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楚文化

蛮荒时代，荆蛮稻作文明孕育近万年，终于在 先秦时代，结出了楚文化这朵奇芭！楚文化历经近万年的发展，由僻处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渔猎海洋，到四处迁徙，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不仅独抗周人，而且对抗整个中原部落。秦灭楚后，海内一统。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文化从而扩张到整个亚欧大陆，并且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将屈原放逐江南屈原故里。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上古赤帝，乃“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以后楚文化研究多方面的成果，若按时代顺序作番回顾的话,大致说来有：晋人习凿齿的《耆旧传》,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楚志,较有价值。晋代还有张方的《楚国先贤传》，盛弘之的《荆州记》、 罗含的《湘中记》、 庾雍的《湘洲记》及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其后有唐人余知古的《渚宫旧事》、宋人卢藏的《楚录》、路振的《楚青》及明人陈士元的《楚故略》、何迁的《全楚志》、高世泰的《三楚文献录》、陶晋换的《楚书》,廖道南的《楚纪》与周圣楷的《楚宝》等。追踪考索，纵观诸作的内容：或列人物，或叙政事,或记名胜,或定区域,或约论注,或记风俗。多属辑撰、方志之类，社会影响未开,且多数已经失传,现尚传世的除习氏《耆旧传》外，就只有盛氏的《荆州记》、宗氏的《荆楚岁时记》、余氏的《渚宫旧事》和周氏的《楚宝》等，也都流布未广, 传世较稀。 就中体大富赡的是周圣楷的《楚宝》，实为集成性的撰构，存目在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纪传类。

　　它“载楚地、楚人、楚事,皆有论断,不苟与昔人同。”( 蔡道宪《楚宝原序》)全书以人物为主， 记上下数千年全楚人物，如叙一家谱系，实为不易。

　　就上所列，可以见出历朝楚文化研究，以晋人、明人两代着力为多,实绩颇著。但其共同缺憾是暗于楚的物质文化。

　　清至近代楚文化研究虽未辍笔，有影响的专著、专论较少。

　　秦火之后,楚文化的辉煌成就，虽未能很好的保存承传，但却有不少深藏在地下。本世纪20?0年代,由地痞、劣绅、军阀组成的盗墓队，为帝国主义的冒险家打开了楚文化地下宝库的大门，在我国安徽、湖南等地盗掘出土了一批器物，抛到了欧美市场，识货的洋人如瑞典的工程师加尔白克，日本的梅原末治等辨认出是中国楚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发表研究文章,这样，我们国内的爱国学仁“吃反销粮”,才有机会从古器物方面认识楚文化,重视对楚文化的研究,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没能为这种研究提供应有的条件,进展缓慢。1951年, 新中国刚刚诞生, 便开始了对楚文化的科学发掘，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湘、鄂、豫、皖等地发掘了数以千计的中、小型楚墓，出土了大批令人叹为观止的珍贵文物。楚人创造的许多不见载于文献的实属当时世界第一流物质文明成果，得以昭彰于世，使人们的眼界大开。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对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作新的评估。

　　大冶古铜矿遗址的发现,随县曾侯乙墓大型编钟的出土，江陵马山楚墓丝绸宝库的打开，“鄂君启节”的现世，共同烘托出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

　　从地下冒出来的楚文明，激励和鼓舞了楚文化研究者和热爱传统文化的学仁，他们审视这些出土的古宝、拂去历史的雾霾尘封，发现了一个超出文献记载的新的文明楚国，见到了一种新的楚国文明,楚文化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东周楚墓年代学逐步建立，楚文化考古学特征日益清楚。随之楚青铜器年代学也就逐渐明晰起来。

　　80年代更是楚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进入综合研究与专题深入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大潮的裹挟下，出现了楚文化热，且波及港台域外。1981年中国楚文化研究会诞生。南方湘、鄂、豫、皖诸省成立了相应的分会。中国屈原学会也于1985年在楚文化发祥地荆州古城隆重成立。一时间，大江南北，辽宁、天津、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都先后建立了屈原研究会。以“楚”命名的各种国内的和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活跃空前。随之，各种研究成果、专论、专著大批面世,如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光镐的《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等都是拓荒性的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则数近千计。研究领域在拓展，观念方法在更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角度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局面，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比以往的研究有了长足的长进。可以说楚文化研究是80年代中华大地上最持久最有生机的学科活动和文化活动之一，进入90年代，其高涨势头未减而有加，新的成果仍在源源不断地在涌现。

　　纵使这样，楚文化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提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今我们还不能说对楚文化的面貌、文明程度已经认识清楚。楚文化的许多问题，现尚笼罩在迷雾之中，就连一些起步性的问题，如“荆楚”名称、楚文化界定、楚族源流、丹阳地望、楚人何时立国、楚文化的特征、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都还众说纷纭,歧义旁出，悬无定论。种种疑案和问题，足可写一部“楚文化志疑”来。而楚文化文献史料散杂，也急需收集汇编；对现今的大量研究资料也需整理：或编出“主题摘要”或作“题解”或“制定论文资料索引”，或筛选出几百万字优秀专著和论文，出高水平的资料汇编或丛书。这些都是深入研究、写出高质量论著的重要条件。否则不仅影响我们对已有成果的了解和评价，而且也妨碍着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如目前研究中存在一种论题重复，观点雷同，材料陈旧，新见不多的弊病，是和不了解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关的。如直到80年初楚文化考古已取得惊人成果,足可破除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了,但却有人仍在作《古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为什么比南方发达？》（《中国青年报》83年9月29日）这类命题就站不住脚的文章， 宣传“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中原中心论”就是实例。

　　楚文化是光辉的，遭遇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楚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前途光明灿烂。但要做的工作很多，可开拓的领域还很广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