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黄种为何和谐统治世界万年，【南蛮】之和谐基因☆

中华民族的 “和平外交” 为人类
建造了第一座和平幸福的 “地球村”
——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





我们在“中华文明基因问题”系列访谈的开篇曾以大量史实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个命题，今天，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和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潮流，自古就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业已实践和推广，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延续至今，成了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普遍遵循的国际准则。记者近期又走访了林河先生，再次就中华民族的和平外交为人类建造了第一座和平幸福的“地球村”这个话题，进行了专访。

记者 : 林老, 您的 “文化基因理论” 认为: 中华农耕民族在驯化植物的过程中，以爱心、精心与耐心长期营造出来的和平环境, 决定了中华文明的 “文化基因” 就是爱好和平的。您认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都是和平的天使，人类的福音。特请您谈谈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对我国 “和平外交” 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林河 : 在中国的历史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还没有私有制的观念，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实行的是开放型的和平外交, 中国南方地区距今一万年前出现的农耕文化，能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影响到了中国和西方许多适宜耕作的地区，便是这种开放型和平外交结出来的硕果。封建王朝时期，由于坚持了“以农为本” 的基本国策, 继承了许多原始共产主义的和平基因,奉行的是半开放、半封闭型的“和平外交”政策。如秦始皇北修长城以抗敌御侮, 南修灵渠以沟通海外, 就是这种和平外交的传统形式。现代社会倡导的是和平共处型外交，由于方兴未艾, 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扶持, 促其实现。

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实行的基本上是侵略型的强权外交, 他们不但在西方消灭了三大文明古国，还远征美洲，将和平的印第安人屠杀得近乎灭种。在东方则发动鸦片烟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便是其表现形式。两相比较，中国几千来的和平外交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西方殖民主义者几千来侵略型的强权外交，给世界留下的却是数不清的亡国灭种惨祸。这便是中、西两大文明历史上的反差，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要实现和平外交, 首先就要有一套能够为大家所遵循的“和平外交原则”。这种“和平外交原则”不见于西方殖民国家的历史，而在中国，“化干戈为玉帛”却是很古老的文化传统，直到２０世纪中叶，第一次制定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和平外交原则”的也是我们中国。这就是周恩来同志1953年在中印关系中制定的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 以及他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补充的 “求同存异” 原则。双缀又又又又这些原则最初得到了印度、缅甸等亚非各国的认同。随后又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准则。

为什么中国能够率先提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并能够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准则, 而西方却未能率先提出来呢? 这就与中华文明悠久的和平传统与善于吸收全世界的文明精华、与时俱进有很大关系了, 中国的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就是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果。

在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同志代表党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六大作的报告中说道：“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同志还指出：“我们主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该相互尊重，共同协商, 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协”则是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丰富和补充。

记者 : 您说过: 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是中华农耕民族在驯化植物的过程中，以爱心、精心与耐心长期营造出来的和平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但农耕文化全世界都有, 难道西方文明中就不具备有西方农耕民族的和平基因吗?

林河 : 全世界都有农耕文化, 但中国的农耕文化与西方的农耕文化所处的地位却截然不同。西方的农耕民族,虽然也曾有过辉煌的文明, 也曾产生过和平基因, 但却因外力的不断入侵而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的和平基因是不可能成为“显性基因”的。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小的。而在中国, 由于农耕文化是在长江流域产生的, 在距今一万多年来，冰川消退，森林密布、湖港纵横、山是花果山、地是米粮仓，湖上鱼儿跳，水边荷花红，物产丰富而人口稀少。据史书上的统计：西汉时湖南的人口才七十多万人，则一万年前很可能只有几万人。因此，人们只要自力更生, 就能自足自给, 大家都过着和平安宁的原始共产主义农耕社会生活，完全无需去你争我夺。孔夫子向往的 “大同世界” , 太史公司马迁说的:楚越之地 “没有千金之家, 也没有冻饿之人” , 《击壤歌》唱的: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帝力于我何有哉?” 《桃花源记》写的: “鸡犬之声相闻, 而老死不相往来”, 描绘的就是中国原始共产主义农耕社会的景象。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封建王朝继承的也是“以耕读为本”而不是“以暴力为本”的基本国策。和平基因在中国始终是“显性基因”而不是“隐性基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屈从地位。直到今天, 西方人还是以吃牛羊肉、喝牛奶、穿皮衣、着皮靴、骑马剑击、从事冒险, 富于牺牲精神为主要特点, 地球上的土地已很难再占领了, 就有人在想着把月球,火星当作新的领土。而中华民族至今还是以吃粮食、喝茶水、穿丝罗、着布鞋、种田地, 安土重迁, 热爱和平, 富于献身精神, 与人和平共处为主要特点, 中国也在发展航天事业, 其目的却是为了让全球共享科学财富, 而不是想去瓜分宇宙。就是因为东、西方的文化基因很不相同的缘故。

由于东、西方文明基因的差异, 因此,在世界史上, 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行为上总爱以驯化动物的方式去驯化别的民族,使别的民族变成牛马, 以供他们驱使奴役。在思想上则总爱给别的民族扣上一顶 “撒旦子孙” 或 “劣等民族” 的大帽子, 使残酷无情的屠杀掠夺合理化。所以,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自古以来都喜欢奉行“海盗外交” 、”炮舰外交” 、”买卖奴隶外交” 、”雅片烟外交” 、“胡萝卜加大棒外交” 等“强权外交”。而中华民族总是以关爱农作物的方式去关爱别人, 以维护和平环境、发展农业生产见长。所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奉行的都是 “和平外交” 。西方史学家就曾经这么说过： “（中国）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 。

记者 : 那我们又怎样来看待西方的现代文明呢? 如果西方文明真正缺乏和平基因, 那么, 西方的平等、博爱, 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曾经高喊过的 “要民主, 要科学! ” 又从何而来呢? 。

林河 : 我说的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者缺乏和平基因，而不是西方世界没有和平基因。以家庭为例，一个家长爱和平，一个家长爱暴力，尽管两个家庭中都有爱好和平的成员，但爱好和平的家长能够领导全家成为被邻里称道的文明家庭，而爱好暴力的家长却接受不了家庭成员的和平观念，总爱在外面打架闹事，成为臭名昭著的暴力家庭。家庭是这样，国家更是这样。在一个爱好暴力的国家里，凡是反对君主暴力的人都会遭到残酷的镇压，和平基因是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但世界总是要不断进步的，平等、博爱等西方的文明观念，虽然也有比较长的历史，但真正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还是在欧洲中世纪反对以 “神性代替人性, 神权摧残人权, 宗教桎梏个性” 的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西方的黑暗统治，爱好和平的力量削弱了殖民主义的暴力政治以后。要民主，要科学等文明观念，也是工业革命大大丰富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的新情况下，先进的生产力改革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之后才得以焕发光彩的。

无论是生物基因或文化基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可以转化、整合、重组、改造、剪切拼接、人工合成的, 殖民主义者的海盗式掠夺和残酷压榨, 必然会激发一些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压迫剥削, 必然会激发一些有良知的哲人去反省过去, 探索未来。必然会有明智的思想家走出来整合、重组, 输入和平基因, 改造野蛮基因的。 西方和东方一样, 都产生过许多聪明智慧的哲人, 例如因为提倡 “所有的人类都是同胞兄弟” 而被处死的苏格拉底, 以写 “理想国” 出名的柏拉图以及被马克思誉为 “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的亚里斯多德等,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果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也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的西方文明当然有许多比我们先进,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马克思就是西方觉醒了的思想巨人, 他在看透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之后, 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 所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财富与理论基础。

原始共产主义的和平基因只是人类文明的一株幼芽, 幼芽能长成一棵大树, 但幼芽毕竟不是大树。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和平基因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军事政策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在封建时代，“和平基因”毕竟是依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寄生文化”，往往会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种种制约，而难以与时俱进。任何文明如不能与时俱进, 都会落后于时代, 日本在大化革新时是向中国学习的, 而在明治维新时,却是向西方学习的。就是因为古老的中华帝国不能与时俱进, 从老大变为腐朽, 从强盛变为衰退, 从先进变为落后的缘故。

记者 : 中华民族 “和平外交” 的历史有多久了, 它对人类有些什么贡献呢?

林河 : 当今的时代思潮是都渴望全世界都能拉近距离，变成一个亲如一家人的“地球村”，而这一渴望，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早在距今八、九千年前，通过 “绿色外交” 的方式，把全中国、全世界的农耕民族都凝聚到了一起, 在亚、非大陆为人类建造了第一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和平幸福的 “地球村” 了。我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和平外交”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

西方把发明农耕称之为 “人类第一次伟大的绿色革命” , 考古发现证明: 中华民族的“绿色革命” 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就已发生了。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此时就已诞生了，由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的种种美德，中国的“绿色革命”很快便化作了一场“绿色外交”，影响了世界上许多适宜农耕的地区，出现了稻、麦、稷、粟、高梁、玉米等等的 “绿色革命” 。是中国的 “绿色外交”, 拉近了世界的距离, , 把东到朝鲜、日本, 南到东南亚、缅甸、泰国，西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两河流域、埃及等地，把这一大片地方的人民拉到了一块, 连成了一个以“绿色革命”为纽带 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地球村”了。

中国的 “绿色革命” 向世界传播, 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的 “绿色外交” 向全世界传播的。是以中华文明创造的 “原始共产主义农耕社会” 的和平繁荣景象为榜样, 带动了其他民族来共同营造原始共产主义的“地球村”的，这种通过 “传播绿色” 的手段，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 “和平外交” ，就是我所说的 “绿色外交” 。

发生在中国的 “绿色革命”, 其对世界文明影响之深远, 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它不仅第一次解决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 更重要的是它率领着人类走向了 “文明之路”, 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发起这场震憾世界的 “绿色革命”, 没有维护世界和平、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的 “绿色外交”, 世界上的“绿色革命” 就不知要滞后多少千纪, 世界上的 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及希腊文明, 很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地出现在世界上了。

如果说中国一万年前的 “绿色外交” 曾经率领人类走向了文明之路的话, 则２０世纪的 “杂交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创造的 “第二次绿色革命” , 又通过 “绿色外交” 走向了缺衣少食的第三世界, 把渴望丰衣足食与和平温馨生活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心凝聚到了一起。可以说: 中国的 “绿色外交” 从一万年以前首创农耕的中国农耕氏族到２１世纪的“杂交稻之父” 袁隆平, 都是在不为名, 不为利, 只为人类共同过上好日子而默默地鞠躬尽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华民族的 “绿色和平外交”, 对人类和平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吗?

记者 : “绿色外交”我还是第一次听您谈起, 在一万多年以来, 这些绿色使者 “公而忘私、舍己为群” 的行为，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维护世界和平、乐于助人的民族性。听了后深受鼓舞。请您再继续谈下去。

林河： 中国的 “和亲外交” ，也是中国历史上极有特色的和平外交。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 人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通过血缘纽带来实现的。通过血缘纽带来调合人际关系的途径有二: 一是通过 “氏族联姻” 的纽带来形成 “血浓于水” 的亲缘关系。在地球上, 凡是中华人种与其他人种毗邻的地区, 都有一条被西方称为 “暗白人”(浅黑发白种人) 或 “褐色人种” (见韦尔斯《世界史纲》一书)的中间带, 西方对这种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实, 这种现象就是中华人种通过 “绿色外交” 与西方人种 “氏族联姻” 的外交纽带而逐渐形成的。在考古发现中，古代印度的雕塑艺术、埃及的木乃伊及其绘画，苏美尔的泥塑神象, 平脸、平目、平鼻、直发、体毛稀的中华人种特征, 大大多于窄脸、深目、高鼻、卷发、体毛密的西方人种特征，也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绿色外交” 与西方的 “氏族联姻” 造成的。

二是通过 “人神联姻” 的纽带使全氏族都成为 “神明之胄”。 一些中国皇帝自认为是“龙的传人”，日本天皇自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都是这种“人神联姻”的产物。

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 本来是从游牧转向农耕的民族领袖, 但聪明智慧的他, 深明 “和亲”之道, 为了能够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自己就娶了农桑民族的女子嫘祖为妻, 并以她为 “和平外交” 的形象大使, 到各地去教民农桑, 以致累死在道路上, 死后备受人民敬爱, 成了中国为 “和平外交” 而献身的第一位女神。也促成了她的夫君黄帝和平统一中国的神圣事业。“和亲外交” 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 继黄帝之后, 又有高辛帝将公主下嫁南方民族的领袖盘瓠以修好中国南疆的 “和亲外交”, 尧以二女下嫁给舜以形成血缘纽带的 “和亲外交”等, 以上例子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生的。到了封建社会, “和亲外交” 就更常见了, 著名的 “文姬和番” 、”昭君和番” 以及 “文成公主下嫁西藏”等, 次次都起到了传播中华文明、帮助其他民族走向和平幸福之路, 起到了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的积极作用, 我说中国的 “和平外交”, 是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天使，是人类的福音, 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农耕比西方要早好几千年，是通过东南亚、缅甸等毗邻地区传播到印度、巴比伦、埃及等西方适宜农耕的地区去的，他们向中国引进农耕技术的同时，必然会把中国的农神当作共同的祖神，这从他们的“人神联姻”方式与中国完全相同可以得到证明。

记者： 难道西方的三大古文明，信仰的都是中国农神吗？如果是真的，那可是中国上古时期“和平外交”上的一大贡献！请您解释一下。

林河： 宗教信仰中的神灵是最具稳定性的，如基督教无论传到哪里？他们的神都叫上帝，伊斯兰教无论传到哪里？他们的神都叫真主。中国的农业神有神农氏、后稷、萨姆等，神农氏和后稷是中国中原民族对农神的称谓，中国的南方民族则称水稻女神为“萨姆”（Sam）或简称为“萨”（Sa），其含义是“老祖婆”，印度稻的发源地是阿萨姆邦，“阿萨姆”一词就很明显地说明了印度的稻作民族是以“萨姆”为他们的农神的。古代埃及的守护神叫“诺姆”，而在中国南方的稻作民族中，称田神为“诺姆“，埃及的农耕民族称太阳神鸟为“努”，又称“阿蒙――努”，而中国南方稻作民族也称太阳神鸟为“努”，阿蒙――努”则是“鸟中之王“的意思。西亚不产水稻，但苏美尔语言中的“苏美尔” “塞姆” 、“萨迈”等词，都是“萨姆”的异译。“萨马拉”一词中的“萨马”还是“萨姆”，“拉”是田地的意思，“萨马拉”就是“种田地的老祖婆”。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萨尔宫”（有的译作“萨尔贡”）的解释是: “萨尔宫者,神农也”，这是意译，若用直译，则“贡”与“宫”都是“粳”的音译，“萨尔宫“即“种粳稻的老祖婆”之意。西亚不产粳稻，却把农神称为“萨姆粳”，应该是接受中华文化时，在不了解中国语言的情况下盲目接受的结果。东方学专家饶宗颐先生说：“在Aeeadian文字中, 王称Sarun（萨姆）”，把“萨姆”翻译成“王”，是引伸的词义，因为稻作文化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萨姆”含有“女领袖”之意，故可作“王”字解释。归根结蒂一句话，无论是东方民族或西方民族，不论是种稻的还是种麦、种粟的，都将农神称为“萨姆”，说明了西方的农神“萨姆”，就是中国的水稻女神“萨姆”。以上情况说明：西方三大古文明和中国一样，他们传承的也是中国的农耕文明，而且都自认为是“萨姆女神的子孙”。中国的和平外交能使中国的水稻女神萨姆，变成了全世界普同信奉的农神，使中国的“萨姆文化”，变成了全世界的共同“文化遗产”，则中国“和平外交”对全世界的贡献也够伟大的了！

记者： 这只是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您能否在其它方面找到更多的证据呢？

林河： 只要肯留心，各方面的证据都是很多的。例如古代的西亚不生产稻谷，却出现了七千年前以稻壳或稻茎为掺和料的中国式陶器。西亚的谷物女神像，长着中华人种的脸，身上也披着很很像是稻壳形状的衣裙。中国八千年前的“ X”形文化符号、“卐”字形吉祥符号也出现在八千年后的苏美尔文明中。中华文化与苏美尔文化都流行“双鸟拱日（或拱神面、拱祥瑞等等）图案” 。埃及不产丝绸，而在距今3000年前的埃及都比斯(thebes, Deir el Medina)古墓中却发现了中国的丝织物等等，都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确是通过“和平外交”对全人类作出了伟大贡献的。

记者： 您在理论上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我表示佩服。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难道中国的历史上就只有和平外交而没有强权外交吗？西方人曾有过“黄祸“的惨痛记忆，您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林河： 中国历史上一贯以“和平外交”为国策，并不等于中国在历史上就完全没有发生过违背“和平外交”的短期行为，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强调“人权”，还发表了《人权宣言》，但在西方世界，违反人权的事件并不少见是一样的道理。至于“黄祸”的问题，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因为在那次“黄祸”中，入侵的民族正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没有能阻挡住的塞外民族，中国的大多数民族同样也是这次“黄祸”的受害者。但在如何对待“黄祸”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是有区别的。西方在“黄祸”临头的时候，是显得张皇失措，束手无策。而在中国，却是用古老的中华文明同化了入侵民族，使强悍的入侵民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融入了爱好和平的中华文明之中，因而较好地为人类消除了危害和平的后患，使人类世界重新恢复了和平。自那次“黄祸”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黄祸”，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一历史问题理解为中华民族“和平外交”国策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而不应把当时尚未融入中华民族的一些民族的短期行为，误解为中华民族不爱和平的证据。

记者： 最后，还请您谈一谈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平外交”对争取世界和平方面的展望。

林河： 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为科学的进步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因为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因而产生了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这是值得中国效法与借鉴的。但因西方殖民主义者奴役其他民族的的历史过长，在世界上的少数地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也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积累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经验毕竟还不够丰富，而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国长期积累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经验。对西方世界来说，也是值得效法与借鉴的。因此，双方都有许多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地方，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能加强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认识，将中国长期积累的和平奋斗、造福人类的宝贵经验，运用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上去、共同为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公平公正、幸福美满的“地球村”进一步作出新的贡献。（200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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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 林河





***主席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努力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发现世界，推动理论创新和先进文化发展，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五项准则。其中特别提到了“理论创新”。记者从多次采访中了解到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林河先生，在社会科学方面，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新观点，特此第四次访问了林河先生，请他对***主席提出的“创新理论”的问题，谈谈他的看法。

记者： 林老，我读过你的一些学术著作，知道你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方面，曾提出过“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人类古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等许多与众不同的新理念，你的理论创新，一方面受到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的赞扬和鼓励，另一方面也饱尝了“理论创新”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主席提出来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创新理念，把“创新理论”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了。这无疑是对中国正在致力于“创新理论”的学者们的肯定与鼓励，你能向我谈一谈你学习了江主席讲话后的感受吗？

林河： ***主席的讲话无疑是对所有正在为理论创新而艰苦努力的学者的极大鼓舞，有了党中央的肯定，大大增强了我们在探索“理论创新”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信心，今后的道路也会比从前平坦多了。理论必需创新，这是文明进步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假若我们把自然科学比作铸造人类“外在形像”的科学的话，哲学与社会科学就是铸造人类“内在形象”（意识形态）的科学，是指导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动力。正因为马克思创造了共产主义的新理论，世界上才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因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中国才得以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走向共产主义之路；正因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中国人民才得以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迅速地摆脱贫困，昂首阔步地走向了繁荣富强的未来；现在，共和国的第三代领导人***主席提出来的这独具中国特色的五项新理念，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创新。我认为应该把这五项新理念提高到国策的高度来认识。这五项国策必将在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必将为中国人民开创出一条通向未来世界的金光大道。

这些年来，我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方面化了不少力气，虽然得到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的关心与好评，国务院也授予了我“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的待遇，但是不理解我的人也不少。***主席的讲话就象是给我注射了一支强心针，通过对***主席讲话的学习，我明白了我多年来追求理论创新的大方向没有错，我今后一定要加强对***主席思维方法的学习和理解，继续把我的理论创新做到尽可能的完善一些。

记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论创新的？

林河： 快20年了，我之所以想在社会科学领域想做些理论创新的工作，完全是被维护殖民主义的西方学者的“西方优秀论”和“西方中心论”气出来的。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他们的“西方优秀论”和“西方中心论”，便在基础理论上制造出各种谬论。我们如果自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落后，只能按照西方的逻辑思维去研究中国，就必然会得出与他们一致的结论，成了这些荒谬逻辑的应声虫。我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就当过这种应声虫。但是，一想到过去的西方列强、特别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将世界上最聪明的两大民族——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的中国人和诞生了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科学家的犹太人，称之为“中国狗”和“犹太猪”。而现在，我在国外访问时，许多的留学生也普遍反映，随着殖民主义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西方人已在改变这种观念，但颇有一些西方人，至今仍在把中国人当作劣等民族对待。这说明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散播的这些谬论，如果不用理论的扫帚去扫除它，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中国国内，西方散播的这些流毒也不是被我们从理论上肃清了，而是我们急于学习西方的长处而把它淡化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西方的长处我们是要学习的，但西方的谬论，我们也是不应让它谬种流传的。我前面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到了许多中华民族自古以创新精神而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例证，因此，我便产生了要创新理论，从理论上根除这些谬论的思想。

记者： 你提出“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新思维，是不是意味着在实现你所说的应该从理论上根除这些西方谬论的抱负？

林河： 是的！西方看不起东方人的谬论，是有他们的理论根据的。最著名的就是美国莫维士（Hallam Movius）创立的“莫氏线”理论，他运用考古学手段，认定地中海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并据此划出了一条文化分界线，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东、西两大文化圈，将非、欧、中东、印度划入了西方的“手斧文化圈” （最早发现于法国阿舍利地方的中更新世地层中，又称阿舍利手斧），将东亚、东南亚、印巴次大陆北部，划入了东方的“砍砸器文化圈”。认为西方古人类创造出来的精巧“手斧”，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地区；而东方古人类制作出来的粗糙砍砸器，代表了东方世界的保守落后、是停滞不前的边远地区。所以，只有西方人种才是聪明、灵巧的高级人种，而东方人则是没有创新精神的劣等人种，说穿了，他的理论就是告诉人们：聪明、灵巧的西方优秀人种统治没有创新精神的东方劣等人种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为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别的国家、为了统治殖民地人民而建立起来的谬论，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其流毒长达半个世纪，至今也没有肃清。我们东方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能容许这种蔑视东方人的殖民主义谬论继续流传下去，岂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因此，我便根据考古新发现，创立了“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新观点，目的就是要推翻西方殖民主义者片面的“西方优秀论”和“西方中心论”，恢复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应有地位。

记者： 创立一种新理论，是必须要有科学依据的，你有什么科学依据能够驳倒西方的这一风行一时的谬论呢？

林河： “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秀论”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考古科学的基础上的，我们要推翻西方的谬论，也必须建立在考古科学的坚实基础上。西方学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些谬论，是因为西方学者只注意了在西方去发现对西方人种有利的考古证据，而根本忽视了对东方的考古研究。这种“知己而不知彼”的思维方法，当然是非常片面的。

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下，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文化政策，文化人大多只注意了如何维护封建道统，为封建帝王服务。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在民间自发地进行，往往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考古科学也是这样，由于中国的考古学珊珊来迟，中国的上古史基本上还埋在地下，只能听西方的考古学家去说好说歹。中国真正有自己独立自主的考古科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才兴起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考古学才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广西百色地区发现的距今已经有了80万年历史的“百色手斧”、就比法国的“阿舍利手斧” 要早，而且在湖北郧县，陕西丁村及朝鲜半岛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被西方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早期智慧的手斧。如果按西方的“莫氏理论”，我们是不是也要宣称：“只有东方人种才是聪明、灵巧、富于创新精神的高级人种，而西方人种则是‘光长个儿，不长脑袋’的劣等人种”呢？当然，我们东方民族从来都具有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博大胸怀，不会搞霸权主义，也不会对别人说三道四，但是，西方的有些学者往往信口开河地污蔑中国，而中国人有了证据确凿的话却不去说清楚，是有失公平的。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我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样的新理念：西方殖民主义利用考古学贬低东方人种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全世界的各个人种，各个民族，虽然历史有早晚，发展有先后，文化有异同，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长，但地不分东与西，人不论黄白黑，大家都为人类文明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大家都是同等优秀的、极具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

记者： 你从被西方认为是人类创新文化之源的“手斧文化”的谁早谁晚的问题，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型文化不是晚于西方而是早于西方，既破除了西方殖民主义学说蔑视东方文化的谬论，又大大长了我们东方民族的志气。令我非常信服。但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仅凭一种文化现象，就武断地作出了“西方比东方优秀”或“东方比西方优秀”的推论，因为，一个民族的优秀与否？是要用他的综合素质来衡量的。何况，80万年也未免太早了一点。自从“莫氏理论”破产后，现在，西方的DNA（基因）学者，又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中国的北京人、兰田人、元谋人等古人类，早在距今20万年以前就已灭绝了，根本无法证明80万年以前的百色人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他们认为：全人类的DNA都源于远古非洲的某一个妇女，现代的中国人，都是在中国的古人类灭绝以后，于近20万年以来从非洲东迁到中国来的，依旧维持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秀论”，你对此有何看法？你提出来的《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会不会受到DNA学说的冲击？

林河： DNA研究是当代西方文化无比辉煌的科学成果，它的科学性是无庸置疑的。我对DNA学说缺乏研究，虽然也结识了一些DNA学者，并曾向他们请教过，但还不敢自以为是地发表议论。不过，我觉得西方学者今日凭DNA 学说创立的“中国人来自非洲假说”，与西方学者过去凭考古学创立的“莫氏理论”颇有相似之处，因为，科学必然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既然今日的考古发现能够推翻以前的考古发现，那么，未来的DNA发现也就有推翻今日的DNA发现的可能。这个问题就留待DNA学者去进一步地研究吧。我想说的是，“文明”与“人类起源”是不能混淆的两种概念，即使全人类都是一个非洲妈妈生的，但民族却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的。今日的世界各民族与那远古的非洲妈妈基本上已没有文化上的牵连了。今日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世界各民族在最近一万年内陆续创造出来的。基于气象的因素，人类文明的极限很难超过一万年，而根据考古发现，在这一万年中，我们中华民族依旧还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因此，我的新理论不会受到DNA学说的冲击。

记者： 这一个极容易混淆视听的问题，经过你的通俗解释，我总算弄明白了。现在，就请你进一步谈谈“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科学依据吧。

林河： 其实，我在给贵刊写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人类古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等文章中，就已把这一个问题阐明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性、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先人后己、诚信讲理的民族性，中华民族在一万多年来所创造的全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高台式土木建筑、麻料或绸料制作的衣服、制陶术、原始宗教、造漆术、造船术、炼丹术、炼钢术、俦白口铁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造火药等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创新等等，无一不是中华创新型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古代的科技发明几乎占了全世界科技发明的一半，也是举世所公认的，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综合文化素质水平，都是在全世界稳占螯头的。所以我说“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铁的事实作依据的。

记者： 谢谢你谈出了这么多的新观点。使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但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那么巨大的创新力呢？

林河： 创新力是人类所共有的。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同样都有巨大的创新力，但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总会有人跑得快一点，有人跑得慢一点。中华民族之所以跑在了古代世界的最前面，是与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领先于全世界分不开的。农耕的出现，被人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一次绿色革命，中华民族的绿色革命既然领先于世界好几千年，中华文明当然会领先于世界了。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稻作文化对人民的健康长寿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我们每天都在吃大米饭，对大米饭的功用失去了敏感，不以为奇了。但对古人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先让我们翻开中国的古籍，找一找有关这一方面的信息：

《拾遗记》云：“（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含意为：吃了大米饭可以“老而不死”。

《汉学堂丛书》辑《遁甲开山图》云：“沙土之浦，云阳之墟，可以长生，可以隐居。沙土即长沙也”。含义为：长沙是粳糯之乡，云阳山（在今炎陵县）是云阳仙人隐居的仙山，只要隐居在这里并常年有粳米饭吃，就可以“长生”。

《蜀中名胜记》卷七引《方舆胜览》云：“稠粳之山在新津（在四川成都西南）南八里，有草名稠粳，服之长生不死……轩辕帝于此得仙”。含意为：“天府之国的四川，长着一种名叫‘稠粳’的仙草，吃了能令人长生不死，轩辕黄帝就是在这里服食了仙草后得道登仙的。“稠粳”是南人古语，意为“粳稻之王”。这也难怪，根据考古发现，在农耕社会之前，人类的寿命一般只有20到30岁，吃上了大米饭后，人的寿命可以增加到50到60岁了，古人当然会感到惊讶，便称之为“老而不死”的仙草了。

且让我们站在古人的视角想一想：一个人只有20岁到30岁的寿命，与一个人有50岁甚至60 岁的寿命会有怎样的不同？人生在世，20岁以前是他的成长期，20 岁以后才是他的成熟期，如果他在20多岁就死了，他即使有天大的创新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又如何能施展开他的聪明才智呢？因此，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创新力，是与中华民族创造的稻作文化，率先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善了民族的体质，走进了健康长寿的自由王国，为民族争取到了更多的发挥创新力的机会密不可分的。上面讲的一切，就是我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人类创新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这一新理念的科学依据。

由此可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赋都是公正公平的，但人类通过自己的创新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却是各有千秋的。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曾以巨大的创新力而跻身于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现在，西方世界通过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统治，大大解放了西方人民的创新力，因而爆发了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的科技文化，从而把西方世界推到了人类文明的前列。反观中国，由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权，把人民的创新力当作危害封建政权的洪水猛兽，不但制定了罢黜百家、独尊一家、重农轻商、轻视科技、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厉行海禁、妄自尊大等一系列的倒退政策，还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忠实执行其倒退政策的、隋性与奴性都非常严重的封建奴才，扼杀了人民的智慧与创新力，这就是中国从先进变为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主席针对中国当今的国情提出来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五项国策，可以说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来的英明国策。是对中国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残余思想的一次大清算。也是对中国国情的一次大总结。只要我们能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做，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必将甩掉历史的沉重包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重塑我们万年文明古国的光辉形象，使我们中华民族再度成为领导世界潮流的伟大民族！（2002/8/1定稿于长沙，2002/8/3再次修改）





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
——访文化人类学家、作家、民俗学家 林河




宇宙是开放的，它永远向日月星辰展开怀抱；地球是开放的，它永远向它的子民敞开胸怀；日月星辰是开放的，它永远无私地照耀着山川大地；大地是开放的，它永远慈爱地用阳光雨露滋润着芸芸众生……这便证明：人类开放型的文化是“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世代繁衍昌盛、生生不息，形成人类文明永续一统的大民族，与其传统文化自古就顺应大自然而呈现开放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我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得出“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立论。为此，本刊记者再次采访了这位学者……

记者： 林老，您为什么要研究“开放型文化”？什么才算是“开放型文化”呢？

林河： 自从***同志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迅速地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以后，我认识到了“开放使社会前进，封闭使社会倒退”的这个已由***理论证实了的真理。我希望改革开放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永久国策而继续下去。由此我才开始了对开放型文化的研究。当我运用***的理论体系和***的思维方法以及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观去研究它后，我认识到了开放型文化是“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因为，宇宙是开放的，它永远向日月星辰展开它的怀抱；地球是开放的，它永远向它的子民们敞开它的胸怀；日月星辰是开放的，它永远无私地照耀着山川大地；大地是开放的，它永远慈爱地用阳光雨露滋润着芸芸众生……最初的人类，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大自然中。大自然允许你到任何一座山上去采摘野果，也允许你到任何一条河中去捡螺拾贝；允许你到山洞里去穴居，也允许你到树上去巢居；允许你爱别人，也允许别人爱你；允许你拒绝别人的爱，也允许别人拒绝你的爱；允许你把动物当食物，也允许动物把你当食物；允许你杀死别人，允许你保护自己，也允许别人保护自己。大自然永远都敞开它的怀抱，容纳它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真善美的或假丑恶的一切事物。海阔天空，任凭鸟飞鱼跃，大地广袤，任人纵横驰骋。天赋予人的权利都是自由开放、公正无私的。由于人类在创造文化时，只能够顺乎自然，既然大自然是开放的，最早的人类亦就只能够创造出开放型的文化，而不可能创造出大自然中没有的封闭型文化来。因此，人类文化的本源就是开放型的。

记者： 您说开放型文化是“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这一理念的科学根据在哪里呢？

林河： 我在前一期《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访谈中已说过：人类文明发萌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驯化动物的民族如果不设圈套将动物捕获，动物就不会任人宰割或役使，也不会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如果不把动物圈养起来，动物就会跑掉，如果不用皮鞭把牛羊管束起来，牛羊就会不听指挥，牧民如果不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牧场，就会人财两空。而驯化植物的民族既不能用皮鞭对待植物，也不能拔苗助长，你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全心全意地爱护它、照料它、培育它，将它栽种到和平开放的大环境中，让它充分地享受到空气阳光、春风夏雨、和平安宁，它才会茁壮地成长，为人类提供充分的食物。

由此，人类在沼泽地里有意识地播下的第一粒野生稻种、第一次在水边开垦出的水田、第一条为了灌溉禾苗而开挖的水沟、第一次有组织地进行的除草施肥、第一座互助合作修建的农耕聚落与第一次人际之间的以物易物，很可能就是人类告别蒙昧时代，进入“开放型社会”的开始？而人类的第一个圈套、第一口陷阱、第一根皮鞭、第一座牛栏羊栅、第一座堡垒、第一座监狱、第一支军队和第一次征服他人，很可能就是人类告别开放时代，进入“封闭型社会”的开始？

人类从驯化动物中获得的经验，就为日后的一部分人驯化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役使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为人类世界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政权、军队、城堡、刑法、监狱等封闭型文化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最古的一部书叫《尚书》记载有：帝尧时把天下分为十二牧并分设牧官，就是把人民当牛马一样地役使的。《辞源·州牧条》云：“古者九州，每州置牧”[]“外有州牧侯伯”，“汉以后亦置州牧，……又清代知州亦称州牧”，可见得古今的帝王们都是把人民当做牛马来放牧的。人民都变成了牛马，又哪有“开放”之可言？

驯化植物的民族所获得的经验，就为人类的开放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原始农耕民族就已形成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开放创新、公平竞争、诚信讲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睦邻友好等开放型文化，即使进入了封闭型的封建社会，老子“道法自然”、“天道无亲，恒与善人”的思想，孔子“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的思想，孟子的“仁者无敌”、“民贵君轻”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都传承自中国原始农耕民族用爱心、精心和耐心驯化稻谷的宝贵经验。因此，我便提出了开放型文化“发自天籁的原生性文化”的新理念。

记者： 您提出“中华民族是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依据又在哪里呢？

林河： 全人类都在创造文明，全世界都会产生开放型与封闭型的文化，但毕竟历史有先有后、贡献有大有小。过去，西方学者就是凭着当时的考古发现，排定四大文明古国的先后次序，将中国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最后一位的。现在，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开放型文化的历史都没有中国的悠久，贡献也没有中国的大，我提出应该按照现实的新情况，重新排定一下四大文明古国的次序，只不过是纠正西方学者过去的认识错误罢了。有错必纠，这就是我要提出“中华民族是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新理念的理由。

现在的考古新发现证明，全人类中，驯化植物最早也最成功的就是中华民族。据湖南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中华民族驯化野生稻已经有了15000年以上的历史，根据两湖平原距今9000多年到7000年的彭头山、高庙等稻作文化群星罗棋布的情况可知：中华民族发展稻作文化已经有了9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明了驯化野生稻后，不仅使中华民族走向了丰衣足食、有余力从事发展科技文化的道路，而且，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靠中华民族驯化的稻类作物养活，才有余力发展他们民族的科技文化的。在科技文化上，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衣食住行，而在这些方面的发明创造，中华民族都远远领先于全世界，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更是人类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奠基石。据统计：中华民族古代的科技发明就占了全人类古代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为全人类提供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开放创新、公平竞争、诚信讲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睦邻友好等开放型文化基因，更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提出“中华民族是人类开放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的科学根据。

记者： 中华文明的开放型文化基因，在历史上都有哪些突出表现？

林河： 我在《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访谈中曾引《淮南子·主术篇》的一段话：“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开诚布公，心无贪欲），智不出于四域（群贤毕集，四海归心），怀其仁诚之心（民有仁爱诚信之心），甘露时降（风调雨顺），五谷蕃植（五谷丰登），春生夏长（不失农时），秋收冬藏（家有存粮），月省时考（月月改革），岁终献功（岁岁创新）。……养民以公（为政公正公平），其民朴重端悫（人民朴实厚道），不忿争而财足（人民丰衣足食，无需偷盗抢掠），不劳神而功成（无忧无虑，心想事成），因天地之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与之和同（和平共处，天下同心）。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到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减，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这段话把农耕文化的和平型、开放型、创新型、互利型、诚信型等文化基因都说得相当透彻了。下面，我想就农耕民族的开放型文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表现，再作一些具体探索。

开放型的建筑文化：无论什么文化，都是要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的。建筑文化往往是测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开放型或者是封闭型的试金石。如果你走进高墙深宅、壁垒森严、大门紧闭、猛犬狂吠的人家，你就很可能尝到主人的闭门羹和白眼。如果你走进屋檐相连、走廊相通、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的人家，你就一定会遇上性格开放、热情好客的主人。

中国古代建筑，从文化类型分：有“开放型”、“半开放半封闭型”和“封闭型”三大类。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分化较为严重，建筑设计理念产生于防范外敌，保护自己。不但筑起了万里长城来保卫国土，建筑也多是与邻为壑、不通往来的封闭型建筑（四合院就是其典型代表），从帝宫到民居，莫不如此。

与中原交界的楚地，虽然也战争不断，但由于楚国富甲天下，是两千年前的超级大国，在楚国的腹地，相对而言，人民生活还是比较和平安宁的。其建筑设计的理念产生于既要方便自己，也要防备外敌，又由于楚人信鬼好巫，房屋大多是半开放半封闭型的“吞口式”（吞口为一种能吞食妖魔鬼怪的神兽）建筑（一种大门凹进，以窗为眼、以门为口，模仿神兽模样的建筑形式），楚人虽也聚族而居，和睦相处，没有高墙阻隔，走近门窗就可以与主人对话，但楚式建筑群各家各户之间，却是独门独户，互不相通的。

在中国南方的越文化圈内，由于稻作文化是越人的先民——“粳民”（种粳稻的民族，古译荆蛮）的创造发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事和平生产的中国粳民，基本上处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和平环境之中，和平共处、互通有无、睦邻友好、诚信对人等等美德，养成了粳民“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的良好风俗，其建筑理念产生于既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的开放型文化。房屋都是开放型的“干栏式建筑”（俗称吊脚楼），这种开放型建筑屋檐相接，走廊相通，即使是下雨天，只要上了一户人家的楼上的走廊，就可以通过走廊走遍全寨而不会打湿脚，走廊上还备有茶水和草鞋，义务供行人享用。住在这种环境里的稻作民族，全都养成了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习惯，客人来了，就以歌舞相迎、用美酒招待。遇上纠纷，双方就去找理佬（德高望重、熟悉《理词》的和事佬）评理，而不是诉诸干戈。粳民还有集体做客的习惯，在每年秋收以后，寨佬就派出芦笙队，带上全寨的男青年步行到外寨去搞民间外交活动（现在已出现了坐汽车到数百里外“集体做客”的新情况），以增进友谊、交流文化。外寨则倾寨相迎，在集体互访中，寨佬与寨佬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姑娘们则尽情地与来访的男青年交流感情，建立友谊。这种开放型的建筑和开放型的文化，曾维系了粳民地区持续数千年的和平安宁。直到今天，你若走进中国大西南的一些粳民村寨，你依旧能享受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客人来了，以歌舞相迎、用美酒招待”的古风古俗。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18000年前，两湖平原上的临澧县竹马村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原始人，就已能建造开放型的“高台式土木建筑”了，在距今7000——8000年间，洞庭湖四水之一的沅水流域的农耕民族，就已能够建造四层以上的“高塔式建筑”、“双帆棂船”和“彩绘画舫”了（黔阳高庙文化）。还出现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干栏式房屋”（长沙南沱文化）。因此，中国的开放型建筑文化：是全世界最早的开放型的建筑文化。

开放型的服饰文化：服饰文化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是否开放的窗口形象之一。如果你见到了衣服紧裹，连脸部也用面纱遮住的妇女，她很可能是一个“封闭型”的女性，如果遇上了袒胸露臂、穿超短裙的妇女，她可能是一个“开放型”的女性。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宗教文化专制到了要把妇女全身用衣服密封起来，只留一个子孙洞供繁殖后代之用的地步。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如果不小心让男人见到了她的肉体，她就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嫁给这个男子，二是去投水或上吊。中国著名的民间故事中的女主角孟姜女，就是因为在池塘洗澡让范喜郎瞧见了肉体，只好嫁给了范喜郎的。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气候恶劣、只能用兽皮严密包裹身体，遮挡风沙严寒。又由于长期生活在马背上，必须穿裤以防擦伤***，因而形成了封闭型的服饰文化。在中原地区，冬天有北方地区那样的风沙雨雪，夏天又有南方地区那样的炎天酷暑，因此，封闭型衣饰和开放型衣饰兼而有之。但由于封建文化重男轻女，男性的服饰是封闭型衣饰和开放型兼而有之，女性的服饰还是完全封闭型的。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由于地处气候温暖的亚热带和大海边，以衣服防寒的作用小而以衣服为装饰的作用大，因此，在中原的古籍上，往往用断发纹身、椎髻跣足、短卷不裤、其人半裸来形容南方的风俗。因此：中国式的开放型服饰文化是由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创造出来的。

开放型的饮食文化：中国北方的有些游牧文化，食物禁忌很多，如不吃没有经过宗教仪式宰杀的动物，不吃鱼虾螺贝、乌龟甲鱼等。中国南方的农耕文化，却无所不食。有些人形容广东人“天上的只有飞机不吃，地上的只有汽车不吃、水里的只有潜水艇不吃，四条腿的只有桌子不吃，外国来的只有维娜斯不吃”，虽然是句笑言，却颇能反映中国南方农耕民族饮食的开放性。从至今还残存在中国大西南农耕民族中的“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喜庆设宴，路人都可入席”，“一家来客，各家都送来菜肴”等风俗中，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各种开放型文化的古风遗韵。

饮食文化的开放性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交的开放性，一个不吃生鱼的人很难与日本人长期相处，一个不喝牛奶的人很难与欧洲人长期相处。正因为中国农耕民族的饮食文化百无禁忌，所以，古代的中国人才能够走遍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成为全世界分布最广的古代人种。

开放型的生产关系：农耕文化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开放型的，在考古发现上，洞庭湖地区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前的稻作科技，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在两湖、江淮地区发展成了八十垱、皂市下层、河南贾湖等数十处稻作文化群。在距今7000年前，又远播到了浙江，形成了河姆渡早期的古湘湖跨湖桥文化，紧接着，在长江流域遍地开花，形成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古湘湖河姆渡文化——高庙文化——南沱文化——城头山文化——汤家岗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从9000多年前到5000多年前的一系列稻作文化，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这种迅猛势头，是由稻作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分不开的。以还保留着传统稻作方式的有些中国西南民族为例：他们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尔虞我诈、与邻为壑，只有互助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开放型生产关系，就是稻作民族开放型文化的历史见证。

开放型的海洋文化：没有开放型的海洋文化，各地民族就很难走向世界，也很难相互交流。古代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人种，与中国是全世界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分不开的。在海洋文化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常言道：“十马不如一车，十车不如一船”，我过去只能从西方的书籍中看世界，总以为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海洋文化了不起，我们中国相形见绌。现在，我从考古新发现中知道：中国早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出现了船葬的风俗；7500年前就已能够制造双帆船和豪华画舫；在6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在有隔水密封舱的木板船上使用船舵了；在3000年前，中国已开辟了从四川到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在2400年前，中国吴越舰队的大翼船，已经安装了要3个人才能掌握的巨大木舵。而在西方，距今2000年的海战船还没有舵。中国的海船，至少在宋代就已普遍用上了指南针，西方的指南针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直到公元16世纪，西方的船只才普遍用上了指南针。明朝郑和下西洋乘坐的宝船，载重量已达1000多吨，装的是与西洋各国通商友好的宝货。郑和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下西洋的，他带给西洋人民的是中华的先进文明，因而受到了西洋各国人民的无限爱戴，愿为他建祠立庙。而晚于郑和下西洋80多年的哥伦布，他发现新大陆所乘坐的船才250吨，其他的才100多吨。与郑和的宝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带给和平的美洲人民的却是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美洲的原居民从来也没想过要为他建祠立庙。两种文化的差异就是如此之大。

开放型的语言文化：中华民族中的黔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侗台语族、百越族语）既然是人类农耕文化的首创者，他们向别的民族传授农耕文化的时候，必然会向别的民族传授自己的农耕语言。根据农业出版社1986年初月出版的中国农科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一书记载：“稻作起源于我国南方，我国南方的口语习惯，至今一直称稻为“谷”或“禾”（毫、后、吼等为禾的谐音，古籍上又作耗）……据历史语言和地理的研究，南方汉语的“谷”和“禾”都来自一个更为原始的共同母语Kau（音和“靠”近似）……壮侗语族“稻”词的最古语言形式为Kau，以后，分化为K系（谷系）和H系（禾系）……

中国黔台语族创造的稻作文化的语言往往能在朝鲜语、越南语、日本语、印度语、英语等许多有稻作文化的国外民族中找到（详见前期《中华民族为什么自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访谈）。中外这么多民族的农耕语言都与中国首创稻作文化的黔台语相近，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和平民族，中华民族带给古代人类世界的是帮助别人改革开放，让全人类共同过上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开放型的意识形态：上文已经说过，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为人类创造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开放创新、公平竞争、诚信讲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睦邻友好”等等开放型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上的这些美德，令外国人赞叹不已。如公元50年，罗马作家梅拉曾说：“赛里斯人……其人诚信，世界无比。”公元380年，希腊作家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书》一书中说道：“赛里斯人和平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公元440年，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则在他的《史记》一书中说道：“（中国）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传统美德与世界各民族的传统美德相结合后，发展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国际上公认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通用准则，***的“一国两制”则很好地解决了港、澳回归之后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怎样和平共处的矛盾……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传统开放型意识形态的魅力是何等巨大。

记者： 那么您界定的开放型文化与封闭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