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huns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04 pm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
作者：张弘
【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大体可分为：经营商业、经营土地和高利贷、窖藏与浪费、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贸易。这些流向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正 文】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业经营的主体——商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并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除了对当时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外，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 经营商业
经营商业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一个主要渠道。为使商业经营活动能周而复始地进行，不断扩大其经营的规模与范围，商人就须把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获取的商业资本，重新投入到商业经营的活动中。战国秦汉时期，中小商人构成了商人的主体。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是在春秋中后期“工商食官”解体后由普通的商业劳动者转化而来以外，大部分则是已经破产或行将破产的个体农民，在商业经营活动较高利润率的驱使下，以经营“末业”作为“贫者之资”。（《史记·货殖列传》）因此，他们多缺少商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只能从事一些“贩夫贩妇”的小本生意。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不可能普遍地提高社会商品生产的整体技术水平，更不能把这种家庭化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扩大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商业经营上，理应以扩大再生产为主。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却时常使他们举步维艰，仍多重复着简单再生产。从经营规模上看，大商人所经营的工商型“企业”，一般是比较大的。以铁石鼓铸为例，“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由于这些“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的雇佣人员，大抵尽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如此弃农经商就可能“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以上引文均见《盐铁论·复古》）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封建国家对此类“企业”多是采取抑制的政策，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国营就是明证。另外，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需“各任其能，竭其力”，（《史记·货殖列传》）风险较大，往往有破产之虞。经营的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因此，大商人在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常以维持经营现状为上策。从商品经营的种类上看，有些商品受其特性的制约，经营的规模不宜过大，如酿酒销售的收益是颇丰的，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酤一岁”也仅有“千酿”而已。这主要就是受当时生产技术所限，酿出的酒的度数不高，容易***变质所致。所以，此类商品的生产、销售的经营规模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追利逐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进行简单再生产，对于商人来说，虽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求富途径，但在“求富无涯”等观念的影响下，从主观愿望上讲，他们仍多希望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来更快、更多地赚取高额商业利润。如战国时期的猗顿，原是“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史记·货殖列传》注）后经陶朱公指点迷津，来到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数，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后把资本投入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上，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成为“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的大商人。又如在西汉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汉兴七十余年之问，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同时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商业管理政策也比较宽松，这就为商人进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外部环境。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等，都是在此期间扩大冶铁生产，成为可比“素封”之家的富商大贾。
二、 经营土地与高利贷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另外，影响商业经营的其它因素尚有很多。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便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经营稳定、风险小、获利多的购买、经营土地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等其它行业。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土地的自然属性、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及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政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一种能生息的资本。商人购买大量的土地，是想通过土地的租佃关系，来获得“见税什五”的地租。这种“田农”式的经营方式，虽是“掘业”，赢利不多，但却具有“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的较为稳定的收入。如果能经营一些如“千树枣”、“千树橘”、“千树萩”、“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之类的经济作物，则会有更大的收益，其富“皆与千户侯等”。另外，与商业资本不同，土地是一种不动产，它不忧水火，不怕盗贼，在战乱四起之时，不象商业资本那样，随时有丧失的危险。因此，更促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的财富观念。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使人们的财富观念有所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但大多数人对财富的基本观念，仍离不开土地。即使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的司马迁，也持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土地为最终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多实行“重农抑末”的商业管理政策，鼓励民众向土地投资。一些地方官吏，如“循吏”，对此也多能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汉书·地理志》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从商贾到农桑，从末到本，无疑就是把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汉书》中所称的其他循吏，如龚遂等，几乎都是以劝农弃商为务，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自春秋以来，“田里不鬻”的陈规就已被打破，进入战国秦汉，土地便可自由买卖了。封建政府虽然有时颁布一些限止商人占田的诏令，但那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阻止商人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的狂潮。汉武帝时期，通过告缗，没收商人的土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现据此粗算其在全国耕地中所占有的份额如下：《汉书·地理志》载，平帝时，全国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耕田八百二十七万余顷。武帝时期属西汉盛世，全国邑县、耕地当与之相差不大。取其整数，县以千三百计，每县以没收田二百顷计，则共没收土地为二十六万顷，约占全国耕地的3.14％。若加上其他未犯法，没被没收的商贾的土地，则数量更多。而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商贾兼并土地比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投向土地为其一个极为重要的流向。
经营高利贷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借、贷双方。战国秦汉时期，这一条件已完全具备。先看货方，当时商人首先在流通领域，活跃起来，于是各地出现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的专门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三河、巴蜀、齐鲁、燕赵、楚越之间，随处都可以看到商人的足迹。其中，“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铁论·力耕》）最为著名。他们或行贾郡国，或以冶铁起家，皆累积有巨额的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除供他们经营商业和购买土地外，放高利贷便成为一个较主要的出路。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高利贷获利多，这便刺激了一些大地主和不法官吏的贪欲，他们也纷纷加入到经营高利贷的行列。再看借方，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小农构成了社会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虽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同市场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丰穰之时，粮食多了，需要卖出；饥馑之际，青黄不接，又需买入。由于小农对外来破坏因素的承受能力较小，在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或因官府严酷的剥削，加以婚丧嫁娶的花费等，往往要向贷家举借。另外，小工商业者因缺乏资金，周转困难；官府在财政紧张时，也都要向高利贷者借债。由此就促使高利贷活动十分活跃。
史载：
燕地3000余里，兵甲数十万，车600乘，骑6000匹
赵地2000余里，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韩1000余里，带甲数十万
魏地1000余里，然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无如魏者（魏国在中原五国中人口、甲兵第一）
齐地2000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地3000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地5000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估计：
燕面积大约30万平方千米，人口200万
都城蓟（天津蓟县），疆域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天津、辽宁南部，内蒙部分地区，后来拓展到朝鲜半岛（面积会超过春秋时期，大约30多万平方千米）
赵面积大约3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400万
都城邯郸，疆域包括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中部、北部地区。
齐面积大约20万平方千米，人口400万
都城临淄，疆域包括山东北部、东部、黄河入海口一带、河北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地区。
魏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
都城安邑，后迁至大梁，疆域包括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东部、安徽北部部分地区。
韩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
都城平阳，后迁至新郑，疆域包括山西西部、河南西部、河南中北部、
陕西东南部，长平之战前山西领土全部划给赵国，韩国面积这时大概只剩下不到10万平方千米。）
楚面积大约150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
都城郢，后迁至寿春，最大时疆域包括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重庆、江苏、浙江、四川大部、云南部分地区、广西部分地区（桂林、柳州）、广东珠江部分地区、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山东西南、东南部沿海，面积大概有30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500万。
秦面积大约50万平千米，人口300万
都成雍，后迁至咸阳，疆域包括陕西大部、山西西南、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内蒙古部分地区。长平之战后汉中、蜀郡部分划入秦地，面积大概可以达到10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400余万。
吴从楚巫家臣开始算起到灭国不过百余年，疆域约10万平方千米，人口达到100万。
越，允常时期面积超过5万平方千米，人口数十万，后灭吴，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人口100余万。
其它小国的命运：
鲁，山东西南，面积大约2万多，人口数十万，后来被楚国吞并。
郑，河南中部，面积大约2万，人口数十万，被韩国灭掉。
卫，齐桓公城邢救卫时人口不过5000。之后大约包括濮阳附近地区，面积约1万，人口十余万。
宋，安徽大部、江苏部分、河南东部（一小块），面积大约5万平方千米，人口不超过100万。 被 齐国、魏国、楚国 联合攻灭。大部分地区，被并入楚国。河南东部并入魏国。山东西部被并入齐国。山东西南部并入楚国。安徽地区、江苏地区并入楚国。
燕策三
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与宋。
三国惧，乃罢兵。魏军其西，齐军其东，楚军欲还，不可得也。景阳乃开西和门，昼以车骑，暮以烛，见通使于魏。齐师怪之，以为燕、楚与魏谋之，乃引兵而去。齐兵已去，魏失其与国，无与共击楚，乃夜遁。楚师乃还。
此策专记楚将景阳善用兵事迹，不类纵横家言，应采自某种兵家书。景阳事，又见于《史记》及《淮南子》。
《楚世家》：考烈王“六年（前257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
“雝丘”即雍丘，今河南杞县。“攻魏雝丘，取之，以与宋”，则其时宋尚在，故此策系年必在前286年齐灭宋以前。据此，则景阳为楚顷襄王、考烈王时期将领，其活动时间，不出于前300至前250年前后这四五十年间。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发生的齐、韩、魏共攻燕事件，恐怕应以前295年可能性为最大。前296年，三国攻秦破函谷关，燕趁机出兵偷袭齐国，引发了次年的“权之难”。三国共攻燕，燕军大败，损兵十万。楚遂派出景阳救燕。此次楚人之所以要出兵数千里以救远国，是因为自从前301年垂沙之败，与三国缔结和约以后，楚与三国的关系始终未得到根本改善。原因一是前298-前296年三国悍然发动攻秦，客观上造成了秦扣留楚怀王的后果，二是前296年韩襄王死后，楚与齐魏围绕着韩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是齐军悍然入韩，以暴力手段驱逐了楚人支持的韩太子几瑟。
虽然楚顷襄王派出景阳救燕，但迫于地理限制，这次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于是借故水灾“于是遂不救燕”。由策文观之，景阳的军事才能在于能率领一支偏师，在中原与齐、魏两国军队（此前十几年间这支两国联军在对楚、秦、燕的战争中均大获全胜）巧妙周旋，顺利完成了战术任务。前295年距前257年景阳救邯郸有38年，当时景阳大概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将领。但其后不久楚国遭受即遭受大难，腹地被秦攻占，只得避秦东迁。景阳的军事才能，只好等到其晚年楚参加合纵以及用兵淮泗时才得到了发挥。
《淮南子·汜论训》：“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所谓“威服诸侯”，应是考烈王时期的情形。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部列有“《景子》十三篇。”，不录著者，应为景阳及其门徒所撰。
作者:贝亚恩
据载，周初姬仲封于制，是为东虢，270余年后东虢为郑所吞。东虢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太短，见诸典籍的文字甚少，这一切让寻找它踪迹的人们屡屡失望。
自河南省郑州荥阳市豫龙镇北行，坑坑洼洼的道路让三轮钢筋扎起的车篷疯狂作响，马达轰鸣声中简陋的车身恍然变成西周时郑国的战车，跌跌撞撞地奔向东虢。
半个小时的颠簸，十数里的行程，我终于站在豫龙镇寨杨村西北的娘娘寨遗址前，这一天是公元2005年11月19日。
少见的西周古城遗址
远远的，一处突兀于地面5米左右的城墙进入视野，随同的当地人用手一指：那儿就是娘娘寨。
如果不用心，你不会注意到它的不同寻常。
与周围长满麦苗的庄稼地相比，它仅仅是高出地面数米，从土壤上讲，它就地取材筑土成墙、围墙成寨，寨内同样是平整的庄稼地，青青的麦苗在寒风中依然呈现勃勃生机。
但，这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城。
远处望去，用土夯筑的城墙上零零散散长着几颗小树，风雨侵蚀过后城墙上明显松动的夯土、不同程度的滑坡，见证了它经历过的近三千年风雨。
沿城墙环行，让人惊奇的是土城墙没有一处断开，依然围拢成环，除了寨门，你从哪儿也进不去寨子。城墙脚下被人踩出一条清晰的小道，看来喜欢围着娘娘寨环行的人为数不少。
娘娘寨寨门位于正东，其实所谓的寨门只是城墙的豁口，入寨门缓缓上行三十米，方达寨内土地的平面，西北方向数十名当地村民正在考古人员的指挥下清理探方(成规格用来考古挖掘的土坑)，几个探方内的泥土已清理完毕，寨子西城墙下一段深五六米的护城河也显露出来。
娘娘寨早已有之，但对古城遗址的发掘却刚刚开始。
南水北调中线渠线确定后，考古人员对沿线文物进行普查，结合此前在娘娘寨地面和城墙中找到的陶片，遂决定对娘娘寨发掘。
今年4月底，大规模的勘探发掘开始，考古人员在寨内土层下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碎陶片，战国土层下还发现春秋时期的灰坑，以及西周陶片，更在城墙外发现一处护城河。
这是一次让人惊喜的发现，这片2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随后被考古人员确认为一处重要的西周时期城址。年代如此久远、保存如此完整的城址实数罕见，它的出现让考古界人士欣喜不已。
虢国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虢国的记载不少。《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下云：“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这是最早出现三个虢国的文献记录。《水经注·河水》卷四：“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这里又把班固所讲的陕县之虢称为南虢。《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灭小虢”。这样周代就有了东、西、南、北和小虢五个虢国。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它们的封君、地望、变迁等问题记载不清，且多有互相ｄǐ＠①牾之处，致使东汉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近年三门峡虢国墓地的新发现，为我们探讨虢国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武王克商后，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虢仲、虢叔所封之国便是两个重要的姬姓国。《左传》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仲、叔皆虢君字。”孔颖达《疏》引贾逵曰：“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异母弟。”《国语·晋语四》云：“文王敬友二虢……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二虢。”因此，可以肯定周初只能有文王弟虢仲、虢叔所封的两个虢国，不会有第三个虢国。但虢仲、虢叔谁封在东虢，谁封在西虢，古人却说法不一。
古虢国
三门峡曾经是古虢国的都城。如果从那时算起，三门峡的“市”已经超过3000年。
1990年9月17日，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编号为M2009的古墓进行发掘。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考古专家从这个器物铭文为“虢仲”的墓中出土珍贵文物3600多件（套）。其中的724件（组）玉器，以其数量多、品种全、工艺精和玉质好，为周代考古所罕见。对这个墓葬的发掘，被评为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惊世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学术界、考古界的虢国文化研究热。依托虢仲、虢季两个国君墓建成的虢国博物馆，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博物馆和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一起，跻身驰名中外的中国三大遗址博物馆。
1996年，虢国墓地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虢国墓地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和20世纪河南10项重大考古发现。
2003年，虢国博物馆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十大陈列精品”。
古虢国简介三
古城是对古国存在的最原始、最雄辩的证明和写照。
自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古虢国国君兆域区后，寻找古虢国都邑———上阳城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957年，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三门峡市区东南部的李家窑发现了大面积西周时期的文化遗迹。经过钻探和试掘，考古专家初步确定为虢都上阳城遗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对李家窑遗址进行持续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2000年1月，为配合城市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对位于虢国墓地东南2公里的李家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经过整整一年的工作，相继发掘出城垣、城壕、水管、宫殿、道路等建筑遗址。这个在地下掩埋了2600多年、让考古工作者苦苦寻觅近半个世纪的虢国都城———上阳城，终于重见天日。
2001年1月8日，冒着纷纷瑞雪，我来到李家窑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专家发掘出的城垣墙基宽达6米，残存高度在0．5米至1．8米之间。墙基采用大版筑和集束棍夯分层夯筑，夯层厚度4厘米至7厘米。在城垣外侧，平行环绕着两道城壕，内城壕宽13至17米，深6至10米；外城壕宽15至22米，深4至6米。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这种双城壕的设置十分罕见。与现代战争相比，攻城掠地对古代战争显得更为重要，城垣的出现，也许正是人类战争的产物。因此，这种“双保险”的城壕与山西潞城县发现的商周古城双城垣设置一样，对研究和了解古代都城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及人类战争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城垣之内，考古专家发现了周长约1350米的虢国宫城的遗迹。宫城内，宫殿遗址上的柱洞直径粗达1米，可以想见当时建筑的巍峨宏大。横贯宫城中部的陶制水管道完整保存了160多米，每节圆形管道的接口为子母口套接，这与我们当今的供、排水管道的原理完全一致。为防止陶管受压损坏，在部分地段，管道铺设在石头砌成的沟内。另外，在宫城和城垣之间，散布着制骨、制陶、冶铜作坊和粮库，并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骨器成品、半成品，骨料及制骨工具铜锯、砺石，陶器的成品、半成品等珍贵文物……虢国都城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城市构筑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上阳城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周晚期没有发现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空白，为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虢国这一两周时期的重要方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西周考古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有明确纪年的断代标尺。
古虢国简介四
“西看秦皇兵马俑，东看虢国车马坑！”虢国留给后人的，除了精美绝伦的玉器、青铜器及少量金器外，那规模庞大的地下军阵———威武神秘的车马坑，无疑是视觉张力最强的景观。
在三门峡市区，有两个陈列车马坑的博物馆。一个是1957年发掘的大夫级别的虢国贵族陪葬车马坑，有5辆战车、10匹战马；另一个便是1991年发掘的虢国国君虢季的陪葬车马坑。
虢季的陪葬车马坑南北长61米，东西宽21米，共发现战车46辆、战马60余匹。据文物部门介绍，在虢国国君兆域区内，经过钻探，已发现大型车马坑12座、中小型车马坑20余座，有战车150至200辆、战马300至500匹。这种兵强马壮的场面，是当时虢国军事实力的真实写照。
站在车马坑前，俯在明亮的不锈钢栏杆上，我注视着两名文物工作者为保护马骨而正在进行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从她们小心翼翼的动作中，我觉察到一种在寂静中触摸到历史脉搏的激动。在我眼中，她们不是在用药水固定马骨，而是正在拼接历史的骨架。此时，展厅中没有游客，空旷与静谧中，弥漫着考古工作的寂寞和遥远。
这些封存在黄土之中2700多年的马骨整齐地排列着，排列成战阵模样。只是这些骨殖上的生命早已冰冷，无法如虢国国君所期望的那样营造出战马嘶鸣旌旗招展车轮滚滚烟尘蔽日的威武气势。
战车是春秋时期军队最重要的装备。在“春秋无义战”的烽火狼烟中，战车以其良好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攻击力，成为冲锋陷阵的主角，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标志，以至有了“百乘之国”、“千乘之国”和“万乘之国”的称谓。如今，战车的这种作用，仍以“车”的形式保留在中国象棋之中———“一车十子寒”、“三步不出车正死棋”的说法，正是诸侯争霸时期战车威力的延续。
按照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当时的每乘战车，最低级别也相当于如今的一个排级单位。照此推算，虢季的陪葬战车，为一个团的建制，整个虢国墓地中，掩埋着一个“机械化师”的全部装备———这对于一个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的诸侯邦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看来，典籍所载虢国国君骄奢淫逸，穷兵黩武，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并非贬斥之辞。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记，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71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15人（一说16人），同姓40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然而，经过残酷的兼并战争，到春秋晚期，姬姓封国已被消灭殆尽。到了战国时期，争霸的七雄为清一色的外姓诸侯，这其中又蕴含着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郑州消息 “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人心目中的叶公形象与历史上的叶公真人不符，我们有责任还其庐山真面目。”在我国首次发行成语故事《叶公好龙》特种邮票时，郑州大学教授安国楼博士说。
我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的故事家喻户晓，喜假龙而惧真龙的叶公，成了口是心非、虚伪者的象征。殊不知，历史上的叶公不仅是叶姓的始祖，还是春秋楚国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据专家考证，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是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是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是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是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是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作者：张弘
【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大体可分为：经营商业、经营土地和高利贷、窖藏与浪费、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贸易。这些流向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正 文】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业经营的主体——商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并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除了对当时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外，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 经营商业
经营商业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一个主要渠道。为使商业经营活动能周而复始地进行，不断扩大其经营的规模与范围，商人就须把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获取的商业资本，重新投入到商业经营的活动中。战国秦汉时期，中小商人构成了商人的主体。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是在春秋中后期“工商食官”解体后由普通的商业劳动者转化而来以外，大部分则是已经破产或行将破产的个体农民，在商业经营活动较高利润率的驱使下，以经营“末业”作为“贫者之资”。（《史记·货殖列传》）因此，他们多缺少商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只能从事一些“贩夫贩妇”的小本生意。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不可能普遍地提高社会商品生产的整体技术水平，更不能把这种家庭化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扩大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商业经营上，理应以扩大再生产为主。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却时常使他们举步维艰，仍多重复着简单再生产。从经营规模上看，大商人所经营的工商型“企业”，一般是比较大的。以铁石鼓铸为例，“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由于这些“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的雇佣人员，大抵尽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如此弃农经商就可能“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以上引文均见《盐铁论·复古》）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封建国家对此类“企业”多是采取抑制的政策，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国营就是明证。另外，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需“各任其能，竭其力”，（《史记·货殖列传》）风险较大，往往有破产之虞。经营的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因此，大商人在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常以维持经营现状为上策。从商品经营的种类上看，有些商品受其特性的制约，经营的规模不宜过大，如酿酒销售的收益是颇丰的，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酤一岁”也仅有“千酿”而已。这主要就是受当时生产技术所限，酿出的酒的度数不高，容易***变质所致。所以，此类商品的生产、销售的经营规模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追利逐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进行简单再生产，对于商人来说，虽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求富途径，但在“求富无涯”等观念的影响下，从主观愿望上讲，他们仍多希望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来更快、更多地赚取高额商业利润。如战国时期的猗顿，原是“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史记·货殖列传》注）后经陶朱公指点迷津，来到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数，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后把资本投入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上，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成为“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的大商人。又如在西汉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汉兴七十余年之问，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同时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商业管理政策也比较宽松，这就为商人进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外部环境。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等，都是在此期间扩大冶铁生产，成为可比“素封”之家的富商大贾。
二、 经营土地与高利贷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另外，影响商业经营的其它因素尚有很多。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便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经营稳定、风险小、获利多的购买、经营土地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等其它行业。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土地的自然属性、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及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政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一种能生息的资本。商人购买大量的土地，是想通过土地的租佃关系，来获得“见税什五”的地租。这种“田农”式的经营方式，虽是“掘业”，赢利不多，但却具有“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的较为稳定的收入。如果能经营一些如“千树枣”、“千树橘”、“千树萩”、“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之类的经济作物，则会有更大的收益，其富“皆与千户侯等”。另外，与商业资本不同，土地是一种不动产，它不忧水火，不怕盗贼，在战乱四起之时，不象商业资本那样，随时有丧失的危险。因此，更促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的财富观念。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使人们的财富观念有所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但大多数人对财富的基本观念，仍离不开土地。即使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的司马迁，也持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土地为最终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多实行“重农抑末”的商业管理政策，鼓励民众向土地投资。一些地方官吏，如“循吏”，对此也多能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汉书·地理志》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从商贾到农桑，从末到本，无疑就是把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汉书》中所称的其他循吏，如龚遂等，几乎都是以劝农弃商为务，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自春秋以来，“田里不鬻”的陈规就已被打破，进入战国秦汉，土地便可自由买卖了。封建政府虽然有时颁布一些限止商人占田的诏令，但那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阻止商人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的狂潮。汉武帝时期，通过告缗，没收商人的土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现据此粗算其在全国耕地中所占有的份额如下：《汉书·地理志》载，平帝时，全国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耕田八百二十七万余顷。武帝时期属西汉盛世，全国邑县、耕地当与之相差不大。取其整数，县以千三百计，每县以没收田二百顷计，则共没收土地为二十六万顷，约占全国耕地的3.14％。若加上其他未犯法，没被没收的商贾的土地，则数量更多。而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商贾兼并土地比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投向土地为其一个极为重要的流向。
经营高利贷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借、贷双方。战国秦汉时期，这一条件已完全具备。先看货方，当时商人首先在流通领域，活跃起来，于是各地出现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的专门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三河、巴蜀、齐鲁、燕赵、楚越之间，随处都可以看到商人的足迹。其中，“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铁论·力耕》）最为著名。他们或行贾郡国，或以冶铁起家，皆累积有巨额的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除供他们经营商业和购买土地外，放高利贷便成为一个较主要的出路。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高利贷获利多，这便刺激了一些大地主和不法官吏的贪欲，他们也纷纷加入到经营高利贷的行列。再看借方，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小农构成了社会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虽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同市场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丰穰之时，粮食多了，需要卖出；饥馑之际，青黄不接，又需买入。由于小农对外来破坏因素的承受能力较小，在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或因官府严酷的剥削，加以婚丧嫁娶的花费等，往往要向贷家举借。另外，小工商业者因缺乏资金，周转困难；官府在财政紧张时，也都要向高利贷者借债。由此就促使高利贷活动十分活跃。
史载：
燕地3000余里，兵甲数十万，车600乘，骑6000匹
赵地2000余里，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韩1000余里，带甲数十万
魏地1000余里，然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无如魏者（魏国在中原五国中人口、甲兵第一）
齐地2000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地3000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地5000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估计：
燕面积大约30万平方千米，人口200万
都城蓟（天津蓟县），疆域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天津、辽宁南部，内蒙部分地区，后来拓展到朝鲜半岛（面积会超过春秋时期，大约30多万平方千米）
赵面积大约3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400万
都城邯郸，疆域包括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中部、北部地区。
齐面积大约20万平方千米，人口400万
都城临淄，疆域包括山东北部、东部、黄河入海口一带、河北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地区。
魏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
都城安邑，后迁至大梁，疆域包括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东部、安徽北部部分地区。
韩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
都城平阳，后迁至新郑，疆域包括山西西部、河南西部、河南中北部、
陕西东南部，长平之战前山西领土全部划给赵国，韩国面积这时大概只剩下不到10万平方千米。）
楚面积大约150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
都城郢，后迁至寿春，最大时疆域包括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重庆、江苏、浙江、四川大部、云南部分地区、广西部分地区（桂林、柳州）、广东珠江部分地区、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山东西南、东南部沿海，面积大概有30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500万。
秦面积大约50万平千米，人口300万
都成雍，后迁至咸阳，疆域包括陕西大部、山西西南、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内蒙古部分地区。长平之战后汉中、蜀郡部分划入秦地，面积大概可以达到10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400余万。
吴从楚巫家臣开始算起到灭国不过百余年，疆域约10万平方千米，人口达到100万。
越，允常时期面积超过5万平方千米，人口数十万，后灭吴，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人口100余万。
其它小国的命运：
鲁，山东西南，面积大约2万多，人口数十万，后来被楚国吞并。
郑，河南中部，面积大约2万，人口数十万，被韩国灭掉。
卫，齐桓公城邢救卫时人口不过5000。之后大约包括濮阳附近地区，面积约1万，人口十余万。
宋，安徽大部、江苏部分、河南东部（一小块），面积大约5万平方千米，人口不超过100万。 被 齐国、魏国、楚国 联合攻灭。大部分地区，被并入楚国。河南东部并入魏国。山东西部被并入齐国。山东西南部并入楚国。安徽地区、江苏地区并入楚国。
燕策三
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与宋。
三国惧，乃罢兵。魏军其西，齐军其东，楚军欲还，不可得也。景阳乃开西和门，昼以车骑，暮以烛，见通使于魏。齐师怪之，以为燕、楚与魏谋之，乃引兵而去。齐兵已去，魏失其与国，无与共击楚，乃夜遁。楚师乃还。
此策专记楚将景阳善用兵事迹，不类纵横家言，应采自某种兵家书。景阳事，又见于《史记》及《淮南子》。
《楚世家》：考烈王“六年（前257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
“雝丘”即雍丘，今河南杞县。“攻魏雝丘，取之，以与宋”，则其时宋尚在，故此策系年必在前286年齐灭宋以前。据此，则景阳为楚顷襄王、考烈王时期将领，其活动时间，不出于前300至前250年前后这四五十年间。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发生的齐、韩、魏共攻燕事件，恐怕应以前295年可能性为最大。前296年，三国攻秦破函谷关，燕趁机出兵偷袭齐国，引发了次年的“权之难”。三国共攻燕，燕军大败，损兵十万。楚遂派出景阳救燕。此次楚人之所以要出兵数千里以救远国，是因为自从前301年垂沙之败，与三国缔结和约以后，楚与三国的关系始终未得到根本改善。原因一是前298-前296年三国悍然发动攻秦，客观上造成了秦扣留楚怀王的后果，二是前296年韩襄王死后，楚与齐魏围绕着韩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是齐军悍然入韩，以暴力手段驱逐了楚人支持的韩太子几瑟。
虽然楚顷襄王派出景阳救燕，但迫于地理限制，这次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于是借故水灾“于是遂不救燕”。由策文观之，景阳的军事才能在于能率领一支偏师，在中原与齐、魏两国军队（此前十几年间这支两国联军在对楚、秦、燕的战争中均大获全胜）巧妙周旋，顺利完成了战术任务。前295年距前257年景阳救邯郸有38年，当时景阳大概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将领。但其后不久楚国遭受即遭受大难，腹地被秦攻占，只得避秦东迁。景阳的军事才能，只好等到其晚年楚参加合纵以及用兵淮泗时才得到了发挥。
《淮南子·汜论训》：“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所谓“威服诸侯”，应是考烈王时期的情形。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部列有“《景子》十三篇。”，不录著者，应为景阳及其门徒所撰。
作者:贝亚恩
据载，周初姬仲封于制，是为东虢，270余年后东虢为郑所吞。东虢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太短，见诸典籍的文字甚少，这一切让寻找它踪迹的人们屡屡失望。
自河南省郑州荥阳市豫龙镇北行，坑坑洼洼的道路让三轮钢筋扎起的车篷疯狂作响，马达轰鸣声中简陋的车身恍然变成西周时郑国的战车，跌跌撞撞地奔向东虢。
半个小时的颠簸，十数里的行程，我终于站在豫龙镇寨杨村西北的娘娘寨遗址前，这一天是公元2005年11月19日。
少见的西周古城遗址
远远的，一处突兀于地面5米左右的城墙进入视野，随同的当地人用手一指：那儿就是娘娘寨。
如果不用心，你不会注意到它的不同寻常。
与周围长满麦苗的庄稼地相比，它仅仅是高出地面数米，从土壤上讲，它就地取材筑土成墙、围墙成寨，寨内同样是平整的庄稼地，青青的麦苗在寒风中依然呈现勃勃生机。
但，这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城。
远处望去，用土夯筑的城墙上零零散散长着几颗小树，风雨侵蚀过后城墙上明显松动的夯土、不同程度的滑坡，见证了它经历过的近三千年风雨。
沿城墙环行，让人惊奇的是土城墙没有一处断开，依然围拢成环，除了寨门，你从哪儿也进不去寨子。城墙脚下被人踩出一条清晰的小道，看来喜欢围着娘娘寨环行的人为数不少。
娘娘寨寨门位于正东，其实所谓的寨门只是城墙的豁口，入寨门缓缓上行三十米，方达寨内土地的平面，西北方向数十名当地村民正在考古人员的指挥下清理探方(成规格用来考古挖掘的土坑)，几个探方内的泥土已清理完毕，寨子西城墙下一段深五六米的护城河也显露出来。
娘娘寨早已有之，但对古城遗址的发掘却刚刚开始。
南水北调中线渠线确定后，考古人员对沿线文物进行普查，结合此前在娘娘寨地面和城墙中找到的陶片，遂决定对娘娘寨发掘。
今年4月底，大规模的勘探发掘开始，考古人员在寨内土层下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碎陶片，战国土层下还发现春秋时期的灰坑，以及西周陶片，更在城墙外发现一处护城河。
这是一次让人惊喜的发现，这片2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随后被考古人员确认为一处重要的西周时期城址。年代如此久远、保存如此完整的城址实数罕见，它的出现让考古界人士欣喜不已。
虢国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虢国的记载不少。《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下云：“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这是最早出现三个虢国的文献记录。《水经注·河水》卷四：“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这里又把班固所讲的陕县之虢称为南虢。《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灭小虢”。这样周代就有了东、西、南、北和小虢五个虢国。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它们的封君、地望、变迁等问题记载不清，且多有互相ｄǐ＠①牾之处，致使东汉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近年三门峡虢国墓地的新发现，为我们探讨虢国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武王克商后，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虢仲、虢叔所封之国便是两个重要的姬姓国。《左传》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仲、叔皆虢君字。”孔颖达《疏》引贾逵曰：“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异母弟。”《国语·晋语四》云：“文王敬友二虢……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二虢。”因此，可以肯定周初只能有文王弟虢仲、虢叔所封的两个虢国，不会有第三个虢国。但虢仲、虢叔谁封在东虢，谁封在西虢，古人却说法不一。
古虢国
三门峡曾经是古虢国的都城。如果从那时算起，三门峡的“市”已经超过3000年。
1990年9月17日，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编号为M2009的古墓进行发掘。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考古专家从这个器物铭文为“虢仲”的墓中出土珍贵文物3600多件（套）。其中的724件（组）玉器，以其数量多、品种全、工艺精和玉质好，为周代考古所罕见。对这个墓葬的发掘，被评为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惊世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学术界、考古界的虢国文化研究热。依托虢仲、虢季两个国君墓建成的虢国博物馆，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博物馆和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一起，跻身驰名中外的中国三大遗址博物馆。
1996年，虢国墓地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虢国墓地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和20世纪河南10项重大考古发现。
2003年，虢国博物馆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十大陈列精品”。
古虢国简介三
古城是对古国存在的最原始、最雄辩的证明和写照。
自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古虢国国君兆域区后，寻找古虢国都邑———上阳城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957年，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三门峡市区东南部的李家窑发现了大面积西周时期的文化遗迹。经过钻探和试掘，考古专家初步确定为虢都上阳城遗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对李家窑遗址进行持续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2000年1月，为配合城市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对位于虢国墓地东南2公里的李家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经过整整一年的工作，相继发掘出城垣、城壕、水管、宫殿、道路等建筑遗址。这个在地下掩埋了2600多年、让考古工作者苦苦寻觅近半个世纪的虢国都城———上阳城，终于重见天日。
2001年1月8日，冒着纷纷瑞雪，我来到李家窑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专家发掘出的城垣墙基宽达6米，残存高度在0．5米至1．8米之间。墙基采用大版筑和集束棍夯分层夯筑，夯层厚度4厘米至7厘米。在城垣外侧，平行环绕着两道城壕，内城壕宽13至17米，深6至10米；外城壕宽15至22米，深4至6米。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这种双城壕的设置十分罕见。与现代战争相比，攻城掠地对古代战争显得更为重要，城垣的出现，也许正是人类战争的产物。因此，这种“双保险”的城壕与山西潞城县发现的商周古城双城垣设置一样，对研究和了解古代都城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及人类战争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城垣之内，考古专家发现了周长约1350米的虢国宫城的遗迹。宫城内，宫殿遗址上的柱洞直径粗达1米，可以想见当时建筑的巍峨宏大。横贯宫城中部的陶制水管道完整保存了160多米，每节圆形管道的接口为子母口套接，这与我们当今的供、排水管道的原理完全一致。为防止陶管受压损坏，在部分地段，管道铺设在石头砌成的沟内。另外，在宫城和城垣之间，散布着制骨、制陶、冶铜作坊和粮库，并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骨器成品、半成品，骨料及制骨工具铜锯、砺石，陶器的成品、半成品等珍贵文物……虢国都城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城市构筑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上阳城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周晚期没有发现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空白，为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虢国这一两周时期的重要方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西周考古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有明确纪年的断代标尺。
古虢国简介四
“西看秦皇兵马俑，东看虢国车马坑！”虢国留给后人的，除了精美绝伦的玉器、青铜器及少量金器外，那规模庞大的地下军阵———威武神秘的车马坑，无疑是视觉张力最强的景观。
在三门峡市区，有两个陈列车马坑的博物馆。一个是1957年发掘的大夫级别的虢国贵族陪葬车马坑，有5辆战车、10匹战马；另一个便是1991年发掘的虢国国君虢季的陪葬车马坑。
虢季的陪葬车马坑南北长61米，东西宽21米，共发现战车46辆、战马60余匹。据文物部门介绍，在虢国国君兆域区内，经过钻探，已发现大型车马坑12座、中小型车马坑20余座，有战车150至200辆、战马300至500匹。这种兵强马壮的场面，是当时虢国军事实力的真实写照。
站在车马坑前，俯在明亮的不锈钢栏杆上，我注视着两名文物工作者为保护马骨而正在进行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从她们小心翼翼的动作中，我觉察到一种在寂静中触摸到历史脉搏的激动。在我眼中，她们不是在用药水固定马骨，而是正在拼接历史的骨架。此时，展厅中没有游客，空旷与静谧中，弥漫着考古工作的寂寞和遥远。
这些封存在黄土之中2700多年的马骨整齐地排列着，排列成战阵模样。只是这些骨殖上的生命早已冰冷，无法如虢国国君所期望的那样营造出战马嘶鸣旌旗招展车轮滚滚烟尘蔽日的威武气势。
战车是春秋时期军队最重要的装备。在“春秋无义战”的烽火狼烟中，战车以其良好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攻击力，成为冲锋陷阵的主角，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标志，以至有了“百乘之国”、“千乘之国”和“万乘之国”的称谓。如今，战车的这种作用，仍以“车”的形式保留在中国象棋之中———“一车十子寒”、“三步不出车正死棋”的说法，正是诸侯争霸时期战车威力的延续。
按照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当时的每乘战车，最低级别也相当于如今的一个排级单位。照此推算，虢季的陪葬战车，为一个团的建制，整个虢国墓地中，掩埋着一个“机械化师”的全部装备———这对于一个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的诸侯邦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看来，典籍所载虢国国君骄奢淫逸，穷兵黩武，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并非贬斥之辞。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记，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71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15人（一说16人），同姓40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然而，经过残酷的兼并战争，到春秋晚期，姬姓封国已被消灭殆尽。到了战国时期，争霸的七雄为清一色的外姓诸侯，这其中又蕴含着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郑州消息 “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人心目中的叶公形象与历史上的叶公真人不符，我们有责任还其庐山真面目。”在我国首次发行成语故事《叶公好龙》特种邮票时，郑州大学教授安国楼博士说。
我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的故事家喻户晓，喜假龙而惧真龙的叶公，成了口是心非、虚伪者的象征。殊不知，历史上的叶公不仅是叶姓的始祖，还是春秋楚国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据专家考证，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是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是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是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是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是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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