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穗城——广州 与 楚的关系

广州 古称 古之楚庭

祝融神庙——南海神庙 是 湖南衡山之后，全球第二个战略意义的 楚人之祖的神庙。南海神庙，象征着 海洋、贸易、和平、交往、开放

五羊传说：悬疑与猜想

　　仔细推敲五羊传说，我们发现广州这个自古流传羊的传说，以羊命名和用它作城徽的城市历来难觅羊踪。更蹊跷的是，在岭南历史和民俗的记载中，除了五羊传说一枝独秀，但关于羊的叙事却如凤毛麟角。因此笔者提出的质疑对五羊传说可能具有颠覆性：莫非岭南自古无羊？

　　一、岭南无羊

　　海洋性地带的岭南与大陆性地带的中原比较，在历史人文环境上有四对典型的 差异———

　　宝货：珠贝———金玉

　　交通：舟楫———车马

　　衣饰：文身———衣冠

　　牲畜：猪、鸡、犬———马、牛、羊

　　考诸史籍也是如此。清人屈大均训诂“鲜”字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不知羊味；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亦不知鱼味。二者不可兼得，‘鲜’字亦或取此义。”屈老先生此说虽然有取巧的嫌疑，倒道出一个事实：岭南居民“不知羊味”。

　　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更翔实的描述：“（僮人）椎髻跣足，间用汉音，架棚为室，寝处其上，其下杂牛马犬豕，不避腥秽。”可见时至清代，岭南土著虽然在干栏式民居下层杂养着马、牛、猪、犬，大概因为鸡栖息于乔木间没有提及，但羊的缺席应是无疑的。

　　而岭南无羊的铁证见赵佗归顺汉朝时《报（汉）文帝书》和南越王墓葬中动物残骸。赵佗在信中写道，“吕后专权偏听谗言，下旨禁向南越出口铜、铁和农具，只出口马、牛、羊，但给公不给母”，写到这里，赵佗愤愤地指桑骂槐：“以致祭祀不修，老夫真是该死！”当代考古学家也在南越王墓葬中发现动物残骸包括家猪、黄牛、家鸡、禾花雀、鲤、龟、蚶、螺等，可谓林林总总，唯独没有羊。可见赵佗的指控并非虚言，也证明羊不是岭南的原生物种，而且早期因为养殖技术不过关，只能仰赖中原，“进口”时得让公和母搭配。岭南无羊的尴尬，使当年为数有限的羊只能用于祭祀。

　　那末，既然羊与越人无论在生产或生活上都说不上什么渊源，为何越人仍对它青眼有加，视如神物呢？

　　二、楚人与羊

　　一个与羊八竿子打不着的民族，却在他们的共同记忆里把羊视如图腾，个中原因也许该到上古时期去寻找。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王朝就称霸天南。事实上，楚对岭南的影响最大。考古事实证明：早在史前时期，珠三角的新石器文明便与楚蛮是共通的！他们是同族同源的！在这个历史背境下，百越人自然而然地对文化、经济上处于强势的楚人（同族同文化）产生某种价值认同，把楚人的羊崇拜移植过来可说是文化认同的产物。由于这种认同只是建立在宗教意念上，因此无须以发达的养羊业作为物质前提。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末楚人与羊的渊源才是解读五羊传说的关键。而破解这个关键并不难，因为楚人的祖先之一——三苗族分支就是西北地区霸主——羌人，以牧羊为主业，还以羊为图腾，连姓也用羊鸣的象声词“芈”。羌人、巴蜀、荆楚、百越都是同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楚人不仅爱吃羊肉，而且与“割不正不食”或“不得其酱不食”的中原人士相比，他们还是不羁的美食家。楚王室的美馔中常常罗列着烤羊羔、炖牛蹄筋、炖甲鱼、炸大雁、卤子鸡、醋溜天鹅、红烧大龟等山珍海味。湖北坊间曾流传一个民谚：“宁吃飞禽二两，莫吃走兽半斤。”可见粤人的食俗与楚人一脉相传，不过如今我们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关于楚人崇羊的确凿证据自然还有文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随葬器皿上，羊和虎的形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主要装饰。这个现象足以说明，羊曾是具有楚人特色的文化符号。

　　笔者曾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古谚一度认为，羊与稻构成南方农业文明的象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失于肤浅。岭南属稻作农业区，其典型是“鱼米之乡”，鱼在岭南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均在羊之上，可见羊作为羊城传说的主角与它的历史角色其实是错位的。我们要讨论五羊传说，从上古时期楚越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也许能得出更接近真相的结论。未知方家和读者以为然否？

海南 东山羊或许也是此个时代的文化遗留、黎族与楚人的关系丝丝相连。现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傣、白、彝...都与楚人有关！

出土于湖南，与商同时期的 四羊方尊





从广州的另一称号——穗城，我们也可以得出，湖南与广州的关系。众所周知，湖南是水稻、稻作文明的源地，而湖南的水稻文明在7000年前就已经传播到珠三角（深圳大鹏湾的咸头岭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