文学作品”，您能不能说出它是一篇什么样内容的“文学作品”呢？

林河 ：现在，我把它“读”给大家听听：从彩陶罐的口沿往下读，它有如下的内容：
“富饶的湘江之畔，是我们美丽的家乡。我们勤劳智慧的粳稻氏族在这里安居乐业，修起了屋檐接屋檐的高大楼房、建成了走廊连走廊的兴旺村庄、稻田间禾浪翻滚，丛林里鸟语花香。人人都丰衣足食，户户都粮食满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上天的赐予，我们要感谢上天赐予的阳光雨露，我们要感谢朱鸟送来了吉祥。现在，春阳又已普照大地，春花又已绽放芬芳、朱鸟又为我们衔来了天赐的嘉禾，又在催促我们去勤劳耕作。去争取今年的大丰收了”。

彩陶罐耳上的图象符号，从外往内读，它有如下的内容：
“此陶罐不是普通的陶罐，而是祭祀上天的神圣礼器。此罐耳不是普通的罐耳，乃是我们的大萨姆（大巫）执掌神器的罐耳。罐耳上的方框，不是普通的方框，乃是能够感应上天的通天灵符。外框左右的‘XXX’形符号，不是普通的符号，乃是神圣无比的巫术符号。外框上下的绳索，不是普通的绳索，乃是约束鬼神、降妖捉怪的万能绳索。方框中心的十字形花瓣，不是普通的花瓣，乃是厘定四时八节、防止阴阳错位的神圣花瓣。花瓣中心的稻田，不是普通的稻田，乃是在通天灵符护佑下的稻田。为了我们粳稻氏族的繁荣昌盛，且让我们跟随着大萨姆设坛建蘸，摆上礼器，献上祭品，隆重地迎接朱鸟，歌颂上天。为了今年的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繁衍、地方清吉而向神祈祷，求神保佑吧！”

记者 ：听了您的解释，这些陶纹的确是在诉说着远古的一段故事。但您怎么能肯定它就是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学作品呢？

林河 ：只要我们将这陶片上的陶纹符号与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其它考古资料相印证，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内容丰富的彩陶“文字”的内容，与历史文献和其它考古资料的内容是十分吻合的。

《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国”。在楚国的大将吴起没有“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野”之前，“楚之南”一般是指洞庭湖南部的粳民（汉译荆蛮）之地。长沙大塘文化遗址所处的方位，正好是“楚之南”，炎人国的君王，当然就是炎帝。因此，大塘遗址就有可能是炎帝氏族的遗址之一，这是第一个吻合之处。

《白虎通义》：“炎帝者，太阳也，其精为鸟，离为鸾”，大塘遗址出土的太阳神符号应为农神炎帝的象形符号，而那个“朱鸟飞舞”的符号，就应该是“其精为鸟”的“太阳鸟”符号，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炎帝氏族的图腾神就是朱鸟，这是第二个吻合之处。

《帝王世纪》：“（神农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沃。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茶陵补志》：“炎帝榆罔受封于茶陵之露颠，榆罔亦神农末一帝也。”这是第三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炎帝后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这是第四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炎帝为衡山君”。衡山即湖南的南岳山，这是第五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衡山为炎帝游息之所，帝自曰朱（JU），有朱陵洞，死葬长沙”。称头人为“JU”，正是南方粳稻氏族的语言而不是汉语，这是第六个吻合之处。

《元和郡县志》引《南岳记》：“衡山者……炎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这是第七个吻合之处。

《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这是第八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嘉禾故粮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谷，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按：嘉禾本汉临武县地，明分置。这是第九个吻合之处。

《嘉禾县学记》：“炎帝之世，天降嘉禾，神农拾之，教民耕作于淇田之阳。”引管子：“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原注：“长沙地脉发于淇田之阳。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这是第十个吻合之处。

《世说新语》引晋朝《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曰：“神农生于黔中”。“黔”字是中国南方粳稻氏族语言的汉语译音之一，实为“粳”字的同音异译，“黔中”即粳稻氏族所居之地。先秦时期，曾在这里设置过黔中郡。“黔”泛指洞庭湖南北所有地粳稻氏族的居住之地，长沙也是粳稻氏族居住之地。这是第十一个吻合之处。

在洞庭湖四大支流之一的沅水中游有一个黔阳县，在黔阳县出土了一个属于“皂市下层”文化的高庙遗址，距今为七千六百年（年代根据见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编著的《湖南考古漫步》画册第28面），在这座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长沙大塘文化特征相同许多陶纹艺术，证明了长沙大塘文化是黔阳高庙古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这是第十二个吻合之处。

综上所述，我认为，长沙大塘文化就是上古时代的“炎人国”的文化，彩陶上的陶文，记录的就是炎人国的居民们祭祀中国南方的“神农炎帝”的盛大庆典的文学作品。而上面的证据，我想已足够证明我的立论的正确性了，如果能够多有些人来寻找证据的话，我想：找到的证据还会更充足一些。

记者 ：您举了七千四百年前长沙大塘文化陶器上的陶文为例，以证明“中国文学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新观点，的确有一些说服力，但考古学切忌孤证，仅此一例能不能说明您立论的正确性呢？

林河 ：什么是孤证？也要一分为二。例如在考古中发现了一颗远古人类的牙齿，一个头骨，也属孤证，但已足够证明远古人类的存在，并不一定等找到许多骨骼齐备的化石以后，才予以承认的。我研究长沙大塘文化时，全国还只此一例，的确害怕犯了“孤证”之讳。但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开展，相类似的文化遗址不断涌现，特别是沅水流域出土了高庙、松溪口、征溪口、火麻冲等一系列早于大塘文化或与大塘文化同期的稻作文化遗址，发现其文化内涵基本相同之后，我的心才踏实下来了。现在，我再以高庙文化为例。

高庙文化出现了七千六百年前的组合文字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在这遗址中出土的石制人头像的脸上，明显地刻画了由“月”、“于”及一个不认识的字（很像“女”字，但左下方多了两小横）组合而成的名词，很有可能是月亮女神的专有名词。它就比苏美尔文字的出现早了两千年！高庙文化出土了大量有各种符号的陶片及骨器、石器、蚌器等。当考古人员把陶片上面的污泥清洗掉以后，一个奇迹出现了：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陶片上竟然刻画着许多精美繁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图象符号。高庙的陶器上出现的抽象符号之多，在中国及全世界都是空前的。如果将高庙文化出土的陶纹集中起来研究，虽然他们运用“文字”的能力还很幼稚，但告诉我们的信息还是相当惊人的。从陶纹上有“太阳神的产门正在生育小凤凰”的描绘得知、他们已经 自认为是大阳鸟（鸾凤）的子孙了。从“双凤朝拜嘉禾纹”得知、他们已经有了对粳糯之神的崇拜。从“火凤凰双翼负日”等与天文物象有关的符号得知，他们已经有了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了。从“华丽的棂船纹”、“大型的方舟纹”、“火字形祭坛”和建立在祭坛上的“巨大的塔状高楼纹”、“四角凉亭纹” 以及许多美丽而奇异的建筑纹来看，他们已经有了水平相当高的建筑工艺了。高庙文化的陶纹符号多达好几百种，还经常是成组合地排列在一起，基本上符合“不成熟文字”的特征。它们告诉了我们如此多的历史信息，难道还不能称它们是记述历史的“祭祀文学”吗？

就目前所知，高庙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文化，在它的附近还有辰溪的松溪口、征溪口、浦市、火麻冲等文化遗址。它的凤凰载日纹、獠牙神面纹，不仅影响了长沙的大塘文化，还影响了江浙的良渚文化，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珠江口和香港的原始文化中也能看到高庙文化的痕迹，高庙文化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以低估的。

记者 ：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字与文学的确不如苏美尔文字那么成熟，您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林河 ：发明和应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来者居上”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最先发明文字的中国萨姆人，在应用文字方面却落在了西亚的萨姆（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后面，从文化环境看问题，是因为西方是以游牧为主的文化，草原大漠、海洋岛屿，都是他们任意骋驰的地方，容易产生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竞争型的文化，也是休闲型的文化。为了适应休闲者的精神需求，必须广采博收，争奇斗艳，以供他们享受。所以，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都收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民间谚语等“民间文学”，因而内容海阔天空，异彩纷陈。反观中国，由于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农民为土地束缚，必须男耕女织。才能自足自给，哪有条件吃喝玩乐？文化传统往往是“重农轻商”，以勤俭持家为荣，以工商贸易为耻。忽视了商业文化就没有市场利益的驱动，就不能创造价值，因而民间文学只能在口头传播，而不能上升为书面文学，不能以书面形式流传千古。加上甲骨文主要是阶级社会帝王将相用于占卜的工具，人民根本无法享受。失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就不可能与时俱进，不可能继续丰富自己，因而，走向了原地踏步、枯燥乏味、脱离群众之路。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字与文学起步都比西方早，而进步却比西方晚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讯处：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61号湖南省文联李鸣高收，电话：0731-446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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