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

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




在海内外有“奇人奇书”之称，对中华文明史认识多有“独辟蹊径、创见叠出”之誉的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在本刊陆续推出有关新观点后，现在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始于4000年前的古黔中”这一新见解。为此，本刊记者第6次采访了林河先生。

记者： 林老，您总在追求理论上的创新，曾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新观点，现在您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始于4000年前的古黔中”这一新见解。请您谈谈这一命题是怎样产生的？4000年前能有丝绸贸易吗？

林河： 由于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的海外贸易又以“丝绸”最为有名，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便把中国从陆上和海上通往西域的国际贸易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原文是“Seidenstrasen”，译成汉语就是“丝绸之路”。当然，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而不是科学上的定义。比较科学的说法应该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中西物资交流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与中华文明传播之路。

记者： 关于古黔中和古黔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一些不熟悉这方面知识的读者来说恐怕还很陌生，请您先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林河： 古黔中指距今2300年前，由于楚国垂涎黔、滇、缅、印的象齿、犀角、珠玑、玛瑙、金银铜锡、鹦鹉、孔雀等宝货，派大将吴起“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后设黔中郡，其地域大致包括今日的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边区的很大一片土地。由于源于川鄂的酉水和源于贵州的沅水交汇处的湖南沅陵县是上通黔滇、下达江海的交通重镇，便选择了沅陵为黔中郡的郡治，以利于对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管理。楚国时并没有长沙郡的建制，现考古发现长沙的楚墓不仅数量多，出土的楚文物也可称是中国之最。因此说长沙与黔中郡的“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应该是共裤连裆、很难分割的关系。

中国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西域的货物，大致是从四川、湖北的酉水船运到湖南的沅水，再经沅水船运到贵州的镇远，然后雇用擅长行走崎岖山路的黔滇小马组成的“马帮”，经贵州、云南、缅甸、印度到达西域各国的国际贸易通道。

记者：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黔中地区曾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落后之地，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您是怎么发现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始于4000年前的古黔中”这一新观点来的呢？

林河： 把古黔中说成是贫穷落后之地，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把周边民族视为蛮夷的错误观点。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你心平气和地将考古新发现集中起来研究，你就会发现：大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外贸商品，并不怎么丰富。而中国最早的、最美的、最好的、最多的、文明程度最高的外贸商品，大都出土在古黔中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我还可以大胆地预言：在这块被人遗忘了几千年的土地上，除了已经出土的许多令人震惊的考古大发现外，今后还会出现许多令人震惊的考古大发现。最近，洞庭湖西岸的酉水之畔，又发现了震惊考古界的里耶古城遗址，更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记者： 林老，您的问题提得很有意思，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反差呢？

林河： 这是因为在楚秦以前，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没有到达过黔滇地区，中原很少有人熟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缘故。我们的知识和前人一样，全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书本知识告诉我们：从汉代长安城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张骞开通的，汉唐之后，才有了一条从东南沿海绕道马六甲海峡通往西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但细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才发现张骞在西域并没有听说过“陆上丝绸之路”，而是在西域看到了四川的蜀布、邛竹杖等中国商品后感到十分惊奇，才问西域人：“这些货物是从哪里来的？”西域人答道：“是从身毒（印度）国来的，距此约数千里，有四川的商人在那里做生意”，还说：“大夏在汉王朝的西南，他们仰慕中国，但苦于匈奴阻断了道路，要想通四川，只有取道印度国最为近捷，有利而无害”。这些话证明了张骞通西域时还没有“陆上丝绸之路”。他在西域见到的四川货物，全都是从四川南下云南，经缅、印到达西域的。

记者： 西域与中国西北的国界毗邻，走“陆上丝绸之路”只要越过国界就到了，为什么人们要舍近求远，另辟一条从古黔中到西域的“海上丝绸之路”呢？

林河：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从“陆上丝绸之路”北上，只要翻过帕米尔高原就到达西域了。为什么商贾们不走近路，却要南下湘、黔、滇、缅、印，再从印度洋转运到西域去呢？原来，并不是商贾们要舍近求远。而是商贾之利是要以交通的便利与否来衡量的。常言道：“十马不如一车，十车不如一船”。船在古代的交通工具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比不上的。四川的水路西通云南，东达江海，看起来好像很便利，但由于长江西高东低，落差很大。下行船能像李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说的那样一日千里。而上行船在遇到险滩时，却要卸下货物，请上几十名甚至于上百名纤夫，一步一挪地将船拖过险滩，然后再装上货物前行。长江沿途险滩林立，李白形容下行船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诗句，若用来形容上行船，恐怕就要改为“千里白帝百日还”了。这种逆水行舟法，对隔山隔水之间的短途交通来说是别无选择。长途商贾是绝对不会去干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蠢事的。

记者： 依您的说法，从四川到云南无法逆长江西行，但四川与云南交界，还有陆路可通嘛！人们为什么不就近走四川直通云南的旱路，一定要绕道湘、黔，从酉水、沅水来到云南呢？

林河： 四川之富不在贫瘠的川西高原，而在富饶的川东盆地，远销西域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物，都是川东盆地的物产。由于四川天险，很难逆水而行，因此出入大多依靠栈道。但四川的甘青道、褒斜道、金牛道、滇缅道等几条栈道，条条栈道都艰险异常。还有无法换肩的“左肩道”，有些地方还得靠绳攀索渡才能穿越绝壁深壑。本地人是不得已而为之，长途商贾也这样做就会赔老本了。何况，这些栈道是要靠比较高的科学技术才修建得出来的，夏商以前的人们还没有掌握修栈道的技能，因此，最早的除了依靠船装、马驮以外，是不可能有什么另外的交通工具的。

四川的商贾们就是选中了避开三峡天险，在川东坐船顺酉水而下，到达古黔中的郡治沅陵，再从沅陵走通航能力较强的沅水转运到贵州，然后以走山路著名的黔、滇小马组成马帮，用水陆联运的方式前往印度的。这条道路不但省钱省时，还能够避免西域大漠的狂风飞砂、缺水缺氧、迷路困死、语言不通、豺狼当道、盗贼出没等等的危险（在汉代以前，生产力还比较低下，这些危险都很难克服）。又因古黔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大多是安居乐业的农耕社会，居民和平友好、热情好客，一路上青山绿水、阡陌相望、衣食无忧、语言相通（因为川、湘、黔、滇、缅、印地区都居住着中国“黔台语族”的居民，所以语言基本相通），走这条路不但省时省钱，一路上还有美酒美食、轻歌曼舞款待，商贾们又何乐而不为之呢？古老的《酉水船歌》有“四十八站上云南，四十八站到长安”之句，贵州省镇远县舞溪桥上的古对联有“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夷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以及滇缅民歌《山间铃响马帮来》等，更是对古黔中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自古相传的民俗学诠释。

记者： 您的观点的确新奇。特别是您说：从四川经帕米尔高原到西域，一路上语言不通，而从酉、沅二水到贵州，再从贵州到云南、缅甸、印度这万里走廊上，连语言也相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林河： 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是前人很少探讨过的问题。这是因为，将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分成各种语系、语族和语支，还是一门新学科。这是极其专门的学问，对一般的读者而言，可能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在这里只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略谈几句。语言是多元化的产物，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世界各地的人类都会发明各式各样的语言。但语言又是一元化的产物，这就像中国人讲中国话，英国人讲英国话一样。但一元化中又有多元化，当一个民族遇到了先进的外来文化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引进先进的外来语，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民族语言之中。如“茶”是中国话，但全世界几乎都跟着中国人叫“茶”，“咖啡”是外国话，但所有的中国人都跟着外国人叫“咖啡”的道理一样。考古发现业已证明：中华民族发明农耕的历史已在15000年以上，是全世界最古老、最先进的文化之一。因此，中华民族发明的农耕宗教和农耕语言，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的民族，形成一个农耕语言相同的文化圈。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中国最关键的两个农耕文化的用语：

根据考古新发现，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就是产生在古黔中地区的洞庭湖南北一带，并向东南亚及中东传播的。由于他们最早种植的粮食是稻类中的“粳糯”，因此，便称自己为粳民或糯民，语言学家便据此把这些讲粳语的人命名为“黔台语族”。“粳”字因古今音的不同而有“更”与“金”两种读音，“黔”便是“金”的译名之一。据语言学家考证：川、鄂、湘、黔、滇、印这一带，都住着大量的“黔台语族”的居民，他们都属同一个语族，语言当然是相通的。而穿越西北大沙漠的“陆上丝绸之路”上，居住的大都是讲“通古斯语”的民族，语言差异较大，四川的商贾们与西北民族的语言当然不通。

记者： 研究人类文化离不开语言学的研究，您的研究可说是点到了关键。但要想得到学者们特别是要扭转西方学者们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偏见，恐怕还得等些时日。现在，就请您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等容易被人所接受的角度继续展开谈谈。




林河： 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向外传播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是互为因果的。我在这里不得不简单地谈一谈我对中华民族的起源的见解。中华民族的先民，最早是从云贵古陆的大森林走向平原，从四肢攀缘的猿人，变成直立行走的智人，并在平原上开始创造中华文明的。当他们从贵州的沅水沿河觅食，或从川东沿江而下觅食的时候，所到的第一大站，必然是广褒的洞庭湖平原。洞庭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湖，素有“鱼米之乡”和“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逗留在这里的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必然会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事实也是如此：根据近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二、三十万年之前，中华民族的一支就已经活跃在古黔中的洞庭湖平原上了。在经过了20多万年的劳动积累之后，他们终于在距今18000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放射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这就是在洞庭湖西岸的临澧县竹马村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地穴遗址和“高台式建筑遗址”。它不但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建筑遗址，而且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祭坛遗址。高台式建筑那椭圆形的台基，只有海南岛黎族人的椭圆形“船形屋”的地基与之相近似。台基上的方形舱和从舱洞中向西南方向伸出去的、只有80厘米高的低矮“甬道”是做什么用的？还无人能作出解释。但联系到洞庭湖地区曾出土过8000年前的船形墓，也许它就是一座船形的祭坛？这违背常理的斜向西南的“甬道”，也许就像古埃及金字塔内供灵魂出入的狭小甬道那样，是通向他们祖先来路的祖灵通道吧？而那些甬道中遗下的灰烬，也许就是祭祀神灵的香木等供品焚化后的遗痕。不论我的解释对与不对，但在18000年前确出现了文化内涵这样丰富、建筑技术这样高级的原始建筑物，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未见有这样高水平的建筑。

今日的考古新发现证明：古黔中的洞庭湖南北，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就已出现了稻作文化，在距今8000年左右，两湖地区的稻作农业不但发展成了群星璀灿、百花争艳的可喜局面，而且还传播到了江浙地区，在那儿影响了河姆渡——古湘湖跨湖桥文化。但是，我还想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产生了印度的阿萨姆文化、在非洲产生了埃及的尼罗河文化，在两河流域产生了苏美尔文化。按照先进文化影响后进文化的一般规律，这些后进的西方农业文化就应该是在中国先进的农业文明的影响下形成的，很有可能是东方的某一部分稻作民族迁徙到了西方，在那里因地制宜地另创了麦类耕作技术呢吧？

记者： 依您的看法，人类文明史是要依此修改了？

林河： 是的，与旧学术相反的方法论，必定会导致与旧观点相反的结论，根据我采用的方法论，人类文明史是到了非改写不可的时候了。但这事因工程巨大，非一人独力能够完成，今天，我只能就事论事地谈谈“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个案，聊尽我的微薄之力。

黄帝时代以前（5000年前）的“海上文化之路”：我过去的世界知识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书本告诉我们，世界古文明，以西方的苏美尔文明最早，以中国较晚。而中国的古文明，又以黄河最早，而长江较晚。但根据我近些年来的研究，才知道情况恰恰相反！根据考古发现：中国的农耕文化已经有15000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的农耕文化，还不到一万年，西方的农耕文化极有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由于历史文献有“成者为主，败者为仆”的传统，容易产生反客为主的情况。又因考古学在西方是“重西轻东”，在中国是“重北轻南”。源流颠倒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且一反西方的思维模式，从中国的角度去探索一下。

“假说”是科学之母。西方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是一种没有源头的文化，传说来自遥远的东方，苏美尔人的语言也类似中国语，这“遥远的东方”我们不妨先假定它就是中国。

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来说，苏美尔人的体质特征并不与欧洲民族相似而与中华民族非常接近。我们不妨先假定它是中华人种的一个亚种。

语言是辨别民族的重要手段，假若你走到世界的另一端，忽然发现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语言。你在惊讶之余，必定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同胞，而不会视他们为异类。根据这个道理，让我们来对苏美尔人的语言作一番考察。据DNA科学研究证明：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是发明农耕的“黔台语族”，黔台语称祖母和神灵为“Sam”（萨母），而构成苏美尔文化的两大民族——苏美尔及“萨马纳文化”、塞姆族及塞姆族所建的萨尔贡帝国，这“苏美尔”、“塞姆”、“萨马”、“萨尔”都应该是“萨母”的译音。黔台语称人为“纳”，如女人称“纳敏”、男人称“纳伴”（女人的伴侣）、小孩称“纳曼”（天赐给妇女的人），而乌鲁克寺院中供奉的女神叫做“伊娜娜”，特洛伊第三遗址出土的铅质女神名叫娜娜，也应都是“妇女”的含义。

文化特征也是辨别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苏美尔文化中就含有许多中华文化的基因。①陶器：中国出现于距今15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苏美尔文明出现于距今8000年的伊朗、土耳其等地，晚于中国6000多年，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世界陶瓷史）。②X形宗教符号：中国出现于洞庭湖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苏美尔文明出现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哈拉夫遗址，曾被西方誉为“世界第一字”，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③卍字形吉祥符号：中国出现于距今69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苏美尔出现于5000前的特洛伊城址，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④象形文字：中国出现于距今7000多年的湖南高庙、大塘等遗址的陶器上（甲骨文之祖），苏美尔则在距今6000年前出现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而且与中国的古彝文颇有相似之处，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⑤双鸟拱日图：中国于距今六、七千年前盛行“双鸟拱日图案”，苏美尔同样有与中国风格非常类似的“双鸟拱日图案”，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请看插图）。

印度文明也不例外，如印度同样有卍字形吉祥符号。印度稻文化的发源地就叫“阿萨姆邦”，印度语的稻系语言也与中国黔台语接近。如印度古梵语中的“shali”，sha是祖母，li是稻的别称，“shali”即“稻祖母”之意。在“charaka”一词中，cha是粳，ra是糯，ka是稻，“charaka”即粳糯稻。印度泰米语中的“shali”一词中, sha是祖母，li是黎稻，“shali”即黎稻祖母。在sal一词中，sal也是祖母。在“tandula”一词中，tan是水，dula是糯稻, “tandula”意即“水里长的糯稻”。在“arishi”一词中，ari即阿黎，还是稻的意思，shi是妇女，“arishi”意为“妇女种的黎稻”。这些印度语几乎都可用中国的黔台语解释。

在原始时代，从中国的黔、滇到毗邻的缅、印，都生活着黔台语族的人民，这些中华文明应该首先是在黔台语族中相互传播，然后从印度传播到埃及与苏美尔去的。

黄帝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陶鬲是中国远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容器之一。中国全国皆有，而境外极少。中国一般都出现在4900——4100年前之间（黄帝距今约4690多年）。但泰国在距今4300年左右，越南在距今3000年左右，也出现了陶鬲，这些陶鬲当然是通过古黔中这条“海上陶瓷之路”传播到泰、越等地去的，而不可能有别的途径。

商周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①处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津市，出土了商代的青铜觚和青铜爵，青铜器上缠裹了丝织物。②3000余年前流行于东南亚一些古国的特殊货币——海贝,近年在我国南方古墓葬中纷纷出土。四川商代遗址且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海贝,其中长3厘米的虎斑宝贝,极为罕见。古代的中、印、缅、泰、越、孟、马、帝汶群岛等国家和地区，都曾以海贝为货币,并用贝币进行国际贸易（这些古代货币的出土说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可以上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③德国南部发现了公元前５世纪凯尔特王子的墓葬，他卧在一张3米长的青铜床上,身披中国丝绸制的华丽服装,身上还戴有金饰。这时候，张骞还没有出生，“陆上丝绸之路”还没有开辟，只有古黔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能够延伸到德国和欧洲（以上均为《中国文物报》消息）。

楚国时期：有关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证据就更多了：
楚黔中出土的波斯国“蜻蜓眼”式“琉璃珠”为中国之冠。
江陵马山1号楚墓的丝绸被誉为“丝绸古国的丝绸宝库”。

古黔中郡治沅陵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成套青铜法码”，似说明这里的工商贸易其他地区更为繁荣。因为其他地方至今都还没有出土。这座战国墓中，还出土了巴式青铜柳叶剑和巴式青铜矛。似说明在战国时代，巴蜀的官吏已在古黔中设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办事处。长沙沙子塘楚墓出土了湘、黔边区无阳公、毛公等地方官送给长沙官吏的丝绸宝货，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只有这两位“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方官吏，手中掌管着大量的丝绸宝货，他们才有可能用丝绸宝货当作礼品送人。如果这里真是化外荒蛮之地，他们自己都没有，又哪能有多余送人呢？

云南江川李家山等战国遗址出土了海贝80余斤和近东的肉红玉髓有孔小珠、古希腊式的铠甲、缅甸的琥珀、西域风格的猛兽搏杀猎物纹饰、西域风格的植物和狮子纹样的铜饰、西域人种的杂技表演纹饰、西域风格的权杖、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形象等；同时，还出土了表现中、外客商用“椎牛盟誓”的古黔中方式举行盟誓大典的佩饰。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给古滇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此外，慈利县战国至汉代墓葬中, 出土了丝织品、铜器、漆木器等300多件，数量惊人。

汉代以后：《汉书·地理志》：“自日南（在越南）障塞，徐闻（在广东）、合浦（在广西）船行可五月，有都离国……自武帝（公元前140年，是时张骞始走西域）以来皆献见。大珠至围者二寸以下。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持黄金杂缯而往。所在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致送之”（这些记载是中国确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资料）。西汉末年王莽辅政期间，“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犀牛是热带动物，让它从沙漠上走来，必死无疑）。“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罗马王安敦，即位于公元138年）遣使自日南（在今越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前世汉使，皆自乌弋（在今新疆）以还，莫有至条支（阿拉伯）者”（这条信息说明了在东汉时，“陆上丝绸之路”还没有完全开通）。

湖南长沙与古黔中关系密切，长沙出土的马王堆西汉墓，可以说是一座展示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博物馆，而且全国至今还只发现了这一处。可见在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以外的地方，是很难出土丝绸宝货这样丰富的古墓的。

西汉沅陵侯吴阳墓出土的《黄籍》，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从侯国出发，到达长安的水、陆里程，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旅行指南”。同墓出土的《美食方》则是最早的“中国菜谱”。它们也只发现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古文物中。

云南保山县蜀汉“延熙十六年七月十日”墓，出土了南亚人种的陶俑头像，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语翻译。

湖南津市东晋墓中出土一件制作精巧的铜幻人俑，东晋的胡服幻人出土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应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反映。

波兰考古学家在波兰发现了公元9世纪的唐朝丝织品与南亚的珍珠、阿拉伯货币、中东的玻璃念珠等产品，南亚的珍珠当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

湖南华容县城关镇宋代古墓出土了二丝、三丝、四丝相绞的各种罗、纱、绫、布, 缀饰印金、贴金、贴银的衣裙及丝绵枕头、丝线、丝绵围巾、格子纹布匹等。随葬品之丰富多彩，全国罕见，这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以外的墓葬难以做到的。

古黔中的郡治沅陵县出土了元代的“至元通行宝钞”与元代长沙商人的广告纸，也是中国目前只出土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

继汉代沅陵侯吴阳墓中出土了“旅行指南”之后，沅陵又发现了清代的“旅行指南”。详细地记载了从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到北京沿途的名胜古迹、关税盘查、旅舍价目等情况介绍。说明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清代仍然保持畅通。

“二战”时期：中国的东南沿海沦陷，有“西南大动脉”之称的中国通往缅印的国际通道，走的仍然是从四川重庆沿着酉水、沅水经湖南，再经黔、滇进入缅甸、印度的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老路。“二战”末期，中国的远征军就是沿着这条老路从缅甸回到湖南，在沅水之滨的雪峰山麓打胜了“二战”中的最后一战的。

记者 ： 林老的创新意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您能不能对您的创新意识和研究方法作一个简单总结？

林河 ： 我能够对中华文明产生许多新见解，首先得感谢***的改革开放理论和***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五项要求，其次要感谢考古学界的许多新发现。如果没有遇上改革开放的好年代，我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思想；如果没有“创新理论”的英明国策，我就不可能有“创新理论”的***；如果没有近些年来的许多考古新发现，我的***也就失掉了物质基础。这些都是“创新理论”缺一不可的前提。但理论的创新，首先还是“方法论”的创新。不同的方法论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我之所以能有所创新，主要是摆脱了我自己以前所遵循的“几千年一贯制”的旧方法论的束缚，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又学习了最新的科学方法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模糊语言学、悖论、DNA科学、田野考察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出来的结果。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就像文物出土时的一堆堆破铜烂铁，乍看时不成片断，但一经考古学家的精心整理，一件件巧夺天工的无价之宝就会展现在你面前。我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古黔中的这条被人们遗忘了好几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我采用的方法论对与不对，还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记者 李建辉）




中国的海洋经济，全人类最伟大的创举(连载)

六千年前，中国的有舵商船已经肩负着远程贸易的重任

中国是“船舵”的故乡。首见于城头山6000年古城的护城河中，城头山位于八百里洞庭湖的西岸，这里不但出土了精美的船桨、造船的板材，还出土了一截原始的“艄形”木舵。对于6000年前的古人来说，一望无边的云梦、洞庭，就犹如汪洋大一般，能够在洞庭湖上航行，与远洋航运的距离也就不再遥远了。
先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风帆船和两船相并的“方舟”，出现在距今7800年左右的沅水流域，在沅水上行船，有了风帆和船篙已足够了，所以高庙人没有发明船舵，但在洞庭湖则不同，在800里洞庭湖（当年还不止此数）上行船，只有开船和停靠时需要船篙，使用船桨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是依靠风帆。但风帆是很难操纵行船方向的，没有舵就会随水飘流，无法到达货运的目的地。因此。城头山人在他们的老前辈高庙人发明大型风帆船的基础上、将船桨改造成“艄形”木舵，以解决行船的方向问题。又一次为人类的海洋经济作出了一次空前伟大的贡献。
中国人发明船舵，对全人类海洋经济的贡献是不言而谕的。俗话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但西方的航海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发明舵，在公元十九世纪以前，西方的航海家使用的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舵。“舵在欧洲的引进和使用。为十五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欧洲十五世纪的航海冒险事业,如果不使用舵,是很难进行和取得成就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类似我国宋朝使用的平衡舵,在欧洲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开始采用。而且平衡舵的采用,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降低转舵力矩的一个最普遍和有效的措施。”中国的窗孔舵，是清光绪年间传入西方的。1843年，“大英帝国号”轮船，就是欧洲最先使用这种先进船舵的海船。
洞庭湖人在7800年前就发明了方舟（双身船）与风帆，6000年前又发明了船舵，农耕民族又因农事的需要具备了利用星辰观察方位的能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基本成熟。浩渺的洞庭湖正好是中国人迈出中国，走向海洋的最佳演练场。事实也证明，人类迈出本土，走向海洋的号角，是在洞庭湖上吹响的。下面是我的继续探讨。

洞庭湖人的方舟文化，在海洋经济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古代人虽然发明了有风帆、有船舵、有隔水密封舱的先进木板船，具备了大海航行的基本要素，但要想进行大宗贸易，依靠一些载重量小、容易在大风大浪中沉没的小木板船是绝对不行的，还是不行的。这时，7000年前高庙人所发明的方舟，就为了进行大宗海洋贸易，提供了最理想的载体。
方舟的原型是葫芦舟，起源于中国的渔猎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伏羲氏时代”（著名学者闻一多教授考证，“伏羲女娲就是葫芦化身”）。“葫芦舟”原是以多个葫芦串起来的浮水工具，到了人们发明了船只以后，人们便利用葫芦串起来的原理，发明了用二只或三只船串在一起，以增加载重量和抗风浪的能力。这就是“方舟”。
关于方舟：《尔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比舡为桥也）．诸侯“维舟”（连四舡也）。大夫“方舟”（并两舡也）．士“特舟”（单舡也）．庶人“乘柎”（编木以为渡也）。
《中华大字典》“方”字条：“併船也”、“併也”。“通舫”。
《辞源》“方”字条有“方舟，谓二舟相併而行也”、“两物相并谓之方”、“物之形体正直者曰方”、“禾始生未实曰方”、“祭名，《诗》：以社以方”、等含义。
据楚国的“鄂君启节”（楚国时代的免税通行证）的“舟节”铭文有：“屯三舟为舟夸(舸)。”
（即由三舟相併的“方舟”）的记载，这说明在楚国时代，航行在长江与洞庭湖一带的商人，
已经拥有三舟相併的大型方舟了。根据符节所载，当时一舸的载运量是18吨左右。楚王允许鄂君启之“府商”水路贩运免税限量，每一次的总额就为一百舸,其载运量大约相当于1800吨。可见得“舸”的运载量是相当惊人的。可以说是当年全世界最先进的水运工具。
《方言》载：“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这种舸中间为一大船，两侧为小船（由三舟相併的“方舟”），可连可拆，行船平稳，速度快，船上配有揖（短桨）、桡（小揖）、棹（舵）、橹（摇桨）等，体形宽大，首尾高翘，船首装饰为鸟的头形。（引自中国网）
根据史书记载：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约200吨）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这种方舟在历史上被简称为“大”。曹操被诸葛亮用计烧毁殆尽的“连环战船”，就是当时最大的“方舟”。
《梁书·元帝纪》载：“江湘委输，万船连轴。”又说：“湘州七郡，“大”（大方舟）所出，皆受万斛。”
《陈书·华皎传》也记载了陈文帝以湘州出产杉木舟为由，命华皎“营造大舰“金翅”
（专用于水战的大船）等二百余艘，并诸水战之具，欲以入汉及峡”。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六朝船舰上的锚、舵、帆、桅、棹、橹等主要部件俱已齐备。（资料引自中国网）
综上所述，“方舟”是一种由二艘、三艘或四艘以上的单舟串连而成、可连可拆的大船。而“洞庭湖文化圈”则是这些“方舟”的主要产地。


沅、湘二水是中国与全世界海洋经济相连的黄金水道示意图

鄂君启节规定的水路范围涉只及今汉水、长江、湘、资、沅、澧诸水。而不言及其他的水路，隐藏了一个极大的秘密。原来，沅、湘二水是古代中国唯一能够连接着太平洋、印度洋与阿拉伯海的“水陆黄金通道”。沅江上游在贵州与珠江上游相连，可以直达广州。通向太平洋，湘江上游在广西与漓水上游相连，同样可以直达广州，通向太平洋。沅、湘二水通过洞庭湖又可以经长江、汉水北上长安、洛阳和中原各地。东边则可以经长江直达太平洋的日本、韩国及环太平洋诸岛。而上溯到沅水的源头贵州境内，又以在海洋经济中应运而生的“云贵小马”为载体，经云南转水运到达东南亚各国。还可以经缅甸、印度、阿拉伯海、地中海、红海到达西方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八千年前，湖南先民已扬帆启航

八千年前的世界是个什么模样？那时候，人类的绝大多数还处于知识比较贫乏的渔猎社会，欧洲人经常在寒带的冻土上冻得发抖，非洲人经常在热带的酷暑中热得发昏。但是，在中国南方亚热带的沃土上，却是山青水秀，四季花香，早在7800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吃上了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穿上了麻布和丝绸，建成了神殿神阙、七层高塔，驾驶着有风帆的画舫在水面上歌舞升平，过上了比西方的“伊甸园”还要好的生活。这难道是神话？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神话”：7800年前的古代“萨姆”们，以陶土为纸、以竹签当笔、以朱砂为墨，用他们神秘的图像文字，已将这个神话“书写”在他们的陶坯上了。

这些7800年前的“萨姆”，就是生活在“洞庭文化圈”的沅水中游的湖南先民，他们是中国古黔中地区在“南方神农”治理下的高庙人。

“洞庭文化圈”中的湘水，曾出现了有人类稻作文明源头之称的14500年前的“玉蟾岩古遗址”，资水保存了有原始文化“活化石”之称的“梅山文化”，澧水曾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聚落”彭头山古遗址，还有集首创了“世界上最早的贸易集市”、“世界上最早的带舵商船”、“世界上最早的具备了水陆二门的水陆货运商城”、“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宗教的萨姆坛”等浩大工程于一身的城头山古城。许多彭头山文化类型的古遗址，则像“众星伴月”似的分布在洞庭湖四周肥得流油的冲积平原之上。

“洞庭文化圈”的所有古遗址都各自创造了许多骄人的世界记录，但在“南方神农故里”高庙，人们所创造的业绩却特别地显得魅力四射。因为与同时期的其他古文化相比，高庙古文化所创造的哲理思维、美学概念，艺术魅力，都是无人能及的。

研究高庙文化的艺术魅力，是艺术家们的事。这篇文章只谈高庙文化在海洋经济与中外文化交流上的光荣业绩。

谁都知道：在海洋经济中，交通工具的选择，占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在交通运输方面，“十人不如一马，十马不如一车，十车不如一船”，是一种尽人皆知的常识。没有船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也不可能诞生海洋经济的。

高庙遗址是大西南古代濮人的遗址，在高庙的陶器上出现了“风帆船”的绘画，画上的“风帆船”已经不是圆底易翻的独木舟，而是有先进的“隔水密封舱”、首尾高翘、适合于乘风破浪的平底木板船了。这船的前后都安装了风帆，中间是祭坛，祭坛上供着火焰腾腾的火神图案。这图案告诉我们，当时的确有雕刻加彩绘的豪华船只了。

高庙遗址的陶器上，还画有大型“方舟”。“方舟”是汉语，按中国大西南古代濮人的语言（即语言学上的“黔台语”），应该读“濮”，含义为“葫芦”。方舟为什么又是葫芦呢？原来，以葫芦为图腾的古代濮人是用多个葫芦串起来当作浮水工具的。后来，濮人发明了船，因单个的船抗御风浪的能力很差，便采用以多个葫芦串联起来浮水的原理，将两只以上的船串联在一起使用，这种船载重量大，抗风浪的性能较好，因为被连成了方形，故而被称之为“方舟”。发明了有风帆、有船舵、有隔水密封舱的先进木板船，具备了航海的基本条件，但要想进行大宗贸易，依靠一些载重量小、容易在大风大浪中沉没的小木板船还是不行的。这时，“方舟”就成了进行大宗海洋贸易的最理想的载体。

六千年前，湖南的有舵商船已经肩负着远航贸易的重任

湖南是“船舵”的故乡。“船舵”首见于60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的护城河中。城头山位于八百里洞庭湖的西岸，这里不但出土了造船的板材、精美的船桨，还出土了一截原始的“艄形”木舵。对于6000年前的古人来说，一望无边的云梦泽、洞庭湖，就犹如汪洋大海一般，能够在洞庭湖上航行，与远洋航运的距离也就不再遥远了。

先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风帆船和两船相并的“方舟”，出现在距今7800年左右的沅水流域，在沅水上行船，有了风帆和船篙已足够了，所以高庙人没有发明船舵。但在洞庭湖则不同，在800里洞庭湖（当年应更广袤）上行船，只有开船和停靠时需要船篙，使用船桨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是依靠风帆。但风帆是很难操纵行船方向的，没有舵就会随水飘流，无法到达货运目的地。因此，城头山人在他们的老前辈高庙人发明大型风帆船的基础上，将船桨改造成“艄形”木舵，以解决行船的方向问题，又一次为人类的海洋经济作出了空前伟大的贡献。

湖南先民发明船舵，对全人类海洋经济的贡献是不言而谕的。俗话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但西方的航海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发明舵。在公元十九世纪以前，西方的航海家使用的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舵。舵在欧洲的引进和使用，为十五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欧洲十五世纪的航海冒险事业，如果不使用舵，是很难进行和取得成就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类似我国宋朝使用的平衡舵，在欧洲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开始采用——平衡舵的采用，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降低转舵力矩的一个最普遍和有效的措施。中国的窗孔舵，是清光绪年间传入西方的。1843年，“大英帝国号”轮船，就是欧洲最先使用这种先进船舵的海船。

湖南先民在7800年前发明了方舟（双身船）与风帆，6000年前又发明了船舵，农耕民族又因农事的需要具备了利用星辰观察方位的能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基本成熟，浩渺的洞庭湖正好成了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海洋的最佳演练场。事实也证明，人类迈出本土，走向海洋的号角，是在洞庭湖上吹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