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兆元：中国神话有系统

田兆元，1959年8月生。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民俗史与思想史，神话学与民间文学，文化遗产与资源研究，出版《神话与中国社会》《盟誓史》《神话学与美学论集》等论著，发表论文60余篇。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神话发展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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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神话，不少人就摇头，说：中国神话没搞头，都是些残丛小语，零乱而又没有体系，跟希腊罗马神话相差太远了。对于这样一种结论，我们先不说它对不对，只要看一看他们立论的基础就清楚了。

人们现在所见到的希腊神话，主要是一本名叫《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的书，分上下册，计有五十余万字，这规模够大，而表达也十分明晰，前后矛盾的地方不是太多。可是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知道，这本书是德国人斯威布于19世纪编写的，后来译成了英文。中译本的“后记”有这样几句话：“这一版本的特点是取材范围广泛，从多种不同的希腊文献中将凌乱复杂，矛盾歧出的希腊神话和传说加以整理编排，重述一遍，使前后贯串，形成前后相关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希腊神话并不系统，是19世纪的人们把它整理了一番，才有了今天所见的这个样子，它远不是希腊神话的原貌，拿这个本子来讨论希腊神话，是不是会有些离谱？

像斯威布这样整理古神话，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的。袁坷先生整理有《中国神话传说》上下册，字数达六十万，比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篇幅还要大；要论其系统性，袁坷先生所述恐怕比斯威布所述还要强一些；至于故事情节，只要稍微读一读，就知道中国古代神仙们的行事也是一波三折，妙趣横生的。可有些人就是看不见这样一些显著的事实，固执地坚持斯威布的希腊神话整理本是系统的，而袁坷先生的中国神话整理就不是系统性的，这或许是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在神话视野里的变调。

我们只能说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各具特色。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种长篇巨制的史诗，在我国上古神话里找不到，但长篇巨制是不是意味着比中国神话更丰富呢？这就难说了。《伊利亚特》数十万言，所述仅是一场战争，尽管淋漓尽致，可神们就打这一仗出名，似乎又太单调些了吧？与之相比，中国神话中的战争则有很多，但一战的叙述篇往往数百字，有的甚至数十字，这就是两种神话的差异：叙述上希腊繁复而中国简约，而从内容看，又可说希腊单纯而中国丰富。

在远古时代，氏族是神话的天然滋生场所，离开了氏族集团，神话就无从谈起。而古希腊罗马土地狭小，人民有限，虽然可说城邦林立，可比之中国上古时期的氏族集团可谓小巫见大巫。希腊神话后来趋向统一的以宙斯为中心的奥林匹斯山神系几乎概括了希腊神话的核心内容，但中国的上古神话不可能用一个神来统纳，多中心的上古神系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也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博大情怀。在中国，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黄帝为中心的西部神话体系，以帝俊为中心的东部神话体系及以太一为中心的南部神话体系。每一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范，各有其至上神，各有其日、月神，且形态各异。如太一系中的日神为东君，穿的是“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英俊潇洒且勇猛无比；而帝俊系统的太阳神则是一群幼小的娃娃，是帝俊的妻子常仪生的，每天当妈妈的还要抱着这些娃娃在甘渊里洗澡，太阳神仿佛是一群弱不禁风的小宝宝。中国神话后来作为一统的努力，但这不能禁绝原先神系的继续传扬，各路神话并行发展，不同的神话交织在一起，其杂乱自是不可避免，而其浩博也无以复加。

又，希腊罗马神话后来遭到了基督教的浩劫。当基督教传入罗马后，它立刻视原希腊罗马的神话为异端，古老神话的传扬遭到了神学领域自身势力的遏制，神话的发展近于停顿。漫长的中世纪，希腊罗马神话几乎淹没无闻。所以希腊神话只是在古代发出了一阵灿烂的光辉，不像中国神话绵绵不绝。中国社会虽有儒、道、佛诸教主宰文化，但它们都没有绝对的一神主张，相反，它们总是在不断收编民间神话扩充自己的阵营，尤其是道教，几乎把民间所传扬的种种神灵都纳入了麾下，而佛教也不甘示弱，把道教营垒里的神帅拉来作了护法，如关公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样，正统的宗教不是跟民间宗教完全对垒，以教理禁绝俗神滋生；相反，它们是神话新的策源地，神们往往从庄严的宗教神坛走出来，重新沦为俗神。民众将正统的神系接过来加以改造，注入自己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新的造神途径。宋元以来许多看似跟佛教有关的民间宗教群体实际上是真正的宗教异端，他们创造的神话实际上是民众真正的精神食粮。这种不绝的神话传统正是中国神话不同于希腊的地方，中国神话时间上长跨度运作使它的阵营日益强大，不像希腊神话的生长期较为短促。

我们这样说中国神话并无贬低希腊神话而故意拔高中国神话的意图，只是为了说明：中国神话有自身发展的逻辑，故而也就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说中国神话无体系，恐怕跟没有很好地研究有关系。

中国上古神话来路较多，也最为复杂，但却绝不是一团乱麻，无轨可寻。我们大致可以把上古神话系统作这样一种描叙：
一是夏商周三代国家的皇家祀典。由夏代的社祀，商代的上帝之祀，到周代完成的以昊天上帝、社稷和先祖三位一体的鬼神祭祀系统。它是上古三代的主流神话，并在后代的皇家神坛上长期存留。这些神灵的自然色彩较重，除了作为偶像或者统治象征及保护神外，关于这些神的神话则传之甚少。但这些神依赖制度保障，因而能见之于历代典籍，保存至今。它是我国古代神话传下来最为系统的一支，也是内容较为完备的一支。记载这个神话系统的典籍主要是儒家典籍，如《周代》、《礼记》与《尚书》等，及历代史书之《祭祀志》、《郊祀志》等。由于历代皇家祀典大都是根据儒家经典损益而成，这个神话体系实际上成为儒家的神话体系。

二是以黄帝为中心的主神兼至上神系统，主要流传于齐鲁三晋，后被《史记》等历史典籍所采用，影响后代极为深远。这个神话有较为清晰的传承谱序，并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即以德以功作为神灵取舍标准，凡无德者便从神谱中清理出去，如少皞就是这样一位神灵，他被齐鲁三晋的神话王国所放逐，在秦人那里才找到自己的位置。与皇家祀典的干瘪不同，这一神系有动人的故事。虽然司马迁将其历史化而损伤了一些神异色彩，但其神话余韵犹在。

三是齐地八神。这八神次序井然，齐国德地方色彩甚重。这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不罘；六曰月主，祠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这是天地阴阳日月四时都以齐地山岳为代表，而兵主则奉姜姓祖先蚩尤。如同皇家祀典一样，我们对齐地八神仅知其祭祀礼仪，而不甚详其神话。除蚩尤事迹我们所知一二外，其余不详究竟。

四是楚地十神。这十神也等次分明，毫无零乱感。十神由东皇太一主之，继之则东君、云中君，其中一为日神，一为凤神，东皇太一为主神，日神与凤神在楚文化中兼有图腾神祖宗神性质。次之湘君、湘夫人则为一对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则是主管生死与儿童德神灵。最后则是河伯、山鬼与国殇，分别祭祀山川之神及为国捐躯的英灵。十神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形象。由于十神形象是由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整理而流传，在诗情洋溢的氛围中，各神的形象鲜亮闪光。虽然各神没有曲折的故事，但抒情性的形象及其感染力是其他神系的神灵所不及的。

到了汉代，除了以三代皇家祀典为基础的儒家神话体系形成外，后又生长出道教神系，佛教传入后又自成一个神话体系。由于三教间无法完全相互取代，故而三者在竞争中神话还获得了发展。至唐宋时期，三者鼎立的局面已完全形成。宋元以来，一个以玉帝为中心的新的神话体系逐渐获得朝野的认同，神界还是很有秩序。说中国神话无秩序无系统看来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的说法。




战国时中国北方信奉的至高神是上帝，或称昊天上帝。而南方楚国则与之相对，以东皇太一为至高神。西汉官方宗教中也同样以太一神为至高，王莽时称为“皇天上帝太一”，东汉时没落。唐朝时以九宫神之名、宋代以五福太一之名得以短暂复兴，至明代彻底消失。

东皇太一是楚神话中的主神，一般认为就是太阳神。在先秦，楚神话、昆仑神话、蓬莱神话、中原神话是并立的，他们互相融合并且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中国神话。

秦汉时代的汉人都是推崇东皇太一的，后人不肖，引入佛教与伪道，正统沦丧！




世界性神话的摇篮在中国
（中国）林河·李鸣高

长期以来，有些西方学者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念：总认为中国是一个“神话贫乏的国家，中国的上古神话是零星、破碎、不成系统的。这是一种偏见。
与有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完全不同，经过我30年来的潜心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上古神话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最有系统、传播广泛，对世界的影响最大。中国应该是世界性神话的摇篮。
有些西方学者为什么会那么瞧不起中国的神话呢？主要就在于他们根据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官学”（以帝王的意志为意志的官方文字信息），而把最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民学”（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的民间口头传承信息）给忘记了。将覆盖面不到5%的官方的“片面信息”来取代覆盖面达95%以上的人民大众的“全面信息”，又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其原因之二是有些西方学者运用的考古信息是缺乏科学性的。他们往往把考古发现的先后来判断文明产生的先后。今日发现了5000年的AA文明，便说AA文明是最早的，明日发现了6000年的BB文明，便改口说BB文明是最早的，对一些还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地区，便说他们没有文明。这当然是不科学的。
其原因之三是有些西方学者往往是带着“西方优秀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有色眼镜来思考问题。往往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上古神话，容易犯“异类不比”的错误。神话的历史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特别是“神灵崇拜”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的考古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14万年前的巫山人，就已经制作了用钟乳石加工成的“神鹗”与呼唤“神鹗”的“鸟哨”，还伴随有两根刻有“神秘符号”的、用于祭祀“鸟灵”的剑齿象牙雕。强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的“神灵崇拜”早在14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因此，中国的神话至少在14万年前就已经产生了。
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洞庭湖地区沅水流域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后的黔阳高庙文化（其中还包括了辰溪的松溪口、注溪口和长沙的大塘文化等年代相近的文化群体），不但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字”，还发现了涂有朱砂的、刻在陶器上的、艺术造诣极高的各种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记录上古神话的“刻画符号”（神话符号）。有些“神话符号”还形成了全球共享的“神话符号”。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中国不但有内涵极其丰富也极其有系统的上古神话，而且还是世界性神话的摇篮。如何运用当代先进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信息论等科学手段，最大限度地破译这些“官书”上缺乏记载的“神话符号”，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200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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