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人左宗棠★
★千古一人左宗棠★
huns 周六 五月 22, 2010 12:52 am
早在 130多年前，我国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主导这次西部大开发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左宗棠。
一、对农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经济的开发是与他西征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 19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相继发生战乱，一些地方势力纷纷建立起了分裂政权；沙俄侵略者乘乱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妄图在新疆混水摸鱼。一时间，我国西北地区烽烟四起、山河破碎。
在祖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侵略和瓜分的关键时刻，力主出兵收复领土的主战派领袖人物左宗棠，于 1866年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兵西征，肩负起了平定和收复大西北的历史重任。
左宗棠西征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但左宗棠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责任仅仅局限在这上面。他在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的同时，还在收复的领土上尽全力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开发经济、开发边疆。因为左宗棠对举兵平乱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平乱首在安民，安民首在足食；衣食足则民心定，民心定则乱不生。所以他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是一边打仗一边搞经济开发，而经济开发中首屈一指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左宗棠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片失地，每平定一块地方，他就要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为了使农业生产尽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还专门制订了如下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
一是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左宗棠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开始时一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种籽、农具、耕牛等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它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种籽吃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种籽。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口粮。发放口粮的标准是：青壮劳动力每人每天 8两，老人、小孩5两。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已在战乱中被杀被抢，所以左宗棠就挪出一部分军饷去购买耕牛，然后分发给老百姓。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代耕，还不够就把军队中老弱的军马淘汰下来支援农耕，再不够就几家人轮流使用一头牲口。实在没有牲口就三人拉一头犁，用人力也要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不但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的优惠政策。他用军饷买来种羊分发给流离失所的牧民。允许他们三年分期归还购羊款，不计利息。1866年他驻节兰州，一次就拨出6800多两银子购买种羊分发给皋兰等地的牧民。在平定安西、敦煌、玉门之后，他一次就给那些实在难以为生的难民们拨付赈银2万两、寒衣1万套。
二是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大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熟地本来就不多，只种熟地根本就不足以富民、不足以养军。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左宗棠鼓励农民们开荒种地。他规定：凡开垦荒地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全免税赋，第二年半免税赋。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清政府在科举取仕中对各地区都规定了录取名额，同时还规定考生必须在报考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才有报考资格。左宗棠一方面建议朝廷适当增加西北地区的取仕名额，另一方面又建议对移居西北家庭中的考生可以不必受居住年限的限制。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推动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减轻农民负担。在左宗棠到达西北地区以前，那里的各级官吏都要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层层加码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使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过去农民向官府借贷种籽和口粮，收获后要四倍偿还。左宗棠痛斥这一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他认为民不聊生、逼民为贼的混乱局面就是这些不合理的剥削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愤怒地揭露那些贪官污吏： “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而已。预借籽粒，秋后数倍取偿。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则系累其家属，追呼迫索，至不可堪。故立开屯之名，而地亩转荒。”从左宗棠给朝廷的这道奏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看清了各级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才是造成***、战乱四起，并进而造成各地田园荒芜、百业破败、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同时，左宗棠对以前屯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象也了如指掌，并就在屯田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好养军与养民、富民与强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他说：“从前诸军也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也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军饷，何尝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
左宗棠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注重发挥农民的作用，而且还十分注重发挥军队的作用。他在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块地方，他都要命令军队利用作战间隙，修整因战乱而荒废的土地，并适时种上庄稼。如果熟地不够种，就开垦荒地。在耕种熟地的过程中，如遇业主回来认领，就归还给业主；如无业主认领，军队在开发前线时就转交地方政府。另外，左宗棠在西征的过程中还开办了一些规模不小的军垦农场。 1874年，他命令西征军前锋张曜率领嵩武军十余营在哈密开荒种地，且耕且战。为了办好军垦农场，在军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一次就拨给张曜3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而张曜也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开荒2万多亩，当年就收获粮食近百万斤，足够张曜所部食用两个月！为推广哈密经验，左宗棠又相继在巴里坤、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地开办军垦农场。在整个西征的13年时间里，左宗棠屯田不拘形式，既发展军垦，又发展民垦，有的地方则是军民兼垦，共同经营。总之，完全是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但不管是军垦还是民垦，所生产的粮食，一律由政府按价收购。所得银两，民垦自然归百姓；军垦则全部分发给参与耕种的军人。这既减少了长途运输军粮之苦，又增加了参战军人的收入，还激发了军队参加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1878年对新疆部分地区新增军垦农场耕种面积的统计：哈密3.8万亩，巴里坤5万亩，古城子0.66万亩，吐鲁番1.2万亩；新增民垦户数为：古城子900多户，乌鲁木齐2000多户，昌吉1300多户，玛纳斯900多户。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那里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兴修水利。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之初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华州知州说： “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针对西北地区缺雨少水的自然条件，他进一步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恤，不易之理。”张曜在奉命开办军垦农场的过程中，因修建水渠需毛毡一万条。张考虑到经费困难，只敢向左宗棠申请6000条。而左宗棠在回信中则说：“尊函6000为定，然鄙意与其功亏一篑，不若多备为先。仍令多购万条，以资利用，未敢议减。”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水利建设是何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共修建各种水渠1833里，修建水坝7道，凿水井1800多眼。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不仅使长年缺雨少水的大西北数以百万亩的农田得以灌溉，而且还解决了西北许多地方老百姓饮水难的问题。1881年，左宗棠在进京路过平凉时，特意到柳湖书院察看他当年修建的温泉池。结果发现已被当地官员用围墙圈入书院中。他立即下令拆除围墙，为老百姓饮水和灌溉提供方便。
经过左宗棠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西北的农业在战乱的废墟上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使老百姓从流离失所走向安居乐业，而且税赋也有所增加。仅以南疆八城为例： 1878年征粮达到1.2亿斤，比战乱前的0.65亿斤差不多翻了一番；征收税银1.37万两。
二、对工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工生产中得到应用，然后再逐步推广应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西征前，他就在 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西征的过程中，他又先后开办了西安制造局、甘肃制造局等等，最初主要的目的是为西征军生产武器。
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主管甘肃制造局的是一个叫赖长的记名提督，他是左宗棠专门从福州调来的。此人除精通武器生产外，还十分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和制造。 1877年赖长在兰州设计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织呢机，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他立即把甘肃制造局更名为甘肃制呢局。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左宗棠又从德国进口了20台毛纺机，并雇请德国技术人员到厂给中方人员传授技术。到1880年，甘肃制呢总局已经形成了年产上万匹毛织品的能力。当年冬天左宗棠把甘肃制呢总局生产的毛纺织品带到北京，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和称赞，同时也引起了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关注。甘肃制呢总局落成的消息就被当时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所披露。过后英国又派人到甘肃制呢总局考察，并把考察报告刊登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甘肃制呢总局的建成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它比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我国第一家棉纺厂还要早几年。
1873年，赖长在甘肃还制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台抽水机，当时叫“吸水龙”。这一成就不但有利于农田灌溉，而且还有利于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的问题。1873年左宗棠在兰州自己衙门左侧开凿了一个“饮和池”，翌年又在衙门右侧开凿了一个“挹清池”，都是用吸水龙分别抽取黄河和五泉山的水注入池中供当地老百姓饮用。
进军新疆后，左宗棠又先后在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等地分别设立制造局、火药局、农具厂、炼铁厂等企业。除制造武器外还铸造各种农具和钱币。在制造农具的过程中，当地技术力量不够，左宗棠就从内地调来工匠；当地铁料不够，他就下令开矿炼铁。
左宗棠还在西北大力提倡和推广种棉织布和种桑养蚕的技术，为此，他在西北开办了好几个蚕织局，专门用来主管发展养蚕和织绸事业。由于当地缺乏技术和人才，左宗棠先后分两批从浙江湖州雇请了 60多名养蚕能手到西北传授种桑养蚕的技术。遵照左宗棠的嘱托，养蚕能手们随身从内地带来了桑秧、蚕种、蚕具等。在内地专家的指导下，西北人民不仅学会了栽桑、接枝、压条，而且还学会了浴蚕、饲养、缫丝、织绸等等技术。收复肃州后，已70多岁高龄的左宗棠就在清明节那一天围绕衙门周围亲自栽种了几百株桑苗。为了促进养蚕业的发展，左宗棠先后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安西、敦煌等地设立蚕织总局。至1880年，西北各地已经种活的桑树就达80.6万多株。生产出的丝绸不仅有可观的规模，而且品质也很好。1881年左宗棠在北京看到阿克苏蚕织总局织出的丝绸时，大感欣慰。他立即写信给西北的地方官，叮嘱他们继续办好当地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等事宜。大西北本来就是连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丝绸之路，但此前通过这里的丝绸大多来自我国内地。自左宗棠在西北发展养蚕业以后，丝绸之路上又增添了西北人民自己生产的新产品。
三、修建道路植树造林
交通运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战争时期的军事用途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人们常说： “要致富，先修路。”古人也说：“大将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 遇水造桥。”左宗棠当年西征，十分清醒地把保障运输畅通看成是克敌致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左宗棠把修建道路当成西征的第一要务。
当年左宗棠修建道路，其主干线是从陕西潼关开始的。到兰州后又分头发展：一路向西修到青海的西宁、大通、湟原等地；一路向北出嘉峪关后再向西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然后又由北疆向南疆发展。这还只是主干线，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线。其中有些是对原有道路进行修整和扩建，但更多的是新建。如果要计算它们的总里程，那就是数以万计。这还是在一边打仗一边开荒种地的过程中进行的，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更何况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一切都要靠人工进行。大西北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战线漫长，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要 “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比如由嵩武军张曜所部修建的从哈密到巴里坤一段300多里的道路，沿途多是重山叠嶂、峭壁悬崖，盘旋环绕32圈后，道路才翻过天山之巅。左宗棠在纪念这段道路开通的石碑上写下了著名的《天山扶栏铭》：“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按？嵩武上将唯桓桓……”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架设的桥梁更是不计其数。仅在甘肃南部的平凉、会宁等8个县境内，就新修桥梁79座。要统计左宗棠在整个西北全境所修建的桥梁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说到修桥，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左宗棠原准备在流经兰州城北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横跨南北的大铁桥。当时驻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老板福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兰州与左宗棠洽谈，表示愿意投标60万两白银承建工程。左宗棠嫌其索价太高而作罢。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经费困难，那么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将会出现在兰州，而且还会提前30多年结束黄河上没有大桥的历史。
左宗棠不仅在西北大力修建道路，而且还大力植树造林。他要求大家把道路修建到哪里就把树木栽种到哪里。道路狭窄的地方植树一到两行，宽阔的地方四到五行。同时他还要求大家利用一切条件扩大种树面积，尽量把植树造林扩大到道路以外去。据史料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这 600多里的路段上，当时栽种成活的树木就达26.4万多株；另据当时对甘肃会宁、安定等8个县的统计，它们境内栽种成活的各种树木就有近30万株。不久，这些树木就生长成林。当左宗棠看到这些长成的树木时，心里万分高兴。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说：“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不久，有一湖南人隆无誉到西北看到左宗棠所种的树木，大加赞赏。他在《西笑日觚》中写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80年当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在西北看到那煞是喜人的树木时，即景生情，吟诗赞叹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左宗棠的大力倡导下，西北许多地方官都不同程度地仿效左宗棠植树造林。他们还煞费苦心地在左宗棠当年所修道路两旁标立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因感怀左宗棠的功绩，人们都把左宗棠当年所种的柳树尊称为“左公柳”。若干年后，有些人把左公柳砍伐作为柴薪，使左宗棠当年发动民众栽种的林木遭到破坏。在民国时期，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曾下令把当时还存活的左公柳编号登记，严加保护。谁再砍伐，连同当地保、甲、县长一并处罚。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能在西北地区看到少量存活着的左公柳。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左宗棠在西征期间，还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到一地，只要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左宗棠就要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 2000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据资料显示，左宗棠当年在西北共开办书院31所，开办义学共294所。在戎马倥偬的条件下，左宗棠还经常抽出时间来给一些院生修改试卷并到书院和院生们一起讨论学问。1870年，左宗棠平定兰州。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在收复新疆的战斗十分吃紧的时候，左宗棠还抽出时间到柳泉书院与院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钱。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兴办书院的同时，还在那里修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贡院是科举时代进行乡试和会试的考场。康熙二年，甘肃从陕西分出单独成省。但两百多年来甘肃一直没有贡院，整个西北乡试和会试全部都集中到西安进行。甘肃离西安最近的也有几百里路程，新疆到西安最远的有几千里路程。来回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为方便西北考生，左宗棠奏准朝廷，在兰州新修了一个可容纳 4000多人的贡院。1875年，在兰州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乡试，考试人数达到3000多人，比以往西北参考考生多出三倍！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
五、禁毒惠民
提起中国禁毒的先行者，人们自然会想到林则徐，他在广东主持领导震惊世界的禁烟运动，给我们留下永久的记忆。然而，还有一位封疆大吏严禁鸦片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左宗棠。这位以无畏的气魄和胆识收复新疆的民族骄子，是中国西部禁毒扫毒的第一人。在萧条动荡的西部，他一面运筹帷幄，挥戈远征，一面开发边省，扫荡污秽，惠及民生。禁烟扫毒是左宗棠开发建设西部值得予以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入潼关，触目所及，西北的情形比左宗棠原来想象的还要坏。这里没有安静的家园，热闹的集镇，城乡各地满目悲凉，民生凋敝。特别是农村土地大片荒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在沃壤良田上却怒放着妖艳的罂粟花。这些白色、红色或间以紫绿的罂粟花果，致使烟民们黑白颠倒，无衣无食，甚至刚刚拿到官府发放的赈济款，转身即去买了烟膏，喷云吐雾，图一时痛快。此情此景，令左宗棠痛心疾首，他愤然地把罂粟花斥骂为“恶卉”，下定了断然禁烟的决心。经过调查，他发现陕甘地区烟毒严重泛滥，烟民众多。仅以陕西的三原县为例，在吸烟者中，城里人约占７０％，乡下人也有３０％之数。烟毒肆虐造成耕地浪费，因唯有肥田沃土方适宜罂粟生长。此外，民弱气衰，人口锐减，社会动乱等，都极大地影响了军粮之需，威胁到民生大计。左宗棠忧心忡忡地说，长此以往，中国人势将沦为“异类”，为全世界所轻蔑。到了那时，我们这些朝廷命官也罪责难逃。
１８６９年夏，左宗棠发动了大规模的西部禁烟运动。在西北这个大舞台，左宗棠的禁毒扫毒之举更加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
为了保证禁烟战略的实施，左宗棠进而制定了四步措施，即“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２０个字。他把禁烟与发展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既厉行禁种罂粟，又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扶贫济困。早年积累的农林方面的知识，恰好也派上了用场。他想到，西北人最缺少做衣服的丝缕布匹，如果让烟农改种棉花，一能适宜当地土性，二可以解决缺衣问题，三是农民售棉所得，完全抵得上种植罂粟之利。如此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使当地农民尽快掌握种棉和纺织技术，左宗棠特设一专门机构主持传授教习事宜，刊印发行了《种棉十要》和《棉书》等技术指导书籍，嘱托各级官吏士绅积极参与管理操作。他相信只要试行一二年，稍见效益，农民们就会趋之若鹜的。对于不宜播种棉花的地区，左宗棠就劝喻农民种草、种杂粮、植桑养蚕，并列出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五种树种供其选择，引导他们种山育林，饲养山蚕，保障生计，永别罂粟。
左宗棠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他那个时候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虽然是原始的、初步的，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各有各的历史条件。左宗棠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科技条件下，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在当时那么低的历史起点上，在当时那种有限的人力 (西征军最多的时候只有8万人)物力和财力条件下，在一边打仗一边搞开发而且是以打仗为主兼顾开发的条件下，在战火连天、人亡地荒、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就能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来，的确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功勋卓著的。左宗棠当年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某些做法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来说，同样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样有着历史的借鉴意义。
http://www.wjda.gov.cn/ReadNews.asp?NewsID=1136
http://ngzb.gxnews.com.cn/html/2008-04/04/content_88175.htm
左宗棠,湖南省湘阳县人。他自幼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十九岁求学于湖南名儒贺熙龄,一年后乡试中榜,后投身仕途,官居兵部郎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严守御“外患”、除“内忧”的忠君爱民思想,精心求学,积极探求,上慰朝堂,下安百姓,济时匡世。先后参与和指挥了围剿太平军,陕甘捻军及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左宗棠的一生中,既有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积极一面,又有镇压农**动的消极一面。但瑕不掩瑜,纵现其生平,功远高于过,无论如何,他都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屡试不第,幸有伯乐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1812年生于长沙府湘阴县。左家积代寒索,以耕读为本。十几岁时左宗棠先后失去父母,但贫窘的生活并没有将他压倒,反而锻炼了他倔强的性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连续遭受打击的左宗棠陷入了苦闷之中,为抒发胸中的郁闷,他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其中“学之为利我何有”、“蚕己过眠应做茧”等句充分表明了他孤独惆怅的心境。
科考失败的左宗棠开始潜心研究学问,他以“匡时济世”为求学目标,研读了大量军事及地理学方面的书籍。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一心求学报国的左宗棠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两江总督陶澍家中教学。在这期间直到出山的十几年时间里,左宗棠的智谋和学问得以大量积累,他在地理学、农学、经济学以及边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达到高峰。他完善并重新绘制了大清地图,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撰写了《广区田图说》。所有这些成就都为他后来的治军治民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左宗棠蛰伏的十几年里,赏识他才干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等官员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推荐与关注。
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渤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道光2 9年(1849年)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派人约左宗棠一见。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两人畅谈治国方略,通宵达旦。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临行前,林公有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疏,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此后,左宗棠之名渐为京城所知。
南征北战,封侯拜相
自尊心极强的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以他从小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满腹的“经世致用”学问以及他刚正清高的性格和他最敬重的伟人林则徐对他的重托,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际,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不闻世事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的到来让张亮基大喜过望,并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的才能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赏识。
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彼伏。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重视,当时的朝廷重臣潘祖荫对其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评价,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子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篙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力保,才躲过一劫。
1861年初,清廷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命其袭办曾国藩军事务。左宗棠一生的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同年夏,左宗棠回到长沙,募得5千兵勇,在金盆岭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训练,开始独领一军,号称“楚军”。“楚军”组建伊始,便同太平军几度交手,虽非百战百胜,但也胜多败少,声望一时大增。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左宗棠被举荐,接替身亡的王有龄就任浙江巡抚,“收拾”杭州被太平军攻占后的浙江残局。
这时的左宗棠己成为拥兵自重、名声显赫的一方重臣,与在别人帐下当幕僚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挟楚军初战之余威,左宗棠驱兵江浙,充分利用太平军的内乱,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占领杭州及余杭。这一年曾国藩的湘军也攻下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左宗棠用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也确立了自己在晚清政权中的名将地位。
功成名就的左宗裳第二次征战的战场在陕甘,征战的对象为捻军和回民起义军。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代兴起的一股活跃在北方各省的农民武装。太平军起义失败后,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抗清,组成了一支以复兴天国抗清大业为目标的新捻军。新捻军兵分两路:以赖文光余部为主组成的一路为“东捻”,而以张宗禹为首,活动在陕西一带的称为“西捻”。左宗棠受命征讨的即是“西捻”。
在研究了捻军的作战特点之后,左宗棠兵分两路,渡渭水而下,准备大举进攻。令左宗棠想不到的是,西捻军此时却主动让出了泾水西岸地区,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在蒲城一带集中。得到消息的左宗裳连忙调整兵力,并亲自赶到泾西,布置好包围圈,想将西捻军一举歼于泾水。在泾水岸边,左宗棠认定捻军“西不能过幢关,北不肯窜北口,非从西路折向东南,别无去路”。于是确定了缩小包围圈、“就地击杀”的计划。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骑兵猛攻渭北,突破包围圈,进入陕北,并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此同时,与西捻军遥相呼应的回民起义军也乘势攻下绥德。
至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捻军的作战能力,实在难以对付。西捻军的胜利让左宗棠真正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遭到重创的左宗裳开始反思自己的作战方略。他和平定东捻军后赶回的李鸿章一起,找到了西捻军没有战略根据地、难以持久作战的弱点。于是一改以往紧跟追击的办法,转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慢慢夺回战争的主动权。新的战争策略很快见到了效果,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六月,以张宗禹乃首的西捻军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的狭小地带,最终全军覆没,转战中国北方各省的捻军起义宣告失败。而得胜之后的左宗棠又挥师西下,乘势镇压、招抚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军。困扰清廷多年的几大“内忧”在左宗棠等人的连年征战中终于被消除,左宗棠也因战功卓著被赏赐加协办大学士衔,后又晋为东阁大学士。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千里荒芜,弥望白骨萸茅,炊烟断绝”的悲凉景象。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也是左宗棠常为后人所诟病之处。
操办洋务,力主图强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后,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为晚清中国海军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在陕西办了机器制造局,在兰州办了机器织呢局。左宗棠因此而成为晚清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
早在浙江就任巡抚肘,左宗棠就对西洋的器物产生了兴趣。清军攻占杭州后,他专门派人仿造过轮船,可惜没有成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很早就萌发的洋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反复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后,他第一次提出学习和仿造近代轮船及火炮,并建议将此定为长远国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他本看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目的,开始筹备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这一想法提出后,立即招来一片呵斥,就连洋务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李鸿章就认为造船费用比买船还高,因而主张在外国订造。另外,造船的诸多困难也被一一提及,如船厂择地之难,外国师匠邀约之难,筹集巨款之难等。面对反对之声,左宗棠除力陈雇船、买船受洋人欺侮的事实外,还就人们所提之难分别进行了回答,以消除大家疑虑。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六月三日,清政府发布“试造火轮船只系当今应办急务”的上谕,令左宗棠设厂造船。
船厂建造之初,左宗棠汲取了上次杭州造船的失败教训,专门聘请德克碑和日意格两个外国人代为监制。在日意格的帮助下,船厂选在下马屋山下。接着他们商定了设局、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事项,由日意格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于是,日意格、德克碑正式成为福州船政局的负责人,船厂一切事务均由二人承办。在他们的参与下,船厂还订出了五年中制成一百五十匹马力的大轮船十一艘和八十匹马力小轮船五艘的宏伟计划。福州船务局的前途呈现出一片光明。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北方捻军日益强大,清政府不得不调派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命他前往西北征剿捻军。临行之前,左宗棠一面加紧布置船厂的有关事宜,一面反复权衡船厂的接办人选。经反复比较,他推荐当时正闲置在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祯担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切安顿妥当,左宗棠赴陕就任。船厂的日常工作交由沈葆帧管理,而左宗棠则遥控指挥。在他们的共同操持下,福外I船政局的生产规模不断壮大。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船厂因各种原因停办时,已先后成船三十四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三艘二千四百马力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制造的最大军舰。
就任陕甘总督后,左宗棠一面加紧清剿农民起义,一面把他的洋务思想也带了过来。到西北之初,他就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兰州制造局是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主要仿造一些铁枪铁炮、后膛枪炮等。最初的目的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生产武器,但在后来摧毁阿古柏统治、收复新疆的战争中,这些武器也让一些民族败类和洋人胆寒。可惜在伊梨收回后不久,也就是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兰州制造局停办。这对于中国早朋的军事制造业来讲,是个巨大的损失。
创建兰州制造局的同时,左宗棠还在西北创建兰州织呢局,引进机器治泾,筹备机器采金。他的这些行为使甘肃这个偏远的地区较早地发展起来了一些近代工业。可惜的是,左宗棠的这些工作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
力排众议,收复新疆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晚年的一大壮举,也是其深受后人肯定和推崇的最辉煌的成就。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帘汗国军官阿古柏勾结几个民族败类,侵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莎东、和田、阿克苏、库东和喀喇沙尔等城,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 自称“巳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接着,对新疆垂涎已久的英、俄两国也借机加紧步伐,更加明目张胆地寻求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新疆寇深祸急,本应及早征剿。但***的朝廷还在争论不休,待兵不发。为了收复新疆,“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
这次西征,左宗棠采用了“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他排除一切干扰,整顿军队,裁减冗员,肃清军纪,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出关西征的需要,他对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大事整编,剔除空额,去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经过整顿又自愿出关的官兵,士气饱满,情绪高涨,是一支敢于冒险犯难、视死如归的队伍。
所谓“速决”是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减轻百姓负担。考虑国库空虚,军饷难筹,大军一旦出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左宗棠申报这笔军费预算之前,他从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亲自做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战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人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
为防止意外,做到留有余地,他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就想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一时凑齐,会贻误战机。军机大臣文祥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找皇帝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左宗棠拿到军费,忙命人筹措军械物资,备办粮草,积极实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同时,在兰州建立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这时的左宗棠已是万事俱备,胸有成竹,决心马到成功,一举夺回新疆被外寇侵占的失地。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经过一年半的准备,积草屯粮,调兵遣将,打开关陇通道,在即将挥师出关之际,朝廷群臣会议却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次讨论国家安危的决策性会议上,众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岁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又要竭尽朝廷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真是得不偿失。这样打下去,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如果这样办了,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再去西征,就可以专心全力去治理海防了。”在这种投降派的口气之中,李鸿章的调门最高,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左宗棠见此情状,似乎不战而降已成定论,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畏群臣的邪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左宗棠在坚持塞防论,力主收复新疆时陈词:“克复新疆,所以保蒙古,守卫蒙古,所以保京师。”短短两句话可见左宗棠分析之精辟。新疆、蒙古对于中国是何等的重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保卫京师屏障蒙古,可见当时蒙古也有被沙俄侵占的危险。可惜左宗棠的后来人没有明了他的苦心,把比新疆靠得更近得外蒙古丢了!而蒙古丢失,京师(即北京)门户打大开,帝俄的部队从“中蒙”边境出发,经过内蒙古草原,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打到京师!遂邓公最锐利之处就是要求帝俄——苏联从蒙古撤军,相当于将中国的北部边界重新向北恢复了近两千公里。左宗棠泉下有知,也该对邓公的举措略感慰籍了。
左宗棠的这番宏论,使四座哑口无言,也深深地感动了在朝中久负众望的军机大臣文祥老先生。文祥离位向皇上奏道:“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德宗皇帝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
左宗棠战略观点明确,在战术上也精心分析。他认为:“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西域交通不便,运输军粮代价很高。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兵精则军需少,饷足则军粮丰。左宗棠对西征的艰巨性深有了解,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筹备军粮。
在保证运输的同时,他还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大力支持,张曜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当年五月,左宗棠率部首先攻下乌鲁木齐。叛军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九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光绪三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叛军一号首领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官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遂服毒自杀。
正当左宗棠欲趁热打铁,挥师追剿拿擒之时,突然接到朝廷休兵的敕令,令其班师回朝。左宗棠看罢仰天长叹:“而今正当擒贼之机,廷臣竟然圈定作茧之策束我手足!于是他上疏抗旨,据理力争。光绪帝看罢他的奏章,暗暗点头称是。不久,俄、土开战,金顺建议乘虚袭取伊犁。左宗棠道:“此事不可。我们师出无名,反遭其谤。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并以数支奇兵间道围击。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也相继而下。官军所到之处,南疆各族人民捧茶献水,夹道欢迎。从此,这场借助英、俄两国支持的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左宗棠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辉煌的顶峰。连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戎机顺迅,实史传罕见之事。”
之后,光绪帝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恩德,乃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宗棠祠,烧香礼拜。
为了进一步开发新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但会谈并不顺利,沙俄一边谈判,一边唆使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制造事端,进行外交讹诈。并公然以武力威胁,声称: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不合理要求,竟然被昏庸的崇厚所接受,糊里糊涂地签订了条约。
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莫不痛心。沙俄的强盗行径和无赖手段,使左宗棠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向光绪帝奏道:“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乏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光绪闻言,深为所动。遂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随后,左宗棠以古稀之年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使臣做后盾。同时,他还将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言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左宗棠的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我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报警,都处于戒备状态。
在哈密期间,左宗棠大力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在哈密大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据记载,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他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清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不由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其情其景,有诗为证:
十尺齐松万里山,
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
齐唱春风度玉关。
然而,在投降派李鸿章的怂恿下,左宗棠的收复计划还未实施,就被清政府调离前线。1881年2月28日,左宗棠返回北京。就在几天前的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这一条约是明显的不平等条约。
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人俄籍者,均听所便”。虽然这一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大为不满,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刚刚收复的新疆,民生凋蔽,百废待兴。幸而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之功,实不可没。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年已古稀的左宗棠仍雄心勃勃,派出了由王德榜率领的“洛靖定边军”开赴西南前线。马尾海战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后,整顿防务,加强战备;同时派清军“扮作渔人,黑夜偷渡”,援救台湾。由于左宗棠等主战将领的努力,战局大有发展,但清政府却下令停战。光绪十一年(公元1865年),清廷不顾全国的反对之声,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裳闻此消息,肝火上升,愤郁焦烦,病惜逐日加重。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悲愤交加的左宗棠不幸死于福州,1886年12月10日归葬于长沙八都杨梅河相竹塘(今长沙县跳马区)。一代名将就此陨灭。
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桨;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而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域的,千古只左宗棠一人。
http://qkzz.net/magazine/7538-1626/2006/07/426161.htm
一、对农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经济的开发是与他西征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 19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相继发生战乱，一些地方势力纷纷建立起了分裂政权；沙俄侵略者乘乱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妄图在新疆混水摸鱼。一时间，我国西北地区烽烟四起、山河破碎。
在祖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侵略和瓜分的关键时刻，力主出兵收复领土的主战派领袖人物左宗棠，于 1866年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兵西征，肩负起了平定和收复大西北的历史重任。
左宗棠西征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但左宗棠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责任仅仅局限在这上面。他在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的同时，还在收复的领土上尽全力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开发经济、开发边疆。因为左宗棠对举兵平乱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平乱首在安民，安民首在足食；衣食足则民心定，民心定则乱不生。所以他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是一边打仗一边搞经济开发，而经济开发中首屈一指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左宗棠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片失地，每平定一块地方，他就要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为了使农业生产尽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还专门制订了如下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
一是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左宗棠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开始时一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种籽、农具、耕牛等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它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种籽吃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种籽。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口粮。发放口粮的标准是：青壮劳动力每人每天 8两，老人、小孩5两。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已在战乱中被杀被抢，所以左宗棠就挪出一部分军饷去购买耕牛，然后分发给老百姓。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代耕，还不够就把军队中老弱的军马淘汰下来支援农耕，再不够就几家人轮流使用一头牲口。实在没有牲口就三人拉一头犁，用人力也要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不但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的优惠政策。他用军饷买来种羊分发给流离失所的牧民。允许他们三年分期归还购羊款，不计利息。1866年他驻节兰州，一次就拨出6800多两银子购买种羊分发给皋兰等地的牧民。在平定安西、敦煌、玉门之后，他一次就给那些实在难以为生的难民们拨付赈银2万两、寒衣1万套。
二是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大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熟地本来就不多，只种熟地根本就不足以富民、不足以养军。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左宗棠鼓励农民们开荒种地。他规定：凡开垦荒地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全免税赋，第二年半免税赋。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清政府在科举取仕中对各地区都规定了录取名额，同时还规定考生必须在报考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才有报考资格。左宗棠一方面建议朝廷适当增加西北地区的取仕名额，另一方面又建议对移居西北家庭中的考生可以不必受居住年限的限制。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推动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减轻农民负担。在左宗棠到达西北地区以前，那里的各级官吏都要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层层加码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使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过去农民向官府借贷种籽和口粮，收获后要四倍偿还。左宗棠痛斥这一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他认为民不聊生、逼民为贼的混乱局面就是这些不合理的剥削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愤怒地揭露那些贪官污吏： “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而已。预借籽粒，秋后数倍取偿。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则系累其家属，追呼迫索，至不可堪。故立开屯之名，而地亩转荒。”从左宗棠给朝廷的这道奏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看清了各级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才是造成***、战乱四起，并进而造成各地田园荒芜、百业破败、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同时，左宗棠对以前屯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象也了如指掌，并就在屯田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好养军与养民、富民与强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他说：“从前诸军也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也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军饷，何尝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
左宗棠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注重发挥农民的作用，而且还十分注重发挥军队的作用。他在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块地方，他都要命令军队利用作战间隙，修整因战乱而荒废的土地，并适时种上庄稼。如果熟地不够种，就开垦荒地。在耕种熟地的过程中，如遇业主回来认领，就归还给业主；如无业主认领，军队在开发前线时就转交地方政府。另外，左宗棠在西征的过程中还开办了一些规模不小的军垦农场。 1874年，他命令西征军前锋张曜率领嵩武军十余营在哈密开荒种地，且耕且战。为了办好军垦农场，在军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一次就拨给张曜3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而张曜也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开荒2万多亩，当年就收获粮食近百万斤，足够张曜所部食用两个月！为推广哈密经验，左宗棠又相继在巴里坤、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地开办军垦农场。在整个西征的13年时间里，左宗棠屯田不拘形式，既发展军垦，又发展民垦，有的地方则是军民兼垦，共同经营。总之，完全是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但不管是军垦还是民垦，所生产的粮食，一律由政府按价收购。所得银两，民垦自然归百姓；军垦则全部分发给参与耕种的军人。这既减少了长途运输军粮之苦，又增加了参战军人的收入，还激发了军队参加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1878年对新疆部分地区新增军垦农场耕种面积的统计：哈密3.8万亩，巴里坤5万亩，古城子0.66万亩，吐鲁番1.2万亩；新增民垦户数为：古城子900多户，乌鲁木齐2000多户，昌吉1300多户，玛纳斯900多户。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那里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兴修水利。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之初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华州知州说： “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针对西北地区缺雨少水的自然条件，他进一步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恤，不易之理。”张曜在奉命开办军垦农场的过程中，因修建水渠需毛毡一万条。张考虑到经费困难，只敢向左宗棠申请6000条。而左宗棠在回信中则说：“尊函6000为定，然鄙意与其功亏一篑，不若多备为先。仍令多购万条，以资利用，未敢议减。”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水利建设是何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共修建各种水渠1833里，修建水坝7道，凿水井1800多眼。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不仅使长年缺雨少水的大西北数以百万亩的农田得以灌溉，而且还解决了西北许多地方老百姓饮水难的问题。1881年，左宗棠在进京路过平凉时，特意到柳湖书院察看他当年修建的温泉池。结果发现已被当地官员用围墙圈入书院中。他立即下令拆除围墙，为老百姓饮水和灌溉提供方便。
经过左宗棠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西北的农业在战乱的废墟上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使老百姓从流离失所走向安居乐业，而且税赋也有所增加。仅以南疆八城为例： 1878年征粮达到1.2亿斤，比战乱前的0.65亿斤差不多翻了一番；征收税银1.37万两。
二、对工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工生产中得到应用，然后再逐步推广应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西征前，他就在 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西征的过程中，他又先后开办了西安制造局、甘肃制造局等等，最初主要的目的是为西征军生产武器。
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主管甘肃制造局的是一个叫赖长的记名提督，他是左宗棠专门从福州调来的。此人除精通武器生产外，还十分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和制造。 1877年赖长在兰州设计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织呢机，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他立即把甘肃制造局更名为甘肃制呢局。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左宗棠又从德国进口了20台毛纺机，并雇请德国技术人员到厂给中方人员传授技术。到1880年，甘肃制呢总局已经形成了年产上万匹毛织品的能力。当年冬天左宗棠把甘肃制呢总局生产的毛纺织品带到北京，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和称赞，同时也引起了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关注。甘肃制呢总局落成的消息就被当时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所披露。过后英国又派人到甘肃制呢总局考察，并把考察报告刊登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甘肃制呢总局的建成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它比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我国第一家棉纺厂还要早几年。
1873年，赖长在甘肃还制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台抽水机，当时叫“吸水龙”。这一成就不但有利于农田灌溉，而且还有利于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的问题。1873年左宗棠在兰州自己衙门左侧开凿了一个“饮和池”，翌年又在衙门右侧开凿了一个“挹清池”，都是用吸水龙分别抽取黄河和五泉山的水注入池中供当地老百姓饮用。
进军新疆后，左宗棠又先后在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等地分别设立制造局、火药局、农具厂、炼铁厂等企业。除制造武器外还铸造各种农具和钱币。在制造农具的过程中，当地技术力量不够，左宗棠就从内地调来工匠；当地铁料不够，他就下令开矿炼铁。
左宗棠还在西北大力提倡和推广种棉织布和种桑养蚕的技术，为此，他在西北开办了好几个蚕织局，专门用来主管发展养蚕和织绸事业。由于当地缺乏技术和人才，左宗棠先后分两批从浙江湖州雇请了 60多名养蚕能手到西北传授种桑养蚕的技术。遵照左宗棠的嘱托，养蚕能手们随身从内地带来了桑秧、蚕种、蚕具等。在内地专家的指导下，西北人民不仅学会了栽桑、接枝、压条，而且还学会了浴蚕、饲养、缫丝、织绸等等技术。收复肃州后，已70多岁高龄的左宗棠就在清明节那一天围绕衙门周围亲自栽种了几百株桑苗。为了促进养蚕业的发展，左宗棠先后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安西、敦煌等地设立蚕织总局。至1880年，西北各地已经种活的桑树就达80.6万多株。生产出的丝绸不仅有可观的规模，而且品质也很好。1881年左宗棠在北京看到阿克苏蚕织总局织出的丝绸时，大感欣慰。他立即写信给西北的地方官，叮嘱他们继续办好当地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等事宜。大西北本来就是连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丝绸之路，但此前通过这里的丝绸大多来自我国内地。自左宗棠在西北发展养蚕业以后，丝绸之路上又增添了西北人民自己生产的新产品。
三、修建道路植树造林
交通运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战争时期的军事用途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人们常说： “要致富，先修路。”古人也说：“大将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 遇水造桥。”左宗棠当年西征，十分清醒地把保障运输畅通看成是克敌致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左宗棠把修建道路当成西征的第一要务。
当年左宗棠修建道路，其主干线是从陕西潼关开始的。到兰州后又分头发展：一路向西修到青海的西宁、大通、湟原等地；一路向北出嘉峪关后再向西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然后又由北疆向南疆发展。这还只是主干线，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线。其中有些是对原有道路进行修整和扩建，但更多的是新建。如果要计算它们的总里程，那就是数以万计。这还是在一边打仗一边开荒种地的过程中进行的，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更何况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一切都要靠人工进行。大西北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战线漫长，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要 “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比如由嵩武军张曜所部修建的从哈密到巴里坤一段300多里的道路，沿途多是重山叠嶂、峭壁悬崖，盘旋环绕32圈后，道路才翻过天山之巅。左宗棠在纪念这段道路开通的石碑上写下了著名的《天山扶栏铭》：“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按？嵩武上将唯桓桓……”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架设的桥梁更是不计其数。仅在甘肃南部的平凉、会宁等8个县境内，就新修桥梁79座。要统计左宗棠在整个西北全境所修建的桥梁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说到修桥，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左宗棠原准备在流经兰州城北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横跨南北的大铁桥。当时驻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老板福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兰州与左宗棠洽谈，表示愿意投标60万两白银承建工程。左宗棠嫌其索价太高而作罢。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经费困难，那么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将会出现在兰州，而且还会提前30多年结束黄河上没有大桥的历史。
左宗棠不仅在西北大力修建道路，而且还大力植树造林。他要求大家把道路修建到哪里就把树木栽种到哪里。道路狭窄的地方植树一到两行，宽阔的地方四到五行。同时他还要求大家利用一切条件扩大种树面积，尽量把植树造林扩大到道路以外去。据史料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这 600多里的路段上，当时栽种成活的树木就达26.4万多株；另据当时对甘肃会宁、安定等8个县的统计，它们境内栽种成活的各种树木就有近30万株。不久，这些树木就生长成林。当左宗棠看到这些长成的树木时，心里万分高兴。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说：“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不久，有一湖南人隆无誉到西北看到左宗棠所种的树木，大加赞赏。他在《西笑日觚》中写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80年当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在西北看到那煞是喜人的树木时，即景生情，吟诗赞叹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左宗棠的大力倡导下，西北许多地方官都不同程度地仿效左宗棠植树造林。他们还煞费苦心地在左宗棠当年所修道路两旁标立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因感怀左宗棠的功绩，人们都把左宗棠当年所种的柳树尊称为“左公柳”。若干年后，有些人把左公柳砍伐作为柴薪，使左宗棠当年发动民众栽种的林木遭到破坏。在民国时期，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曾下令把当时还存活的左公柳编号登记，严加保护。谁再砍伐，连同当地保、甲、县长一并处罚。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能在西北地区看到少量存活着的左公柳。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左宗棠在西征期间，还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到一地，只要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左宗棠就要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 2000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据资料显示，左宗棠当年在西北共开办书院31所，开办义学共294所。在戎马倥偬的条件下，左宗棠还经常抽出时间来给一些院生修改试卷并到书院和院生们一起讨论学问。1870年，左宗棠平定兰州。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在收复新疆的战斗十分吃紧的时候，左宗棠还抽出时间到柳泉书院与院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钱。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兴办书院的同时，还在那里修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贡院是科举时代进行乡试和会试的考场。康熙二年，甘肃从陕西分出单独成省。但两百多年来甘肃一直没有贡院，整个西北乡试和会试全部都集中到西安进行。甘肃离西安最近的也有几百里路程，新疆到西安最远的有几千里路程。来回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为方便西北考生，左宗棠奏准朝廷，在兰州新修了一个可容纳 4000多人的贡院。1875年，在兰州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乡试，考试人数达到3000多人，比以往西北参考考生多出三倍！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
五、禁毒惠民
提起中国禁毒的先行者，人们自然会想到林则徐，他在广东主持领导震惊世界的禁烟运动，给我们留下永久的记忆。然而，还有一位封疆大吏严禁鸦片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左宗棠。这位以无畏的气魄和胆识收复新疆的民族骄子，是中国西部禁毒扫毒的第一人。在萧条动荡的西部，他一面运筹帷幄，挥戈远征，一面开发边省，扫荡污秽，惠及民生。禁烟扫毒是左宗棠开发建设西部值得予以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入潼关，触目所及，西北的情形比左宗棠原来想象的还要坏。这里没有安静的家园，热闹的集镇，城乡各地满目悲凉，民生凋敝。特别是农村土地大片荒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在沃壤良田上却怒放着妖艳的罂粟花。这些白色、红色或间以紫绿的罂粟花果，致使烟民们黑白颠倒，无衣无食，甚至刚刚拿到官府发放的赈济款，转身即去买了烟膏，喷云吐雾，图一时痛快。此情此景，令左宗棠痛心疾首，他愤然地把罂粟花斥骂为“恶卉”，下定了断然禁烟的决心。经过调查，他发现陕甘地区烟毒严重泛滥，烟民众多。仅以陕西的三原县为例，在吸烟者中，城里人约占７０％，乡下人也有３０％之数。烟毒肆虐造成耕地浪费，因唯有肥田沃土方适宜罂粟生长。此外，民弱气衰，人口锐减，社会动乱等，都极大地影响了军粮之需，威胁到民生大计。左宗棠忧心忡忡地说，长此以往，中国人势将沦为“异类”，为全世界所轻蔑。到了那时，我们这些朝廷命官也罪责难逃。
１８６９年夏，左宗棠发动了大规模的西部禁烟运动。在西北这个大舞台，左宗棠的禁毒扫毒之举更加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
为了保证禁烟战略的实施，左宗棠进而制定了四步措施，即“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２０个字。他把禁烟与发展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既厉行禁种罂粟，又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扶贫济困。早年积累的农林方面的知识，恰好也派上了用场。他想到，西北人最缺少做衣服的丝缕布匹，如果让烟农改种棉花，一能适宜当地土性，二可以解决缺衣问题，三是农民售棉所得，完全抵得上种植罂粟之利。如此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使当地农民尽快掌握种棉和纺织技术，左宗棠特设一专门机构主持传授教习事宜，刊印发行了《种棉十要》和《棉书》等技术指导书籍，嘱托各级官吏士绅积极参与管理操作。他相信只要试行一二年，稍见效益，农民们就会趋之若鹜的。对于不宜播种棉花的地区，左宗棠就劝喻农民种草、种杂粮、植桑养蚕，并列出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五种树种供其选择，引导他们种山育林，饲养山蚕，保障生计，永别罂粟。
左宗棠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他那个时候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虽然是原始的、初步的，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各有各的历史条件。左宗棠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科技条件下，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在当时那么低的历史起点上，在当时那种有限的人力 (西征军最多的时候只有8万人)物力和财力条件下，在一边打仗一边搞开发而且是以打仗为主兼顾开发的条件下，在战火连天、人亡地荒、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就能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来，的确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功勋卓著的。左宗棠当年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某些做法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来说，同样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样有着历史的借鉴意义。
http://www.wjda.gov.cn/ReadNews.asp?NewsID=1136
http://ngzb.gxnews.com.cn/html/2008-04/04/content_88175.htm
左宗棠,湖南省湘阳县人。他自幼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十九岁求学于湖南名儒贺熙龄,一年后乡试中榜,后投身仕途,官居兵部郎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严守御“外患”、除“内忧”的忠君爱民思想,精心求学,积极探求,上慰朝堂,下安百姓,济时匡世。先后参与和指挥了围剿太平军,陕甘捻军及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左宗棠的一生中,既有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积极一面,又有镇压农**动的消极一面。但瑕不掩瑜,纵现其生平,功远高于过,无论如何,他都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屡试不第,幸有伯乐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1812年生于长沙府湘阴县。左家积代寒索,以耕读为本。十几岁时左宗棠先后失去父母,但贫窘的生活并没有将他压倒,反而锻炼了他倔强的性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连续遭受打击的左宗棠陷入了苦闷之中,为抒发胸中的郁闷,他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其中“学之为利我何有”、“蚕己过眠应做茧”等句充分表明了他孤独惆怅的心境。
科考失败的左宗棠开始潜心研究学问,他以“匡时济世”为求学目标,研读了大量军事及地理学方面的书籍。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一心求学报国的左宗棠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两江总督陶澍家中教学。在这期间直到出山的十几年时间里,左宗棠的智谋和学问得以大量积累,他在地理学、农学、经济学以及边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达到高峰。他完善并重新绘制了大清地图,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撰写了《广区田图说》。所有这些成就都为他后来的治军治民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左宗棠蛰伏的十几年里,赏识他才干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等官员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推荐与关注。
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渤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道光2 9年(1849年)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派人约左宗棠一见。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两人畅谈治国方略,通宵达旦。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临行前,林公有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疏,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此后,左宗棠之名渐为京城所知。
南征北战,封侯拜相
自尊心极强的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以他从小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满腹的“经世致用”学问以及他刚正清高的性格和他最敬重的伟人林则徐对他的重托,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际,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不闻世事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的到来让张亮基大喜过望,并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的才能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赏识。
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彼伏。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重视,当时的朝廷重臣潘祖荫对其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评价,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子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篙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力保,才躲过一劫。
1861年初,清廷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命其袭办曾国藩军事务。左宗棠一生的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同年夏,左宗棠回到长沙,募得5千兵勇,在金盆岭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训练,开始独领一军,号称“楚军”。“楚军”组建伊始,便同太平军几度交手,虽非百战百胜,但也胜多败少,声望一时大增。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左宗棠被举荐,接替身亡的王有龄就任浙江巡抚,“收拾”杭州被太平军攻占后的浙江残局。
这时的左宗棠己成为拥兵自重、名声显赫的一方重臣,与在别人帐下当幕僚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挟楚军初战之余威,左宗棠驱兵江浙,充分利用太平军的内乱,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占领杭州及余杭。这一年曾国藩的湘军也攻下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左宗棠用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也确立了自己在晚清政权中的名将地位。
功成名就的左宗裳第二次征战的战场在陕甘,征战的对象为捻军和回民起义军。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代兴起的一股活跃在北方各省的农民武装。太平军起义失败后,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抗清,组成了一支以复兴天国抗清大业为目标的新捻军。新捻军兵分两路:以赖文光余部为主组成的一路为“东捻”,而以张宗禹为首,活动在陕西一带的称为“西捻”。左宗棠受命征讨的即是“西捻”。
在研究了捻军的作战特点之后,左宗棠兵分两路,渡渭水而下,准备大举进攻。令左宗棠想不到的是,西捻军此时却主动让出了泾水西岸地区,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在蒲城一带集中。得到消息的左宗裳连忙调整兵力,并亲自赶到泾西,布置好包围圈,想将西捻军一举歼于泾水。在泾水岸边,左宗棠认定捻军“西不能过幢关,北不肯窜北口,非从西路折向东南,别无去路”。于是确定了缩小包围圈、“就地击杀”的计划。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骑兵猛攻渭北,突破包围圈,进入陕北,并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此同时,与西捻军遥相呼应的回民起义军也乘势攻下绥德。
至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捻军的作战能力,实在难以对付。西捻军的胜利让左宗棠真正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遭到重创的左宗裳开始反思自己的作战方略。他和平定东捻军后赶回的李鸿章一起,找到了西捻军没有战略根据地、难以持久作战的弱点。于是一改以往紧跟追击的办法,转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慢慢夺回战争的主动权。新的战争策略很快见到了效果,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六月,以张宗禹乃首的西捻军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的狭小地带,最终全军覆没,转战中国北方各省的捻军起义宣告失败。而得胜之后的左宗棠又挥师西下,乘势镇压、招抚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军。困扰清廷多年的几大“内忧”在左宗棠等人的连年征战中终于被消除,左宗棠也因战功卓著被赏赐加协办大学士衔,后又晋为东阁大学士。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千里荒芜,弥望白骨萸茅,炊烟断绝”的悲凉景象。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也是左宗棠常为后人所诟病之处。
操办洋务,力主图强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后,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为晚清中国海军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在陕西办了机器制造局,在兰州办了机器织呢局。左宗棠因此而成为晚清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
早在浙江就任巡抚肘,左宗棠就对西洋的器物产生了兴趣。清军攻占杭州后,他专门派人仿造过轮船,可惜没有成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很早就萌发的洋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反复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后,他第一次提出学习和仿造近代轮船及火炮,并建议将此定为长远国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他本看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目的,开始筹备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这一想法提出后,立即招来一片呵斥,就连洋务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李鸿章就认为造船费用比买船还高,因而主张在外国订造。另外,造船的诸多困难也被一一提及,如船厂择地之难,外国师匠邀约之难,筹集巨款之难等。面对反对之声,左宗棠除力陈雇船、买船受洋人欺侮的事实外,还就人们所提之难分别进行了回答,以消除大家疑虑。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六月三日,清政府发布“试造火轮船只系当今应办急务”的上谕,令左宗棠设厂造船。
船厂建造之初,左宗棠汲取了上次杭州造船的失败教训,专门聘请德克碑和日意格两个外国人代为监制。在日意格的帮助下,船厂选在下马屋山下。接着他们商定了设局、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事项,由日意格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于是,日意格、德克碑正式成为福州船政局的负责人,船厂一切事务均由二人承办。在他们的参与下,船厂还订出了五年中制成一百五十匹马力的大轮船十一艘和八十匹马力小轮船五艘的宏伟计划。福州船务局的前途呈现出一片光明。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北方捻军日益强大,清政府不得不调派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命他前往西北征剿捻军。临行之前,左宗棠一面加紧布置船厂的有关事宜,一面反复权衡船厂的接办人选。经反复比较,他推荐当时正闲置在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祯担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切安顿妥当,左宗棠赴陕就任。船厂的日常工作交由沈葆帧管理,而左宗棠则遥控指挥。在他们的共同操持下,福外I船政局的生产规模不断壮大。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船厂因各种原因停办时,已先后成船三十四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三艘二千四百马力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制造的最大军舰。
就任陕甘总督后,左宗棠一面加紧清剿农民起义,一面把他的洋务思想也带了过来。到西北之初,他就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兰州制造局是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主要仿造一些铁枪铁炮、后膛枪炮等。最初的目的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生产武器,但在后来摧毁阿古柏统治、收复新疆的战争中,这些武器也让一些民族败类和洋人胆寒。可惜在伊梨收回后不久,也就是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兰州制造局停办。这对于中国早朋的军事制造业来讲,是个巨大的损失。
创建兰州制造局的同时,左宗棠还在西北创建兰州织呢局,引进机器治泾,筹备机器采金。他的这些行为使甘肃这个偏远的地区较早地发展起来了一些近代工业。可惜的是,左宗棠的这些工作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
力排众议,收复新疆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晚年的一大壮举,也是其深受后人肯定和推崇的最辉煌的成就。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帘汗国军官阿古柏勾结几个民族败类,侵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莎东、和田、阿克苏、库东和喀喇沙尔等城,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 自称“巳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接着,对新疆垂涎已久的英、俄两国也借机加紧步伐,更加明目张胆地寻求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新疆寇深祸急,本应及早征剿。但***的朝廷还在争论不休,待兵不发。为了收复新疆,“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
这次西征,左宗棠采用了“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他排除一切干扰,整顿军队,裁减冗员,肃清军纪,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出关西征的需要,他对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大事整编,剔除空额,去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经过整顿又自愿出关的官兵,士气饱满,情绪高涨,是一支敢于冒险犯难、视死如归的队伍。
所谓“速决”是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减轻百姓负担。考虑国库空虚,军饷难筹,大军一旦出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左宗棠申报这笔军费预算之前,他从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亲自做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战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人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
为防止意外,做到留有余地,他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就想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一时凑齐,会贻误战机。军机大臣文祥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找皇帝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左宗棠拿到军费,忙命人筹措军械物资,备办粮草,积极实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同时,在兰州建立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这时的左宗棠已是万事俱备,胸有成竹,决心马到成功,一举夺回新疆被外寇侵占的失地。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经过一年半的准备,积草屯粮,调兵遣将,打开关陇通道,在即将挥师出关之际,朝廷群臣会议却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次讨论国家安危的决策性会议上,众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岁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又要竭尽朝廷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真是得不偿失。这样打下去,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如果这样办了,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再去西征,就可以专心全力去治理海防了。”在这种投降派的口气之中,李鸿章的调门最高,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左宗棠见此情状,似乎不战而降已成定论,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畏群臣的邪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左宗棠在坚持塞防论,力主收复新疆时陈词:“克复新疆,所以保蒙古,守卫蒙古,所以保京师。”短短两句话可见左宗棠分析之精辟。新疆、蒙古对于中国是何等的重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保卫京师屏障蒙古,可见当时蒙古也有被沙俄侵占的危险。可惜左宗棠的后来人没有明了他的苦心,把比新疆靠得更近得外蒙古丢了!而蒙古丢失,京师(即北京)门户打大开,帝俄的部队从“中蒙”边境出发,经过内蒙古草原,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打到京师!遂邓公最锐利之处就是要求帝俄——苏联从蒙古撤军,相当于将中国的北部边界重新向北恢复了近两千公里。左宗棠泉下有知,也该对邓公的举措略感慰籍了。
左宗棠的这番宏论,使四座哑口无言,也深深地感动了在朝中久负众望的军机大臣文祥老先生。文祥离位向皇上奏道:“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德宗皇帝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
左宗棠战略观点明确,在战术上也精心分析。他认为:“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西域交通不便,运输军粮代价很高。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兵精则军需少,饷足则军粮丰。左宗棠对西征的艰巨性深有了解,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筹备军粮。
在保证运输的同时,他还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大力支持,张曜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当年五月,左宗棠率部首先攻下乌鲁木齐。叛军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九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光绪三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叛军一号首领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官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遂服毒自杀。
正当左宗棠欲趁热打铁,挥师追剿拿擒之时,突然接到朝廷休兵的敕令,令其班师回朝。左宗棠看罢仰天长叹:“而今正当擒贼之机,廷臣竟然圈定作茧之策束我手足!于是他上疏抗旨,据理力争。光绪帝看罢他的奏章,暗暗点头称是。不久,俄、土开战,金顺建议乘虚袭取伊犁。左宗棠道:“此事不可。我们师出无名,反遭其谤。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并以数支奇兵间道围击。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也相继而下。官军所到之处,南疆各族人民捧茶献水,夹道欢迎。从此,这场借助英、俄两国支持的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左宗棠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辉煌的顶峰。连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戎机顺迅,实史传罕见之事。”
之后,光绪帝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恩德,乃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宗棠祠,烧香礼拜。
为了进一步开发新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但会谈并不顺利,沙俄一边谈判,一边唆使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制造事端,进行外交讹诈。并公然以武力威胁,声称: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不合理要求,竟然被昏庸的崇厚所接受,糊里糊涂地签订了条约。
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莫不痛心。沙俄的强盗行径和无赖手段,使左宗棠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向光绪帝奏道:“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乏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光绪闻言,深为所动。遂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随后,左宗棠以古稀之年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使臣做后盾。同时,他还将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言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左宗棠的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我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报警,都处于戒备状态。
在哈密期间,左宗棠大力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在哈密大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据记载,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他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清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不由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其情其景,有诗为证:
十尺齐松万里山,
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
齐唱春风度玉关。
然而,在投降派李鸿章的怂恿下,左宗棠的收复计划还未实施,就被清政府调离前线。1881年2月28日,左宗棠返回北京。就在几天前的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这一条约是明显的不平等条约。
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人俄籍者,均听所便”。虽然这一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大为不满,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刚刚收复的新疆,民生凋蔽,百废待兴。幸而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之功,实不可没。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年已古稀的左宗棠仍雄心勃勃,派出了由王德榜率领的“洛靖定边军”开赴西南前线。马尾海战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后,整顿防务,加强战备;同时派清军“扮作渔人,黑夜偷渡”,援救台湾。由于左宗棠等主战将领的努力,战局大有发展,但清政府却下令停战。光绪十一年(公元1865年),清廷不顾全国的反对之声,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裳闻此消息,肝火上升,愤郁焦烦,病惜逐日加重。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悲愤交加的左宗棠不幸死于福州,1886年12月10日归葬于长沙八都杨梅河相竹塘(今长沙县跳马区)。一代名将就此陨灭。
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桨;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而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域的,千古只左宗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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