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南蛮文明历史编★

远古时代，湖湘大地已升起两盏明灯，显示了荆蛮在中华文明史上领先的地位，为荆蛮文明而骄傲！

地处洞庭湖畔、澧沅之滨的荆蛮地区，迄今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50 余处，主要有距今30 万年前津市虎爪山遗址。其他发现的主要有距今20 ～5 万年的澧县鸡公垱、15 万年的石门县王家山、10 ～5 万年的鼎城区石板滩以及汉寿县牛碑山，10 ～2 万年的石门县燕尔洞等遗址，都可以找得到荆蛮发展的轨迹。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荆蛮地区已发现500 多处，使荆蛮发展的线索更其明显，特别是9 ，000 ～8 ，000 年前的澧县彭头山遗址，为荆蛮在中国和世界找到了人类种植水稻农业文明最早的源头和树起了最早的历史丰碑，并伴随着产生了中国和世界最早的刻符文字。这儿已有残存房基和柱洞构成的半地穴式的大型居室、小型木制构件、精致的竹席和原始的家畜饲养业及红烧土垒筑的残墙，已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典型的聚落遗址，比6 ，000 年前西安半坡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和饲养业早三四千年，并表明依山伴水而群居的彭头山人已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特别是一件穿孔的鹅卵石雕刻的人头形象，更是中国最早的石雕艺术珍品。从彭头山遗址发现的上百件陶器看，彭头山人已用原始“贴塑法”制成了中国最早的陶器，陶片上的四个刻画符号，已为语言文字专家刘志一教授破译，应是中国和世界文字的源头。据专家们研究，中国文字有个长期融合发展的过程，并不只限于甲骨文，至少有木器、陶器、甲骨等几种刻符文字相互交融发展，只是陶器没有龟壳坚固耐久，容易破碎，特别是木器容易腐烂，更难完整保存至今，乃至形成只有甲骨文才是中国最早文字的偏见。彭头山大量稻谷壳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博物馆陈放了这儿的稻谷壳，它比浙江余姚县六七千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穗同属粳稻，时间却早3000 年。而且与彭头山几乎同时的还有八十垱古稻遗址，已发现超过国内其他地方收集古稻谷粒的总和，达1 ．5 万粒。应属彭头山文化系列。而中国舵在荆蛮地区的发现，昭示着海洋文明的到来，故荆蛮有理由认为浙江最早的粳稻是洞庭沅澧一带我们的祖先沿长江流域传播过去的。可见，9 ，000 多年前荆蛮已是一个敢于和善于在迁徙中拓展开放的民族。

编者依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蚩尤都是远古首领及其部族的称号。黄帝部落为南方稻作文明之北伐军队（类似后世明王朝燕王朱棣的角色）驻扎在河北山西一带，炎帝部落在中原却是后世殷商一样的大盟主，蚩尤在山东江淮酝酿着（类似后世江浙财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暴/动），三大部族的内斗摧毁了南方在中原正统之地位。

炎帝（湖南祝融）、黄帝（湖南大熊山）、蚩尤（湖南梅山）最先兴起于长江流域，后因气候、人口原因由南向北迁徙。炎帝沿汉水——> 中原；黄帝走武关渭河——> 太行；蚩尤顺长江——> 江淮——> 山东。公元前4500—前4000年，黄河平原开始形成完整陆地，正是四方八面的民族迁入中原的大好时候，此谓：盆聚效应。以西水坡45号墓死者若为被杀之蚩尤，其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正值全世界气候大变，黑海——里海附近的黄白人种（雅利安、吐火罗）大举南侵、东侵，黄种民族与黄白民族的大战已经初见端倪。黄白民族的东侵与后世的匈奴、鲜卑、突厥对欧洲的影响类似。从黑海发端的黄白人种在亚洲担当了类似匈奴一样民族推土机样的角色。

侯仁之先生据古代自然地理条件推断，认为太行山麓以东的大平原为洪泛区，曾经存在大面积的沼泽，不利于古人类居住（侯仁之《 历史 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41--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邱维理等以河北内丘、肃宁两种类型的沼泽沉积剖面为依据，分析华北平原古洪水特征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认为距今7000--4000年间，华北平原洪水频繁，洪泛沼泽影响时间较长，形成湖沼众多、不利于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为避免洪水的侵袭，古代人类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台地或人工修筑高台居住，使得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山前地带，并且具有“高台文化”的特点。华北平原考古文化遗址呈现自山前至平原，时代由早到晚的分布特点，平原内部直到春秋、战国以来的考古遗址才逐渐增多（邱维理、李容全、殷春梅《华北平原全新世古洪水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全国第六届科技考古学术会议论文）。华北平原史前时代这种差强人意的生存环境，而环境的改善为后来的炎帝、黄帝、蚩尤争夺生存空间引爆了炸药桶。造成了中国本土第一次未在外来胁迫下的第一次危机。

其先，黄白人种东征河湟地带，连续击败在此地久矣的一支三苗部落（此部落在舜时代的南方稻作联盟叛乱，未能成功，被舜迁徙到达陇蜀，此支极为可能就是先羌——藏族、羌族… 的始祖）。炎帝（天下黄种部族的盟主）接到这支三苗的报警，准备西征黄白人种解救河湟地带。同时命令黄帝与蚩尤提供物资与人力。黄帝在山西河北，相对黄白人种占据的地域路途最近。且黄帝部落与黄白人种有过接触，相互有些了解，因此黄帝有些怠慢联盟的军事合约。炎帝西征与黄白人种大战，造成双方两败俱伤。炎帝退回中原，同时实力大损。此刻，黄帝蚩尤已经蠢蠢欲动。炎帝对黄帝表现不满，同时想对黄帝部落开战维护联盟盟主的权威与稳定，同时挽回一些损失。结果黄帝在阪泉击败炎帝。不久，蚩尤与黄帝开战。蚩尤借口：黄帝与盟主炎帝大战，不尊联盟。黄帝借口：蚩尤早就准备造反。最终，黄帝在涿鹿击杀蚩尤。此时的炎帝早就垂垂老矣，约束不了黄帝、蚩尤得势力。终结战争发生地在长江流域，这应该是蚩尤在黄帝杀死蚩尤后，蚩尤部落叛出联盟的情形。最终，黄帝因为蚩尤与父亲部落——炎帝反目，而将蚩尤部落驱除回湖南故里。同时也宣告南方稻作联盟在北方的解体。不久，炎帝部落退回湖南一带，最终建立新兴的南方大国，后世的三星堆、湖南宁乡、江西大洋洲青铜文明都是渊源于此。而黄帝部落占据中原后，与西来的黄白人种军队大战，黄帝部落被打散。黄白人种也被遗留在中原的众多黄种稻作民族群起而攻后泯灭。在吸收了黄白人种带来的麦作后，一个新兴的民族（脱离稻作文明母体）冉冉升起——这就是后世殷商的原型，先夏的母体！

炎帝作为群体领袖形象，在农业、城市、海洋、宗教、医学、音乐、科技、文化、军事…上的创造发展，照亮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历程。炎帝在形成华夏族主干、农业文化、黄种民族的奠定发展和扩张，奠基天下无双地楚文化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故炎帝“既是炎黄文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又是中华民族的根源和象征”。






中国历史悠久，城市文明也走在世界前列。《轩辕本纪》言 “ 炎帝筑城邑，造五城 ” ，说明炎帝之时中国已出现城市萌芽，并已为地下发掘所证明。长江、黄河流域在五千年前均已发现一批城市萌芽遗址。世界早期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分布在埃及、印度、中国、秘鲁、中美洲等五个中心地区。尼罗河在公元前 4 ， 000 年，印度河在公元前 2 ， 800 年，欧洲和西非均在公元前 2 ， 000 年左右出现城市。而中国则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城头山，已是 6 ， 000 年前的城市，即公元前 4000 年出现相当完整的城市，也是迄今为中国和世界最早的古城。专家们认定，长江中游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集中于武陵山和武当山一带，其东部地区是古人类和古文化由中国西南地区向黄河流域，北方地区迁徙及传播的通道。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江汉和太湖流域，已形成文明萌芽中心地区。在湖北出现了石家河、走马岭、阴湘古城，特别是在湖南出现的城头山古城，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最完整和最典型，从而把荆蛮的远古文化推向高峰，形成澧沅流域第一个辉煌的时代。

荆蛮澧县城头山城址，近几年经过几次发掘，收获越来越大，已确定为 6 ， 000 多年前的城市遗址。这就是说，当河姆渡人还处于母权制繁荣阶段的时候，这儿已出现文明社会又一标志的城市。不少报刊都作了城头山城址是 “ 我国迄今最早古城 ” 的报导。城址占地 8 万平方米，有城墙、护墙、护城壕沟 ( 荆蛮古城的护城河正是这种思维的再现和发展 ) 。城头山城址的遗物，进一步确定这儿是中国最早的物种起源地。 1992 年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座中国乃至世界最早城市的发现，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其价值决不可能低于比它晚几千年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长沙马王堆、秦陵兵马俑和湖北地下音乐厅。 1997 年城头山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城址。城墙墙体之下还挖出一块长宽分别为 20 米 和 6 米 多的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稻田，距今 6 ， 500 年。

从城址前后两栋房基遗存看，有食用陶器、火塘大灶、走廊及两旁排列若干 3 ～ 4 平方米的小房间，说明氏族成员已处于不固定的一夫一妻的对偶婚高级阶段，仍是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时代。比大学中学教材认定的母系制社会繁荣阶段的河姆渡文化要典型得多，远远超出了河姆渡人的发展水平。手工作坊区发现 6 座陶窑，南城门区城墙下有黄土台，其东有更早的城门和城西边的垛子。墓葬区有土坑葬和瓮棺葬，随葬陶器、石器几千件，属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公共墓地。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原始父系氏族社会，而是直接从母系社会跨人文明社会，也并非毫无道理，直至殷商还是 “ 母权尊贵 ” 、 “ 母权至上 ” 的时代，恰好又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城头山城址把中国文明社会至少提前了 2 ， 000 年，如算到彭头山，则又提前了五六千年。 1992 年全国炎黄研究会讨论后报导中国是 1 万年文明古国，主要也是依据澧县彭头山的稻壳和陶符文字。

据 1994 年湖南出版社出版陈剩勇原在《东南文化》发表的《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 —— 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从新石器晚期主要文化圈 ( 遗憾的是未把荆蛮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列入 ) 比较中，以大量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及其与东南史前文化渊源的联系，论证了长江流域 “ 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第一个王朝崛起于东南，这一湮没数千年的历史事实终于得到了揭破 ” ，东南良渚文化遗址的先民，首先创造了夏朝，并向中原迁徙，故北方夏商考古发现的器物与良渚文化惊人相似。编者按：荆蛮文明只会比良渚早，更不会比中原晚，按逻辑关系，荆蛮—— > 良渚—— > 蛮夏、殷商！

《试论母性为本源的龙文化》中论证过：从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稻穗和西安半坡粟的农业文明比较中，可知南方粮食作物比北方早 1 ， 000 年。而作为农业三角形石犁出土的年代，南方仍比北方早 1 ， 000 年，加上南方人殉墓葬城头山墓葬区出土的瓮棺及象征权力的玉器亦比北方早 500 ～ 1 ， 000 年，说明南方确比北方早 1 ， 000 年进入文明阶级社会。若以荆蛮澧县彭头山、城头山遗址而论，已有稻谷、刻符文字和城市等文化的标志，则中国足可称万年农业文明古国。故荆蛮向世界亮起了最早文明古国的明灯，足以增强南蛮的自豪感，树起南蛮良好的历史形象。

城头山、彭头山是南蛮历史发展中的骄傲，这无疑是土著民族——荆蛮的荣耀。荆蛮开创了稻作文明（稻＝道），连同长江流域的三大青铜文明（三星堆、湖南宁乡、江西大洋洲）在世界文明时上写下重重一笔。荆蛮在春秋时，哲学家老子根据荆蛮上古“混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创造了 “ 崇母 ” 的道家学说，到战国屈原在洞庭湘沅一带，把先秦的爱国主义推向顶峰。荆蛮后裔创造的楚文化，更将南蛮带入前所未有，世界无双的辉煌灿烂时代！

“荆蛮不倒，中国不灭！”中国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了这句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天下文章出潇湘”、“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师夷长技以制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中国人民从起站起来了！”

南蛮应该自豪！荆蛮万岁！




经过大量文献与考古实物，编者认为：“黄帝之后”就不一定非是汉族（鲜卑认为自己黄帝之后，匈奴也托自己先夏之后，等等）。

炎帝【蚩尤乃炎帝苗裔】之后就不一定非是南蛮（蒙古，自称长生不灭的火。羌藏之先本是三苗，等等）。

追根溯源，如今的中原、南方的客家人不见得比其它少数民族“根正苗红”！

一般认为，熊姓出自上古大熊皇朝【古熊部落】之祖伏羲（源出湖南）、女娲（东夷之祖），历经大熊、有熊、芈熊、楚熊。当传至少典时，炎帝、黄帝都“少典之子”。

1，“季连生附沮，”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如今，学者皆认可上古神话传说大多出自“南方族系”。

2，《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帝高阳氏】生欢头，欢头生苗民”------屈原等的“帝高阳之苗裔”当受此说等影响。《史记》晚于《山海经》。

3，女娲最早出自屈原《天问》，诸华及其先民无“女娲”说。女娲古神唯一流传下的“笙簧”，即芦笙，如今数千年传承在苗族手里，春秋战国时的楚吴等地，吹笙巅盛。而中原却“无笙”传承！

4，楚国荆蛮与商族，明显地都是同源“南方稻作”等原南方土著，文化渊源极深；诸华是“逐商”西来的羌周族主导。而羌周，本身就是被大舜（源出湖南）放逐的荆蛮一支三苗后裔，间或参杂西来黄白吐火罗人种文化。

5，古荆蛮遗风最浓重的熊姓，至今仍可在苗族寻到。苗姓即通“芈姓”，绝非偶然。而湖南湖北两地姓熊者也颇多。

6，史学讲“孤证不立”，一个本就离谱、由后人编攥的中原神谱族系，说明不了问题；而苗族与古荆楚的相同之处之多，不是现在中原任何地区所能相比的！否认苗族与古荆楚同源的人，只是不愿面对“历史真相”罢了。

7，殷商之前的先夏，周人史书中始终言语不祥。而吴越楚三国故事中，透露出先夏种种机密！这难道不能说明，先夏与荆蛮联系颇为紧密，而与羌周毫无关联？而殷商、先夏透露出的文化与荆蛮一支——良渚有种种关联，岂能视而不见？

8，周人灭商，本就靠荆蛮（巴、庸、蜀...）等荆蛮之兵。周文王之师，乃鬻熊。周人与荆蛮的种族血脉、文化、军事联系，岂能视而不见？



文物：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 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 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湖南传承的 稻作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茶元素是 构造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