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蛮百科◆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在铁器出现之前，铜及其合金曾是用量最多、用途最广、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的一种金属。我国历史上的商代及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青铜冶铸业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楚文化，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青铜文化成为构成楚文化的主体的支柱之一。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均“蕴蓄于其中”。楚国的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盏、壶、缶等。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都较为生动地体现在鼎上的风貌特征上。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

　　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楚式升鼎束腰收腹，对鼎这一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三足炊煮器，历经夏、商、周三代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器形的一项最大胆的突破。这一造型样式上的翻新，一改传统鼎呆板、死气沉沉的风貌，而给人一种灵巧、生动的视觉效果。鼎的造型的这一变化与楚人审美意识有着切的关系。“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人体审美中对细腰的喜爱，反映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产生。

　　商朝以来传统鼎的形制中，只有方鼎为平底，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圆鼎的器身一般采用与缶、罐、盂等器相类似的圈底。而圆形的升鼎却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的圆弧线为主构成的器形中，引人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腹底由圆而变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圆弧线形成对比，刚柔相济，使得鼎的造型赋于节奏和韵律。

　　在以礼乐文化为主体文化的社会中，礼器与乐器同是为礼乐文化服务的。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钟。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鎛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

　　由于战争的需要，青铜被大量作来制造武器。楚国出土最多的青铜后期器有剑、戈、戟、矛等。剑在各类青铜兵器中数量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掘的3000余座楚墓**出600多把剑。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日常生活用品当数铜镜和带钩。

　　楚国铜镜独具特色，称为楚镜或楚式镜。楚镜以其类型和数量众多而远胜于其它地区。据统计，出土楚镜总数已达1000面左右，其数量远胜于现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湖南长沙是当时楚国的制镜的中心，其次则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楚式镜据其形态可分为方、圆两种，以圆镜为多。按镜背的装饰，可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透雕镜、彩绘饶。其中山字镜、菱纹镜、透雕镜、彩绘镜最富代表性。

　　山字镜和菱纹镜是楚国最流行的镜类。山字镜因镜背以“山”字为主体图案用纹饰而得名。根据“山”字出现的数量，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而以四山镜为最多。山字镜以湖南地区出土最多，占楚墓所出铜镜80％左右。山字镜在中原也偶尔有发现，在河北易县甚至更远至朝鲜和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与巴泽雷克等地也有发现，可见楚铜镜流传之广。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由镜面和镜背两块铜片合贯而成。镜背的透雕图案，以蟠螭纹为主。江陵张家山201楚墓所出蟠螭纹透雕镜，构图匀称，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镜是在素镜背上用彩漆描绘纹样，目前主要在楚墓中出现，如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楚墓都有彩绘青铜镜出土。

　　带钩即束腰革带上的钩扣。在楚国贵族那里，带钩不仅仅是服装的附件，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带钩的选用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以及大小都是成为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楚人的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成，名贵的则是用黄（白）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钩，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在现已出土的先秦诸国的带钩中可算是绝无仅有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出土了错金嵌玉铜带钩，造型奇特，呈变体鳖形，并嵌有薄玉片，制作极为精致。

　　在长期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楚人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水平，制作工艺也日趋精湛。楚人最常使用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有陶范法、失蜡法、铸镶法。

　　陶范法是一种采用陶土制作铸型（范）制作青铜器的方法。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有两套共26枚编钟，在青铜编钟表面有陶范铸造时的铸缝痕迹。曾侯乙墓出土19口纽钟，同信阳楚墓编钟一样是采用陶范铸成。

　　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所谓“失蜡”法，是制作一个略小制成品的粘士模型，在它上面涂上一层蜡，在蜡上雕刻花纹后，再加上一层粘士，然后进行整个加热，蜡熔化后留下空隙，然后将青铜注入空隙。在古代希腊、埃及都曾使用这种方法铸造青铜器。在我国失腊法有使用仅见于楚国。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铜禁和曾侯乙墓出士的尊盘，均为失蜡法铸造，它们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失蜡法的青铜铸件。经鉴定商周时期1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肯定使用失腊法的铸造的不过10件，均出自楚墓。

　　铸镶法是将纹饰是通过铸造成型并通过铸造的方法而镶在青铜器的表面。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中出土的铜浴缶，其盖和身均镶有红铜的夔龙纹和云纹，盖上4龙，腹部分两组，共有18条龙。这些红铜纹饰先采用铸造成型，经修整后再与器物本身铸接在一起。



　　楚人生活在一个漆的王国中，生离不开漆，死也离不开漆。其生时使用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和娱乐用品是漆品，死后丧葬用品也多用漆品。生活用具如漆杯、漆碗、漆豆、漆盒、漆卮、漆盘、漆勺、漆方壶、漆案、漆俎、漆几、漆杖、漆箱、漆床等；娱乐用具如漆鼓、漆瑟、漆琴、漆竹笛等；工艺品有如漆鹿、漆座屏；丧葬用品有漆镇墓兽、漆木俑、漆棺等。

　　楚国漆器的胎体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木胎。楚国漆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木成、卷木成型、镟木成型以及雕刻、拼接等。所谓所木成型，就是斧砍刀削而成型，漆耳杯多数是采用整木块挖内成型，然后削其外形。卷木成型，是将木板卷起来之后做成器物的胎体，如漆奁、漆卮等的器壁一般都是这样制成的。一些胎体较厚的圆形器物、如圆盒、樽等采用镟木成型的方法，其内空部分采用挖制，而器表采用漩制。在楚国本胎漆器胎体的制作中，最富于艺术特色的是那些采用透雕、圆雕及浮雕工艺加工成型或再进行拼合的器物。如虎座飞鸟、彩绘木雕座屏等。

　　夹苎胎采用苎麻纺成的织物主原料制成的漆器胎体。夹苎胎漆器具有坚实精巧，容易成形等特点。至今为止，在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夹苎胎漆器实物出自楚墓之中。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漆盘，为夹苎胎漆器，器内外均黑地朱绘各种云纹和风鸟等花纹图案。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鞘，是一件十分轻巧的夹苎胎漆器，漆鞘全身裸黑漆，朱绘花纹，在鞘的一端绘有云纹和凤纹。

　　此外，还有皮胎、竹胎、金属胎、陶胎以及丝麻织品髹漆物等。皮胎皮革具有轻巧、柔软、易于成型、不易开裂等优点，因此是制造甲胃的好原料；但皮革又有怕潮湿、外表不美观的特点，所以楚国人在制作甲胄时往往要进行髹漆。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的皮甲、江陵拍马山5号墓出土皮甲漆片、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黑漆彩绘漆盾等都是楚国皮胎漆器的实物。

　　楚国的竹胎漆器以竹编织物最为精致。楚国的竹编织物在许多楚墓中都有出土、是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如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竹器27件，其中髹漆竹器有竹扇、小型竹笥、圆竹筒等。该墓出土的竹扇制作精细、保存完好，出上时色泽如新，扇面成梯形，经蔑红色，纬蔑黑色，用三经一纬的细蔑编织而成。

　　出土楚国漆器中，彩绘漆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雨台山楚墓出士２72个漆耳杯中，没有纹饰的素面耳杯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彩绘耳杯，耳杯上的纹饰颜色有金、黄、红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耳杯上有白色的花纹，出士的彩绘木雕座屏上，其彩绘花纹色有红、绿、金、银等多种，其中绿色甚为鲜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瑟残片上，其彩绘的颜色有红、黄、绿、蓝、白、金等。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漆器以黑、红漆为地色，一般在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表明当时楚国的漆工艺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颜色的“色漆”。要获得有色漆，必须与植物油配合使用。

　　漆器是雕塑和漆绘高度结合的产物。胎体的造型和漆绘的图案与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味。

　　就造型艺术而言，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对象不出乎自然与神怪。楚人祟尚自然，对自然界的生命的运动，对自然界的万物和谐都具有强烈的赞美之情。因此，楚国艺术家通过雕塑造型的手段逼真传神地摹写自然界的生灵，大到鹿、虎，小到蛇、蛙都是他们表现的对象。这些形象以形写神，栩栩如生。彩绘木雕座屏以透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五十五个动物彼此争斗的情景，高度浓缩一幅大自然中生存竞争的情景。

　　楚人信仰神灵，他们是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神存在泛神论者，因而神灵也成为他们造型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神的形象是对自然生灵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各种神的形象都是来自于自然界真实生命构成部分的重新组合。传说中的龙凤就是综合众多动物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超现实的虚拟的动物，龙凤等虚拟动物再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动物相结合构成想象奇特的神灵形象，如镇墓兽和虎座飞鸟。

　　就漆绘艺术而言，楚漆器的漆绘既有装饰性抽象化的动植物纹样，也有有写实性的情景绘画。漆绘内容多与器物造型紧密配合。

　　装饰性的纹饰多为龙凤纹和云雷纹。龙凤是楚艺术的母体。楚漆器上的凤纹变化多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有些凤纹甚至符号化了的凤头或凤尾纹。在楚漆器的装饰中，云雷纹占有重要地位。楚漆器上的云雷纹舒云漫卷，灵活自如。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有彩绘云雷纹木梳和彩绘云雷纹蛇卮。

　　楚漆器上漆绘内容客观反映当时楚国的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上的彩绘瑟上的巫师图、燕乐图、狩猎图等等。

　　楚国漆器的彩绘风格主要是线条画与平涂画相结合，这种画法可能是从青铜器上冶铸的平块花纹和线条纹饰发展而来的。由于当时彩绘的工具是毛笔，因此漆器上的彩绘线条显得比较流畅。

　　楚人对漆器的装饰除了彩绘外还有贴金、描金等手段。漆器上的贴金装饰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贴金漆器在楚墓中也有发现：1972年至1973年发掘的湖北襄阳山湾东周墓，其中27号楚墓在棺木痕迹中还夹有绿色的漆皮和不少金箔，这座墓的棺是髹黑漆的，并有贴金的花纹。可见，这种装饰是用漆作粘按剂将金箔贴在已髯饰好的漆面上。“描金”，即是在漆器上描绘金色花纹。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士漆瑟残片上，就有用极细的金彩在兽身周围作平涂；长沙仰天湖战国墓出士的彩绘雕花板纹饰上也大量用金。




　　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至今已的几十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和主要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绵、绦等，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是一座小型的贵族墓，共出土各类衣物35件，其中有刺绣的衣物有21件。这些衣物由8个品种的丝织物制成，另在四件竹笥中装有12个品种的452片丝织物碎片。这座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江陵马山一号墓因此被称为“丝绸宝库”，九道锦带包裹）。丝织品的大量随葬说明丝织品已成为贵族炫耀财富的象征。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楚国丝织品质地轻薄。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士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代的真丝乔其纱。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上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楚国丝织品经纬密度大。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士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计55件。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为每平方厘米164ｘ66根，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绢的经纬度，可与当今降落伞相媲美。

　　最能反映当时丝织技术水平的织物是锦。锦是一种经线提花织物。在古代要具有高级身份的人才能服用锦衣、锦衾和锦帽。锦的提花技术也是相当复杂的。组造时，按设计的图案用提花技术控制经线的沉浮，织出花纹，花纹越大，技术也越复杂。楚墓大量出土彩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锦最多，不同花纹的就有十余种，充分说明当时已有了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织造技术。

　　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火尚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１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揭、黑等数十不同色彩的色号。楚国的染色工艺的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以矿物为染料，染色方法主要是涂染，常见的有朱砂、孔雀石（绿）、胡粉（白）等。这些都是楚地的石染原料。草染以植物颜料为染料，主要是揉染和浸染。草染的颜色主要有蓝、红、紫、黄、黑等。

　　楚国丝织品上的纹饰，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和刺绣两种。

　　编织纹饰是以丝织工艺中的提花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由于受到施纹技术的限制，编织纹饰的题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几何纹为主，人物和动物题材只占少量。

　　提花丝织品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各种几何形纹饰中，以菱形纹最为变化多端，奇诡如迷宫。几何纹饰线条规整匀称，色彩层次清楚，立体感强，给人以对称、均称、平衡的形式美感。

　　丝织提花纹样中还有少量的人物纹和动物纹。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反映出来，这种新的气象在丝织品编织纹饰中的动物、人物纹饰生动地表现出来。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绦带上的田猎纹是一个完全写实的纹样，描写的是贵族进行田猎活动的场面。田猎纹绦用棕色、士黄、钴蓝色相间织出二人御车追逐猎物、奔鹿仓皇逃命、武士执剑与盾搏兽等戏剧性的生活场景。几何图案化的各种人和动物形象都能巧妙抓住对象主要特征予以生动地表现。将这类充满激烈运动，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成编组纹样。这种写实风格有花纹在先秦丝织品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编织纹丝织品是马山1号墓出土的动物舞人纹锦，这也是一件反映贵族生活题材的作品。舞人动物纹锦的花纹由七组不同的动物和舞人构成，其中长袖飘拂的歌舞人物，长尾曳地的峨冠凤鸟，以及两组姿态不同的爬行龙，都显得意趣盎然。

　　刺绣是用多种彩色丝线在丝织品上锁绣纹饰一种工艺。楚国的刺绣实物，在长沙五里牌、烈士公园、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发现。特别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刺绣品，为研究楚国的刺绣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剌绣题材以动物、植物为主，而动物中又以龙、凤为主，江陵马山出土的刺绣品花纹有10多种：蟠龙飞凤纹绣，舞凤舞龙纹绣，花卉蟠龙纹绣，一凤二龙相蟠纹绣，一凤三龙蟠纹绣，凤鸟纹绣，凤鸟践蛇纹绣，舞凤逐龙纹绣，花卉飞凤纹绣，凤龙虎纹绣，三首凤鸟纹绣，花冠舞凤纹绣，衔花凤鸟纹绣，凤鸟花卉纹绣等。在龙、凤主题之外，有的纹样还有虎。动物纹样伴以花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间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凤鸟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鸣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或践蛇而舞，或与龙相皤，或与虎相斗，显示出凤鸟的神异力量。刺绣的代表作品有《三头凤》，三头凤局部）《凤斗龙虎》，凤斗龙虎局部）等。马山一号墓刺绣的绣线颜色极为丰富，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等12种之多.

　　作为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技术，在楚国的早期阶段已有了发展。楚国科技发达的领域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青铜冶铸技术和天文学等方面。

　　首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楚人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新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 火耕水耨是古代的一秤耕作方法。《史记·贷殖列传》称楚越之地“火耕而水耨”，“火耕”即用火烧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后下水播种，这样既可增加水田肥力，又可用草灰作肥料；“水耨” 是将稻田中的杂草灌水沤腐，化作肥料。实际上，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义进了一步，越过了“火耕水褥”水平，而开始使用青铜与铁制农具，并采陂灌与井灌技术。湖北襄阳山湾出上一批春秋晚期铜器，其中有斧、钵、镰刀、削刀、锄：铁口锄）等。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铁器的生产工具已在楚国广泛使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大土地开垦与农业精耕细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楚国的农业在春秋时期还开始使用了铜或铁犁，代替了过去的石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凿井技术、井灌技术也已经相当发达，井的种类依井圈质料分。有陶井、木井、柳条井圈井等，楚国农民已懂得运用桔杆汲水浇灌园圃。

　　楚人在长期征服水旱灾害中创造发展了农田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促进了楚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楚国力的增强。在楚国兴建的水利工程中，以期思陂与芍陂最为著名，其中期思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并将期思之水引入雩娄之野，这是一条主干渠，由庄王时期的孙叔敖主持兴建。期思陂的建成，为大面积发展水田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水稻的大量种植成为可能，楚庄王在期思陂建成后不久即破格重用了孙叔敖为令尹。自此以后，楚人推广了截引河水的工程技术。

　　楚国的青铜冶铸技术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楚成王征服江汉后，青铜冶铸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开采不晚于西周，是我国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矿区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采用竖井与横巷结合的开掘方式，矿区还发现炼铜竖炉十多座。楚国的红铜冶炼基地在大冶附近，而青铜铸造地则在郢都纪南城及附近地区。矿产原料来源有了保证，产品也就增长了，丰富的实践，促进了铸造工艺的进步与发展，到庄王以后，楚国铜矿的采掘、冶炼，青铜铸造等都已超越中原与吴越，在春秋中晚期位列诸国之首。

　　楚国的青铜铸造方法分铸法、失蜡法等。所谓分铸法，即器身与附件不是一次铸成，往往先铸附件，再铸器身，然后用铜或锡作焊剂把器身与附件焊接起来。另外还有用失蜡法与漏铅法铸成的。失蜡法先用蜡料作出铸件的模型，可在蜡模上作出繁复的纹样或使之具有复杂的形状。在蜡模的表面涂以粘土及沙石的粉末等，加热烘烤，蜡模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坚硬的铸件用范。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失蜡法铸件是楚共王熊审盏。河南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铜盏及曾候乙墓出土的尊盘也都是我国早期的失蜡铸件。在当时条件下，楚国的这种青铜铸造方法与技术显然是第一流的。

　　髹漆工艺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髹漆业是春秋时期兴起的手工业，但以楚国的漆器最为精美。楚国的漆制品中，花纹的颜色就有红、绿、金、银等色，表明楚国的漆工艺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颜色的“色漆”，“色漆”一定要在漆中添加植物油。楚国制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植物油的熬制，可以看作是高分子化合物的加热聚合问题，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漆化学的萌芽。特别是油漆并用工艺的产生，是髹漆工艺的一个重大发展，它标志着原始的涂料工业从单一材料向复合材料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掌握当时一流的丝织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而先秦时期的丝织品在1981年以前，只有残件或残片发现。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丝织衣物35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使世界考古学家为之震动。人们终于看见了中国古代丝绸光辉灿烂的面貌。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理化分析室对丝纤维进行鉴定，其结果是各种特性枣即显微镜所示纵面投影形态、X光射线所示第二峰值的20数值、吸热峰值和氨基酸含量等，都与现代湖北桑蚕丝纤维相同或相似，证明这些丝织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且是楚国自己的产品。这些丝织品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分为绢、绨、纱、罗、绮、绵、绦、组八类。这些丝织品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所有种类，其精美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出上的实物证明，战国早期楚国的缫丝织帛水平居列国之首。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当时天文学最发达的诸侯国之一，楚国的职官中专设有大史和卜尹，负责观察星象、研究天文。《史记·天官书》列举了自远古高辛氏至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共十四人，其中有两位是楚国人，他们是甘德和唐昧。甘德长期观察研究天象，曾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规律，精密记录了恒星的位置，编成恒星表，他还著有《岁星经》与《天文星占》两部著作，后人将《天文星占》与魏人石申所著《天文》两书合成一书，名为《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份恒星表。据唐人《开元经占》记载，甘德曾观测到木星的卫星小赤星，这个发现比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和德国天文学家麦依耳早了近二千年。

　　甘德与石申还研究整理了二十八宿体系。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上按星空方位写着二十八宿星名，漆箱箱盖面黑漆底色上绘红彩，中间用粗笔写着一个篆文的“斗”字，绕“斗”字一圈用篆文写着二十八宿名称，盖面一端画着青龙，一端画着白虎，四周绘有图案。这表明二十八宿学说在楚国已广泛流行，这幅二十八宿图，是保存至今的珍贵的天文学资料。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

　　楚人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4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出土的《算数书》是我国数学史上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惊人的发现，它把我国数学的成书年代提前了300多年。该书由两百余支竹简组成，全书内容分为计算方法数学应用两部分。据考证，此墓主人是楚国人，《算数书》成书不会迟于战国晚期、其内容和书写体例，都与迟于它约三个世纪的我国古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近。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术》的母体。《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代表，其思想方法是着重应用与计算。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有发展商业的基本条件。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楚与晋、齐等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故其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当时楚国输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有谷类、丝织品、漆器、玑、珠等，以及鱼鳖、鼋、鼍、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等土特产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还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此铁器、漆器可能是从楚国输传过去的。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入各种物品。如“秦篝齐缓，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招魂》。)、“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和楚沥只”(《楚辞·大招》。)、“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楚辞·九歌·国殇》。)等土特产品，则来自秦、郑、晋、吴等国。楚国玻璃则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的玻璃珠相同，可见由于楚国与南亚地区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西方的玻璃工艺也就经过南亚地区而传入楚国了。

　　楚国的商人有一般商人，还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的“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的“贩茅者”，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贩。又如《庄子·外物》所说的“索我于枯鱼之肆”，则是这类小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所提供的证据。它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鄂君启，是楚怀王时期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共五枚。节面有铭文。舟节铭文载：“屯三舟为 [](舸)，五十[]。”车节铭文载：“车五十乘。”即规定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庞大商队。车队、船队从鄂出发，可到达楚国各地，持有金节可“母(毋)政(征)”，享有免税的特权。惟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征税。同时，节文又规定：“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可见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从启节上述各项规定看，说明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淅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鬼脸钱”(安徽繁昌出土铜贝范)。楚国的铜货贝也有铲形（铲形铜贝）

　　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铜贝和其他铜币广泛流通外，金、银币也出现了。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金币是战国后大量发展起来的，战国晚期则达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均有楚金币出土。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纪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克，但在今河南淮阳、安徽寿县和江苏、山东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币。爰金取象于龟，除钤印“郢爰”外，还有钤印“陈爰”、“[]锾”、“[]爰”、 “卢金”等币文与无字金版、金饼等。以银为币，是楚国独创。1974年在河南扶沟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银布)就是楚国制造银币的物证。币成铲形，是中原地区货币的特点，从此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密切。金银币，属于称量货币，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货币。但它已属初级铸币，充当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反映了楚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

　　在金银币发展的同时，楚国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趋齐备。度器，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有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尺和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尺，长度分别为22.5厘米和23厘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苏等地发掘的几件铜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码，其中以湖南最多，时间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410号战国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铜法码，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码。从出土的法码看，均为环形，故称“环权”。出土的环权个数不一，1945年长沙近郊出土的一组环权，共10枚，应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码。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别出土了一件木杆铜盘天平，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两件天平。

　　楚军的兵种，按其隶属关系和军事职能的不同，有两种分法。按隶属关系，可分作正军、王卒、私卒、县师。正军是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武王时，已有“三军”之说，应是正式有“三军”建制了。三军是春秋时期以车兵为主的国家常备军。三军以中军为主要战斗力量，其次为左军、右军。楚王为三军最高指挥，出征时各军则分别由高级官吏令尹、司马、左尹、右尹等率领，楚王有时亲自率领三军或其中一军出征。到战国中期楚国已是一个“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了。王卒是楚王出征时的随身卫队，其精华是左、右“二广”，每广有战车十五乘。王卒是楚军的精锐部队，经常编入中军参加战斗。乘广由王族子弟组成。楚之中军亦以王族子弟为其兵员，装备优良，为楚师之精锐所在。私卒是为太子和贵族服务的武装力量。私卒是楚国贵族的宗族亲军。主要为车兵。春秋时期，楚国王族子弟和大贵族在自己所封的食邑上各自拥有武装，这些武装不属国家编制，故称“私卒”。贵族以私卒听从楚王之命出征的形式，作为向楚王纳赋。私卒多以各自宗族的子弟为兵员。县师是春秋时楚国的地方部队。主要部署在楚国的边境地区，多属楚在中原灭国所设县地区的武装力量。县师由县公统率，由楚王亲自调动，县师的任务是防守边境，并配合国家的军事行动，是春秋时期楚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楚县师不复再见，已纳于楚国统一的常备军中。

　　按军事职能，楚军则又可分作车兵、步兵、工兵、水兵、骑兵等。车兵为车战之士卒。车兵是各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楚车兵分为三军，另有不少私卒和地方武装，战国时号称拥有“车万乘”。车兵以战车为编制单位，称为“乘”，战车通常排列成阵势进行作战，以车兵为主，战车后跟随步卒。楚国的车兵多由贵族子弟力兵员，是春秋时期的主力作战部队，到战国后，以车兵为主的作战方式逐渐让位于以步、骑兵为的作战方式。步兵即徒兵。步兵有隶属于车战的步兵，以每辆车７５人为编制，排列成一定的队形，跟随战车作战。也有单独作战的步兵。春秋未至战国初，楚国的步兵有很大的发展。战国时期，步兵人数大大增加，成为主要兵种。步兵可以在道路狭隘的地区单独作战，机动性较强。步兵由一般平民担任。另外还有工兵性质的步兵。此种步兵在战争中带有役徒的性质，多为征发而来的贫苦民众，从事架桥、筑城、修缮武器、修筑工事等，在军中的地位最低。

　　楚国有水军，称为舟师。楚国舟师最早见载于楚康王时期，楚国出动舟师伐吴。战国初，楚人请鲁国名工匠公输般制作了舟战武器钩拒，舟师战斗力大大提高。与舟师相对而言的陆军则称陵师。

　　楚骑兵出现于战国时期。汉族最早正式使用坐骑打仗是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此之后，各国纷纷仿效。战国时期楚骑兵已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号称“骑万匹”。

　　楚王是当然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楚王之下，另设官职主管全国军政。至于战场主帅，都是临时指派的，并非常任。春秋早期以前，莫敖为最高长官，既掌政，也主兵。楚武王后期设令尹后，莫敖只管军政，位在令尹之下。到成王已设司马一职，取代莫敖而掌管全国军政。楚康王时，军职更为完备，大司马为正职，左、右司马为副职。

　　在长期有军事行动中，楚人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总结出《楚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楚兵法七篇”，但今早已佚失。《军志》是先秦时一部著名兵书，著者与具体内容不详。楚人对这部兵书十分熟悉，经常运用《军志》指导军事行动。《左传》载楚成王语：“《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故主张退师，不与晋战。宣公十二年载楚、晋[]之战时，楚令尹孙叔敖以《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为由，抢先向晋师发动进攻，大败晋师。《军志》所说的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先声夺人、待衰而攻的这类战略战术思想，春秋早、中期以来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实际运用于战争之中。

夹攻是历代兵家常用的一种军事战术。楚人也常用这一兵法。楚武王三十八年（前703），楚联合巴国军队围攻邓国南疆一城市。楚斗廉列阵于巴军中间，与邓师交战时，伪装败北。邓师紧追楚师。巴师因此位于邓师之后，形成前后夹击态势。楚师折回攻击，巴师攻击后，前后夹击，邓军大败。

　　伏击也是楚人惯用的一种兵法，多能获胜。楚武王四十二年（公元前699年），楚师伐绞。楚人在绞城外山下设下伏兵，故意引诱绞人出城俘获樵夫。当绞人争相出城于山中追逐楚“樵夫”时，楚伏兵发起进攻，大败绞人。

　　筑室反耕是楚军采用的一种围师久留之法，其基本意思是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让士兵就地筑室而居，分田耕种，以示不攻下敌城，决不撤围。楚庄王十九年（前595）秋至二十年夏，楚师围宋９月，久攻不下，宋人易子而食。城外楚师亦仅剩下数日之粮。后采用筑室反耕的办法，宋人惊恐，以为楚军要长期围宋，遂向楚人求和。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它的武库是最庞大而且最先进的。楚国的兵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论质料，可分为铁、铜、木、竹、皮等制品。铁兵器主要有剑、戈、矛、匕首、镞；铜兵器主要有剑、戈、戟、矛、匕首、镞、弩机等。木兵器有盾、甲、弓等。竹兵器有弓、箭杆等。皮兵器有甲、胄等。论功能，可分为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两大类。进攻性武器有弓、矢、戈、矛等。防御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匕首等。1975年冬，在楚国故都纪南城东门外先后发现中小型墓葬600余座，共清理了其中的554座，获得了大量的随葬物，其中兵器的数量最引人注目，有各种兵器达571件，计各式青铜剑172把、各式铜戈150件、各式铜戟7件、各种青铜矛15件、竹弓25张、木盾17件，另有箭簇、匕首若干。数量巨人、门类齐全，简直可以称为楚国的兵器宝库。这样集中地出上土先秦兵器在全国是第一次，为研究古代兵器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标本。

　　弩属远射兵器。最早的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楚地，战国时期发现较多。在江陵楚墓中还发现过双矢并射连发弯。这种弩有矢匣、机体（木臂、活动木臂、铜机件）、木弓等部分组成，通长27．8厘米。矢厘置于机体上方，可容矢18枚，左右分列，每次可利用自身重力下落二矢至木臂的上面。通过活动木臂与机件的配合动作，向外射出，可连续发射。射程约20米。

　　盾是古代防御兵器。在战国时期楚墓中较常见。胎骨有木胎与皮胎二种，均髹漆，一般都有彩绘花纹。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盾49件，小平顶外凸，上部为双弧形，下部为长方形，正面呈凸弧形，背面正中安木盾柄。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12件，器形较小，大多有彩绘花纹。

　　楚墓中出土青铜剑的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皆居列国。然而，楚墓中出土的工艺水平最高的青铜剑却是越王剑（越王州勾剑）、越王勾践剑。吴、越原是“宝剑之乡”，在越灭吴、楚灭越之后，原来为越王铸剑的传奇式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转而成为了楚国的铸剑大师。从此，楚国不仅自己铸造了大量华美的青 铜剑，而且还将吴、越等国的名剑也掳到了楚国，这就是越王剑矛等稀世珍品为何出在楚墓中的缘由。

　　新式武器的运用，必然导致军队成分和军事编制的变化。铁制剑和弩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青铜剑的大量生产及其工艺的改进，以及青铜戈、戟、矛等的演进，都表明了战国时期楚国兵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是楚国军事军队成分的改变在军事装备上的反映，即楚师由以车兵为主力改变为以步兵和骑兵为主力军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




　　春秋时，楚设司败职掌刑狱，战国以后，司败改称廷理。

　　楚国最重要的根本**是“国典”。《国语·楚语上》记：“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这就是所谓“国之典”。宪令是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屈原被怀王委以重任，“造为宪令”。

　　楚人将各类法律条文编辑成书，命名为《鸡次之典》，吴人入郢，将楚国法律简策破坏殆尽，幸得蒙谷深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从水逃出。楚昭王复国后，蒙谷献出《鸡次之典》，使楚国在“五官失法”的情况下又回复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种类繁多的法律文书作为执法的依据。如楚文王时制定有《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楚庄王时，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 茅门楚王宫宫门之一。《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此外，还有入宅之法，即没收罪人的房屋等财产。如《战国策·楚策一》所记郢人请宅卜罪事，即属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亲属。楚国有专门关于楚王遗体保护的法令，规定：“丽兵于王尸者罪”，以兵器伤楚王尸体者，诛杀无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去世，因吴起变法而受损的楚国贵族乘机发难，在射杀吴起时兵器并中楚悼王尸体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达７０余家。

　　楚国所使用的刑罚，计有灭族、烹、车裂（或称支解、辕、磔）、斩、宫、刖、劓、墨、笞、鞭、贯耳、梏、囚、放、没为官奴等。如此众多的酷刑，让当时人也为之惊叹。楚康王时，蔡大夫声子至楚，与令尹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与人才优劣，声子指出：“楚多淫刑，故诸大夫获罪惧诛常逃死于四方，成为别国谋主，转而侵害楚国。”这也是楚国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后代史家论及楚国政治都指出楚国刑罚苛严，不仅一般臣民动辄触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愤事，旋即诛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论》）。

灭族即一人有罪，尽诛亲族。春秋时，楚令尹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后，“尽灭其族”。又曾发生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其族”的事情”。

　　烹即将刑犯煮之于镬。《史记·伍子晋列传》有“烹石乞”的记载。这是一种酷刑，所见不多。

　　肢解之刑，是极刑之尤极者，通常为车裂，吴起变法打败后，有记载说吴起是车裂而死。肢解也称为“磔”刑，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产金，凡私采者，“得而辄辜磔于市”

　　楚国有多种多样的律令，楚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执法，楚庄王、令尹于文、孙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廷理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对廷理不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此事被传为美谈。

　　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因犯法者为子文族人而释之，子文指责廷理说：廷理之职为“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国人的爱戴。

　　《说苑·至公》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对楚王说：“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孙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国法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后人的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