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政权合法性▲
▲论儒家政权合法性▲
huns 周三 五月 05, 2010 10:11 pm
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对政治架构的合法性相当关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在自由主义世界里，人们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大多数人的选票以及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世上。只有拥有符合这一标准的合法性基础的政治代表，才能行使国家的政权权力。
任何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往往都存在这种合法性的危机，然而权威主义的本能决定了它也根本无法得到这样的合法性。所以自古以来的封建制、专制、独裁的社会，政权拥有者往往都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政权合法性的追寻，而直接在假设这个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下，干脆把自己打扮成已经代表了民意的基础上，行使权力。
我们的儒教政治文明正是应运权威主义政府而生。我们通观孔孟全书，看不到一个探究或询问政权合法性的字语，而在与之同时代的诸如苏格拉底，则早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在孔孟的思想里，它的对象只有现在的当权者和帝王，却根本不去关注这个政权和帝王是怎么来的？是杀人放火而来，是欺名盗世而来还是弑杀亲族篡权而来？儒教文明是不管的，所以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二千多年来，任何一种类型的统治者，不管是道貌岸然的，还是卑劣无耻的，都可以从儒教文明中得到建立统治基石的理论支撑。
儒教文明抛弃政权的合法性这个最根本的前提，却只从维护政权的角度出发，柬议现有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否无赖）如何施行有效性，于是抛出了“仁政”说。人们往往会被儒教的这个仁政迷惑住，殊不知这已经在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反动的帮凶。
仁政首先要求被统治者无条件服从统治者，为什么要服从呢？它摆出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所谓“选贤与能”或“贤人治国”。
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
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要求。它对为政者的唯一要求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管其政权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还是前任授予的，抑或是武力夺来的。
可见，抛弃了合法性的诉求，仁政的教义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它把实现清明政治的理想，完全寄托在了已有政权领导及其集团成员的个人自律自省的基础上了。
其次，它倡导精英治国，但对精英标准的衡量却摈弃最广泛民众的参与。
仁政的基本要素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主流文化的属性，而其逻辑前提是儒家关于人性的判断，即“性善论”。论关于人性的判断是一切政治哲学的根基。
自由民主主义的人性假设是“人性恶”，为政者也不例外，所以被统治者必须制约为政者，使之无法祸国殃民，对于他们来说，政府也是一种“必要的恶”。但儒家却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孟子。尽心上》）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基于这种理念，儒家就否定了民众需要对政府和政权所有者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并且干脆在治国的程序上，彻底摈弃民众的参与，惟推崇具有自律自省功能的，符合它之所谓“贤人”标准的精英负责治理和帮助统治国家，而广大的民众则只要扮演好安分的被统治者角色便行！
自由民主主义认为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社会。但儒家却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
那么，谁来代表共同体的利益呢？儒家告诉我们说是政府。儒家反对“主权在民”原则，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在现代条件下，儒家所支持的政治形态显然是权威主义政治。
儒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说法，它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驳许行“君臣并耕”之说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孟子。腾文公上》）。
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离娄上》）。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
那么。谁是大德之人呢？这个大德的标准是什么呢？又有谁来参与评判这个大德？又是谁来确定哪个所谓“大德之人”来执掌天下？这些，都是儒家所未曾细分阐述的。他只是告诉你，圣人就是圣人，天子就是天子，老底子就是的，你不要怀疑，也没有资格怀疑！
(编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bb228010006xy.html
任何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往往都存在这种合法性的危机，然而权威主义的本能决定了它也根本无法得到这样的合法性。所以自古以来的封建制、专制、独裁的社会，政权拥有者往往都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政权合法性的追寻，而直接在假设这个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下，干脆把自己打扮成已经代表了民意的基础上，行使权力。
我们的儒教政治文明正是应运权威主义政府而生。我们通观孔孟全书，看不到一个探究或询问政权合法性的字语，而在与之同时代的诸如苏格拉底，则早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在孔孟的思想里，它的对象只有现在的当权者和帝王，却根本不去关注这个政权和帝王是怎么来的？是杀人放火而来，是欺名盗世而来还是弑杀亲族篡权而来？儒教文明是不管的，所以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二千多年来，任何一种类型的统治者，不管是道貌岸然的，还是卑劣无耻的，都可以从儒教文明中得到建立统治基石的理论支撑。
儒教文明抛弃政权的合法性这个最根本的前提，却只从维护政权的角度出发，柬议现有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否无赖）如何施行有效性，于是抛出了“仁政”说。人们往往会被儒教的这个仁政迷惑住，殊不知这已经在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反动的帮凶。
仁政首先要求被统治者无条件服从统治者，为什么要服从呢？它摆出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所谓“选贤与能”或“贤人治国”。
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
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要求。它对为政者的唯一要求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管其政权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还是前任授予的，抑或是武力夺来的。
可见，抛弃了合法性的诉求，仁政的教义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它把实现清明政治的理想，完全寄托在了已有政权领导及其集团成员的个人自律自省的基础上了。
其次，它倡导精英治国，但对精英标准的衡量却摈弃最广泛民众的参与。
仁政的基本要素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主流文化的属性，而其逻辑前提是儒家关于人性的判断，即“性善论”。论关于人性的判断是一切政治哲学的根基。
自由民主主义的人性假设是“人性恶”，为政者也不例外，所以被统治者必须制约为政者，使之无法祸国殃民，对于他们来说，政府也是一种“必要的恶”。但儒家却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孟子。尽心上》）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基于这种理念，儒家就否定了民众需要对政府和政权所有者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并且干脆在治国的程序上，彻底摈弃民众的参与，惟推崇具有自律自省功能的，符合它之所谓“贤人”标准的精英负责治理和帮助统治国家，而广大的民众则只要扮演好安分的被统治者角色便行！
自由民主主义认为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社会。但儒家却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
那么，谁来代表共同体的利益呢？儒家告诉我们说是政府。儒家反对“主权在民”原则，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在现代条件下，儒家所支持的政治形态显然是权威主义政治。
儒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说法，它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驳许行“君臣并耕”之说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孟子。腾文公上》）。
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离娄上》）。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
那么。谁是大德之人呢？这个大德的标准是什么呢？又有谁来参与评判这个大德？又是谁来确定哪个所谓“大德之人”来执掌天下？这些，都是儒家所未曾细分阐述的。他只是告诉你，圣人就是圣人，天子就是天子，老底子就是的，你不要怀疑，也没有资格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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