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与神农制耒☆

——试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耒阳与神农制耒”进行一次立体研究

林 河


前言
耒阳与神农制耒的传说
耒是哪一种农业生产的工具
制耒的神农氏是女人还是男人
制耒的神农氏距今是一万年还是五千年
制耒的神农氏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制耒的神农氏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
制耒的神农氏是陕西人还是湖南人
用语言学来研究耒阳为什么叫耒
“耒”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
结束语


前 言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做学问，“方法论”是很重要的东西。由于古代只有正统王朝的文献资料，一些被正统王朝消灭了的国家，是必须“夷其宗庙、焚其典籍”，不容许它的文献资料流传下来的。即使两千年前那个“富甲全国”、强大到能够“问鼎中原”的楚国，它的历史文献，也被烧得一干二净，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我从小到大，读到的都只有二十四史和圣人之言。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正统史籍，往往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偏见，圣人之言，又经常有“为亲者隐”的毛病，都不能客观地反映历史。后来出现了考据学与训诂学，研究起来比过去客观一点了，但因缺乏考古依据，又产生了“疑古派”，他们否定三皇五帝的存在，把大量的古籍考证为“伪书”，有一位大学者还得出了“夏禹是一条虫”的可笑结论，依然不能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面目。直到出现了考古学，才纠正了许多考证上的失误和史籍记载与考古发现背道而驰的现象。后来，又出现了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符号学、模糊学、悖论、哲学、逻辑学、古代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神话学、民俗学、文字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比较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等等的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一天比一天开阔，为有些过去无法研究的学问，找到了一些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耒阳为什么叫‘耒’”这一课题，就是一个需要运用多学科进行立体研究才能有所突破的大课题。本文就是运用多学科对“耒阳为什么叫‘耒’”这一课题进行立体研究的一次尝试。






耒阳与神农制“耒”的传说

耒阳为什么叫“耒阳”呢？《水经注》云：“因水以制名。”也就是说：“因为‘耒阳’这座城市在耒水之北，所以就叫耒阳。”但是，耒水又为什么叫“耒”呢？就有许多人说不清楚了。但耒阳人是很清楚的，因为自古相传，这里是神农氏制“耒”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水就叫做“耒水”，而耒水边的这座城市就被称为“耒阳”了。
“耒阳”这个地名非常古老，早在公元前221年，即秦朝初年，这里就有了耒阳之名。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又在这里设置耒阳县（引自《湖南省地图册》）。从秦代到今天，“耒阳”这个名字一直沿用未变，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处叫＂耒＂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呢？
为封建王朝树碑立传，是从汉朝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开始的，秦王朝时的人还不懂得市场炒作，也想不到把地名当作光荣去夸耀。二千年前的古人把耒阳称为“耒阳”，只能有一个理由，那便是在秦汉以前，人们就已听惯了“炎帝是湖南人”、“耒阳是神农氏制耒的地方”等地方传说了。由于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正统史籍，也没有地名审查制度，记录地名的官吏只知道如实记录，还不用担心记录地名会触犯中原王朝认为“炎帝是中原之帝”的忌讳，而后世的学者则把“耒阳”仅仅当作地名看待，没有谁去深究其含义（到目前为止，还极少有从事地名学研究的学者），才得以躲过了地名审查关而流传至今。
但是，由于从古至今的读书人大多拘泥于正统之说，只相信流传于北方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神农炎帝是陕西省宝鸡地区姜水流域的人”等正统观点，对流传于南方的“神农氏是湖南人”、“神农氏在耒阳制耒”等神农氏传说置之不顾，甚至于嗤之以鼻。
要解开神农氏的万古之谜，就必须解决 “耒”是哪一种农业的生产工具，神农氏是女人还是男人？是什么年代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是湖南人还是陕西人等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神农氏必须是湖南人，他才能够在耒水之阳制“耒”，湖南也才会出现“耒水”和“耒阳”等与“耒”有关的水名和地名。要解开这些谜团，不能只依靠传说，而必须依靠考古发现与多科学的考证。，下面，我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浅薄的探讨。





耒是哪一种农业的生产工具？

“耒”是农耕文化早期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要研究神农氏是不是在耒阳制“耒”的问题，首先还得研究一下“耒”是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还是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因为，“耒”如果是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神农氏就是北方人，如果是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神农氏就是南方人。耒”适合于哪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呢？
《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1日登载了谷丰一篇叫《从骨耜看耜耕农业》的文章，文中写道：从我国农业发展史来看,大约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火耕农业逐渐为耜耕农业所取代。耜耕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普遍使用耒耜进行翻地,改善土壤结构。河姆渡的骨耜所以古老而又进步,是与长江下游居**用耜耕技术最早种植水稻分不开的。长江下游地区河流密布,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余姚河姆渡一带的环境条件是很适合种植水稻的。为了开发沼泽地区,防止水患,必须排除大量积水,这就需要使用有效的掘土工具,将沼泽地改造成为水田,还要进行翻地,这是原始粗放的火耕方法和原始锄具所不能胜任的。就在这种客观需要的条件下,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很早就发明和推广了耜耕技术。河姆渡遗址骨耜的出土有力地表明居住在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已经掌握了耜耕技术,开发水利,改善土壤条件,栽培水稻,为发展原始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篇文章说得是相当中肯的。原来，“耒”主要是用于“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是南方稻作民族最先发明的农业生产工具。
最原始的“耒”是用木制的，由于中国南方的酸性土壤腐蚀性很强，很难将木质的“耒”保存下来。因此，要想在考古发掘中发现“耒”的遗物是一件很难的事。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始于长江中游一带，其中以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的稻作文化为最早，距今约一万五千年，但没有发现任何木质的器物。其次是江西的仙人洞、吊桶环的稻作遗址，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的“蚌耜”，这说明中国至少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耒作农业”了。再看距今九千年前后，遍布洞庭湖南北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这时已出现有水田，理应有“耒”，但因同样的原因也没有发现，只在偏北的河南贾湖稻作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八千年前的石耜。中国南部的广西与东南亚地区，曾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大型石耜，距今约五千年，打磨得晶莹光洁，其石质也艳丽如玉，显然不是实用的生产工具，而是祭祀神灵用的礼器或是部落酋长权力的象征。是“耒耜崇拜”的产物（实物照片见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陈文华编著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P141-162面，我也曾在广西博物馆亲眼得见）。根据“生产关系永远落后于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则其上限当远远不止五千年。
“耒”既然是南方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而南方的稻作农业又起源于湖南，神农氏制耒的地方必然在湖南，是肯定无疑的了。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神农氏是在湖南的哪一个地方制“耒”了。但是，以“耒”命名的地名不仅全国只有湖南耒阳一处，全湖南也只有耒阳一处，因此，神农氏在湖南耒阳制耒的传说，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






制耒的神农氏是女人还是男人？

从古至今的文献资料中，神农氏毫无例外地都是男性的形象。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探讨，人类是从母系氏族社会走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农耕文化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而母系氏族社会的领袖是妇女，因此，制耒的神农氏当然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中国古籍中提到的神农氏是男性，当然不会是制耒的神农氏。因此，我们从中国古籍中了解到的男性神农氏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
通过考古论证，北方的考古发现中，至今也没有找到新石器早期的男性神农氏的证据，再看湖南，考古发现却证实了制耒的神农氏的确是女性的问题。根据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发现的一万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工栽培稻来看，这是目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旧石器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这位发明人工栽培稻的神农氏当然是女性。
如果还有人因玉蟾岩遗址的时代过早，出土的文物有限，现有的文物不足以证明神农氏是女性，还不相信神农氏是女性的话，湖南省黔阳县距今七千四百年前的高庙新石器早期遗址，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的遗址。其绘画水平简直可以与现代派大画家毕卡索比美，我们且通过这些绘画艺术寻找一下神农氏是不是女性的证据。
新石器时代早期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我们从湖南黔阳高庙遗址的祭祀艺术中发现，这时的母性崇拜是很明显的。

一、高庙遗址发现了许多画有小凤凰正从母亲的产门中出生的图案。只有女性才有产门，这是完全不用怀疑的。高庙人既然把雌性鸾凤当作“图腾”来崇拜。他们的氏族领袖当然不会是男性；

二、高庙遗址的祭祀陶器上发现了一些神人的头像，有脸形似鸟的，有长着鸟爪的，也应是人们以雌性鸾凤为“图腾”的现象，是古人“黥面纹身”的“活化石”，是将自己打扮成“鸾凤传人”的艺术表现，是当时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

三、器上有头戴“三尖皇冠”的神人头像，这“三尖皇冠”是“火焰”的符号化，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司火的标志；

四、这些神人头像面目都姣好如女性，没有发现长了胡须的男性形象，也可佐证这时候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五、历法是农耕民族的发明创造，在高庙遗址出土的七千四百年前的神人头像中，有一尊卵石雕像，上面刻有三个标志神像名称的文字符号，一个是“月”字，一个像“干”字，一个像“母”字，我们虽然不能确定这些文字的含义，但似可暂时认定她是“月神干母”之像。先假定她是观察月亮运行规律，厘定年月、干支、历法的女神农氏雕像之一。等以后有了研究成果，再改名也不为迟。


六、东晋的史学家习凿齿有“神农生于黔中”之说，地处“黔山之阳”的黔阳高庙遗址正处于古黔中郡政治文化中心的古辰州地区（今沅陵地区），这里发现的这些女神像，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女性神农氏的形象。也是神农氏生于湖南的证据之一。

七、从图腾学说的角度研究：《白虎通义》云：“炎帝者，太阳也。”又说：“离（离即太阳）为鸾”，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神农炎帝就是太阳神，而太阳神的形象就是雌性的鸾凤。也就是说：神农氏族是一个以雌性鸾凤为图腾的氏族，因此，最早的神农氏是女性领袖，而且是湖南的女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有人对图腾学说不了解，请去看一看有关图腾学说的书籍，我这里不详说了。







制耒的神农氏距今是一万年还是五千年？

根据中国的习惯说法，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7年，距今约4700年。轩辕黄帝是哥哥，神农炎帝是弟弟，此说见于《国语·晋语》，其原文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因此，神农炎帝的年代不可能超过黄帝的年代，也应该是距今四千七百年左右。
如果神农炎帝的年代距今只有四千七百年左右的历史，就会有一系列的麻烦了。因为神农炎帝既然比轩辕黄帝的年纪小，那位首创农耕的古帝就应该是黄帝而不是炎帝了，因为在古籍中，“钻燧生火”、“造火食”、“蒸谷为饭”、“造釜甑” 都是黄帝的发明创造，世界上哪有弟弟熟悉农耕而不懂“钻燧生火”、“蒸谷为饭”、“造釜甑”，哥哥不懂农耕却熟悉“钻燧生火”、“蒸谷为饭”、“造釜甑”的道理呢？


如果神农炎帝的年代距今只有四千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就是他到底是真神农还是假神农？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因为西亚地区的农耕已有了将近一万年的历史，这顶“神农氏”的桂冠就应该是属于西亚的神农氏了（“神农”为“农神”的倒装语，并非某时、某地、某人的专有名称），中国的神农氏要么是从西亚请来教民耕种的外国神农氏的后代，要么是一个冒充外国神农氏的“假神农”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神农氏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

制耒的神农氏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20世纪末叶，考古学家在湖南的九疑山下的道县玉蟾岩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并在洞庭湖南北发现了9000-7000年间的有如星火燎原之势的彭头山稻作文化遗址群以后，“中国农耕文化并不起源北方，而是起源于南方”的观点，才得以抬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可靠的证据，可以和“北方论”和“西方论”者评一评是非曲直了。原来，我们中国的农耕文化不仅比西方早出了几千年，也比黄帝早出了一万年呢。于是，“神农氏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迎刃而解，我们也无需低头哈腰地去做西亚神农氏的子孙后代了。

制耒的神农氏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

自古以来，颇有一些人把[]制耒的神农氏是陕西人还是湖南人？

神农氏与炎帝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也应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最早的神农氏当然是不会自称自己是炎帝的，但由于各地的神农氏族多了起来，互相之间的交往也多了起来，所有神农氏族的领袖都自称神农氏，就会分不清谁是谁了？于是，神农氏族中便出现了以炎帝命名氏族领袖的现象，但神农炎帝氏族多了，同样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炎帝氏族中间，又出现了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厘、帝哀、帝榆罔、帝蚩尤等等的具体名称及陕西的炎帝氏族以“姜”为“氏”的现象。这就像后世的王朝一样，每一个王朝都有许多个皇帝一样。由于陕西的姜水炎帝是被黄帝氏族消灭了的最末一位炎帝，他根本没有资格当中国的第一任神农氏，我过去把他当作中国最早的神农氏，完全是逻辑紊乱、不懂社会发展史的结果。左丘明在他的著作《国语·晋语》中说过“炎帝以姜水成”（“成”是成长壮大之意，而不是诞生之意）的话，但他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春秋左氏传》中，却曾明明白白地说过：“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的话。意思是说：姜姓炎帝氏族，只不过是古代被尊为“火师”的神农炎帝氏族的后代子孙而已。因此，有些人认为神农氏是陕西人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从地理条件来说，原始“耒耕”只适宜于土地疏松、湿润易耕的江南水乡（上面已有论述）。反观陕西，这里主要是“天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水土极易流失、长年干旱的黄土高坡，原始的骨耒、蚌耒和石耒是难以在这种天旱少雨、泥土常年“坚如铁、锐如刀”的黄土地上破土耕作的。也许有人要反驳：“陕西也有类似江南的小气候的”，但从数学的“或然率”看问题，“或然率”小的成功率是不能与“或然率”高的成功率相比的，寄希望于天降奇迹是不现实的。
再从考古发现看问题，虽然全国都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耒”，但最早的“耒”、数量最多的“耒”和质量精美的“耒”都出土于南方，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上面的论证，已足以推翻神农氏在陕西制耒的可能性。下面再谈制耒的神农氏在湖南制耒的证据。
最早的神农氏是哪里人？中国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以楚国时代的屈原和东晋时代的习凿齿等南方学者的“南方说”，二是以历代文人为代表的、以《国语·晋语》为依据的“北方说”。从时间来看，以屈原的观点为最早，从地点看。屈原时期的湖南尚未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因此，也较少受到中原王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干扰，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客观记述。而以《国语·晋语》为依据的“北方说”，我在上面已经论证得非常清楚，并不是是撰写《国语·晋语》的作者左丘明的观点，而是封建王朝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将左氏的话穿凿附会出来的一条孤证和伪证。
屈原是湖北秭归人，他的观点表现在他的诗作《远游》之中，诗里是这样说的：

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网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虫蓼虬而逶蛇。雌霓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俳徊？

这首诗里的“南疑”就是湖南省的九疑山，这首诗里描述了屈原神游天界，在东、西、北三位天帝那里感受到的只有黑暗、清冷与伤感，唯独神游到了炎神（一作炎帝，在天曰炎神，在地曰炎帝）所居的南疑，被祝融请到了他的神居——南岳衡山的祝融峰上，才享受到了美妙的音乐歌舞和美丽仙女的盛情款待。令屈原也被感动得“俳徊留连”，乐不思归了。从这首浪漫之极的神话诗中，我们恍惚感受到了在炎神管辖之下的锦绣江南，无论是天上地下，都是多么的繁荣富饶、幸福美满啊。这种豪华的宴乐场面，又岂是地处黑暗、清冷地带、没有农耕文化的北方天帝所能享受得到的吗？

根据《世说新语》引《伏韬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云：“神农生于黔中。”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的历史学家、湖北襄阳人，黔中指楚国时代的黔中郡，范围很广，包括了今日的湖北西南、四川东南及湖南、贵州等一大片地区，连长沙也在其内（秦朝的长沙郡就是从黔中郡分割出来的），但其政治文化中心则在今日湖南省沅水之畔的沅陵地区。

持神农炎帝“南方说”的观点从来都不为持“北方说”的学者所重视，但奇怪的是，“北方说”在考古发现中找不到任何依据，而“南方说”的证据在考古发现中却非常丰富。楚国时代的屈原说：“天上的神农炎帝——炎神的神山是在湖南的九疑山上”，而考古学家果然在九疑山下的玉蟾岩找到了一万五千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东晋时代的习凿齿说：“地上的神农炎帝的出生地是在黔中地区”，考古学家果然在古代黔中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南的沅陵地区的黔阳到辰阳一带找到了距今七千四百年前的在祭祀陶器上画满了“神农氏族图腾形象”的多处高庙文化遗址。考证请参看林河著《中国巫傩史》一书（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在这里恕不考证了。
考古发现与“北方说”背道而驰，却与“南方说”如此吻合，有力地证明了南方学者的观点是没有受到封建王朝正统思想政治干扰的观点，而北方学者的“北方说”，是受到了封建王朝正统思想政治干扰过的被误导了的错误观点。
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看问题，民间文学有传承性、变异性的特性。在民间文学的发源地，民间传说多密集而完整，其传承性必定大于变异性，在民间文学传播地的民间传说，多稀少而变异，其变异性必定大于传承性。根据民间文学的这些特性去研究神农氏的传说，我们就会发现，湖南省的神农氏传说，多密集而完整，大多“有头有尾”而较少变异。北方的神农氏传说，不但数量较少，而且往往“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变异较多，与湖南省的神农氏传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就有可能找到民间文学的发源地与传播地了。
湖南省的神农氏传说往往呈密集型分布，传说的内容比较完整而丰富，完全符合民间文学发源地的规律。
一、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神农生于黔中”（湖南地区古属黔中地）明确地道出了湖南是神农氏的诞
生地的秘密。而考古学则证实了湖南的确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
二、《衡湘稽古》说：“炎帝后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说明了古代的长沙国就是炎帝时代的“厉山国”。
三、《汉书．魏相传》：“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离”就是太阳，“乘离”就是将太阳当作坐骑乘坐，由于在中国的神话中，太阳就是鸾凤，而鸾凤是南方民族的神鸟，也是神人的坐骑，所以才会产生“炎帝乘离”的神话。北方人知道有凤是很晚的事了。因为，楚国时代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吾闻南方有鸟，其名曰凤”的话，博学如老子也只听说过南方有凤，其他的北方人，当然就更不知道南方有凤了。既然许多古代的北方人不知有凤凰，又怎能产生“炎帝乘离”的神话呢？衡山为什么叫“衡”？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但“炎帝执衡”似启发了我们，衡山很可能就是因“炎帝执衡”而得名。“衡”是什么呢？“衡”就是商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精密仪器——“天平”，是“天平”与“砝码”的总称。在中国古籍中，炎帝是“日中为市”的创始者，又是手持“衡器”以司南方的帝王，在考古发现中，全中国最早的“衡器”就出土于湖南，湖南的“衡器”出土之多也是中国之冠。北方虽然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出土的“衡器”却远不如湖南之多。若将这些事联系起来看，就说明了神农炎帝是湖南人而不是北方人，这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四、《衡湘稽古》：“衡山为炎帝游息之所，帝自曰‘朱’（JU），有朱陵洞，死葬长沙。”此文最重要的信息是文中保留了南方越人的语言，“朱”（JU）是“神”与“帝”的越语称谓，有东汉学者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为证。《越绝书》中的“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说：“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既然“朱余”的“余”是盐，这“朱”当然就是“官”了。但由于越地的阶级分化没有北方那么严重，像“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和“帝王将相、文武百官”之类的官阶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名词，越人都没有创造出来。因此，在越人的眼中，只要是有地位的、受人尊敬的和最亲密的都一律称之为“朱”，就我所知，越人不但称“酋长”与“官”为“朱”，他们还称父亲为“父亲”为“父朱”、母亲为“母朱”、情人互称为“情朱”呢。“朱陵”即“朱”住的地方。“陵”为地名，如朱陵、茶陵、昭陵、沅陵、武陵等，都曾是少数民族酋长居住理事的地方。称“酋长”死后的居地为陵，是其引伸义也。
五、《元和郡县志》引《南岳记》：“炎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说明了南岳衡山即神农炎帝氏族祭神的神山，而炎帝氏族的大巫祝——祝融，就是在南岳衡山为他们氏族举行祭祀大典的大祭司。今日南岳衡山的最高峰叫祝融峰，祝融墓就在祝融峰之阳。祝融峰附近有观日台、会仙桥、踩卦岩等遗迹。
六、湖南省的郴州为什么要叫“郴”呢？民间相传这里是炎帝之臣“郴沃”的辖地，所以叫“郴”。《帝王世纪》载：神农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沃。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听沃” （ting-wo）与“郴沃” （chen-wo）只是一音之转，“听沃”应即“郴沃”。也就是说，郴州是炎帝氏族的“姻族”——“郴沃氏族”所居住和管辖之地。“奔水”这地名不见于经传，而“奔”（ben）字与“郴”（chen）字都共一个“en”韵母，也应是一音之转，所谓“奔水”，很有可能是“郴水”？而在陕西宝鸡“姜水炎帝”的居地，就连“听沃”、“郴沃”，“奔水”、“郴水”等“一音之转”的地名和水名都找不到，似可证明“奔水”即“郴水”。郴州应是神农炎帝的“姻族”——“听沃（郴沃）氏族”的居地。再说，《帝王世纪》中的“帝”字都放在名词之前，属南方民族的“倒装语法”，而北方的语言习惯是要将“帝”字放在名词之后的，语法的不同，也可证明湖南应该是习惯于讲南方民族“倒装语”的神农氏族的祖居之地。
七、《衡湘稽古》说：湖南“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嘉禾故粮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谷，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嘉禾县学记》也说：“炎帝之世，天降嘉禾，神农拾之，教民耕作于淇田之阳。”引管子：“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原注：“长沙（指古代的长沙国）地脉发于淇田之阳。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淇江发源于九疑山，因此，产生在淇江流域的神话传说属于“九疑山水系的神话传说。
八、《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居炎……”这“赤水”也应是“淇水”的一音之转，即今日的“祁水”，“祁水”发源于九疑山。也是“九疑山水系的神话传说。文中的“居炎”一语，更是道破了天机。因为“居炎”是地地道道的南音，“居炎”即“朱炎”。是南方民族对大酋长的尊称。与《衡湘稽古》说：“衡山为炎帝游息之所，帝自曰‘朱’（JU），有朱陵洞，死葬长沙。”炎帝自称为“朱”与“居炎”的“居”有异曲同工之妙。
九、在屈原的作品《远游篇》中，九疑山被屈原当作了炎神的神居，炎神的神佐──祝融，则以南岳为他的神居。博学多才的屈原竟一点也不知道陕西的姜水边上还有一位炎帝，说明了中原的神农氏传说晚于屈原时代的神农氏传说，是受到封建王朝政治干扰后的产物，不足为据。
十、出土于南方的先秦古籍往往充满了对炎帝感恩戴德之词，而北方的古籍对炎帝没有好感，北方古籍中的姜水炎帝，是一个亡国之君，连他的儿子都被视为穷凶极恶的人。北方人对炎帝如此蔑视，怎么会拥戴他为帝呢？
十一、《列子．汤问》云：“楚之南，有炎人国”。楚在湖北，“楚之南”即湖南，炎人之国必有帝，“帝”当然是炎人国本土的炎帝，而不可能是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因为原始农耕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独裁统治、人民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互助互爱、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湖南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物产丰富而地广人稀，人民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盗贼不作、奸乱不生、不存在谁掠夺谁，谁征服谁的问题。而湖南与北方地隔万里，又有黄河、长江天堑，一些北方善于武力征服的强悍民族，一时还不能征服到这里。这也说明了早期的神农炎帝只可能是湖南人。
十二、《淮南子．天文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朱明”即“祝融”，是上古时期的特级
大巫师)。”明明白白地写着炎帝是南方之帝，根本没有提到他是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有些人从“维护正统观念”的角度出发加以曲解，硬说这个炎帝是从北方来到南方称帝的，这种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北方的帝王不在北方称帝，毫无道理地将故土送给别人称帝，自己却远离故土、远离人民，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去做异族的帝王，岂不成了“流亡皇帝”了吗？何况中国有“叶落归根”的风俗，人死后是一定要“魂归故土”的，贵为帝王的炎帝更不可能出现生在北方却葬在南方的现象。
十三、《礼记．月令．夏之月》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古人把节令中的春夏秋冬与方位中的东西南北相对应，因此，“夏之月”对应的方位就是南方。
十四、《淮南子．时则》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到委火炎风之野，赤帝所司者
万二千里”，说明了赤帝所司的炎人国是在南方。 十四、《白虎通．五行》：“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说明了祝融是“神鸟图腾”，太阳神炎帝是神鸟之王，所以是“鸾图腾”。鸾凤是古代南方相传的神鸟，古代的北方闻所未闻，也印证了炎帝只可能是南方之帝。
十五、《帝王世纪》：“(炎帝)以火承木，住于南方……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生在北方的炎帝，
完全不熟悉南方，生活习惯也不相同，以饮食为例，吃惯了牛肉马奶、酥油麦粟，住惯了窑洞、帐篷的北方炎帝，却让他到南方来吃他不喜欢吃鱼蚌螺虾、米饭蔬菜，住他不喜欢的木楼、竹楼，他肯来吗？
十六、马王堆汉墓的“飞衣帛画”上方，有一由水鸟簇拥着的女神，众水鸟正在喙取人间供奉的嘉禾，说明了这女神就是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即南方早期女性神农氏的画像之一。
十七、马王堆汉墓的“地形图”上画了九疑山，山的南面和东面，各有一组图腾柱，舜帝南面而王，南山的图腾柱应该是祭祀舜帝的，炎帝的图腾是太阳鸟，应该向东而祭，东山的图腾柱应该是祭祀炎帝的，与屈原所说炎帝的神宫在九疑山上不谋而合。
十八、北方把炎帝视为“侵陵诸侯、暴虐百姓”的无道昏君。但楚墓出土的帛书却说：“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帮助人民正日月，定四时，是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立下了大功劳的伟大帝王。不论是哪个民族，都不会污蔑自己的民族领袖的，北方人污蔑炎帝而南方人赞扬炎帝，也说明了炎帝不会是北方民族的领袖。
十九、《说郛》引《古琴疏》说：负责为炎帝祭天礼神的大巫祝——南岳衡山的祝融氏，取“瑶山之木”为“瑶琴”，“能致五色鸟舞于庭中”，琴曲一曰“凰来”，二曰“鸾来”，三曰“凤来”。这“瑶山之木”是南方的树木，凰、鸾、凤是南方的神鸟，北方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可能产生这一传说。
二十、《朝野佥载》说：“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山也。”《太平御览》引《盛弘之荆州记》说：“零陵县上有夸父迹。” 《汉唐地理书抄》《盛弘之荆州记》说：“零陵县上古有夸父冢。”夸父是炎帝的后代，他死后葬于湖南零陵，也说明这传说是“九疑山水系的神话传说”之一。
从以上的信息来源看：“炎帝南方说”证据众多，可信的程度很高，而“炎帝北方说”只有《国语·晋语》中“炎帝以姜水成”一例。这一例的疑点众多，一来“炎帝以姜水成”并不能证明“炎帝生于姜水”，是一条无效的“误证”，二来这是一例“伪证”（上文已有论证），三来这是一条“孤证”，考据学最忌讳“孤证”，在中原古籍中仅此一例，我们怎么能将“误证”、 “伪证”与“孤证”作为“炎帝北方说”的证据呢？
湖南省的神农氏传说如此密集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神农炎帝的出生地和埋葬地都在湖南，“神农氏在耒水之阳制耒”是整个湖南省神农氏传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神农氏主要的活动都在湖南，他制耒的地方就应该在湖南。





用语言学来研究耒阳为什么叫“耒”

要破译耒阳为什么叫“耒”的问题，还得破译中国最早的神农氏讲什么语言的问题。如果中国最早的神农氏是北方人，“耒”就是北方话，如果是南方人，“耒”就是南方话，如果是外国人，“耒”就是外国话，但语言是一种不能保存的无形文化，看不见也模不着，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我们怎么能知道一万多年前的神农氏，讲的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呢？
这事情看起来好像很难研究，其实也不是很难。因为语言是有传承性的。凡是讲同一种话的民族，只要没有外力的干预，他们就必然会永远地讲同一种话。只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语言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词汇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而已。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语言如何地变化，它的“语根”（最早的语言）是不会变的。只要我们找到了语言的“语根”，我们就容易研究了。为了使读者对“语言发生学”有所了解，下面简介一下中国语言发生的特性。
语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的发生往往有这样一些特性：
一、语言是多元化的产物：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族，都会因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语言。
二、语言是人类表达客观事物的工具，它不能超越客观事物的极限。如采集时代的人只能发明与采集有关的语言，渔猎时代的人只能发明与渔猎有关的语言，农业时代的人只能发明与农业有关的语言。
三、语言是有传承性的。后辈必然会传承先辈的语言，而不会废弃先辈的语言。
四、语言是有开放性的。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学习文化先进的民族的科技文化的时候，一般都会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在接受其先进的科技文化的同时,也会将其新创造的语言接受过来,而不会排斥先进民族的语言的。如“茶”是中国人发明的语言，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哪里，哪里便采用了“茶”这一名称，而不会用本民族的语言来来取代它。又如“咖啡”、“可可”是外国人创造的语言，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同样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民族语言去取代它。
五、 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如果两个民族都发明了反映同一事物的语言，一般都会采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不会接纳外民族的语言。如北京的“胡同”与上海的“弄堂”反映的都是同一事物，但北京和上海依然各自保留了各自的称谓。上海人不愿称“胡同”，北京人也不愿称“弄堂”。
六、 语言是有变异性的。由于时间、环境、民族、发声习惯的不同，语言必然会产生变异。如上古音不同于今音，甲地的发音习惯不同于乙地的发音习惯、甲民族的发音习惯不同于乙民族的发音习惯，都会使语言产生变异。如现代普通话的“京”音，在古代要读“更”音，中国话的“北京”，英国话要读“北更”，北京话的“是呀”，广东人只能读“细呀”，就是这种变异性的产物。
七、 语言是有稳定性的。语言一经发明，一般都不会再变，中国人能读懂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就因为三千年前的语言和现代的汉语基本相同的缘故。中国“侗台语族”的语言与古代百越民族的语言非常相似，就因为“侗台语族”诸民族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后代的缘故。我曾利用今日“侗台语族”的语言对两千多年前的《越人歌》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相当理想，被有些学者评为“研究楚越文化的最大突破”。这就说明了现代的民族语言是完全可以用于研究古代的民族语言的。
八、语言是有习惯性的。如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被汉族称为“倒装语”就是因其语法往往相反的缘故。如汉语称“舜”为“舜帝”，南方民族却要称“帝舜”，汉语称“主公”，南方民族却要称“公主”，汉语称“青菜”，南方民族却要称“菜青”，就是语法习惯不同的缘故。
九、语言是有系统性的。中国话有很强的系统性，如中国的农耕语言中，“粳民”（在古汉语中被讹译成“黔民”、“干人”、“荆蛮”、“仡佬”、“仡览”等）是种植粳稻的民族的自称、“粳”是粳民种植的粮食作物、“秧”是粳稻的幼苗、“糠”是粳米的粗皮、“缸”是装粮食的器皿、“仓”是装粮食的房屋、“房”粳民的住室、“人”指所有的人、“亲”是与粳民有血缘的人、“神”是粳民的图腾信仰、“琴”是神农氏发明的乐器、“津”是粳民的渡口、“京”是粳人的政治文化中心、“金”是粳人的贵重金属、“缙”是粳民喜欢的红色织帛、“锦”是粳民喜欢的锦缎、“巾”是粳人包头、围腰的手巾、“旌”是粳人用羽毛装饰的旗帜、“井”是粳民开凿的人工水源……这就是中国语言的系统性很强的证据。
十、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有密切的对应关系：中国文字是中国语言的继续与发展，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字时很敏感地发现：中国文字中的同音字和近音字特别地多，而中国人却能够处理得非常轻松自如，这是世界上很多的文字都难以做到的。如李、里、理、礼、鲤、醴、澧等完全同音，山、峦、澜、涧、滩、岸、案、盘、碗、饭完全同韵。只须用象形、会意、添加声符、偏旁等方式就能很轻松地加以解决了。但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之前，中国人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语言上的难题呢？我们只要到没有发明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去找，就能找到答案。原来，没有发明文字的民族是通过声调的变化加以解决的。经过语言学家的调查，汉族的语言只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而少数民族语言的声调，少的有八九个，多的有十几个，最多的竟达五十多个，有的语言还带了复音。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并不会因为同音语言太多，相互间无法区别而感到烦恼。在没有发明文字的民族中，声调的多寡往往是该民族语言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志。
当你掌握了中国语言的这些特性之后，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去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了，最早的神农氏说的是哪一种民族语言、神农氏为什么要把最早的农具称之为“耒”等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耒”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

上文已经说过，“耒”是稻作民族的生产工具，而水稻耕作是湖南的土著民族发明的，因此，我们只有找到了湖南的这个土著民族，神农氏为什么称农具为“耒”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湖南的民族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维吾尔族、满族等，你如何知道谁是与“耒耕”有关的土著民族呢？且让我们用“排查法”来排查一下。湖南的汉族是中原移民，算不得土著民族，可以排除。土家族的先民是原居于湖北、四川一带的巴人，不是湖南最早的土著民族，也可以以排除。苗族的祖先虽然是居于洞庭、彭蠡一带的三苗集团，但早就发展到北方，组成了蚩尤集团，成为北方民族了。根据湖南苗族《迁徙史诗》的记载，湖南现在的苗族，他们的祖先蚩尤集团是在河北涿鹿地区被黄帝击败后，历经千辛万苦，从黄河流域南迁到湖南来的，似也可以排除。白族是从云南来的、维吾尔族是从新疆来的，满族是从北方来的，迁到湖南的历史才不过几百年，都很难算是在湖南首创“耒耕”的土著民族，只有侗族和瑶族能算作湖南的土著民族。但瑶族主要以狩猎和开垦山林、种一些山地作物为生，不能算水稻民族，能够算水稻民族的只有侗族。因此，我们在作神农制“耒”的语言学研究的时候，对侗族语言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人们对侗族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只知道侗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一个知名度不高、人口也不很多的民族，却不知道他是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民族。我在这里不得不又要解释一下。

侗族的先民正是居住在洞庭湖南北的古代民族，如发现15000年前人工栽培稻的九疑山地区、发现9000年前稻作民族原始聚落的彭头山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神农氏形象和宗教祭祀艺术品最精美的黔阳高庙遗址。发现中国第一座古城的城头山遗址等地全都是侗族先民的居住地。由于侗族的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侗族的语言也比较典型。被语言学家发现后，曾把侗、壮、台、傣等一些最富有代表性的民族语言等命名为“侗台语族”（还有“黔台语族”、“侗傣语族”、“壮侗语族”等别称），在中国是仅次于汉语的最大语族。但它的覆盖面却比汉语大得多，只要有水稻农业的地区，就有它的踪影。中国西南地区、台湾省、海南省、东南亚全境、印度的阿萨姆邦等有稻作作文化的地区都是它的覆盖面。朝鲜、日本、印尼、菲律宾等地稻作文化的语言，也深受其语言的影响。由此可见，“侗台语族”就是首创水稻农业的民族，“侗台语族”的语言对研究神农氏为什么要以“耒”命名水稻生产的主要农具，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侗族这个族名，是抗日战争年代，因逃避战火而涌入广西桂林的民族学家，在发现了侗族后，以其语言与壮族相似，却不同于壮语，又因侗族多居住于溪峒之中（侗语称山间溪流两旁的田野为“峒”），古有“峒民”之称，才命名他为“侗族”的，而不是侗族的自称。侗族称自己为“chinm”（复音），“chin”是水稻名，“m”指人民，因此，“chinm”就是“粳人”或“粳民”之意。这就像英语称中国为“China”，而称中国人为“Chinese”一样。

“粳稻”为什么在命名为“粳”呢？根据“侗台语族”的民间传说，神农氏尝百草的时候，看到有一只金碧辉煌的“鸾朱”（译成汉语即红色的鸾凤），口里含着一株闪闪发光的“金穗”从天上飞过时，叫了一声“更”，金稻掉到了地上，神农氏把它]栽种到了田里，培养成了大家都能吃到的农作物。便以红色的鸾凤的叫声——“更”，将这一农作物命名为“粳”了。这传说今日仍流传于湖南的南岳衡山一带，可以为证。从仿生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的发生往往与仿生学有关。在“侗台语族”的语言中，羊称为“芈”、猪称为“啰”、狗称为“夸”、鸡称为“介”，都是以它们的叫声命名的。因此“粳”是以“鸾朱”（朱鸟）的叫声——“更”来命名，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为什么“粳”与“耒”二音之间相差甚远，根本无法将“耒”纳入“粳语系统”，这又是什么原因是呢？这与民族发展史有很大关系，不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般读者很难了解，我在这里又不得不唠叨几句了。

原来，“侗台语族”最初种植的是“粳糯”而不是“粳”，“侗台语族”在种植“粳糯”阶段，“侗台语族”并不叫“粳民”，而是叫“糯民”。这是因为“侗台语族”的先民在遍尝百草，从中选择最好的粮食作物的时候，首先选择的是一种口感很好的原始“糯稻”。“原始糯”有口感好、生存能力强的优点，但也有产量很低、脱粒困难、加工不易等缺点。在地广人稀的原始时代，它的缺点还不易被人重视，但因为“侗台语族”发明了种植原始糯稻，告别了“茹毛饮血、生吞活剥、食物困乏、疾病丛生、难求温饱”的渔猎时代以后，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好转，健康条件大大改善，人的寿命大大提高，人口滋生的速度便会呈几何级数猛增，那些单一地依靠在沼泽地里栽种“原始糯”度日的人们，便会感到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必须寻找新的粮食来源了。这时候，那些口感略逊于“原始糯”，但产量较高、加工较易的“粳稻”便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人们越来越需要依靠它解决饥饿问题了。于是“粳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长，而“原始糯”则退而成为了人们祭祀农神（神农）和改善生活的优质饭食。
我的说法是有充分的民俗学根据的。只要你多到大西南及东南亚的民族地区去寻访，你就会得到充分的感性知识。

根据农学家的研究，最早的农耕民族种植的是“糯”，那时的人们是只知有“糯”而不知有“粳”的。这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老挝（“挝”为“糯”的变音）的原居民就只知有“糯”而不知有“粳”得到证明。老挝人称“稻”为“拿”，在20世纪的60年代引进了中国的双季稻以后，老挝人便产生了命名的困扰。经过研究以后，他们将原来的“糯”改名为“拿比”，而把引进来的双季稻命名为“拿幸”了。原来，“拿”就是老挝语的“糯”，而“比”则是老挝语的“妣”（祖母），“拿比”就是“糯祖母”的意思。“幸”则是老挝语的“孙”，“拿幸”就是“糯孙子”的意思。

我为什么要举老挝的例子呢？这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挝的困扰同样会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困扰。当原始的“糯民”改种了“粳稻”之后，他们将新品种命名为“粳”的同时，便将原来的“糯”改名为“粳糯”、也将自己改称“粳民”了。这就是为什么“粳稻”会有“粳稻”与“粳糯”，民族会分 “糯民” 与“粳民”的缘故。中国古籍上记载的“雒民”、“骆越人”、“倭人”、“僚人”等即“糯民”。古籍上中所说的中国南方的“黔民”、“仡佬”、“仡榄”、“仡伶”、“仆鉴”，“《诗经》：“蠢尔荆蛮，大邦为仇”的“荆蛮”也是“粳民”。两湖的“荆”、两广的“广”、福建的“建”、江苏的“江”、江西的“干”、贵州的“黔”、云南的“滇”，都是“粳”的一音之转。

根据上文所述的“语言有系统性”的法则，中国南方的稻作民族在种植“原始糯”的阶段，必然也会有一个“糯音系统”。当我们将与“糯”的同音[]






结束语


本文试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耒阳与神农制耒”进行了一次立体研究，便发现了耒是南方稻作民族的农具而不是北方旱地民族的农具、制耒的神农氏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制耒的神农氏距今是一万多年而不是五千年、制耒的神农氏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神农氏是许多神农氏族领袖的称谓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称谓、制耒的神农氏绝对是湖南人而不是陕西人、制耒的神农氏讲的是中国“汉藏语系”下面的“侗台语族”的语言而不是北方的汉语等许多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由于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一项专门的课题进行立体研究还很少有人做过，没有先例可供借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疏漏与错误必然很多，就只能在以后的文章中补漏纠错去了。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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