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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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为什么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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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huns 周六 五月 22, 2010 12:08 am

中华为什么叫“华”

《春秋》[]


中华为什么叫“华”

《春秋》的解释是"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形容"服章之美"的文字很多,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一定要称中国为"中华",而不可以称“中美”、“中丽”、“中采”呢?

其实在"披树叶、裹兽皮"的原始社会,哪有什么"服章之美"?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以服章之美作为民族自称的先例。历史上常提到的“有巢氏”以巢居树上为特征,“燧人氏”以钻木取火为特征,"伏羲氏"以食、用瓠瓜为特征,"神农氏"以首创农耕为特征,"轩辕氏"以善于驾车为特征,几曾有过以服饰华美为族称的古代民族呢?

中华民族即“华族”,要回答“中华为什么叫华”这个问题,应该到古代那些叫“华”的民族中去找,只有弄清了"华族"为什么要叫"华",才能够找到答案。

中国是有一个叫"华"的原始民族的,那就是"华胥氏"。"华胥氏"为什么要叫“华”呢?在甲骨文中,只有"华"字而"花"字,"华"字画的是一株长满了花果的花树。《通训定声》说:"开花谓之华",如《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在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创造"花"字以前,"华"字可以泛指一切的花草瓜果。此外,"华"字还可以象征日、月、星、辰与火的光华,如"日华"、"月华"、"华光"等。因,"华"字最早是对一切光彩夺目的东西的总称。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在人类处在采集阶段,手还不足以捕猎飞鸟,足还不足以追杀野兽的时候,"衣食父母"主要是植物的花木瓜果,也就是说,人类对花木瓜果的依赖超过对其他食物的依赖。他们见到了如日月光华一般光彩夺目的花木瓜果,必然会发出"华!华!"的叫喊声,招呼同伴一齐去采摘(就像我们今天表示惊喜时还会发出"哇!"的尖叫声一样),久而久之,"华"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了。

中国神话时代的历史,过去疑古风太盛,不是"存疑"便是"不求甚解"。其实,祖先们往往在无意中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例如古人留下来的古帝世系,在有巢氏之后,依次是燧人氏、华胥氏、庖牺氏和神农氏,就是非常真实的。在燧人氏之前,人类都是无名的,所谓有巢氏、燧人氏并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后人的"他称"。到了燧人氏时代末期,由于氏族的不断繁荣和分支,大家再没有名称就会相互混淆,必须创造氏姓以相互区分。因此,古人说"伏牺、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便是与历史非常吻合的真实记录。从无氏姓的"有巢氏"与"燧人氏"到有氏姓的"华胥氏"与"庖牺氏",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一大进步。据《遁甲开山图》说:"女祸氏殁,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凡十五代,皆袭包牺氏之号"。说得虽不一定准确,但却足够证明伏羲氏时代的种姓制已相当丰富,民族语言也相当发达,她的"子系统"各氏族,都已知道在"包牺氏"这一"母系统"之下,为自己的族群分别命名了。

正由于"华胥氏"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称的"民族之母",是庖牺、炎帝、黄帝等氏族之母,而且还是创立中华民族语言的人文始祖;因此,"华胥氏"理应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中的"始祖"。古人出于"尊母崇祖"的原因,以"华"为我们民族的总称,而不"燧"、"庖"、"炎"、"黄"为民族的总称,就顺理成章了。

当我们找到了"中华"为什么要叫"华"的原因后,华胥氏是哪里人就成了我们要探索的第二个问题。

由于中国史学界一直是"黄河中心论",华胥氏也理所当然地被人视为黄河上的一个原始民族。甘肃的华池、陕西的华山等都被认为是因华胥氏而得名。这一地区的老官台遗址曾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彩陶文化,画面上又以花卉纹为主,更进一步证明了甘、陕地区的确有一个以花为民族标志的氏族,她的名字也许就是“华胥氏”或“花胥氏”?

但考古发现很快又在中国的南方找到了比陕西老官台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道县的蛤蟆洞,距今都在10,000年以上,两遗址有一个很少见的共同现象:出土的原始陶器内壁也有杂乱的草搓纹或粗绳纹。有人认为原始陶器的纹饰是出于人类“爱美”的本性,这是一种肤浅的见识,如果说陶器外壁的纹饰还可以用"美"来解释的话,陶器内壁的纹饰又与"美"有何干呢?在有神论的世界里,把最美好的东西献给神是人们的共同心愿,脱离宗教信仰而去追求“美”,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触犯禁忌的。陶器上加纹饰应该是出于人们原始思维中赋予陶器以灵魂的巫术行为。原始陶最先可能是用于烹煮杂谷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也许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日月之华"的结晶,因此,在陶器内外打上草木纹或绳纹的印记,很有可能是在赋予陶器以"草木花华"的灵魂。特别是绳纹,在古人心目中有约束万物和捆妖缚怪的能力,在陶器上施以绳纹,是不是有利用"草木之华"以约束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巫术观念在内呢?




崇拜日月之华与草木之华这一现象,到了8000年以前的湖南彭头山与河南贾湖遗址更加突出,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都有日华纹、月华纹,绳纹也日益丰富,出现了与戮印纹、拍印纹、滚压纹相结合的绳纹。因为彭头山比老官台要早一两千年,不可能出现彩陶,但却出现了红色的陶衣,这种红色陶衣很可能就是彩陶的前身?特别是彭头山出土的刻画纹中,出现了一种x形的巫术符号,这种x形符号既是老官台花卉纹彩陶的主体风格,也是整个原始时代彩陶的主体风格,这一考古信息似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新的氏族名称虽然不断增多,但以"日月花草之华"为民族主体标志、尊"华胥氏"为"民族之母"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的。于是,"华"就这样了我们民族不可替代的民族族称。

在中国最早出现花卉彩陶的江汉鱼米之乡,洞庭苍梧之野,民间对花的深情和崇拜是异乎寻常的。人们认为:花就是人的灵魂,而花魂是由花林女神(华胥氏?)掌管着的。当妇女怀孕之后,人们就要去祈求"花林女神"赐予花魂,只有花魂进入了胎体之后,婴儿才会获得生命。胎死腹中,是因为花林女神没有赐予花魂,夫妻无子,要双双去花树下求子。婴儿出生,要为婴儿栽一棵花树,作为生命树陪伴小儿一生;小儿病了,便认为是花树有病,要请巫师来为花树浇水除虫;老人死了,便认为是花魂已被花林女神召回,要请巫师来唱《散花歌》,欢送花魂返回花林。

2000年前,屈原《九歌》的最后一章《礼魂》,内容就是"传芭兮代舞",2000年后的今天,苗、侗等族巫师,在祭祀完毕以后,同样还是要"传芭兮代舞",抢着迎奉"花魂"。西南的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跳花",有立花树、跳芦笙、抛花包、赠花带的风俗,两广地区普遍有祭祀"花王父母"和"金华夫人"的风俗等等,都是"华胥氏"时代的风俗在过去和今天的反映。

"华胥氏"的"胥"字,用汉语解读不出意思,应该是方言,杨雄《方言》说;楚人称女人为"婴"。按古语同音相假的规律,"华胥氏"的"胥"与伏羲氏的"羲"、包牺氏的"牺"、宓戏氏的"戏"、屈原《离骚》中"女婴"的"婴"应可通假,都是女性之意。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多称"花林女神"为"婴华",读作xia-fa(胥华),译成汉语,就是"华胥"。"华胥'在楚越方言中就是"华女"或"华巫"。因此,华肯氏应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里对"华族大巫女"和"华族女领袖"的尊称。



中国为什么叫“ China”?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


中国人的自称是“华”,外国人却自古称我们中国为“China”。由于“China”这一名称在全世界影响巨大,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必需懂得“China”的真实含义,这是关系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本清源”的大事,特别是在有一段日子里,日本军国主义曾把“支那”( China的译名之一)一词,当作敌视中国的蔑称,我们更不能不认真对待!外国人为什么要称中国为“China”呢?林河先生认为前人的好些解释都不够准确,他对中国为什么叫“China”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记者: 关于外国人为什么要称中国为“China”的问题,曾有人考证:古代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称呼为“Cina”,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后向西方传播,经中亚到欧洲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关于“Cina”的来源,前人归纳有以下几种解释:①认为在印度的梵文中,“Cina”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②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时期的中国的称呼。③“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思。④认为指羌族(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P76)。您认为这些解释是否准确?

林河: 我认为这些解释都不准确。我一再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科学性,即使在做“推论”、“假说”,也要讲究科学。例如在天文学中,科学家根据计算,曾推论太阳系还有未被发现的行星存在,后经科学实验,果然发现了冥王星,这就是科学推论的成功例证之一。反之,假若没有经过科学的严密推理演绎,不管它讲得如何,肯定也是算不得科学的。前人的解说不正确,主要因为他们的解说是没有经过严密科学推理而演绎出来的猜测之词,得出的结论只能与事实不符。

记者: 那就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吧。

林河: 关于第一说:有人认为“Cina”在印度的梵文中,表示的是中国的“丝”,这种说法就缺乏科学性。因为汉语中的“丝”与梵文的Cina(秦)读音相距甚远,你有什么方法能证明“丝”就是“Cina”呢?至于说“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更不成理由。据我所知,西方也有把“瓷器”称作Cina 的,现在有一个非洲国家,还在把“中国”称作“孙中山”。如果按照这种不要逻辑思维的方法去推论,那么,Cina究竟是“丝”?是“瓷器”?还是“孙中山”呢?

关于第二说: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时期的中国的称呼”。这是一位叫卫匡国的罗马传教士在1655年想出来的。他的这一猜测相信的人最多,是目前最权威的结论。我不知道他这样想的科学论据在哪里?据我所知,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至7世纪的《旧约·以赛亚书》中,就有“看哪!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Cina(有“希尼”与“秦”等译名)国来……”之语,而这时,中国还没有秦国,又哪来的“秦”的名称呢?比秦国早的外国文献,还有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赞美,其诗中曾出现过Cina 字样。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出现了Cina字样。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产生在Cina的成捆的丝”。由于古印度对中国非常敬仰,往往还在Cina前面加上Maha一词,写成Mahacina,意为“伟大的Cina”,或在Cina后面加上Sthana, 写成Cinasthana以及Mahacinasthana。上述的记载都在秦王朝之前,前朝的人又怎能未卜先知地知道在他们的几百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秦王朝呢?秦国立国是在公元前246年,比《旧约·以赛亚书》大约要晚五、六百年,说Cina是指秦国,就无异于说:“我们的孙子就是我们的祖父”。

有些学者见到这些解释不能自圆其说,但又无法找到新的解释,便企图加以修正,认为秦始皇的先祖秦襄公,在周平王时期为避犬戎之乱,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曾被平王封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所以声名远扬。这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是问:当时中国还是以周为正宗,尊之为宗周,印度为什么不尊周而要尊秦?犬戎能逼周平王东迁,势力比宗周和秦都强大,印度为什么不尊犬戎而要尊秦?所谓的秦护送平王东迁,说穿了就是因秦人打不过犬戎,只好与周平王结成患难联盟,一道弃家逃跑。败军之将,又何以言勇?印度为什么不尊胜利之师而要尊残兵败将?秦因护送逃亡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赐以西岐偏僻之地,只能证明秦是刚刚晋升诸侯之列的新贵,其地位还远远不能与那些强大的老诸侯国相比。是问:秦既然尊不如宗周,强不如犬戎,大不如其他诸侯国,以一个流亡者的卑微身份,又怎么可能名扬海外呢?

又有学者说:“秦立国于西疆,可与域外相通,从秦汉到隋唐的丝绸之路,就是以秦地为起点的,因此域外才产生了秦国就是中国的印象。这又是忽视了时间概念的错误。上面说了,Cina之得名是在秦立国之前的好几百年,与秦汉时的秦国根本拉不上关系,再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历史大事有:秦与周同被犬戎追杀逃窜、齐国大会诸侯、晋国大败秦师、楚国陈兵周疆一心想“问鼎中原”取而代之、晋吴争长等,秦人至此只有失败史而没有争霸史,这时候的“秦”还是“弱秦”而不是“强秦”,难道印度竟然看不起“强晋”和“强楚”,而偏要称“弱秦”为中国吗?

关于第三说:认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思,是含有“落后” 概念的贬义词,这也说不通。因为中国虽然离印度比较远,但中国人也有“把你丢到爪哇国去”一语。这是形容爪哇国非常遥远的俗语,但中国人并不认为“爪哇国”就是“落后国”,因此,印度也不会把中国当作“落后国”的。何况印度的慧苑《华严经音义》一书明白地写道:“(Cina)此翻译为‘思维’,以其国人爱好思考、爱好发明,故以为名”。印度的法云《翻译名义集》也说道:“Cina,此名为文物国”,对中国大加赞扬,并没有把中国误解为“落后国”。

关于第四说:认为“Cina”指羌族。是因为“Cina”、“羌”音近而作出的猜测。这一猜测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推测。因为相信的人不多,免论。

记者: 外国人称中国为Cina,有记录可查的历史已有2800多年了,对这样远古无稽的历史,您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求实证呢?

林河: 世界上只有不完善的研究方法,而不会有不可以研究的事物,只要找到了比较完善的研究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研究的。我的新理念就是放弃了前人的“无证猜测法”,而改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去作“取证推论法”,力求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证据。

记者: 您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具体又是怎样研究的呢?

林河: 印度之所以称中国为“伟大的Cina”,是崇拜中国的文物,是羡慕中国的丝、瓷、茶等宝货,是惊叹中国人的智慧、钦佩中国人的发明,而不是崇拜中国的战争与霸权。前人以周、秦的武功作为研究的着眼点,从霸权的角度去找答案,当然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若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则印度人所羡慕的丝、茶、瓷等中国宝货,现在已经考古证实,都不是周、秦地区的生产发明,而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发明,则这个“伟大的Cina”就应该在中国南方,而不是在北方。我们到中国北方去寻找“伟大的Cina”,岂不是缘木求鱼?

记者: 您说得虽然有道理,但西方认识中国,都是通过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认识的,当然他们首先接触到周、秦地区,而不会接触到中国的南方地区,对此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林河: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虽然我已在贵刊2002年第12期《“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访谈中说清楚了,但在这里不得不再说几句。在秦代以前,虽然有许多游牧民族在中东和远东来回迁徒、逐水草而居,而且有过一些物资交流,但因大漠飞砂、缺水缺氧、豺狼当道、盗贼猖獗、环境恶劣、生死难料,“陆上国际通道” 尚未开通,中、西方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在南方悄悄地进行的。这是因为,从印度、缅甸、泰国、越南到中国的滇、黔、粤、桂、湘、川、鄂、赣、江、浙……这一大片海洋与陆地上,云天相共、山水相连、阡陌相望,居住的大都是以种植粳稻为生的民族,他们之间语言相通、文化相同、习俗相近,相互间的串亲访友、行歌走寨、婚丧嫁娶、互通有无,已经交往了好几千年。在“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开通之前,他们就已常来常往了,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交往更加便捷、生活更加富裕一些罢了。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中原王朝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他们哪知有周?又哪知有秦?

记者: 您是不是认为:印度梵语中的“Cina”一词是中国南方粳稻民族的语言而不是汉语?那么,梵语中的Cina指的是不是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呢?

林河: 是的,我认为印度梵语中的Cina,指的就是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是“粳”的译音。由于千百年来残存在一些学者脑海中的“重华轻夷”、“重北轻南”思想一时还很难扭转,个别不了解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学者,往往会把这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作那一个民族的文化去研究,把这一个民族的语言当那一个民族的语言去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出现一些“把禾苗当牧草,把大象当长鼻猪,把骆驼当肿背马,把粳语中的Cina当汉语中的秦国”的现象,这便把历史给搅乱了。

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等地区,住有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种粳稻的民族自称为Cina (粳),因此,阿萨姆邦等地区的粳民也自称为“粳”,印度人就是依照粳民族的语言称他们为Cina(粳)了。这从印度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印证。

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婆罗多王言道,他曾亲率大军到过印度的北境,见到那里的人物特盛、民多智巧,便问部下:这里是不是Cina(粳)民族的一个分族?”文里的印度北境,当然不会是指被喜马拉雅山阻隔的中国西藏地区,而应是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或缅甸等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但是印、缅水稻的发源地,住的也是中国的“粳民”,印、缅的水稻实际上就是迁居那里的中国粳民开发出来的。如缅甸北部的地名中,就有地名叫作Micina(在粳语中是“粳妈咪”之意,汉译“密支那”)。印度梵语中的“稻系语言”大都是中国的“粳语”。如vrihi(vri,音“黎”。“黎”是“稻”的别名,hi是“大”的意思,vrihi就是“伟大的黎稻”)、Shali(祖母的黎稻)、sal(祖母稻)、tandula(种糯稻之地)、arishi(黎女稻)、breehi(大祖父的黎稻)、dhanya(吃饭)……这些实证都强有力地证明了:印度梵语中的cina,是来源于中国南方“粳民族”的“粳语”,而不是来源于中国北方民族的汉语。因此,印度梵语中的cina,当然是指中国南方粳稻民族的自称——粳!

记者: 您还能从多学科的角度,进一步地论证中国为什么叫“China”吗?

林河: 可以。要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得研究在西方人的心目中,Cina包含有哪些内容?现将上文已经谈过的内容分析研究如下:

关于“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的分析研究:中国最早的丝,出土于中国南方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粳稻遗址中,距今为6900年,河姆渡在大江(钱塘江)之边,而不在河边。因此,河姆渡的“河”有可能是任意性的译音,也可改译为“禾姆渡”的,即“禾祖母”的渡口。中国的四川省也出丝,中国的蚕桑之祖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她是四川人,四川也是中国丝的一大产地。嫘祖的“嫘”,在汉语中无解,在粳语中是对“母亲”的称呼,四川出土的三星堆商代巨型青铜俑人像,俑人的衣上缕有非常细致的花纹,表示这是一件织造上乘的丝绸衣。与此同时,据1985年9月26日《中国文物报》转载香港《快报》的报道,在德国南部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石棺葬,墓穴的主人是凯尔特王子,他卧在一张3米长的青铜床上,身披丝制的华丽服装,并且还戴有很多金饰——这一信息说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黔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延伸到了德国和欧洲。而张骞通西域时,在西域看到了从四川经印度转贩到西域的“蜀布”,张骞虽然没有说明它是丝绸,但中国两千年前没有棉布,只有丝绸和麻布,麻布西域人也会织,并不稀罕,这蜀布似为“蜀锦”。由此可证,印度、西域早在三千年前,已经穿上了中国南方粳民所发明的锦缎了。粳民自称为“粳”,称丝织品为“锦”,印度人把中国南方粳民的“粳语”引进了“梵语”,于是便出现了称中国为“Cina”的译音。“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实际上就是“用中国‘锦’(梵文Cina)指称中国”。

关于“(Cina)此翻译为‘思维’,以其国人爱好思考、爱好发明,故以为名”以及“(Cina)此名为文物国” 的分析研究:在距今2800年前,印度已将中国称之为Cina的时候,正是秦仲公被西戎所杀,秦人国难当头的时代,在距今2300年前的秦昭王时代,秦还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著名马列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语),因此印度人心目中的Cina,绝对不可能是秦。反观中国南方的“粳民”,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大约距今二万年前)就已发明了先进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创造了比较成熟的语言。他们早在距今15000年前,就已能种稻、制陶、织麻;在距今 7000年前,就已有了辉煌的稻作文明,并能制造很精美的陶器、养蚕缫丝、修建有卯榫的房屋与高楼大厦、造风帆船和发明了煎药治病;他们还在6000年前创建了城市,辅以卵石大道,日中为市和长途航运;在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他们已能铸造中国最高水平的青铜器,且被商王朝称之为“荆蛮”了。“爱好思考、爱好发明”和“文物国”的桂冠,完全不可能戴到当时秦人的头上,而戴在中国南方的“粳民”头上,却是受之无愧的。

关于“伟大的Cina” 的分析研究:在公元3000年前,中国北方的秦人还没有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伟大,而中国南方的粳民,却已在一、两万年前,就已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一直在扮演着创造中华文明的主角,的确非常伟大!

关于“China湾” 的分析研究:中国北方的秦国只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诸侯国,根本没有海湾,又哪来的“China湾”?而中国南方的粳民,居住地遍及中国的沿海,海湾很多。由此也证明只有粳民有资格成为海湾的主人。

关于“内Cina”和“外Cina” 的分析研究:中国北方的秦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统一的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秦”还有什么“内Cina”和“外Cina”之分。倒是中国南方的粳民中有过这样的情况。史书上记载:南方的越国就有“内越”和“外越”之分。越国种植的也是粳稻,讲的是“粳语”,也是自称为“粳”的民族。秦人因不懂“粳语”,又不去深究,所以不知道。如越王句践,讲汉语的人都只知他叫“句践”,而不知道“句践”是什么意思?其实,“句践”在“粳语”中,“句”是王的意思,“践”是“粳”的音译,因此,“句践”的意思就是“王粳”。“粳语”对汉语来说是“倒装语法”,按汉语语法颠倒过来,“王粳”就是“粳王”的意思。关于越人就是“粳民”、所有种植粳稻的民族都曾有过自称为“粳民”的历史等问题,我曾写过专论,这里就不细谈了。

记者: 您对中国为什么叫“China”的新解释,我认为是比较合乎科学的。最后还请谈一谈梵文的“Cina” 是怎样变成了英文的“China”的?

林河: 学者们认为:英文的“China”一词源于印度梵文的“Cina”,其后,才衍生出了波斯文的“Chin”,阿拉伯文的“Sina”,拉丁文的“Sinae,” 英文的“China”, 法文的“Chine”,德文的 “China”,意大利文的 “Cina” ……在这方面,前人的研究都是符合科学的,无须我去再作研究了。

“China”一词的汉语再翻译问题,由于前人只具有文献知识,完全不知中国的南方还有一个叫“粳”的族群,以往又没有为“翻译”立法,翻译的任意性极大,一般有“支那”、“赛尼”、“希尼”、“西尼”、“震旦”、“至那”、“脂那”、“振旦”、“真丹”、“秦尼”以及“秦”等译名。《诗经》中的《商颂》有“蠢尔荆蛮,大邦为仇”一语,这被商王朝大骂为“荆蛮”的南方民族,也是“粳民”的音译,在历史文献上,“粳”还有仡佬、仡伶、仡览、仡獠等等音译,这都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以往的学者们不知道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在南方,不知道南方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粳稻,不知道这个种植粳稻的民族叫做“粳民”,不知道印度梵语“Cina”就是“粳”的译音的缘故。因此,我最后还要强调一句:希望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文化基因”的研究开始,一定要多掌握一些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学知识,这样才能多出一些成果,使中国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焕发异彩,把美丽的中华民族大花园装扮得更加花团锦簇,更加绚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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