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个例外☆
☆中华文明是个例外☆
huns 周三 五月 05, 2010 10:33 pm
世界上其它的古文明都诞生于北纬30度左右，而中华文明却诞生于北纬34 度左右，违背了世界文明诞生的规律，国际史学界因而困惑不解，只好以“中华文明是个例外”作解释。
虽然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距今一、两百万年以前就已遍布全国。黄河、长江、辽河、珠江都有可能产生文明。但许多迹象（包括DNA研究）表明：诞生中华文明的这一支，却很有可能是在距今数十万年前，从滇、黔出发，顺着长江上游的各个水系到达了北纬30度左右的长江中流的两湖平原一带，并在这片淌金流油的沃土上开始了文明进程的。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在这一地区，不但在四川重庆市巫山脚下、长江之滨的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发现了14万年前的颇有艺术品位的旧石器时代时代遗址○1（出土了鸟形石雕、石哨和有刻画纹的剑齿象牙雕）。又在洞庭湖区临澧竹马村发现了180000年左右的高台式建筑遗址○2。15000年前的道县玉蟾洞人工栽培稻遗址○3，9000-8000年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4从8000-3000年，这一带的的稻作文化群更是灿若晨星。中国人最早的衣食住行、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国际贸易几乎都诞生在这一片被历史遗忘了的土地上。有6800年历史的“中华第一古城”○5遗址也出现在这里。在3000-1000年间，虽然中原已经崛起，成为了强大的东方帝国，长江下游也崛起了吴、越两大方国，但两湖平原的许多科技文化仍然领中华风气之先。如中国最美的青铜器、最早的百炼钢剑、最早的白口铸铁、最精美的外销丝绸、最精美的“釉下彩”外销瓷器、最名贵的进口商品——波斯琉璃珠、吸收波斯技术生产出来的国产琉璃璧、巧夺天工的“随侯夜明珠”……都出现在这个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能与商王朝抗衡的荆蛮、“诸子百家之首”、周朝三位开国帝王（文王、武王和成王）之师的熊鬻、2000年前的世界超级大国——楚国、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圣人的老师——老子、中国第一位作家、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文学家宋玉……也出现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反观这几千年中的中原，能够称为“世界之最”的科技文化却屈指可数。
如果算一算明细账，我们还会发现古书上所载的一些错误，如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许多贡献，在两湖平原上早已发明创造出来了。根本轮不上黄帝再去发明创造。因此，黄帝这一位伟大的人文始祖是统一中国、和合万邦、集百家之长、将中华古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高峰的伟大领袖。而不是中华古文明的缔造者，过去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显然是错了，现在说“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则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婴儿不可能有两个母亲,又哪能有两个摇篮呢？中国的考古新发现也解决了国际史学界所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原来，人类文明发源于北纬30度左右的科学规律是完全正确的，并没有什么例外。
现在，考古新发现已明确地给我们提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新信息，但是，这些新信息却较少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也较少有人敢于否定“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的旧观点，较少有人敢于肯定“中华文明发源于长江”的新观点。至于具体发源于长江流域的哪一个地方，更是很少有人作过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当我敢于“冒险吃河豚”，刚刚想改变一下研究思路的时候，反对的声浪就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根本不看我的论文就问“想当年我当教授的时候这小子在哪里？”根本不听我的发言就高喊“我举双手反对！”根本没有接触过文化人类学就高喊“文化人类学岂能代替传统的训诂考据”有的根本没有看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经典著作，就高喊“怎么能用现代少数民族的民间风俗去推论古代社会的风俗？”……大有像列宁所说“将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之势。但科学从不相信权威！不同的观点只有拿到桌面上来公开公平地辨论，不是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靠自己正确的理论体系去批驳别人错误的理论体系，才是对学术、对人类、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孔子云：“礼失而求诸野”，孔子的的职业是司寇兼摄相位而非史官，《春秋》是他“吾道穷矣”之后的发愤之作。司马迁曾一度当过史官，却不见他在任内写过甚么传世之作，他的《史记》是在他获罪受了腐刑之后的血泪结晶。因此，《春秋》和《史记》都只能算业余之作而非职业史官的专业著作。既然至今还不见研究条件优越、专业知识丰富的专业史学家做这种需要承担风险的研究工作，这些风险很大、成败未卜的“寻找失落了的中华文明”之类的研究工作，也就只好由我这样一些专业知识不足、研究条件极端缺乏的业余史学爱好者们来勉为其难了。
一个业余史学爱好者的研究，在专业知识方面肯定比不上专业史学家的博大精深。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只要将“愚者”的“一得”累加起来，登上高峰的那一天就一定会到来！
我的上述观点在早几年前就已酝酿成熟了，但自认为思想过于超前，怕听惯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读者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难以接受，因而迟迟没有动笔，想等待时机成熟一些后再写出来。但我已年过古稀，正所谓“风前烛、瓦上霜”，如果万一盼不到那一天而留下“渡河”之叹，那将成为我的终身遗憾。因此，我也就只好让它早产了。为了力求完善，我化了近三年的功夫才把本文完成，完成以后又修改了十几次，但肯定还会有许多不足之处，也就只好留待后人纠错补漏去了。
被称为荒蛮之地的古黔中，竟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一千个没料到，一万个没料到，中华文明竟诞生在古黔中这块被历史遗忘了的土地上.
提起古黔中，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一块 “鸟飞不度，兽不敢临”（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古黔中未遂写下的绝笔诗）的荒蛮之地。就会想起那首：“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民谣。也会想起湘西人形容匪首张平的一首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鸡犬不宁，人见张平，九死一生”。更有甚者，在民国时期，还有人写文章，将黔中地区比作“中国的一段盲肠”，呼吁政府干脆动手术将这条危害健康的盲肠割掉。
黔中地区真是那样荒蛮落后吗？当我们对这里进行考察以后，才发现我们以前的知识都来自古籍对我们的误导。根据当代的考古发现，早在数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南方先民走出云贵高原的茫茫林海以后，其中的一支就是在古黔中安家落户，并在这里走向文明的。古黔中并不是中国的盲肠，而是一片被中国历史遗忘了的黄金宝地。虽然中国的各个民族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若进行一次全国文化起源大评比，古黔中人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却是出人意料的。
原来，中原人之所以视古黔中为偏远的荒蛮之地，一是因古代的中原人见识有限，不知天外有天，对中原以外的地区缺乏了解（如老子还只听说过南方有种名叫凤凰的鸟，孔子采诗，只及周南）；二是从“中原中心论”与“华夏优秀论”的视角出发，老是把华夏和汉民族视为正统，把周边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把他们的文化视为不值一提的“蛮荒陋俗”。假若我们从中华文明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创的文明、中国的56个民族都对中华文明作过自己的贡献这一大视角出发看问题，在中国的史前时期，古黔中不但不落后，而且是中国最先进、最繁荣、最安定的地区。
只要翻开中国的古籍便可以看到：中原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强势民族征服弱势民族的历史。为了“逐鹿中原”，群雄征战不断，经常是刀光剑影、杀戮不断。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惨状史不绝书。而从考古发现中看古黔中的原始文明，却能看到有些古文明往往是承前启后、和平友好、能够持续发展一千多年甚至几千年，只见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繁荣昌盛，却见不到文明因战祸而中断的现象。例如澧县彭头山的稻作文化，起于9000年前，而在9000-8000年间，相继崛起的就有八十垱、胡家屋场、邹家山、金鸡湾、习家湾、涂家台、坟山堡等好几十处，其中属于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的就有30多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彭头山文化群。在8000-7000年间，彭头山文化继续发展，出现了稻田、灌溉用的水沟、水坑等更先进的稻作文化。接连彭头山文化的是距今7000-4000年的城头山文化，它距彭头山仅仅几公里，无论在文化上或是在地域上都是紧连着的。城头山文化产生了更大的文化群，而且出现了城市文化。产生了澧阳平原上的城头山古城、鸡叫城、江汉平原上的阴湘城等十多座古城，出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出类拔萃的。其影响北至河南武胜关、南至湖南湘乡、东至江西萍乡，洋洋大观，盛极一时。
可以说，从15000-4000年间，古黔中的人民，是一万年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民族，是一万年来唯一过上了和平幸福生活的民族，是一万年来唯一建立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是一万年来唯一没有遭受过外力干扰的民族。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总的来说，只要没有外敌的入侵，古黔中基本上都处于民族和睦、互助友爱、老有所终、幼有所养、货委于地而无人拾取、远客来访则倾寨相迎、盗贼不作、日不关门、夜不闭户、没有富人，也没有乞丐、古风纯朴的“大同世界”。现在国泰民安，我们在古黔中考察时，所到之处，这些古风又得到恢复了。
战乱频繁、军阀割据、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这是国乱时期的必然现象，全国皆然，并非黔中一地的独特现象。因此，把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古黔中和平人民压迫剥削而引起的古黔中人民的起义斗争，说成是古黔中人民的民族性，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断语。
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因袭着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的旧说，而考古新发现不断地突破了五千年文明的旧说，却很少有人去探索五千年的旧说合不合理，也不去探索中华文明有没有一万年的可能？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科学是要讲事实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文明是中华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我们就不应有“南北之分”，“夷夏之别”，我们就必须承认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都应该是中华文明！不管是“重北轻南”，或者是“重南轻北”，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些年来，我带着这些问题反复思考，为了不致因轻率而犯错误，曾不断地到古黔中去作田野考察，想看一看古黔中是不是真有那么早的文明，研究一下古黔中有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稻作文明的发祥地？
和我同样感兴趣的是我的一些日本学术界的朋友们。日本民族也是稻作民族，他们的稻作文明只有三千多年历史，他们稻作文明的根在中国，因此，日本的学者一直想到中国寻找日本民族的文化根源。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地到中国来寻根，开始是在云南寻，后来又把目光转到了贵州，但是，云南、贵州的稻作文化，都与日本稻作文化的历史差不多，不可能是日本稻作文明的根。后来，他们从我的著作里，感受到了古黔中的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便产生了到古黔中来寻根的愿望。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东京学习院大学的诹访春雄教授，便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马泰越、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国的学者，都曾与我讨论过中华文明的问题，我还多次与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诹访春雄教授等一行对中国的稻作文化进行了多学科的考察。特别是对古黔中的考察，收获甚丰，特撰此文。
到古黔中去寻找失落的中华文明！
我们在出发之前,首先对“黔中”这一名词作了一些了解。“黔中”这个名称，起源于楚国时期。由于楚国的扩张，不断地将商代的“荆蛮” （黔语读若Chinm○6）之地收入版图，在此设置了“黔中郡”。“荆”才变成了“黔”了。因此，决不能理解成从前的“荆”完全被斩尽杀绝了，突然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叫“黔”的新民族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荆”与“黔”只不过是一音之转罢了。
秦国灭楚之后，分黔中以南的“长沙乡”置“长沙郡”，黔中郡由此分成了黔中与长沙两郡○7（不久前出土的里耶秦简中还有“洞庭郡”，它与黔中郡、长沙郡是什么关系待考）。汉朝置荆州（辖湖南、湖北、四川旧遵义、重庆二府，贵州旧思南、铜仁、思州、石阡等府，广东连县、广西全县），在唐朝时以江南西道分置黔中道，辖今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民国初年又置黔中道，基本上就专指贵州省了○8。因此，它在古代是长江以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省许多地方的统称。它拥有中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长江中游的荆江水系和洞庭湖的湘、资、沅、澧水系,是中国著名的沃土地带，是中国南方最早融入中原版图的地区之一。
古黔中的地域是那么广阔，无怪乎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的古夜郎国会要问：“夜郎与汉王朝谁大？”在中国留下“夜郎自大”这一句对“黔民”不大友好的成语了。我们深入到古黔中地区后，才发现这个地区现在虽然是贫穷落后了，但在历史上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亘古荒蛮？那么地瘠民贫，那么缺乏文化底蕴。恰恰相反，经过我们的田野考察之后，本文最前面所提到的古黔中历史的种种辉煌，更深深地印入了我们的头脑。
但“黔中”为什么要叫“黔”呢？《辞海》上的解释是：“黔者，黑也。贵州省曰黔，沿古之‘黔中郡’得名”。但为什么要用“黑”来称贵州呢？有人说是“贵州的土地黑”，有人说是“贵州的土人长得黑”，有人说是“贵州的土人爱包黑头巾”……都是望文生义的想象之词。却不知，黔中自古是南蛮之地，它的地名自然是蛮语，用汉语去解释，怎么解释得通呢？但南蛮的语言又是什么样的语言呢？
从吴越到黔滇，古代统称为“百越之地”，因此，所谓蛮语，实际上就是越语。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已经考证出：古越人的语言就是今天“黔台语族”。因此，只有研究好“黔台语族”的语言。才能解释得通。
我本人就是“黔台语族”的后代，对“黔台语族”的“语言文化”作过多年的研究，我所写的《〈越人歌〉研究》等论文，还得过学术界人士“研究楚越文化的最大突破”的评语，因此，胆敢言之。
通过各国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发现：古黔中人是稻作文化的发明者，由于他们最早种植的水稻是“粳糯”（水稻分“粳”与“籼”两种，都有“糯”与“非糯”之分。但由于中国种植“籼稻”较晚，古代的“糯”都是指的“粳糯”），因此自称为“粳民”（荆蛮），“糯民”（古译雒民或骆越），此后，凡是粳民新开垦的地区，大都以“粳”或“糯”命名。粳民栽培粳稻已有一万多年历史，甲骨文的发明才三千年，一般只为中原王朝中极少的一部分上层文化人所掌握，他们当然不了解一万年前“黔台语族”的语言，把本来是同根生的“黔台语族”的语言视为蛮语，每当接触到自己不了解的黔语地名时，就只记音，而不会去考察它的黔语含义。古代又没有规范翻译的法律，译音的任意性很大。又由于中原语只有四个简单的声调的变化，而“黔语”有十三个声调以上的变化，用中原音去翻译黔音，有时根本翻译不出来。加上黔语本身也有方言的差异，这就造成了“一音多译”的情况，如果丢开束缚我们的文字枷锁，不看字而只听音的话，按“中原音韵”，“黔”的发音是Qian（今音在“真”韵。古音在“侵”韵），与“粳”的发音Jing（今音在“蒸”韵。古音在“阳”韵），是非常接近的。“Qian”（黔）字实际上是“Jing”（粳）字的近似音。“黔地”实际上就是“粳地”，即种粳稻的民族居住的地方。古代的“荆蛮”，实际上就是“黔民”，也就是“粳民”。古黔中的重镇贵阳市，在贵州省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并不称“贵阳”，而称“粳糯”，就是很典型的古黔语地名。原来，黔之所以叫作“黔”，就因这里是粳民居住的地方。只要是粳民居住的地方，就是“粳地”，翻译成汉语，便会被翻译成五花八门的近音字。我试将南方各省的地名作了统计，长江、江苏、浙江的“江”、两广的“广”、福建的“建”， 江西叫“干”、两湖叫“荆”、贵州叫“黔”，云南叫“滇”，此外，越王勾践的“践”，吴王夫谭的“谭”（读寻），都与“黔”字音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雷同现象呢？原来，它们都是“粳糯”的各种译音。“粳”字古音读“更”、今音读“金”，可以译成：更、亢、江、工、攻、共、贡、干、践、浅、柬、金、淦、京、井、荆、广、黔、滇、建等字。一个“糯”字也可译成：糯、雒、傩、倭、罗、诺、娲、挝、僚、捞、纳、那、娜等字。只要我们掌握了语音变化的规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么多的近音字，都是“粳”字或“糯”字的不同音译○9。
美 丽 富 饶 而 文 明 的 古 黔 中
黔中地区的沅水，从中国的上古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一直是中国西南边陲通往大江南北的唯一的黄金水道，云南的铜、锡、铅、锌、翡翠、琥珀、道地药材，贵州的楠木、丹桂、丹砂、桐油，珍贵皮货，无一不是通过黔中地区的沅水下洞庭而达三江、通四海的。同时，她也是中国内地最早通往黔、滇、缅、印、西亚、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通道（另有专文探讨）。只是在公元19世纪以来，由于封建王朝的政治***，国乱民贫、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导致了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地方割踞，匪盗猖獗。这条黄金水道，才跟着国势的颓唐而衰落下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公路铁路的快速发展，逐渐取代了迂回缓慢的水路交通，这条维系了中国几千年国运的交通大动脉才真正地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古黔中的云梦洞庭、湘、资、沅、澧四水，沿岸都是鱼米两旺、瓜果飘香的黄金宝地。桃李梨杏、柿枣梅栗、香橙黄柚、蜜柑甜桔、红菱白莲、瓜子花生，核桃银杏、葡萄石榴……石榴大如碗，西瓜大如箩，柑橘甜似蜜，杨梅遍山红，奇花异果，美不胜收。从楚国诗人屈原的词赋中可以看到，这里的蜜柑甜橙在楚国时代就已名扬荆楚。当今誉满全球的美国脐橙，英文称“太阳果”，实际上就是以其原产地古黔中的“辰溪”命名的。因为“辰”与英文的“太阳”（Sun）音近，因而被附会成“太阳果”的。
古黔中不仅是花果之乡，黔中人也不乏美食，我与日本朋友在古黔中考察的时候，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瑶族等的合渣火锅、紫姜麻鸭、从江香猪、竹山鼬鼠，甚至极普通的家常蔬菜，无一不引得日本朋友赞不绝口，伸直大姆指连声叫好！还高兴得与少数民族的姑娘们赛歌，高唱日本的民间歌曲，一齐欢庆这难逢的美景良辰。
黔中人的本性忠厚善良，不打诓语、古朴纯洁、礼让当先，热情好客、宾至如归，也给了国际友人深刻的印象。我们每至一处，都受到了芦笙开路，姑娘们用牛角敬酒、老人们穿古装相迎等等的礼遇。我们离开的时候，全寨的青年男女，都难舍难分地牵着客人们的手送行，歌声泪水，融成一片。客人中的有些外籍教授甚至被这东方的浓郁人情味感动得不思回国了。
古黔中对世界古文明的巨大贡献
在西方的历史学上，西方学者总是把中华文明排在世界四大古文明的最后，甚至排在第八位或第十二位。而在中国的历史学上，中国学者总是把中原之外的地区当作化外荒蛮之地，不承认这些地区的文明。因此，古黔中自古都被中原学者视之为王化不到的荒蛮之地。但我们从考古发现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请看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古黔中的辛勤劳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世界之最吧！
衣着方面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人类在15000年前用来作陶器“垫布”的植物纤维编织纹，不管这植物纤维编织纹是如何地简陋粗糙和幼稚，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件手工纺织品，是全世界纺织工业的萌芽。
饮食方面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尽管它还只具备了人工驯化的一些痕迹，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农作物品种，是全世界耕作农业的萌芽。而陶器的出现，又是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烹饪”的文明时代的第一个标志。
住房方面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地区的临澧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8000年）中，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它不仅是中国“高台式宫殿建筑”的源头，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座“高台式土木建筑”。
交通方面的世界之最：中国人是船舵的发明者，而全世界最早的船舵（原始的艄形舵）是在洞庭湖区澧阳平原距今7000-6000年的城头山遗址中发现的。在澧阳平原的常德市发现的一面东汉铜镜上，有一艘双帆大楼船的纹饰，楼船尾部有一座“舵楼”，舵楼中安装有艄形舵，似与城头山出土的艄形舵有传承关系。常言道，“大海航行靠舵手”，船舵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人类从自给自足式原始渔业时代的结束，商品渔业时代的开始，也意味着短途航运时代的结束，长途航运时代的开始。更意味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物理学方面的世界之最：以上所述，全是古黔中人在物理学知识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实物见证。
化学方面的世界之最：1、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5000年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的“非自然物体”，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化学工业的源头。2、世界上的化学实验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而中国的炼丹术所必须的丹砂则是古黔中的特产。古黔中距今8000-7000年的高庙遗址中，发现了了一件被命名为“T2003○21”的陶簋，陶簋底部刻画有精美的“凤凰产子图案”，为了显示这图案的神圣，古黔中人还特意为这一图案涂上了丹砂中的极品——朱砂。这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的丹砂，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早的朱彩工艺。3、荆人向楚王献长生不死药的记载，是世界最早的有关化学炼丹的记载。
农耕文化的世界之最：1、道县玉蟾洞遗址出土的距今15000年的人工栽培稻，是全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2、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农耕聚落，是全世界最早的农耕聚落；3、城头山文化出现的第一片“粳糯”稻田，是全世界最早的稻田；4、城头山文化出现的第一条人工垒筑田埂，是全世界最早的田埂；5、城头山文化出现的第一个人工挖造的直径近2米、深1.5米的非常规整的圆形水坑, 是全世界最早的农用蓄水坑；6、城头山文化出现的流向圆形水坑的多道小水沟, 是全世界最早的农田灌溉水沟；7、怀化4000多年前的高坎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生产工具最多的农耕遗址。
炼钢工业的世界之最：春秋时代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百炼钢剑”，是全世界最早的钢制品。
炼铁工业的世界之最：春秋时代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白口铁鼎，是全世界最早的白口铁制品。
城市建设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出土的距今7000-6000年的澧县城头山古城，至少有如下的世界之最：1、澧县城头山古城是世界上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和平繁荣的城市；2、澧县城头山古城上与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一脉相承，下与距今4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紧紧相连，文化延续长达5000多年之久而无战争破坏的痕迹，是为世界上的和平繁荣与持续发展作出了最早贡献的文明城市；3、在澧县城头山古城的附近还陆续兴起了澧县鸡叫城、湖北江汉平原上的湘阴城等十余座古城，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化群；4、澧县城头山古城的圆形城址, 是人类以大地为纸，以泥土为墨，在宇宙中书写出来的最早、最大的圆形符号,这显示出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们高超的几何学水平；5、澧县城头山古城是世界最早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城址，显示出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们正确的方位知识；6、澧县城头山古城发现了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长1000米、宽10 米、深3-4米的护城壕沟，如此巨大的壕沟，在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这说明了城头山古城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中心聚落。7、澧县城头山古城的城壕长度为1000米，宽度为10 米，都是整数，说明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已掌握了个、十、百千等数字概念，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字概念。8、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古城中，常见有成片的制陶作坊，显示了这里是世界上农业与手工业已有了明确分工的最早城市；9、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10，是全世界最早的机械化生产技术；10、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的玉器制作工艺, 已具备了切割、钻孔、雕琢和打磨光等工序。琢玉技法多样,有圆雕、透雕和浮雕。雕刻刀法。其玉雕精品,如玉凤、玉鹰、人面等,制作精巧,风格独特,显示了专门的玉石作坊已经出现。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玉石作坊；11、城头山城市文化群出现的用于滤酒的“漏斗形澄滤器”○11，应该是当时已出现了酿酒工艺的历史见证；12、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除了已有快轮制陶、玉石作坊等先进手工业以外。还出土了植物类食物稻谷、大米、豆类、瓜类、莲荷、蔬菜、硬壳果等数十种，动物类食物鹿、象、猪、牛、鱼、螺等近二十种，能生产竹席、芦席、木板、木椿、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能生产作居室防潮用的红烧土及与今日“三合土”类似的地面加固技术等等，证明了这里是全世界最早让居民过上了舒适生活的消费城市；13、城头山古城有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木桥、桥头堡、城墙、城门、水门等港口设施，表明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设施比较齐全的交通港口；14、城头山古城运河中发现了船桨与船舵，个体捕捞是用不着有舵木船的，船舵的出现表明了古黔中人已经掌握了制造远航用有隔水密封舱的大型木板船只技术，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15、城头山古城的西、南、北三座城门都比较狭窄，惟独紧靠洞庭湖的东城门非常宽大，城门中还有一条通往洞庭湖的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显示出了城头山古城的商业贸易已经空前地繁荣，已能够通过洞庭湖与远方的城乡交易了。它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座“远航商埠”；16、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的石家河文化各城址(即城头山、石家河、阴湘、走马岭、马定垸等古城址)均挖掘了护城河, 均有良好的城内排水系统,有的甚至还有水门,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17、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宗教活动痕迹。设置在城东的祭坛遗址、祭师墓葬、三座圆形祭祀坑（坑内分别置有代表月、日、星“三光”的长形石、圆形石、小卵石一块。）似为古黔中人已经明确地有了对“三光”的崇拜、有了专职祭师、有了宗教活动中心的实物见证。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以崇拜“三光”为对象的宗教活动中心。18、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的石家河遗址群在不到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近四十余个聚落,比现代该地区村落还密集,据估计其人口比现代为多。显示了这里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国际航运的世界之最：中国的历史老停留在张骞通西域开辟了“西北丝绸之路”这一陈旧观念之上，却不知张骞在西域见到的筇竹杖、蜀布等中国商品，并不是通过中国的西北部贩运到西域去的，而是南下印度，经印度贩运到西域去的。这说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从中国经印度到西域，就已存在有一条经过中国南方到印度的国际通道了。钽由于当时的中原政权还达不到大西南，才不为中原所知罢了。这一课题我另有专文论述，下面只略举数例：1、古黔中早在15000年前就已有了用稻壳作陶器糁和料的技术，而不产水稻的西亚○3,在7000年前也出现了含稻糁料的陶器，这不大可能是西亚生产的产品，而应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2、陶鬲是典型的中国式陶器，在中国已有了6000年历史，但泰国出土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中国陶鬲，越南出土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中国陶鬲，这也只能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3、3000余年前流行于东南亚一些古国的特殊货币——海贝，近年在我国南方古墓葬中纷纷出土。四川的商代遗址且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海贝，其中长达三厘米的虎斑宝贝，更是只出产于南亚的珍稀贝种，如果不是通过国际商贸的途径得来，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呢？4、德国南部发现了公元前５世纪凯尔特王子的墓葬，他卧在一张三米长的青铜床上，身披中国丝绸制的华丽服装，这些丝绸当然是通过中国的大西南经缅印长途转运才到达欧洲的；5、在楚国时期，古黔中出土的波斯琉璃珠，比全中国出土的总和还多，证明了古黔中的确是波斯商品的最大市场。6、新莽时期，从缅甸、印度运往长安的大象犀牛，都是热带动物，缺水就无法生存，只能通过这条山清水秀的大西南国际商贸通道运送，如果通过“西北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它必然死在沙漠之中。以上所述，都发生在张骞还没有出生、“西北丝绸之路”还没有开通之前。这说明了早在7000-2000年前，中国就已有了一条从西域经过印度、缅甸、古黔中转运中原的国际通道了。只有这条国际通道。才是全世界最早的国际通道。
精细衡器的世界之最：1、古黔中郡治沅陵的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世界最早的天平与“成套青铜法码”，一般的楚墓中也往往有砝码随葬。天平和砝码是只用于贵重商品的衡器，这说明了流通于古黔中的贵重商品的比其他地区要多，因为其它地区至今都还没有出土；2、古黔中郡酉水之畔的龙山里耶，是一座有了4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它的秦代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的秦代文书，上面有“水下三刻”、年、月、日、时、刻等精细记时法，精细的“邮政专递”制度，特别是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乘法口诀”，使频繁的商务往来，有了精细的计算方法，为促进商业的繁荣做出了世界性的贡献。
地理知识的世界之最：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石家河文化时期出土的泥塑动物中，出现了澳洲的袋鼠和南极洲的企鹅，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知道澳洲和南极洲，还是近代的事，这说明了古黔中人早在4000年前就已认识了澳洲和南极洲，是全世界最早认识澳洲和南极洲的人。
工艺美术的世界之最：1、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出土的艺术陶器，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艺术陶器；2、湖南汤家岗文化出土的艺术白陶，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艺术白陶；3、湖南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精美陶鬲，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陶鬲；4、长沙市楚墓出土的帛画，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帛画；5、楚国在古黔中制造的国产琉璃珠，是中国最早向波斯国学习工艺美术的历史见证；6、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羽绒彩绢”，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羽绒彩绢”；7、长沙市唐代铜官窑出土的釉下彩瓷器，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釉下彩瓷器。
文化艺术的世界之最：1、澧县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前的磨制石棒饰品上，刻画有一个“╳”形符号，可以与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第一字”的西亚女神像身上的“╳”形符号类比，但时间却早了2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准文字”；2、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出土的刻有三个文字符号的石雕人面神像，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文字说明的文学艺术；3、长沙市7000年前大塘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刻画有“成组合的抽象符号”，能够表达出人们在祭祀时的思想情绪，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应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准文学作品”（我有《七千年前的散文》一文详论此事，此处不赘）；4、出生于古黔中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是世界上最早见诸史籍的文学家。5、8000-7000年的高庙遗址中出土的戳印纹凤凰图案，是世界上最早的硬笔彩画。与此同期的长沙市大塘文化出土的黑色鸟舞图案，是中国最早的软笔绘画。6、长沙市楚墓出土的毛笔，是世界上最早的毛笔。7、8000-7000年的高庙遗址中出土的朱砂涂料，是世界上最早的朱色颜料。与此同期的长沙市大塘文化出土的黑色涂料，是中国最早的黑色颜料。7、东汉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的商品纸，是世界上最早批量生产的商品纸。
意识形态的世界之最：1、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出土的14万年前的神鹗石雕、石哨和剑齿象牙雕，是人类宗教信仰中最早的意识形态；2、澧县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前的陶支架上，刻画有绳索纹与象征火灵出入通道的镂孔，是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的巫术符号；3、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画了精美的凤凰图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4、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与浙江余姚6900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刻画了精美的“双鸟朝神面图案” 与“双鸟朝禾苗图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农神崇拜；5、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飞衣帛画”，是世界上最早的根据神话故事画出来的宗教连环画。
旅游文化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的沅陵县，出土了一座西汉沅陵侯吴阳的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黄籍》，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从侯国出发，到达长安的水、陆里程，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旅行指南”（吴阳墓中出土了“旅行指南”之后，沅陵又发现了清代的“旅行指南”。详细地记载了从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到北京沿途的名胜古迹、关税盘查、旅舍价目等情况。）。同墓出土的《美食方》则是最早的“中国菜谱”。它们也只发现于古黔中“水陆联运的国际通道”沿线的古文物中。
古黔中竟然产生了这么多的世界之最，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吗？难道我们还要拘泥于中华文明只能产生于中原的陈词滥调吗？难道我们就不能面对现实，承认“长江中游的古黔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呢？
为什么古黔中地区会产生早于世界的文明？
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以及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都产生在北纬30度左右。惟独中国的古书记载：中华文明却产生在偏离北纬30度的中原地区。是客观规律对中国不起作用？还是中国古书上的记载歪曲了客观事实呢？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考古学的时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西方学者在回答中国的异常现象时，便只好用“中华文明是个例外”来解释了。
人类文明的产生是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最冷的寒带冻土气候。将大地全年封闭在亘古的冰雪之下，人类的生活特别艰苦，产生文明的条件极不成熟，文明当然会产生得晚一些。例如在北极冰原，根本无法栽种粮食作物，人类主要以难于猎取的野兽为食，由于食物来之不易，人们只好终日为食物奔波，难以安居乐业，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文明自然会产生得晚一些。最热的热带雨林气候，适宜于动植物的生长，世界上的“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都产生在这一地区。但由于人类有充足的食物资源，很少有忍饥挨饿的时候，不需要创造发明也能生活下去，人们缺乏忧患意识，文明也会要产生得晚一些。只有生活在北纬30度左右亚热带气候下的人们，气候温暖时，虽然比较容易采集到食物，但在气候寒冷时，却有挨饿受冻之苦，使他们不得不居安思危，必须想办法储备过冬的粮食。客观环境逼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精耕细作种植水稻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经验，使大家都能安全过冬。文明便在这种必须居安思危、必须勤于思考、必须不断地发明创新的地理环境中悄然诞生了。这就是人类文明都产生在北纬30度左右的重要原因。
同样处于北纬30度左右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与印度文明，为什么产生不出早于中华大地的文明呢？这也是与地理气候等客观条件分不开的。
当喜马拉雅山于地球的新生代隆起之后，便将旧大陆分隔成了东西两大块，喜马拉雅山之西是历史仅次于中华文明的两河文明诞生地，这里是干旱地带，夏天奇热，温度往往高达50度，从非洲吹过来的旱风很难产生降雨，又时常遭到来自“世界最大冷源”——西伯利亚的寒流的侵扰，地中海吹来的咸风和含盐份较多的河水又容易使耕地盐碱化，耕地只能靠寒冷的雪水灌溉。很难产生可以持续发展的农业。因此，两河流域只适合于耕作粗犷的“旱土农业”，只适合种植能够在旱地生长的麦类作物。其它两个古文明的诞生地埃及与印度，历史都没有两河文明悠久，地理环境也不如中国优越。埃及尼罗河两岸的土地，靠的也是雪山水灌溉，只能在河水泛滥之后从事耕作，耕地也容易盐碱化，只能种植比较耐旱但产量不高的麦类作物。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同样只能种植耐旱的麦类作物，只有印度的东北地区适宜于水稻生长，是印度水稻的发源地。
中国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属内陆性气候，北部是没有遮挡的沙漠和草原，西伯利亚大冷源的寒风可以长驱直入，而南部海洋的暖风，却被五岭、秦岭所阻拦，不能把春风雨露带给中原，土地也容易沙漠化和盐碱化，只能种植粟米、麦类等适宜于广种薄收、耕作粗犷的旱粮作物，而不适宜于需要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虽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河北裴李岗、甘肃大地湾等距今8000-7000年的旱粮文化遗址，其文明史也可以和其它的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但与拥有两湖平原的古黔中相比，却要晚了好几千年。所创造的“世界之最”也远比古黔中为少。
中国的古黔中地区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西边有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了非洲的旱风与地中海的咸风，又有秦岭山脉阻断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能够常年享受到太平洋与印度洋温湿和煦的季风拂煦，长江水源来自云贵高原茂密的原始森林，水质甘甜可口，耕地无盐碱化之虞。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这里的人们在驯化植物时，能够选择美味高产、适宜于在南方生长的的稻类作物。而不是选择耕作粗犷、不适宜在南方生长的麦类作物。
将粗犷型农业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粗犷型农业的投入远比精耕细作型农业为少。常言道“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人类的文明进步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代价的。谁的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付出得多，谁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粗犷型农业的投入当然没有精耕细作型农业那么多，它得到的回报当然就会少于耕细作型农业了。这就叫“劳动创造世界”。
科技文化当然是需要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的，中国的精耕细作型农业在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方面投资最多，中华文明的诞生当然要比其它的地区要早一些，就是必然的了。常言道：“姐姐绣花，妹妹学样”，其它地区的文明既然都比中华文明要晚一些，中华文明又创造发明了那么多的世界之最，它们当然会把中华文明作为它们学习的榜样的。所以，才出现了世界上许多主要的文明基因，都来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现象。其它三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产生过自己的文明，如铜、铁的运用都早于中华文明，它们的准文字（象形符号）的起源虽然晚于中国古黔中的准文字（抽象符号），却成熟得比中国早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在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方面的投资都没有中华文明那么多，因此，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之最，也没有中国的多，就是这个道理。有关的详细论据，我已写在我的“中华文明基因探索”一系列文章中了，大家可在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国民族”网站《民族大家庭》栏目（2002-2004）中寻找，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注释：
○1巫山14万年前的艺术品见全球乐器网2003.05.16沈英甲《14万年前"艺术品"惊现三峡》一文。
○2竹马村古建筑见《中国文物报》1997/04/06储友信《湖南发现旧石器时代末高台建筑》一文。
○3玉蟾洞原始稻作遗址见湖南省省考古研究所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湖南考古漫步》一书。
○4彭头山稻作文化群见湖南省省考古研究所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湖南考古漫步》一书。
○5“中华第一古城”见湖南省省考古研究所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湖南考古漫步》一书。
○6“黔语”以“黔台语族”（又称“侗台语族”、“侗泰语族”、“壮侗语族”）的语言为准。请参***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的《侗台语族概论》、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的《中
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等语言学著作。
○7古黔中地域见《湖南地理志》、《湘州记》等书。
○8汉以下的建制均见《中国地名大辞典》。
○9有关“粳民”的考证请参看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的林河著《中国巫傩史》一书“一个被中国
历史遗忘了的伟大民族——粳民”一章。
○10见《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2日林邦存《快轮制陶术的发明与江汉地区文明的曙光》一文。
○11以上均见《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郭立新《石家河文化的生计经济》一文）
http://www.xueshubook.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94
虽然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距今一、两百万年以前就已遍布全国。黄河、长江、辽河、珠江都有可能产生文明。但许多迹象（包括DNA研究）表明：诞生中华文明的这一支，却很有可能是在距今数十万年前，从滇、黔出发，顺着长江上游的各个水系到达了北纬30度左右的长江中流的两湖平原一带，并在这片淌金流油的沃土上开始了文明进程的。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在这一地区，不但在四川重庆市巫山脚下、长江之滨的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发现了14万年前的颇有艺术品位的旧石器时代时代遗址○1（出土了鸟形石雕、石哨和有刻画纹的剑齿象牙雕）。又在洞庭湖区临澧竹马村发现了180000年左右的高台式建筑遗址○2。15000年前的道县玉蟾洞人工栽培稻遗址○3，9000-8000年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4从8000-3000年，这一带的的稻作文化群更是灿若晨星。中国人最早的衣食住行、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国际贸易几乎都诞生在这一片被历史遗忘了的土地上。有6800年历史的“中华第一古城”○5遗址也出现在这里。在3000-1000年间，虽然中原已经崛起，成为了强大的东方帝国，长江下游也崛起了吴、越两大方国，但两湖平原的许多科技文化仍然领中华风气之先。如中国最美的青铜器、最早的百炼钢剑、最早的白口铸铁、最精美的外销丝绸、最精美的“釉下彩”外销瓷器、最名贵的进口商品——波斯琉璃珠、吸收波斯技术生产出来的国产琉璃璧、巧夺天工的“随侯夜明珠”……都出现在这个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能与商王朝抗衡的荆蛮、“诸子百家之首”、周朝三位开国帝王（文王、武王和成王）之师的熊鬻、2000年前的世界超级大国——楚国、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圣人的老师——老子、中国第一位作家、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文学家宋玉……也出现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反观这几千年中的中原，能够称为“世界之最”的科技文化却屈指可数。
如果算一算明细账，我们还会发现古书上所载的一些错误，如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许多贡献，在两湖平原上早已发明创造出来了。根本轮不上黄帝再去发明创造。因此，黄帝这一位伟大的人文始祖是统一中国、和合万邦、集百家之长、将中华古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高峰的伟大领袖。而不是中华古文明的缔造者，过去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显然是错了，现在说“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则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婴儿不可能有两个母亲,又哪能有两个摇篮呢？中国的考古新发现也解决了国际史学界所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原来，人类文明发源于北纬30度左右的科学规律是完全正确的，并没有什么例外。
现在，考古新发现已明确地给我们提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新信息，但是，这些新信息却较少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也较少有人敢于否定“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的旧观点，较少有人敢于肯定“中华文明发源于长江”的新观点。至于具体发源于长江流域的哪一个地方，更是很少有人作过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当我敢于“冒险吃河豚”，刚刚想改变一下研究思路的时候，反对的声浪就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根本不看我的论文就问“想当年我当教授的时候这小子在哪里？”根本不听我的发言就高喊“我举双手反对！”根本没有接触过文化人类学就高喊“文化人类学岂能代替传统的训诂考据”有的根本没有看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经典著作，就高喊“怎么能用现代少数民族的民间风俗去推论古代社会的风俗？”……大有像列宁所说“将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之势。但科学从不相信权威！不同的观点只有拿到桌面上来公开公平地辨论，不是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靠自己正确的理论体系去批驳别人错误的理论体系，才是对学术、对人类、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孔子云：“礼失而求诸野”，孔子的的职业是司寇兼摄相位而非史官，《春秋》是他“吾道穷矣”之后的发愤之作。司马迁曾一度当过史官，却不见他在任内写过甚么传世之作，他的《史记》是在他获罪受了腐刑之后的血泪结晶。因此，《春秋》和《史记》都只能算业余之作而非职业史官的专业著作。既然至今还不见研究条件优越、专业知识丰富的专业史学家做这种需要承担风险的研究工作，这些风险很大、成败未卜的“寻找失落了的中华文明”之类的研究工作，也就只好由我这样一些专业知识不足、研究条件极端缺乏的业余史学爱好者们来勉为其难了。
一个业余史学爱好者的研究，在专业知识方面肯定比不上专业史学家的博大精深。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只要将“愚者”的“一得”累加起来，登上高峰的那一天就一定会到来！
我的上述观点在早几年前就已酝酿成熟了，但自认为思想过于超前，怕听惯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读者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难以接受，因而迟迟没有动笔，想等待时机成熟一些后再写出来。但我已年过古稀，正所谓“风前烛、瓦上霜”，如果万一盼不到那一天而留下“渡河”之叹，那将成为我的终身遗憾。因此，我也就只好让它早产了。为了力求完善，我化了近三年的功夫才把本文完成，完成以后又修改了十几次，但肯定还会有许多不足之处，也就只好留待后人纠错补漏去了。
被称为荒蛮之地的古黔中，竟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一千个没料到，一万个没料到，中华文明竟诞生在古黔中这块被历史遗忘了的土地上.
提起古黔中，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一块 “鸟飞不度，兽不敢临”（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古黔中未遂写下的绝笔诗）的荒蛮之地。就会想起那首：“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民谣。也会想起湘西人形容匪首张平的一首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鸡犬不宁，人见张平，九死一生”。更有甚者，在民国时期，还有人写文章，将黔中地区比作“中国的一段盲肠”，呼吁政府干脆动手术将这条危害健康的盲肠割掉。
黔中地区真是那样荒蛮落后吗？当我们对这里进行考察以后，才发现我们以前的知识都来自古籍对我们的误导。根据当代的考古发现，早在数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南方先民走出云贵高原的茫茫林海以后，其中的一支就是在古黔中安家落户，并在这里走向文明的。古黔中并不是中国的盲肠，而是一片被中国历史遗忘了的黄金宝地。虽然中国的各个民族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若进行一次全国文化起源大评比，古黔中人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却是出人意料的。
原来，中原人之所以视古黔中为偏远的荒蛮之地，一是因古代的中原人见识有限，不知天外有天，对中原以外的地区缺乏了解（如老子还只听说过南方有种名叫凤凰的鸟，孔子采诗，只及周南）；二是从“中原中心论”与“华夏优秀论”的视角出发，老是把华夏和汉民族视为正统，把周边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把他们的文化视为不值一提的“蛮荒陋俗”。假若我们从中华文明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创的文明、中国的56个民族都对中华文明作过自己的贡献这一大视角出发看问题，在中国的史前时期，古黔中不但不落后，而且是中国最先进、最繁荣、最安定的地区。
只要翻开中国的古籍便可以看到：中原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强势民族征服弱势民族的历史。为了“逐鹿中原”，群雄征战不断，经常是刀光剑影、杀戮不断。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惨状史不绝书。而从考古发现中看古黔中的原始文明，却能看到有些古文明往往是承前启后、和平友好、能够持续发展一千多年甚至几千年，只见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繁荣昌盛，却见不到文明因战祸而中断的现象。例如澧县彭头山的稻作文化，起于9000年前，而在9000-8000年间，相继崛起的就有八十垱、胡家屋场、邹家山、金鸡湾、习家湾、涂家台、坟山堡等好几十处，其中属于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的就有30多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彭头山文化群。在8000-7000年间，彭头山文化继续发展，出现了稻田、灌溉用的水沟、水坑等更先进的稻作文化。接连彭头山文化的是距今7000-4000年的城头山文化，它距彭头山仅仅几公里，无论在文化上或是在地域上都是紧连着的。城头山文化产生了更大的文化群，而且出现了城市文化。产生了澧阳平原上的城头山古城、鸡叫城、江汉平原上的阴湘城等十多座古城，出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出类拔萃的。其影响北至河南武胜关、南至湖南湘乡、东至江西萍乡，洋洋大观，盛极一时。
可以说，从15000-4000年间，古黔中的人民，是一万年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民族，是一万年来唯一过上了和平幸福生活的民族，是一万年来唯一建立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是一万年来唯一没有遭受过外力干扰的民族。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总的来说，只要没有外敌的入侵，古黔中基本上都处于民族和睦、互助友爱、老有所终、幼有所养、货委于地而无人拾取、远客来访则倾寨相迎、盗贼不作、日不关门、夜不闭户、没有富人，也没有乞丐、古风纯朴的“大同世界”。现在国泰民安，我们在古黔中考察时，所到之处，这些古风又得到恢复了。
战乱频繁、军阀割据、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这是国乱时期的必然现象，全国皆然，并非黔中一地的独特现象。因此，把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古黔中和平人民压迫剥削而引起的古黔中人民的起义斗争，说成是古黔中人民的民族性，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断语。
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因袭着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的旧说，而考古新发现不断地突破了五千年文明的旧说，却很少有人去探索五千年的旧说合不合理，也不去探索中华文明有没有一万年的可能？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科学是要讲事实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文明是中华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我们就不应有“南北之分”，“夷夏之别”，我们就必须承认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都应该是中华文明！不管是“重北轻南”，或者是“重南轻北”，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些年来，我带着这些问题反复思考，为了不致因轻率而犯错误，曾不断地到古黔中去作田野考察，想看一看古黔中是不是真有那么早的文明，研究一下古黔中有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稻作文明的发祥地？
和我同样感兴趣的是我的一些日本学术界的朋友们。日本民族也是稻作民族，他们的稻作文明只有三千多年历史，他们稻作文明的根在中国，因此，日本的学者一直想到中国寻找日本民族的文化根源。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地到中国来寻根，开始是在云南寻，后来又把目光转到了贵州，但是，云南、贵州的稻作文化，都与日本稻作文化的历史差不多，不可能是日本稻作文明的根。后来，他们从我的著作里，感受到了古黔中的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便产生了到古黔中来寻根的愿望。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东京学习院大学的诹访春雄教授，便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马泰越、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国的学者，都曾与我讨论过中华文明的问题，我还多次与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诹访春雄教授等一行对中国的稻作文化进行了多学科的考察。特别是对古黔中的考察，收获甚丰，特撰此文。
到古黔中去寻找失落的中华文明！
我们在出发之前,首先对“黔中”这一名词作了一些了解。“黔中”这个名称，起源于楚国时期。由于楚国的扩张，不断地将商代的“荆蛮” （黔语读若Chinm○6）之地收入版图，在此设置了“黔中郡”。“荆”才变成了“黔”了。因此，决不能理解成从前的“荆”完全被斩尽杀绝了，突然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叫“黔”的新民族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荆”与“黔”只不过是一音之转罢了。
秦国灭楚之后，分黔中以南的“长沙乡”置“长沙郡”，黔中郡由此分成了黔中与长沙两郡○7（不久前出土的里耶秦简中还有“洞庭郡”，它与黔中郡、长沙郡是什么关系待考）。汉朝置荆州（辖湖南、湖北、四川旧遵义、重庆二府，贵州旧思南、铜仁、思州、石阡等府，广东连县、广西全县），在唐朝时以江南西道分置黔中道，辖今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民国初年又置黔中道，基本上就专指贵州省了○8。因此，它在古代是长江以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省许多地方的统称。它拥有中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长江中游的荆江水系和洞庭湖的湘、资、沅、澧水系,是中国著名的沃土地带，是中国南方最早融入中原版图的地区之一。
古黔中的地域是那么广阔，无怪乎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的古夜郎国会要问：“夜郎与汉王朝谁大？”在中国留下“夜郎自大”这一句对“黔民”不大友好的成语了。我们深入到古黔中地区后，才发现这个地区现在虽然是贫穷落后了，但在历史上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亘古荒蛮？那么地瘠民贫，那么缺乏文化底蕴。恰恰相反，经过我们的田野考察之后，本文最前面所提到的古黔中历史的种种辉煌，更深深地印入了我们的头脑。
但“黔中”为什么要叫“黔”呢？《辞海》上的解释是：“黔者，黑也。贵州省曰黔，沿古之‘黔中郡’得名”。但为什么要用“黑”来称贵州呢？有人说是“贵州的土地黑”，有人说是“贵州的土人长得黑”，有人说是“贵州的土人爱包黑头巾”……都是望文生义的想象之词。却不知，黔中自古是南蛮之地，它的地名自然是蛮语，用汉语去解释，怎么解释得通呢？但南蛮的语言又是什么样的语言呢？
从吴越到黔滇，古代统称为“百越之地”，因此，所谓蛮语，实际上就是越语。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已经考证出：古越人的语言就是今天“黔台语族”。因此，只有研究好“黔台语族”的语言。才能解释得通。
我本人就是“黔台语族”的后代，对“黔台语族”的“语言文化”作过多年的研究，我所写的《〈越人歌〉研究》等论文，还得过学术界人士“研究楚越文化的最大突破”的评语，因此，胆敢言之。
通过各国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发现：古黔中人是稻作文化的发明者，由于他们最早种植的水稻是“粳糯”（水稻分“粳”与“籼”两种，都有“糯”与“非糯”之分。但由于中国种植“籼稻”较晚，古代的“糯”都是指的“粳糯”），因此自称为“粳民”（荆蛮），“糯民”（古译雒民或骆越），此后，凡是粳民新开垦的地区，大都以“粳”或“糯”命名。粳民栽培粳稻已有一万多年历史，甲骨文的发明才三千年，一般只为中原王朝中极少的一部分上层文化人所掌握，他们当然不了解一万年前“黔台语族”的语言，把本来是同根生的“黔台语族”的语言视为蛮语，每当接触到自己不了解的黔语地名时，就只记音，而不会去考察它的黔语含义。古代又没有规范翻译的法律，译音的任意性很大。又由于中原语只有四个简单的声调的变化，而“黔语”有十三个声调以上的变化，用中原音去翻译黔音，有时根本翻译不出来。加上黔语本身也有方言的差异，这就造成了“一音多译”的情况，如果丢开束缚我们的文字枷锁，不看字而只听音的话，按“中原音韵”，“黔”的发音是Qian（今音在“真”韵。古音在“侵”韵），与“粳”的发音Jing（今音在“蒸”韵。古音在“阳”韵），是非常接近的。“Qian”（黔）字实际上是“Jing”（粳）字的近似音。“黔地”实际上就是“粳地”，即种粳稻的民族居住的地方。古代的“荆蛮”，实际上就是“黔民”，也就是“粳民”。古黔中的重镇贵阳市，在贵州省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并不称“贵阳”，而称“粳糯”，就是很典型的古黔语地名。原来，黔之所以叫作“黔”，就因这里是粳民居住的地方。只要是粳民居住的地方，就是“粳地”，翻译成汉语，便会被翻译成五花八门的近音字。我试将南方各省的地名作了统计，长江、江苏、浙江的“江”、两广的“广”、福建的“建”， 江西叫“干”、两湖叫“荆”、贵州叫“黔”，云南叫“滇”，此外，越王勾践的“践”，吴王夫谭的“谭”（读寻），都与“黔”字音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雷同现象呢？原来，它们都是“粳糯”的各种译音。“粳”字古音读“更”、今音读“金”，可以译成：更、亢、江、工、攻、共、贡、干、践、浅、柬、金、淦、京、井、荆、广、黔、滇、建等字。一个“糯”字也可译成：糯、雒、傩、倭、罗、诺、娲、挝、僚、捞、纳、那、娜等字。只要我们掌握了语音变化的规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么多的近音字，都是“粳”字或“糯”字的不同音译○9。
美 丽 富 饶 而 文 明 的 古 黔 中
黔中地区的沅水，从中国的上古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一直是中国西南边陲通往大江南北的唯一的黄金水道，云南的铜、锡、铅、锌、翡翠、琥珀、道地药材，贵州的楠木、丹桂、丹砂、桐油，珍贵皮货，无一不是通过黔中地区的沅水下洞庭而达三江、通四海的。同时，她也是中国内地最早通往黔、滇、缅、印、西亚、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通道（另有专文探讨）。只是在公元19世纪以来，由于封建王朝的政治***，国乱民贫、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导致了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地方割踞，匪盗猖獗。这条黄金水道，才跟着国势的颓唐而衰落下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公路铁路的快速发展，逐渐取代了迂回缓慢的水路交通，这条维系了中国几千年国运的交通大动脉才真正地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古黔中的云梦洞庭、湘、资、沅、澧四水，沿岸都是鱼米两旺、瓜果飘香的黄金宝地。桃李梨杏、柿枣梅栗、香橙黄柚、蜜柑甜桔、红菱白莲、瓜子花生，核桃银杏、葡萄石榴……石榴大如碗，西瓜大如箩，柑橘甜似蜜，杨梅遍山红，奇花异果，美不胜收。从楚国诗人屈原的词赋中可以看到，这里的蜜柑甜橙在楚国时代就已名扬荆楚。当今誉满全球的美国脐橙，英文称“太阳果”，实际上就是以其原产地古黔中的“辰溪”命名的。因为“辰”与英文的“太阳”（Sun）音近，因而被附会成“太阳果”的。
古黔中不仅是花果之乡，黔中人也不乏美食，我与日本朋友在古黔中考察的时候，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瑶族等的合渣火锅、紫姜麻鸭、从江香猪、竹山鼬鼠，甚至极普通的家常蔬菜，无一不引得日本朋友赞不绝口，伸直大姆指连声叫好！还高兴得与少数民族的姑娘们赛歌，高唱日本的民间歌曲，一齐欢庆这难逢的美景良辰。
黔中人的本性忠厚善良，不打诓语、古朴纯洁、礼让当先，热情好客、宾至如归，也给了国际友人深刻的印象。我们每至一处，都受到了芦笙开路，姑娘们用牛角敬酒、老人们穿古装相迎等等的礼遇。我们离开的时候，全寨的青年男女，都难舍难分地牵着客人们的手送行，歌声泪水，融成一片。客人中的有些外籍教授甚至被这东方的浓郁人情味感动得不思回国了。
古黔中对世界古文明的巨大贡献
在西方的历史学上，西方学者总是把中华文明排在世界四大古文明的最后，甚至排在第八位或第十二位。而在中国的历史学上，中国学者总是把中原之外的地区当作化外荒蛮之地，不承认这些地区的文明。因此，古黔中自古都被中原学者视之为王化不到的荒蛮之地。但我们从考古发现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请看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古黔中的辛勤劳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世界之最吧！
衣着方面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人类在15000年前用来作陶器“垫布”的植物纤维编织纹，不管这植物纤维编织纹是如何地简陋粗糙和幼稚，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件手工纺织品，是全世界纺织工业的萌芽。
饮食方面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尽管它还只具备了人工驯化的一些痕迹，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农作物品种，是全世界耕作农业的萌芽。而陶器的出现，又是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烹饪”的文明时代的第一个标志。
住房方面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地区的临澧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8000年）中，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它不仅是中国“高台式宫殿建筑”的源头，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座“高台式土木建筑”。
交通方面的世界之最：中国人是船舵的发明者，而全世界最早的船舵（原始的艄形舵）是在洞庭湖区澧阳平原距今7000-6000年的城头山遗址中发现的。在澧阳平原的常德市发现的一面东汉铜镜上，有一艘双帆大楼船的纹饰，楼船尾部有一座“舵楼”，舵楼中安装有艄形舵，似与城头山出土的艄形舵有传承关系。常言道，“大海航行靠舵手”，船舵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人类从自给自足式原始渔业时代的结束，商品渔业时代的开始，也意味着短途航运时代的结束，长途航运时代的开始。更意味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物理学方面的世界之最：以上所述，全是古黔中人在物理学知识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实物见证。
化学方面的世界之最：1、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5000年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的“非自然物体”，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化学工业的源头。2、世界上的化学实验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而中国的炼丹术所必须的丹砂则是古黔中的特产。古黔中距今8000-7000年的高庙遗址中，发现了了一件被命名为“T2003○21”的陶簋，陶簋底部刻画有精美的“凤凰产子图案”，为了显示这图案的神圣，古黔中人还特意为这一图案涂上了丹砂中的极品——朱砂。这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的丹砂，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早的朱彩工艺。3、荆人向楚王献长生不死药的记载，是世界最早的有关化学炼丹的记载。
农耕文化的世界之最：1、道县玉蟾洞遗址出土的距今15000年的人工栽培稻，是全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2、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农耕聚落，是全世界最早的农耕聚落；3、城头山文化出现的第一片“粳糯”稻田，是全世界最早的稻田；4、城头山文化出现的第一条人工垒筑田埂，是全世界最早的田埂；5、城头山文化出现的第一个人工挖造的直径近2米、深1.5米的非常规整的圆形水坑, 是全世界最早的农用蓄水坑；6、城头山文化出现的流向圆形水坑的多道小水沟, 是全世界最早的农田灌溉水沟；7、怀化4000多年前的高坎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生产工具最多的农耕遗址。
炼钢工业的世界之最：春秋时代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百炼钢剑”，是全世界最早的钢制品。
炼铁工业的世界之最：春秋时代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白口铁鼎，是全世界最早的白口铁制品。
城市建设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出土的距今7000-6000年的澧县城头山古城，至少有如下的世界之最：1、澧县城头山古城是世界上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和平繁荣的城市；2、澧县城头山古城上与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一脉相承，下与距今4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紧紧相连，文化延续长达5000多年之久而无战争破坏的痕迹，是为世界上的和平繁荣与持续发展作出了最早贡献的文明城市；3、在澧县城头山古城的附近还陆续兴起了澧县鸡叫城、湖北江汉平原上的湘阴城等十余座古城，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化群；4、澧县城头山古城的圆形城址, 是人类以大地为纸，以泥土为墨，在宇宙中书写出来的最早、最大的圆形符号,这显示出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们高超的几何学水平；5、澧县城头山古城是世界最早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城址，显示出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们正确的方位知识；6、澧县城头山古城发现了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长1000米、宽10 米、深3-4米的护城壕沟，如此巨大的壕沟，在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这说明了城头山古城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中心聚落。7、澧县城头山古城的城壕长度为1000米，宽度为10 米，都是整数，说明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已掌握了个、十、百千等数字概念，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字概念。8、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古城中，常见有成片的制陶作坊，显示了这里是世界上农业与手工业已有了明确分工的最早城市；9、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10，是全世界最早的机械化生产技术；10、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的玉器制作工艺, 已具备了切割、钻孔、雕琢和打磨光等工序。琢玉技法多样,有圆雕、透雕和浮雕。雕刻刀法。其玉雕精品,如玉凤、玉鹰、人面等,制作精巧,风格独特,显示了专门的玉石作坊已经出现。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玉石作坊；11、城头山城市文化群出现的用于滤酒的“漏斗形澄滤器”○11，应该是当时已出现了酿酒工艺的历史见证；12、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除了已有快轮制陶、玉石作坊等先进手工业以外。还出土了植物类食物稻谷、大米、豆类、瓜类、莲荷、蔬菜、硬壳果等数十种，动物类食物鹿、象、猪、牛、鱼、螺等近二十种，能生产竹席、芦席、木板、木椿、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能生产作居室防潮用的红烧土及与今日“三合土”类似的地面加固技术等等，证明了这里是全世界最早让居民过上了舒适生活的消费城市；13、城头山古城有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木桥、桥头堡、城墙、城门、水门等港口设施，表明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设施比较齐全的交通港口；14、城头山古城运河中发现了船桨与船舵，个体捕捞是用不着有舵木船的，船舵的出现表明了古黔中人已经掌握了制造远航用有隔水密封舱的大型木板船只技术，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15、城头山古城的西、南、北三座城门都比较狭窄，惟独紧靠洞庭湖的东城门非常宽大，城门中还有一条通往洞庭湖的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显示出了城头山古城的商业贸易已经空前地繁荣，已能够通过洞庭湖与远方的城乡交易了。它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座“远航商埠”；16、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的石家河文化各城址(即城头山、石家河、阴湘、走马岭、马定垸等古城址)均挖掘了护城河, 均有良好的城内排水系统,有的甚至还有水门,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17、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宗教活动痕迹。设置在城东的祭坛遗址、祭师墓葬、三座圆形祭祀坑（坑内分别置有代表月、日、星“三光”的长形石、圆形石、小卵石一块。）似为古黔中人已经明确地有了对“三光”的崇拜、有了专职祭师、有了宗教活动中心的实物见证。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以崇拜“三光”为对象的宗教活动中心。18、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的石家河遗址群在不到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近四十余个聚落,比现代该地区村落还密集,据估计其人口比现代为多。显示了这里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国际航运的世界之最：中国的历史老停留在张骞通西域开辟了“西北丝绸之路”这一陈旧观念之上，却不知张骞在西域见到的筇竹杖、蜀布等中国商品，并不是通过中国的西北部贩运到西域去的，而是南下印度，经印度贩运到西域去的。这说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从中国经印度到西域，就已存在有一条经过中国南方到印度的国际通道了。钽由于当时的中原政权还达不到大西南，才不为中原所知罢了。这一课题我另有专文论述，下面只略举数例：1、古黔中早在15000年前就已有了用稻壳作陶器糁和料的技术，而不产水稻的西亚○3,在7000年前也出现了含稻糁料的陶器，这不大可能是西亚生产的产品，而应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2、陶鬲是典型的中国式陶器，在中国已有了6000年历史，但泰国出土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中国陶鬲，越南出土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中国陶鬲，这也只能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3、3000余年前流行于东南亚一些古国的特殊货币——海贝，近年在我国南方古墓葬中纷纷出土。四川的商代遗址且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海贝，其中长达三厘米的虎斑宝贝，更是只出产于南亚的珍稀贝种，如果不是通过国际商贸的途径得来，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呢？4、德国南部发现了公元前５世纪凯尔特王子的墓葬，他卧在一张三米长的青铜床上，身披中国丝绸制的华丽服装，这些丝绸当然是通过中国的大西南经缅印长途转运才到达欧洲的；5、在楚国时期，古黔中出土的波斯琉璃珠，比全中国出土的总和还多，证明了古黔中的确是波斯商品的最大市场。6、新莽时期，从缅甸、印度运往长安的大象犀牛，都是热带动物，缺水就无法生存，只能通过这条山清水秀的大西南国际商贸通道运送，如果通过“西北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它必然死在沙漠之中。以上所述，都发生在张骞还没有出生、“西北丝绸之路”还没有开通之前。这说明了早在7000-2000年前，中国就已有了一条从西域经过印度、缅甸、古黔中转运中原的国际通道了。只有这条国际通道。才是全世界最早的国际通道。
精细衡器的世界之最：1、古黔中郡治沅陵的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世界最早的天平与“成套青铜法码”，一般的楚墓中也往往有砝码随葬。天平和砝码是只用于贵重商品的衡器，这说明了流通于古黔中的贵重商品的比其他地区要多，因为其它地区至今都还没有出土；2、古黔中郡酉水之畔的龙山里耶，是一座有了4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它的秦代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的秦代文书，上面有“水下三刻”、年、月、日、时、刻等精细记时法，精细的“邮政专递”制度，特别是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乘法口诀”，使频繁的商务往来，有了精细的计算方法，为促进商业的繁荣做出了世界性的贡献。
地理知识的世界之最：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石家河文化时期出土的泥塑动物中，出现了澳洲的袋鼠和南极洲的企鹅，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知道澳洲和南极洲，还是近代的事，这说明了古黔中人早在4000年前就已认识了澳洲和南极洲，是全世界最早认识澳洲和南极洲的人。
工艺美术的世界之最：1、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出土的艺术陶器，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艺术陶器；2、湖南汤家岗文化出土的艺术白陶，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艺术白陶；3、湖南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精美陶鬲，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陶鬲；4、长沙市楚墓出土的帛画，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帛画；5、楚国在古黔中制造的国产琉璃珠，是中国最早向波斯国学习工艺美术的历史见证；6、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羽绒彩绢”，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羽绒彩绢”；7、长沙市唐代铜官窑出土的釉下彩瓷器，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釉下彩瓷器。
文化艺术的世界之最：1、澧县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前的磨制石棒饰品上，刻画有一个“╳”形符号，可以与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第一字”的西亚女神像身上的“╳”形符号类比，但时间却早了2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准文字”；2、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出土的刻有三个文字符号的石雕人面神像，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文字说明的文学艺术；3、长沙市7000年前大塘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刻画有“成组合的抽象符号”，能够表达出人们在祭祀时的思想情绪，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应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准文学作品”（我有《七千年前的散文》一文详论此事，此处不赘）；4、出生于古黔中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是世界上最早见诸史籍的文学家。5、8000-7000年的高庙遗址中出土的戳印纹凤凰图案，是世界上最早的硬笔彩画。与此同期的长沙市大塘文化出土的黑色鸟舞图案，是中国最早的软笔绘画。6、长沙市楚墓出土的毛笔，是世界上最早的毛笔。7、8000-7000年的高庙遗址中出土的朱砂涂料，是世界上最早的朱色颜料。与此同期的长沙市大塘文化出土的黑色涂料，是中国最早的黑色颜料。7、东汉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的商品纸，是世界上最早批量生产的商品纸。
意识形态的世界之最：1、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出土的14万年前的神鹗石雕、石哨和剑齿象牙雕，是人类宗教信仰中最早的意识形态；2、澧县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前的陶支架上，刻画有绳索纹与象征火灵出入通道的镂孔，是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的巫术符号；3、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画了精美的凤凰图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4、湖南黔阳县7000年前高庙遗址与浙江余姚6900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刻画了精美的“双鸟朝神面图案” 与“双鸟朝禾苗图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农神崇拜；5、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飞衣帛画”，是世界上最早的根据神话故事画出来的宗教连环画。
旅游文化的世界之最：在古黔中的沅陵县，出土了一座西汉沅陵侯吴阳的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黄籍》，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从侯国出发，到达长安的水、陆里程，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旅行指南”（吴阳墓中出土了“旅行指南”之后，沅陵又发现了清代的“旅行指南”。详细地记载了从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到北京沿途的名胜古迹、关税盘查、旅舍价目等情况。）。同墓出土的《美食方》则是最早的“中国菜谱”。它们也只发现于古黔中“水陆联运的国际通道”沿线的古文物中。
古黔中竟然产生了这么多的世界之最，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吗？难道我们还要拘泥于中华文明只能产生于中原的陈词滥调吗？难道我们就不能面对现实，承认“长江中游的古黔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呢？
为什么古黔中地区会产生早于世界的文明？
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以及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都产生在北纬30度左右。惟独中国的古书记载：中华文明却产生在偏离北纬30度的中原地区。是客观规律对中国不起作用？还是中国古书上的记载歪曲了客观事实呢？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考古学的时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西方学者在回答中国的异常现象时，便只好用“中华文明是个例外”来解释了。
人类文明的产生是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最冷的寒带冻土气候。将大地全年封闭在亘古的冰雪之下，人类的生活特别艰苦，产生文明的条件极不成熟，文明当然会产生得晚一些。例如在北极冰原，根本无法栽种粮食作物，人类主要以难于猎取的野兽为食，由于食物来之不易，人们只好终日为食物奔波，难以安居乐业，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文明自然会产生得晚一些。最热的热带雨林气候，适宜于动植物的生长，世界上的“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都产生在这一地区。但由于人类有充足的食物资源，很少有忍饥挨饿的时候，不需要创造发明也能生活下去，人们缺乏忧患意识，文明也会要产生得晚一些。只有生活在北纬30度左右亚热带气候下的人们，气候温暖时，虽然比较容易采集到食物，但在气候寒冷时，却有挨饿受冻之苦，使他们不得不居安思危，必须想办法储备过冬的粮食。客观环境逼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精耕细作种植水稻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经验，使大家都能安全过冬。文明便在这种必须居安思危、必须勤于思考、必须不断地发明创新的地理环境中悄然诞生了。这就是人类文明都产生在北纬30度左右的重要原因。
同样处于北纬30度左右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与印度文明，为什么产生不出早于中华大地的文明呢？这也是与地理气候等客观条件分不开的。
当喜马拉雅山于地球的新生代隆起之后，便将旧大陆分隔成了东西两大块，喜马拉雅山之西是历史仅次于中华文明的两河文明诞生地，这里是干旱地带，夏天奇热，温度往往高达50度，从非洲吹过来的旱风很难产生降雨，又时常遭到来自“世界最大冷源”——西伯利亚的寒流的侵扰，地中海吹来的咸风和含盐份较多的河水又容易使耕地盐碱化，耕地只能靠寒冷的雪水灌溉。很难产生可以持续发展的农业。因此，两河流域只适合于耕作粗犷的“旱土农业”，只适合种植能够在旱地生长的麦类作物。其它两个古文明的诞生地埃及与印度，历史都没有两河文明悠久，地理环境也不如中国优越。埃及尼罗河两岸的土地，靠的也是雪山水灌溉，只能在河水泛滥之后从事耕作，耕地也容易盐碱化，只能种植比较耐旱但产量不高的麦类作物。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同样只能种植耐旱的麦类作物，只有印度的东北地区适宜于水稻生长，是印度水稻的发源地。
中国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属内陆性气候，北部是没有遮挡的沙漠和草原，西伯利亚大冷源的寒风可以长驱直入，而南部海洋的暖风，却被五岭、秦岭所阻拦，不能把春风雨露带给中原，土地也容易沙漠化和盐碱化，只能种植粟米、麦类等适宜于广种薄收、耕作粗犷的旱粮作物，而不适宜于需要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虽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河北裴李岗、甘肃大地湾等距今8000-7000年的旱粮文化遗址，其文明史也可以和其它的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但与拥有两湖平原的古黔中相比，却要晚了好几千年。所创造的“世界之最”也远比古黔中为少。
中国的古黔中地区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西边有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了非洲的旱风与地中海的咸风，又有秦岭山脉阻断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能够常年享受到太平洋与印度洋温湿和煦的季风拂煦，长江水源来自云贵高原茂密的原始森林，水质甘甜可口，耕地无盐碱化之虞。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这里的人们在驯化植物时，能够选择美味高产、适宜于在南方生长的的稻类作物。而不是选择耕作粗犷、不适宜在南方生长的麦类作物。
将粗犷型农业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粗犷型农业的投入远比精耕细作型农业为少。常言道“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人类的文明进步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代价的。谁的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付出得多，谁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粗犷型农业的投入当然没有精耕细作型农业那么多，它得到的回报当然就会少于耕细作型农业了。这就叫“劳动创造世界”。
科技文化当然是需要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的，中国的精耕细作型农业在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方面投资最多，中华文明的诞生当然要比其它的地区要早一些，就是必然的了。常言道：“姐姐绣花，妹妹学样”，其它地区的文明既然都比中华文明要晚一些，中华文明又创造发明了那么多的世界之最，它们当然会把中华文明作为它们学习的榜样的。所以，才出现了世界上许多主要的文明基因，都来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现象。其它三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产生过自己的文明，如铜、铁的运用都早于中华文明，它们的准文字（象形符号）的起源虽然晚于中国古黔中的准文字（抽象符号），却成熟得比中国早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在智力投资与体力投资方面的投资都没有中华文明那么多，因此，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之最，也没有中国的多，就是这个道理。有关的详细论据，我已写在我的“中华文明基因探索”一系列文章中了，大家可在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国民族”网站《民族大家庭》栏目（2002-2004）中寻找，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注释：
○1巫山14万年前的艺术品见全球乐器网2003.05.16沈英甲《14万年前"艺术品"惊现三峡》一文。
○2竹马村古建筑见《中国文物报》1997/04/06储友信《湖南发现旧石器时代末高台建筑》一文。
○3玉蟾洞原始稻作遗址见湖南省省考古研究所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湖南考古漫步》一书。
○4彭头山稻作文化群见湖南省省考古研究所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湖南考古漫步》一书。
○5“中华第一古城”见湖南省省考古研究所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湖南考古漫步》一书。
○6“黔语”以“黔台语族”（又称“侗台语族”、“侗泰语族”、“壮侗语族”）的语言为准。请参***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的《侗台语族概论》、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的《中
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等语言学著作。
○7古黔中地域见《湖南地理志》、《湘州记》等书。
○8汉以下的建制均见《中国地名大辞典》。
○9有关“粳民”的考证请参看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的林河著《中国巫傩史》一书“一个被中国
历史遗忘了的伟大民族——粳民”一章。
○10见《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2日林邦存《快轮制陶术的发明与江汉地区文明的曙光》一文。
○11以上均见《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郭立新《石家河文化的生计经济》一文）
http://www.xueshubook.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94
huns- 帖子数 : 170
注册日期 : 10-05-05
您在这个论坛的权限：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