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稻作的北上与东传★
★中国史前稻作的北上与东传★
huns 周三 五月 05, 2010 11:37 pm
一、江淮与黄淮地区史前稻作的基本概况１
中国史前稻作的北上与东传
裴安平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经济与社会》
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发源于长江流域的史前稻作农业也在不断北上和东传，其足迹不仅遍布我国的江淮与黄淮，还先后进入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稻作所到之处，既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当地文明的进程。
一、江淮与黄淮地区史前稻作的基本概况
江淮与黄淮都是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形地带，并可大体以秦岭、伏牛山、淮河作为它们的自然分界线。
虽然它们二者之间在许多地段并无地形地貌方面大的起伏和阻隔，且各时期考古学文化又多属同一系统，但毕竟相对位置有南北之别，环境有冷暖不同，稻作也互有早晚和个性。为了便于对它们在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准确定位，并有利于稻作北上过程的研究，这里将视它们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稻作区。
(一)江淮地区的史前稻作
江淮地区的大体范围是：江苏段，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安徽段，大别山以北，淮河以南；河南段，桐柏山以北，伏牛山以南。此外，秦岭南麓的汉水上游地区也包括在内。
据已有的资料，江淮之间现已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有如下基本特点。
1．江淮之间同是我国稻作与旱作的边缘地带
就稻作的启始时间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可到距今1万年以前，而江淮则只有距今约8 500年。与此同时，江淮之间还有一部分旱作。有的与水稻同时同地共存，如河南淅川黄楝树、①下集；②有的与水稻同时异地共存，如陕西西乡李家村、③何家湾④与南郑龙岗寺⑤三点，虽全部位于汉中盆地，但前二者稻作，后者粟作。不过，若与黄河两岸相比，这里旱作的比重又明显不在同一档次!
江淮之间之所以既有水稻又有旱作，可数量与规模又远不及长江和黄淮，这正是它地处各方边缘的真实写照。
江淮之间的边缘性质，关键就在那永远的中介地理位置使然。
首先影响的是气候。现代江淮之间的气候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既属亚热带的最北缘，又实际与温带的最南缘接壤。另外，中介的位置还使它更容易受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文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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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② 游清汉《淅川县下集附近发现古遗址》，《文物》1960年第1期。
③ 魏京武《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④ 同③。
⑤ 陕西考古研究所《龙岗寺一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
正因此，江淮之间农业的边缘性质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值得深究的是这里边缘性质的农业属于哪种类型?以稻为例，即有“原生型”与“次生型”两种。“原生型”意指这里稻作的出现与主产区同时，是本土起源；“次生型”意指是南部主产区影响或扩展的结果。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二种可能并存，但倾向“次生型”。因为那里既不见水稻的祖先普通野生稻，也不见与长江流域类似的早期稻作遗存。
2．水旱兼作，以稻为主
稻作自来江淮之地后，就始终是这里的主角。
在河南舞阳贾湖，发掘者对早、中、晚三期共12个灰坑进行了认真筛选，结果全部只见水稻。①在东部的江苏高邮龙虬庄，距今7000—5500年各文化层浮选出来的也全部是水稻。②这表明江淮之间有许多单纯种植水稻的地点。
尽管这里也发现了一些旱作地点，但时代都晚，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后，最早不超过距今6500年，而且还多与稻作共存。若与稻作相比，给人的印象是江淮之间旱地农业虽然在空间上与稻作呈混播态势，但时间晚，数量少，实力弱；而稻作却相反，时间早，种植面广，规模更大。
还值得注意的是，稻作在这里一直保持持续稳定不断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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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江苏高邮龙虬庄，地处江淮东部的里下河平原西缘，气候属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的过渡类型，年平均气温14．6℃，降雨1 022毫米，无霜期220天左右，土壤多为湖沼相沉积、肥沃，富含腐殖质。1993—1995年连续四次发掘，并被评为“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4年，遗址在73830的4个新石器文化层中浮选出炭化稻米5 000余粒，成为江淮地区出土稻米数量最多，跨越时间最长，从始至终不见旱地作物的代表性地点。
据研究，龙虬庄的稻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以第⑧层为代表，距今7000—6300年。
第二段，以第⑦、⑥、⑤层为代表，距今6300—5500年。
第三段，以第④层为代表，距今500—5000年。
三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有两个。其一，土壤中水稻植硅石的含量及其标志的稻作规模；其二，稻谷的大粒化过程及其标志的水稻种质与产量变化。
一般认为，当1克土壤中所含水稻植硅石数量在5 000个以上时，该土壤生长过水稻的可能性很大。由表11可知，除第⑧层较少为3 960个以外，其余诸层含量均在1万以上。由于第⑧层也同时发现有碳化稻，因此，各层植硅石含量的差异就表明，第⑧层早已开始种植水稻，但规模有限，而从第⑦层开始规模发生大的变化。
此外，从第⑧层到第④层，水稻植硅石含量由下往上逐渐增加。第⑦层是第⑧层的3倍多，第⑦层至第⑤层又均以50％左右的比率增长，第④层则是第⑤层的两倍以上。如将地下的植硅石含量换算成地上部干物重和稻谷产量，那第⑧层就分别是1.16和0．41t／a．cm，第⑦至⑤层分别是3．84～9．35和1．35～3．28t／a．cm，第④层分别是20．82和7．29t／a．cm。
上述现象表明，龙虬庄稻作三阶段的规模与产量存在不断提升的趋势，同时在龙虬庄前后l500年的稻作过程中，稻的产量很可能增长了18倍。第二段第⑦层比第一段第⑧层长3．29倍，⑥层比⑦层长1．58倍，⑤层比⑥层长1．54倍；第三段第④层比第二段第⑤层长2．22倍(图1)。
关于水稻稻粒大粒化趋势的认识是通过对T3830第④、⑥、⑦、⑧诸层所出粒形完整的炭化稻米测量而获得的。
由表2可知，第④层的粒长平均为5．80mm，其它三层分别为4．58mm、4．72mm、4．84mm。根据统计学差异显著性测验，第④层的平均粒长在1％水平上还极显著地长于其它层位。粒长的分布范围也以第④层为最大，分布于4mm～7．5mm之间。属第二段的⑥、⑦层，分布范围略小，97％落在3．5mm～6mm之间。属第一段的第⑧层，80％左右的落在4．5～5.5mm之间。各段之间的标准差也以最晚的第三段为最大，第二段居中，最早的第一段最小。
粒宽的情况与粒长相同，第④层的平均粒宽与其它三层在 l％的水平上有极显著差异。从最早的第一段第⑧层到最晚的第三段的第④层，各层粒宽的变异系数也有明显增大趋势。
另外，粒厚的变异系数和标准差也是由下往上，由早到晚逐渐增大的。
整合稻粒在粒长、粒宽、粒厚三个方面的变化，实际无异于再现了该地区史前人们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从无意识地驯化到有意识地驯化，并经过长时间的选择育种而产生显著效应的全过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稻粒的长、宽、厚变异系数逐渐增大，说明史前栽培稻在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选择下开始产生了分化。到第三阶段，稻米的长、宽变异系数均出现极显著差异，表明在人工有意识的选择和驯化下，栽培稻的种质发生了质的飞跃。
龙虬庄遗址水稻植硅石含量与炭化稻粒形变化的研究，不仅显示了江淮东部史前稻作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与不断走向繁荣的良好态势，更有力地证明了江淮流域以稻为主完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3．倾粳也是江淮古稻的演化方向
1990年10月，作者前往黄河小浪底库区主持渑池县班村遗址的调查发掘，在郑州中转。期间，为了寻找早期的稻作，在张居中先生和《华夏考古》编辑方燕明先生的陪同下，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楼库房贾湖遗址的红烧土中，如愿以偿地发现了第一颗炭化稻。此后，1991～1994年，张居中先生又从贾湖许多灰坑中发现了千余粒炭化稻米。
经粒形与植硅石研究，贾湖的古稻也具有明显的多向演化特征。
粒形，早、中期倾籼型最多，分别占总数的50％和62．9％，籼粳中间型为18．8％和15．7％，倾粳型为6．2％与7．1％。晚期，粒型出现变化，以倾粳和粳籼中间型为主，分别占36％和31．5％，倾籼型下降为18．9％。三期总平均是倾籼型共为37％，倾粳型为23．4％，中间型为24．9％(表3)。
植硅石的结果与粒型分析有明显区别，三期总平均，倾籼的为22％，倾粳的为49％，中间过渡型的为29％。
这种粒型以倾籼为主，植硅石以倾粳为主的现象，实际证明贾湖的古稻还是一种非籼，非粳，又非野的原始栽培稻。虽然正在向倾粳的方向变化，但籼粳分化尚未定型。
龙虬庄的年代晚于贾湖1200—1500年，原始栽培稻沿倾粳的方向走得也更远，更明显。
江苏农科院的汤陵华先生与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对龙虬庄各文化层土样中的稻属植硅石共同进行了研究。①他们的主要检测对象是水稻叶片机动细胞中的扇型植硅石。结果发现各文化层的稻种均属粳稻。此外，他们还在遗址晚期第④层发现一些颖尖无芒的炭化稻粒，有数粒还连着枝梗。这些现象与野生稻普遍有长芒、易落粒的特性完全相反；同时，前面提到过的龙虬庄稻粒的大粒化现象也与野生稻的小粒型不同。这就表明，至龙虬庄晚期，这里的原始栽培稻在经过人工的长期栽培、驯化、选择之后，已产生了无芒，大粒化，非落粒性等一系列适应栽培的性状；同时，在经过长期的演化变异之后，原始栽培稻品种已近成熟定型。
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文绪教授与汤陵华先生也合作对龙虬庄水稻的稻谷粒形和稻谷颖壳稃面双峰乳突植硅石进行过检测。 ②他们发现，那里稻谷的外形都存在多型性，特征或倾籼，或倾粳，或介于它们之间，但更多的还是一个中间型到粳型皆有的混合群体，在倾粳化的过程中正处在比贾湖更进步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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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陵华等《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原始稻作》，《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张文绪、汤陵华《龙虬庄出土稻谷稃面双峰乳突研究》．《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一、江淮与黄淮地区史前稻作的基本概况２
(二)黄淮地区的史前稻作
黄河流域最早发现稻作遗存的地点是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仰韶遗址。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c Andersson)主持了遗址的发掘，并在整理出土遗物时，发现红烧土中有一些植物种子的印痕，为此，他把标本送给瑞典植物学家埃德曼(G．Edman)和索德伯格(E．Soderberg)作显微分析，结果发现是水稻。
仰韶村的发现实际也是我国发现史前稻作遗存最早的地点。但是，其重要性却长期被学界黄河流域不可能有水稻的认识误区所湮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黄河流域史前稻作地点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显示了那里稻作的自身特点，还促使人们对那里史前农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化予以反思和重新定位。
1．主要分布区位于黄河以南
目前，江淮以北黄河流域已报导发现稻作的地点南北跨于北纬33‘30'至35‘之间，东西跨于东经108‘至121‘之间。主要分布在中游和下游的河谷与平原地区。其中甘肃庆阳南佐和陕西扶风案板，地处东径约108‘40．，是黄河稻作最西部的地点；山东栖霞扬家圈，地处东径约121’，北纬37‘15．，是黄河稻作最东和最北的地点。在所有地点当中，江苏连云港二涧村年代最早，距今约7 000年。
不过，无论时代早晚，黄河流域所有已报道发现稻作的地点大部位于黄河以南。这表明，黄河流域史前稻作的重心和主体皆位于黄河以南地区。
2．古稻的演化倾粳又早熟
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所有经鉴定过的史前栽培稻皆属粳稻，这表明这里栽培稻的演化方向是倾粳，并于仰韶文化以后逐步走向成熟和定型。
1996年，地处北纬36’的甘肃庆阳南佐从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清理出炭化稻米完整的2 720粒，残缺的约2 000粒，另还有碳化稻谷187粒。①
它们一共反映了4个特点。
①粒长已较稳定地变短，长／宽比已进入粳稻的变域范围。粒厚较薄，显示还在激烈地分化，故粒重较轻，属较小粒型稻种。
②所有二维性状的变化区域，包括长与宽，长与厚，宽与厚，长宽之比与重等两个性状的平面位置分布，都显示古稻正在籼粳之间变动。
③粒形似籼与似粳的近于各半，古稻与籼粳间的距离接近对等。
④稻壳稃面植硅石的双峰乳突类型仍处在激烈地分化之中，但已有向粳稻方向演化的倾向。
综合以上特征，可以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甚至更晚，古稻的籼粳分化仍在激烈进行，但群体已接近粳稻。
另外，考虑到庆阳所在地的纬度，又海拔较高，水稻的光温反应特性应屆中等，推论其生育期当在140—150天左右，属早中稻类型。
庆阳古稻的发现还对认识整个中国史前栽培稻的演化框架具有深层的意义。
庆阳古稻与湖南西北澧县彭头山、八十挡古稻各处南北，时代相差3～4千年，但二者演化的方向、模式和结果却相似，即经过一段无序复杂的多向演化过程，最终有序地将史前古栽培稻演化为粳稻(图2)。与此同时，这种相似还意味着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流域，尽管各地的古稻也有不同的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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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绪《从古栽培稻的特征初探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化踪迹》，《神农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但相互的演化在总体上具有明显的联系，并服从一定的自然规律；而且还意味着，具有完整意义的籼粳栽培稻的成熟与定型，也是所有各地区的人们共同选育共同努力的结果。
3．稻作在当地农业中的比重日渐增大
黄淮之间的史前农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距今7千年以前，以旱作为主，品种多粟，还有部分黍。此为第一阶段。
属这一阶段的典型地点有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许昌丁庄、新郑沙窝李、裴李岗等，它们的年代距今8～7千年或接近7千年，皆有粟，另裴李岗有黍，全部旱地作物。稻仅见于位置偏南的江苏连云港二涧村，但时间晚于前三者，暗示黄河地区的稻作只是后来者。
距今7～5千年，稻作不断发展，在农业中的比重直逼旱作。此为第二阶段。
在黄河流域现已发现的稻作地点表明，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初步形成三个稻作发展的中心区，即关中、中原、鲁南。这表明黄河流域的稻作已开始进入发展的高潮。
距今5～4千年，稻作地位更加稳固突出。此为第三阶段。
在黄河流域，目前发现的稻作地点多属这一阶段，而且其数量绝不亚于当地的旱作；尤其在中原与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大凡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都能发现稻作遗存。相形之下，旱作的比重不免原地止步或有下降。
当然，水旱情景如此反差，也可能是一种考古发现的偶然与资料统计的误差，但更可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粟、黍，果实的确小于稻谷。粟，籽粒直径仅1～2毫米；黍，籽粒较大，亦仅2～3毫米，体积均小于稻粒数倍乃至十余倍。因此，在实际考古现场被发现的机率理所当然应小于稻粒。然而，前一阶段旱作地点的发现却又明显较水稻为多。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对籽粒小难于发现的偶然性切不可估计太高，影响也不能推测得太大。
最近，江苏省连云港滕花落遗址发现大量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水稻遗存，将黄淮地区稻作农业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QD经发掘与钻探初步认定，滕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具有内外两重城垣的城址。1998年在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发现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其中就有稻田遗迹。稻田由水沟、水坑、水田三部分组成。经江苏农科院测试分析，水沟、水坑、水田的土样中都含有大量的稻属植硅石。其中水田(ST1)呈不规则形，已揭露面积约67平方米。为了进一步更深入了解遗址稻作的基本情况，1999年又分别对有关遗迹和探方的地层堆积土样进行了淘洗与严密的采样分析，结果不仅发现了数百粒炭化稻米，而且还在有的稻田土中发现每克干土竟多达50 000多稻属植硅石，整 lO倍于可认定为稻田的稻属植硅石含量(5 000／g干土)。
滕花落的发现还使人想起当地一个更早期的距今约7 000年的稻作地点，连云港二涧村。
它们二者一早一晚连袂出场不仅共同表明黄淮的东部地区有可能是黄淮地区稻作时间最早、最长、也最重要的地区，而且它们还同时代表和重现了黄淮地区稻作不断兴旺与发达的历史足迹。
二、史前稻作的北上及与长江流域的关系
二、史前稻作的北上及与长江流域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江淮之间、黄淮之间的史前稻作很可能来源于中国稻作农业的北上发展。这种发展在克服了不同文化传统的重重困难，战胜了诸多不利自然条件的种种阻碍之后，最终使原本在那里没有过的作物扎了根，扬花结了果。如究其北上的原因当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这种发展的“根源”或“播种机”，同时又是这种发展的“发动机”与“助推器”。
(一)长江流域是史前稻作北上的“发动机”
展开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时空分布图，不难发现所有稻作地点的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稻作地点的数量与分布密度远远超过江淮与黄淮。
其二，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出现的时间最早，而其它地区则由南往北不断晚近。
实际上，上述特点不仅是对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时空框架的基本概括。也再现了中国史前稻作农业不断北上的大体走势。
距今9千年以前，整个中国的稻作农业只见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往北任何地点都不见。这表明稻作北上之旅的最初出发点应该就在长江流域。
距今9千年左右，稻作开始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启程。往北，在西部越过了桐柏山、大别山；在东部，越过了长江；并于距今8~7千年期间进抵淮河流域全线，而河南舞阳贾湖、江苏高邮龙虬庄等所见早期的稻作则都是这一次高潮的见证。与此同时，稻作还溯汉江而上汉中盆地，并落脚在前仰韶文化的分布区。
大约从距今7千年开始，特别是距今6千年以后，稻作的北上又再起高潮，并最终抵达黄河沿线。
稻作的北上是逐渐的、分阶段的，也是波浪式推进的。
值得注意的是，稻作北上的过程恰与长江流域稻作加速发展的阶段性呈明显对应关系。
首先，无论江淮还是黄淮都缺少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历史中的“起源期”，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稻作“根”和“源”都在长江流域的重要证据。
接下来，距今9千年以后，长江流域的稻作进入“兴盛期”，生产性经济已逐步取代自然经济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耕作方式也开始从“刀耕火种”进步为“耜耕”。以澧县八十挡、余姚河姆渡为代表，显示那里的史前农业一派欣欣向荣。
值此时刻，稻作往北抵达了秦岭淮河一线，其中舞阳贾湖在文化面貌上还表现出与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的若干联系。二者的三足器、小口高领双耳罐、小口束颈鼓腹罐、大口深腹罐等，似乎多少都有些相似(《贾湖》报告)。在下游地区，高邮龙虬庄与长江以南同期文化的联系就更加密切，龙虬庄一、二期的玉石器绝大多数源于宁镇地区，部分源于太湖地区。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是稻作北上妁一种载体与“路标”，至今还在默默地指证中国史前稻作的北上之旅。
大约开始于距今6．5千年前后，长江流域的史前稻作逐步进入鼎盛阶段。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日渐增强，生产方式由“耜耕”进入“犁耕”。农业不仅占据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地位，还支持整个社会走向文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史前稻作史中最辉煌的阶段。
就是这一段，北上的稻作遍布了从陇东到山东半岛的整个黄河岸边。
为什么稻作北上的脚步会与长江流域农业与社会进步的频率保持大体一致呢?
长江流域逐步发达繁荣的稻作农业凸显了稻作潜在的天然高产本质及其综合的社会效益。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
第一，引进稻作就意味着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粮食产量成倍增长。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五谷”中，稻的单产历来都是最高的，现代也不例外。我国1985年小麦种植面积2 890．1万公顷，产8 528。6万吨；水稻面积3 207。5万公顷，产17 147．9万吨；粟，1986年面积297．99万公顷，产454万吨；高粱面积187．55万公顷，产538．4万吨。粟、高粱、麦、稻四者同一单位面积的产量之比为1：1．88：l．94：3．5。尽管现代的数据并不能代表远古的状况，但各种不同作物的产量差异还是由此而可见一般。
很明显，对于北方旱作区域而言，引进了稻作实际就等于引进了产量，引进了效益。
第二，引进稻作就等于引进了史前农业的结构调整。
美国植物学家King Z．L曾用小米、高粱、小麦、玉米、玉蜀黍、大豆等六种作物进行了农作物水分利用率实验，结果表明，粟的水分利用率最高，最耐旱，次为高粱，玉蜀黍又次之，小麦耗水量最多，比粟的耗水量要高1倍以上①。实验证明，在较干旱的地区，粟是得天独宜的作物，而这也正是黄河流域史前农业以粟为主体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哪里缺水哪里就适宜粟作。
但是，史前农业却不断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在以粟为主的旱作区却需要不断引进稻作。稻作虽然是水资源的顶级消费者，但它的到来却会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扩大人类对自然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会大力推动当地史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因地制宜，在土壤、水资源环境互有差异的地方宜稻则稻，宜粟则粟。
第三，引进了稻作就等于缓解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聚落规模与数量的持续攀升，北方社会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人们对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普遍实行的定居生活方式又迫使人们只能向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与综合效益的方向发展。因此，高产的稻作就成为了那里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稻作之所以在新石器晚期才最终覆盖黄河沿岸，其个中原委也特别耐人寻味。
就在这一段，黄河的人们正在为早日进入文明社会而忙碌，高产的水稻不仅可以为它们稳固基础，支持它们做强做大，还可以帮助它们早日获得文明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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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兴邦《粟作农业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CCAST一wL WORKSHOP V0l．128。
不过，对稻作潜在的高产本质以及可能给北方地区带来综合效益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
时间早了不行。因为长江流域自身农业与社会的发展状况还相对落后，耕作方式原始，稻作的产出量只能在自然状态的边缘徘徊，对外界的吸引力也就相对较弱，更没有能力驱动稻作从自然分布区向人为分布区扩散发展；时间越晚，社会与农业的状态越佳，耕作方式越先进，所得产量与回报高且稳定。这时，稻作的北上自然就会应运而行。 、．
正因此，只有在亲眼目睹了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社会文化同步发展的勃勃生机之后，稻作的北上才会受到真正地欢迎，北上的速度才会愈来愈快。
毫无疑问，就整个过程而言，长江流域应是中国稻作北上的“发动机”或“助推器”。
长江流域的稻作越发展，北上的稻作就走得越快、越远。
(二)长江流域是史前稻作北上的“播种机”
自河南舞阳贾湖与江苏高邮龙虬庄稻作遗存的发现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淮河流域的稻作可能起源于“本土”。
他们的理论推测是：①野生稻有籼，粳之分；②淮河流域有粳型野生稻；③所有淮河流域的史前稻作皆属粳型；④淮河是粳稻的故乡。
由于上述问题不仅涉及“粳稻”的起源，同样也涉及整个江淮黄淮与长江流域稻作的关系，所以这里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为此，请看彭头山①、八十挡②、城头山③、贾湖、庆阳南佐等三个地区五个地点古栽培稻有关特点的比较。
在这里，甘肃庆阳南佐代表的是黄淮地区，河南舞阳贾湖代表的是江淮地区，彭头山、八十挡、城头山三者联合代表的是长江流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同时请出彭头山、八十挡、城头山三者，原因在于它们皆位于湖南澧县的澧阳平原上，相互距离很近，彭头山仅距城头山2．5公里，距八十挡约12公里；此外，它们各自古稻的鉴定侧重面也不相同，有关特点可以互相校正相互补充，有益于比较的准确性。
1．粒形比较
由表4各地古稻粒形特征可发现以下规律性现象。
其一，各地、各时期的古稻都是一个复合的群体，由多种粒形组成，时代越早成份越复杂，越晚越单纯，直到距今约5000年粒形才基本收拢为籼粳两种类型，甘肃庆阳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的发现即如是。
其二，各地古稻粒形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倾野+倾籼→倾粳。时代越早的地点倾野，倾籼的成份就越多。反之，时代越晚，倾野倾籼的数量就大为减少，倾粳的数量则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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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绪、裴安平《澧阳平原几处遗址出土陶片稻谷稃面印痕和稃壳残片的研究》，《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挡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赵笃乐、裴安平、张文绪《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古栽培稻的再研究》，《中国水稻科学》14卷3期。
③ 顾海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水稻及其类型》． 《考古》1996年第8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过程中，贾湖第三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贾湖一、二期似野、倾籼合计分别高达75％或78．2％，如果不再细分“中间型”这一档，那这两项指标之和将更高，更接近南方八十挡的88．5％。与此同时，贾湖I、Ⅱ期6．2％~7。1％的似粳型也与八十挡11．5％的比率相差不大。贾湖第三期的发展趋势与第一、二期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似野，似籼的大幅减少，而倾粳的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向庆阳古稻的方向前进。
应该说，地理位置介于黄淮与长江之间的贾湖，在时间与空间上把各地所有遗存都联系起来了。它在古稻粒形上所表现出来的连接南北连接早晚的特点，清晰地表明上述古稻粒形的演变规律是普遍的，不分南北的。或者说，南北古稻粒形的变化都是有统一的自然规律可寻的，其中并没有特异不合群的地点与现象。当然，因地域与时间的不同，各地还可能有些个性，如八十挡在走向粳稻的过程中，与贾湖各期相比似乎就缺少了些许跌宕起伏。
2．植硅石比较
植硅石的鉴定结果比较复杂，这与各地鉴定的对象、数量、类型、来源各不相同有关，也与不同的研究者掌握的鉴定标准有关。
彭头山陶片稻壳印痕的植硅石双峰乳突鉴定以前就曾做过，因鉴定的数量较少，而被认定为“籼稻类型”。为了对彭头山古栽培稻面貌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2000年又再次对彭头山陶片中的稻壳印痕进行了大量观察，结果完全与前一次相反，只发现有少数似籼，绝大多数都似粳。实践启发了人们，标本鉴定数量越多结果越真实。
不过，就已有的发现与鉴定结果而言，各地稻属植硅石的演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表5)。
第一个，时代无论早晚，地域无论南北，也无论长江还是黄河，各地原始古稻的植硅石形态，包括稻谷稃壳中的双蜂乳突类型和稻叶中的机动细胞扇形类型，都是以倾粳类型为主。
第二个，随着时代的晚近，似有倾籼的逐步减少倾粳的不断增加之势。在湘西北，倾籼从23％减少到5％，而倾粳的则从77％增加到95％；在淮河以北，似粳的也在增加，从49％发展到近60％。
以上两种现象表明，我国长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原始古栽培稻的植硅石类型存在普遍的倾粳现象，而且其发展演变方向亦越加倾粳。
对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完全可能与栽培稻祖先普通野生稻存在籼粳之分有直接关系，湖南江永野生稻稃壳双蜂乳突类型就属于倾粳型。
3．粒形与植硅石比较的综合意义
将粒形与植硅石鉴定结果结合起来又会发现原始栽培稻的演变在整体上还有如下特点：
第一，原始栽培稻粒形与植硅石的演化最初是双向的，各走各的道；后来殊途同归，逐步趋向粒形与植硅石融为一体，趋向统一为名符其实的粳稻(图3)。
第二，无论粒型、植硅石、还是二者的综合演变，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江淮、黄淮都存在一致的趋向，尽管有些地区有些特点略有差异，但大方向都是一致的。
正因此，概括以上各地古稻特征的比较，可以说长江流域、江淮、黄淮各地区的原始栽培稻无论起源和演化都是一个整体，相互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不存在多个单纯的粳稻或籼稻的起源地。
如果把中国史前稻作的起源与发展比喻为一颗大树，那么无论以后有多少分支，也无论以后每个分支向那个方向发展，它们的根总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史前稻作也是一样。考虑到稻作北上发展的基本走势，以及古稻自身特点的演变大局，可以认为，江淮、黄淮稻作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其 “根”和“源”应该都出自长江流域。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北上发展，在黄河流域的逗留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是一段休整和补充，随后又继续影响了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也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多数学者都承认那里最早的稻作来源于中国的强烈影响，但对这种影响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线路却颇多歧义。
(一)朝鲜半岛、日本有关文化序列与稻作的基本概况
1．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多分布在靠近海岸处，并以邻近中国的西海岸最密集，其年代大约集中在距今 7 000～3 000年初。由于这里的陶器器表多篦纹或几何形，故有人又将这一阶段称为“有纹陶时代”，①其文化称为“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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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藤直《朝鲜半岛的谷物栽培和家畜》，《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陶文化”或“几何纹陶文化”。①
根据有关地点的层住关系和出土遗物特点，半岛内的新石器时代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距今7 000—6 000年。陶器多素面，也有一些隆线纹和压印纹。属这一时期的遗址数量较少，但南北都有。
中期，距今约5 000年前后。陶器多篦纹，属篦纹陶的鼎盛时期，并多见篦纹和刻划纹组成的复杂图形。这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遗址数量也有增加。
晚期，距今约4 000—3 000年。陶器除了篦纹以外，还新出现雷纹和彩绘。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那里就出现了旱地农业。遗址一般位于海岸和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台地或丘陵上。但文化层多包含大量贝壳、鱼骨、兽骨，有的甚至形成贝丘，显示当时采集和渔猎是经济的主要成份。新石器中、晚期，农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
距今3 000年左右，半岛的新石器文化被青铜文化所替代。
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距今3 000～2 500年，相当于我国西周及春秋时期。由于陶器普遍素面，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又被称为“无纹陶文化”。
无纹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一是遗址的范围较新石器时期大，聚落多由6~7座房屋组成，最多的达30余座。房屋的面积也有扩大，一般为30～40平方米，个别的达60～70平方米。另外，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稻作开始普及。
距今2 400年至公元前后是朝鲜半岛的早期铁器时代，也有的日本学者称其为“前三国时代”，因为往后接下来的就是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在早期铁器时代，朝鲜半岛的稻作农业得到更大发展，成为主要的谷物食物。
① 李连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据报导，朝鲜半岛已发现早期铁器时代以前的稻作地点20余处(图4)，时代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南京遗址、欣里岩遗址、松菊里遗址三处①。
南京遗址，位于平壤市湖南洞，距今3 000年左右。在36号居址中曾出土炭化米250粒，同出的还有粟、黍、高粱、大豆等农作物。
欣岩里遗址，位于京畿道骊州占东面，年代距今约3 210年。在遗址12和14号居址内共出土炭化米81粒，另还有大麦、粟、黍。
松菊里遗址，位于忠清南道扶余郡草村面，年代距今约2 665年。遗址出土炭化米较多，在54号房址内共出土395克。
朝鲜半岛的稻作遗存还有3个重要特点。
其一，各遗址所有出土的炭化谷粒和稻米及其印痕，经分析都属粳稻。
其二，时代较早的地点稻作大都与旱地作物共存。据此，有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杂谷型农业”，并认为在无纹陶时期这种杂谷型农业已遍及了整个半岛地区。与“杂谷型农业”相对应的概念是“水稻农业”，以稻为主，旱作减少，但时代也稍晚。
其三，早期的稻作不仅伴随杂谷，而且本身大部都是类似陆稻的稻谷，不是水稻。如京畿道骊州的欣岩里遗址，虽位于南汉江江边，但处在距水面高约80—100米的丘陵地上。因此，早期的稻作在农业中的比重应该说是比较有限的。忠清南道的松菊里遗址也是早期的稻作地点，不同的是它位于海拔40米的低矮丘陵，与冲积平原的相对高差只有20—30米，周围的溪流纵横交错，适宜水稻，但该遗址也包含了不少的旱作成份。不少学者认为，朝鲜半岛的水田稻作农业就是从松菊里这一类既含有较多旱作成份又包含有水田的遗存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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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云飞《朝鲜半岛稻作农业史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半岛南部的沼泽地里近年不断有稻作考古的新消息传出来。．它们分别是，1991年京畿道高阳市一山区大和洞家瓦地遗址，①出土炭化稻，年代距今5 020—4 430年，新石器时代；1991年金浦郡金浦发现稻粒和稻草，年代距今180年，新石器时代；1994～1998年忠清北道清原郡小鲁里遗址，②从旧石器晚期地层下面的泥炭上层发现了炭化稻，距今13 010～14 820年；从泥炭下层还发现一种“擬水稻”，年代距今17 310年。③
这些发现都是惊人的。
首先，家瓦地和金浦将整个朝鲜半岛稻作的最早年代分别提前了1—2千年，提前到了与中国龙山文化相当的时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地点的年代暂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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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隆助《京畿道家瓦地出土稻粒与韩国先史时代稻作》，1997年中国南昌“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2001年8月，韩国国立忠北大学校李隆助教授携助手造访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别介绍小鲁里遗址所出稻谷的有关情况。
③ 游修龄《中韩出土古稻引发的稻作起源及籼粳分化问题》， 《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l2日第7版。
还需要再做更多的工作。泥炭中的碳素测年标本往往包含源于泥炭本身的很早的碳素，因而用这类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往往都偏早。①其次，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鲁里的发现，它不仅把整个朝鲜半岛最早的水稻年代提前了 1万多年，还在那里的早晚期水稻遗存之间留下了一段难以填补的长达1万多年的历史空白。与此同时，它那与现代粳稻十分近似的稻粒粒型，也使人大惑不解。它不仅有违全世界也包括中国在内各种野生稻的自然分布规律，有违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及与东北亚地区的联系，也有违中国史前栽培稻稻粒粒型的演化趋势。如果这个发现是确实无误的话，那整个朝鲜半岛，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稻作起源与发展史都必须重新改写。
2．日本
因为使用的陶器大都饰有绳纹，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为“绳纹时代”，其文化也被称为“绳纹文化”。
绳纹时代晚于“无(先)土器时代”，即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而早于“弥生时代”，属史前社会，年代上限距今约1～1．2万年；下限各地不同，大体公元前3世纪前后。
自1877年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首次在东京附近发掘大森贝冢遗址后，绳纹文化的遗址已大量发现，分布遍及从北海道至九州的日本全境。根据陶器的形态演变，绳纹时代可划分为早、前、中、后、晚5期。也有的在早期前面还加一个“草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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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各期的距今年代大约是：草创期，1．2一l万年；早期，10 000～6 000年；前期，6 000—5 000年；中期，5 000～4 000年；后期，4 000々3 000年；晚期，3 000～2 300年。①
接在绳纹时代后面的是“弥生时代”，以使用“弥生式”陶器为特点，其文化也称为“弥生文化”，因1884年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其间可分前、中、后3期。
各期的年代大约是：前期，距今约2 300～2 100年；中期，2 100～1 900年；后期，1 900～1 700年。②。
弥生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再受到包括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大陆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它首先出现在九州北部并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弥生时代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史前社会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与中国、朝鲜半岛交往频繁，深受影响。
关于日本的早期农业，一般认为绳纹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那里主要以采集、狩猎和捕捞为主，直到绳纹时代的后期，除极个别地点(长野县富士见町曾利遗址，绳纹中期)发现过淀粉类的碳化物外，整个日本不见农业与家畜饲养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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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静杰《日本考古学发展概况及其分期》，《中国文物报》1990年4月12日第3版。
② 同上。
日本的稻作农业最早发现在九州地区， 1917年中山平次郎教授就在福冈县八女郡发现弥生时期的稻米；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还是只知道弥生文化有稻米。70年代以后，福冈县的板付、石岐曲田遗址，佐贺县的菜畑、有田遗址开始发现了属于绳纹文化后期或晚期的稻作遗存，在板付和菜畑二点甚至还发现了绳纹文化晚期的水田遗迹，水田中还有大量木制的农具和各种石刀。据佐贺唐津市菜畑遗址出土稻米的碳十四年代，稻作最迟出现在日本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280年，即绳纹文化的后期或晚期。①
最近，由于水稻植硅石鉴定方法的运用，日本稻作的起始时间有了新的动态。1994年，在称为“中国地方”的冈山县真庭郡南沟手绳纹文化中期的遗址陶片中找到了稻叶的植硅石，据称其年代要比上述地点早出约1500年。②不过，这种说法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从目前已有的线索来看，日本稻作的发展有一个由南向北不断推移的过程。早期即绳纹文化晚期的稻作地点大部集中在九州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方”等；到弥生文化的前期已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重要的地点有福冈县的板付遗址、静冈县的登吕遗址、兵库县的田能遗址、宫城县的枬形贝冢遗址等。弥生时代最北端的稻作遗址是1981年在青森县南津轻郡田舍馆村发现的，还有水田遗迹，绝对年代距今1800年，属当地弥生文化的中期。比青森更北的北海道地区，稻作就更晚得多了，充其量距今只有300年历史。
日本发现的早期稻作类型皆属粳稻，对其种植方式，有些学者认为 “最先传到日本的稻是在绳纹时代作为先遣队而来的陆稻，而后，在弥生时代即将到来时，作为后援队，水稻也传到了日本”。③
(二)稻作东传的时间与路线
由于三面或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隔离，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任何野生稻痕迹；即使所有已发现的古代稻作遗存也年代晚近，因而没有显示出任何独立起源的蛛丝马迹。正因此，整个国际学术界，也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基本形成了那里的稻作农业是从外面，主要是从中国大陆传进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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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佐藤洋一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③ 同②。
不过，时代不同，关于稻作传人的时间与线路的假设和推论也不相同。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倾向于从遗传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稻作的最早起源地定在印度，或那些地形复杂，稻种间品种繁多的地区，故稻作的东传一是线路很长，二是过程复杂；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先生的学说就是一例。他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东部的阿萨姆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尔后在发展中有一支沿扬子江抵达中国东部的长江下游，或者另一支从云南直接向东沿西江，走华南；最后都浮海再传日本(图5：C线)。①
此后，随着中国大陆在世界稻作起源与发展中独立地位的获得及其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人们又纷纷把稻作东传的出发点移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并开始大量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他们是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隆康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志敏先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先生。
1971年樋口先生在所著《日本人从何处而来》一书中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20余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积累的考古资料，认为稻米是从长江向北到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的沿海一带直接渡海而首先传到日本九州地区的。
安志敏先生的说法与樋口不同。1983年9月，安先生在日本京都一次国际学术会上首次提出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及其后续者的文化因素可能影响史前日本的观点。随后，安先生正式发表文章，进一步认为长江下游地区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距今6—7千年以前就开始了，在距今3千年前后稻作农耕也从那里传到了日本对马岛一带，并分别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图5：B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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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严文明先生的论述是 1988年10月在日本静冈一次国际学术会上提出来的。他以中国大量发现的稻作农业考古新资料为依托，认为稻作登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路线应该是波浪式的，一步一步先由长江下游向北人黄河流域人山东，再过渤海人辽 东半岛入朝鲜，最后登陆日本① (图5：A线)。
按照出发地位置的不同，上述各种假说与推论可合并为两类。第一类，拟称为“南线”；出发点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两广或福建，经台湾与琉球以后人日本；第二类，拟统称为“北线”；出发地包括长江口，一直往北到辽东。
从目前各方面所拥有的证据与资料来看，走“南线”的可能性与作用都很小。关键的原因是，从台湾到日本九州至今还缺少考古证据。其次，即使这条线路曾经有人走过，由于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也大为超出当时人类征服海洋的总体能力。故无论传播速度或传播规模都只能是十分有限的，完全无法与以通畅的陆路为主的“北线”相比。再者，长距离的海上风雨飘摇，姑且不论距离远近，仅就安全性与成功率而言也难敌“北线”。史载，唐时鉴真和尚东渡，前5次皆败北，第6次才成功。唐代尚且如此，早期之难亦就可想而知了。
“北线”涉及的出发地包括从长江口直航日本的最短“水”路，也包括绕道山东、河北、辽宁、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最长“陆”路；还包括了较早时期提出的从河北和辽宁出发，或水路从山东出发，经朝鲜半岛而登陆日本的所谓“华北说”。②如与“南线”比较，北线的出发地似乎过于宽泛了，包含的可能性也太多。然而，这可能却最接近事实。
实际上，我国长江以北的沿海弧形地带，各个地点比起长江以南都距离朝鲜、日本较近；而且无论朝鲜半岛的有纹陶或无纹陶时代，还是日本列岛的绳纹与弥生时代，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都可谓渊远流长，千丝万缕。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多边的、长期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把这些错综复杂的来源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都拧在一起，让它们都统一走一条线从同一个地点离岸出境，这不仅有点绝对化片面化，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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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试析一例为证。
在日本各地绳纹时代后期以及晚期的遗址中常常可见到一种形似牛角，器身中部有浅凹槽的磨制石器，用途不详。日本学者认为它是绳纹文化特有的，可能为祭祀用品，名曰“独钴石”(图6：1)。经查，与其造型有缘的石器最早见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兴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二墓共出五件①(图
① 盛定国《益阳县石湖、新兴古遗址的调查试掘》，《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
6：4)。时代比这晚的还见于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的岳石文化(图6：3)，吉林省怀德县的发现与石范同出，显示时代更晚(图6：2)。如果不区分时代，只按器形，那这种器物东传的线路至少三种。一、出洞庭，顺长江而下，直航日本；二、顺江而下，北上吉林，再过朝鲜，渡日本；三、由山东渡海，兵分吉林、日本二路。然而，它究竟什么时候怎么走法，走哪一条路又有谁能说得清清楚楚?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东传的因素中俯拾皆是。
显然，这里需要一个对事物进行研判的公共准则；同时也切忌将那些文化因素一个一个地孤立起来讨论，应该在区分时代拥有物证的基础上多看整体看趋势看主流。否则，就很难走出“假设”累叠的泥沼与重围。
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人们还可以在不同时期看到一些很可能既原创于，又来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因素。例如，安志敏先生曾提到过的“漆器”、“杆栏式建筑”(图8：17—21)；浙江社科院林华东先生提到过的“靴形石刀”等(图8：13—16)。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那里既有距今6~7千年的漆器和漆绘陶器，又有同期的木构杆栏式建筑。前者在日本最早出现时间是距今5500年，①后者据推测最早可能出现于弥生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以后。②靴形石器是出于朝鲜半岛的，与只见于江浙良渚文化的同类器如出一辙。③
上述因素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与海东之间的交流有可能是一直存在的；不能因为另有别的线路存在，就一定要否认它。问题是如何去权衡轻重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它的存在、时间、性质、分量和作用。在这方面，也许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比具体的材料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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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③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文化的传播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既需要大量长期连续不断的人类活动的推动，又有其内在的必然原因和因果关系。
稻作的传播也是一样，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潮流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稻作不断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不断推动当地农业结构与生活方式逐渐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对此，必须寻找这种因果关系的链接点，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设想或归结为某种因素或某些个人的偶尔为之，或短期的激进与盲动。偶然必须与必然融合在一起才会显出其作用和意义；否则，既不可能持久，也没有生命力。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东传的稻作在我国汉代以前走“北线”的大前提下，最可能的是取道山东和辽宁。
第一，大陆北部的山东、辽宁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实际早已是华北与东北亚二大文化圈的联系与接触地带。
这个接触与联系地带发端于旧石器时代，并于新石器时代逐渐明朗。
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指出：“通常所称的东北亚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各岛，大体上是环绕着日本海的一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即已在这里广泛地居住。这里的远古居民主要是属于通古斯人种的各个支系。到新石器时代，这里是最先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在文化上也形成了相当鲜明的特征。例如这里的房子几乎都是单间半地穴式的，在墓葬构筑上往往使用各种石块；石器中除磨制的以外，长期使用细石器，磨盘和磨棒也十分流行；那种饰压印或刻划纹饰的筒形陶罐更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显著特色。由此可见，把东北亚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区来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严先生阐述了东北亚文化区涉及的地域、人种，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共性。①
华北文化区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文化区，它与东北亚文化区之间的接触地带大致就是现在的山东、河北、辽宁、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由于地域相互接壤或比邻，以及受制于人类征服海洋的能力，这些地方一直是我国汉代以前各种文化因素来往的重要通道。
我国史籍上关于商代“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以及秦始皇“资五谷、种子、百工”，命齐人徐福(市)率童男童女东渡的记载(《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都证明汉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交往主要都发生在这个早巳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圈子里；而关于东吴工匠去日本制做三角缘神兽镜，②以及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的实录，则恰好都是后来人们的渡海能力以及各方的交往地域不断变化扩大的真实记录。
前几年，中日体质人类学家关于考古出土的人骨形态特征的研究也表明早期那个主要联系圈的存在。③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就发现现代日本人的头骨特征与将大陆文化因素带到日本去的弥生时代的“渡来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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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
③ 韩康信、袁靖《日本人起源新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14日第3版。
为追根寻源，中日二国体质人类学家携手对山东临淄地区历年出土的大量周一一汉代墓葬中的人骨进行了细致研究和对比，“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即在脑颅、面颅的 26项测量数据中，临淄人与西部弥生人之间相对接近的有20项，占全部测量数据的77％，而与绳纹人之间相对接近的只有6项，仅占全部测量数据的23％。其中除了临淄周一一汉代人与日本西部弥生人的一些共同特征是绳纹人所没有的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临淄周一一汉代人与日本绳纹人头骨之间的综合差异与日本西部弥生人和绳纹人头骨之间的综合差异相似(图7)。而且根据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证实，日本西部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一一汉代人群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它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这个结果“除了为过去日本学者推测的日本人的起源是接受了亚洲
大陆遗传影响的‘混血、渡来说’提供了人类学的实证资料以外，还证明在历史时期的东亚大陆，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中的一支曾经向东部海洋地区扩展。”
在这里，人类群体向东部海洋地区的扩展与日本弥生时代稻作的放量发达，无论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一致与吻合的，显示中国北方新石器和夏商以后新一波对海东的影响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
此外，有证据显示，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原以为只有江浙一带才有的与稻作东传大体同时的许多因素，实际在这个联系与接触地带也都有发现和线索。其重要者有玉(石)块、半月形石刀、支石墓、青铜器、陶鬲等等。
玉块，日本出现的最早年代大约是距邻500年前后，①而中国辽宁阜新市查海遗址的同类器的年代则超出了距今7 000年(图8：22—26)。②
半月形石刀(石侄)，距今3000年前后朝鲜半岛北部的与我国东北辽宁和吉林的同类器形态接近；朝鲜半岛南部的石刀多由半月形发展为近三角形，时代也晚，同日本弥生时代的同类器(日本称“石庖丁”)风格一致③(图8：27—32)，并由此表明这种石刀的传播路线是：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半岛南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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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9日第一版。
③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支石墓，我国学者称之为石棚 (棺、椁)墓、石室墓。据研究，我国辽东半岛发生与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而朝鲜半岛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日本 九州更晚，为公元前 3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①(图8：1—5)。
青铜器与陶鬲，20世纪50年代末在日本东北山形县饱海郡游佐町三崎山绳文时代晚期遗址出土青铜刀一把，无论大小样式均与中国大陆黄河流域商代晚期同类物相似(图8：11、12)。②1985年，日本东北青森县津轻郡从一个遗址中发现一件“鬲形绳文土器”；此外，早在1927年青森县黑洲田遗址也曾发现过较完整的鬲形陶器；经比较，与我国吉林省公元前600年前后的西团山文化陶鬲相似(图8：6—10)。③
环刃石器，一种由东向西影响的因素。圆盘形、中间穿孔，边缘为刃。在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发现。其中，日本的时代最早，可上溯至绳文时代早期，距今约7 000年；同时数量也最多，全境220多个遗址有发现。我国的环刃器很可能经朝鲜传人，故越靠近朝鲜地区数量越多，而且这种器物在我国消失的时间也与日本相同，即弥生中期，公元前后。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两大文化区的联系与接触地带内不仅可以看到许多来往的因素，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沟通渠道。
在这方面，辽宁大连大嘴子遗址是个不可多得的地点。
遗址的年代范围距今 4 000～3 100年左右，可分三期，分别相当中原地区的夏、商、西周早期；三期的文化性质皆属辽东半岛双砣子文化，但明显包含了许多来自山东半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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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同①。
③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④ 同①。
第一期有山东龙山文化的杯、豆等物，第二期部分器物酷似胶东岳石文化，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岳石文化东渡的证据。①正如此，大嘴子不仅证明了从新石器晚期已开始的山东半岛大量向辽东半岛殖民的趋势一直在持续；而且还证明了从山东半岛经庙岛群岛到辽东是一条将华北与东北文化区连接起来的重要通道。
实际上这条通道的存在与延续，也为中国稻作农业的北上和向海东传播奠定了历史与文化的基础，铺平了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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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锡平、李步青《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国考古学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第二，与中国稻作农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吻合。
中国史前的稻作发展很明显经历了一个由南往北波浪式逐步推进的过程。
第一波，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由长江流域推进到淮河岸边。
第二波，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淮河边推进到了黄河南岸。其中山东半岛正是史前黄河流域稻作地点发现较多的地区，共见5处遗址，分别是兖州王因、日照尧王城、临淄田旺、滕州庄里西，以及地理位置距辽东半岛最近的隔海相望的栖霞杨家圈。
第三波，青铜时代。首先在夏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稻作依然在不断充实发展，山东岳石文化就发现过稻作。商周时期，稻作过了黄河，安阳就曾有商时期的稻作遗存；①而且，甲骨文中的稻字也屡见不鲜。最令人关注的还是辽宁大嘴子。遗址1987年发掘，在第三期遗存的乃中发现6个盛炭化谷物的陶罐，经鉴定，其中至少两个品种，高粱与水稻。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由于它是我国商周时期以及纬度最北的稻作地点；所以，它的发现首先就从时间上完整了中国稻作农业自史前以来的发展序列，并再现了这种发展所涉及的地域范围。
第四波，距今3千年左右，稻作首先进入朝鲜半岛，然后再人日本列岛。
朝鲜半岛时代较早的稻作遗址，如京畿道欣岩里和平壤市南京遗址，不仅地理位置靠北，而且年代也在距今3千年前后；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九州佐贺唐津市菜畑遗址发现了早期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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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 (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在早期铁器时代以前，即我国的春秋战国、朝鲜半岛的无纹陶时代、日本的弥生时代，尽管稻作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多数稻作地点都只位于北纬39‘以南，大连的大嘴子也如此。这不是巧合，而是自然条件与环境使然，并与人们对水稻耐寒适宜长日照品种的选育和改良水平相适应。经专家鉴定，大嘴子所出水稻就不是我国南方当时普遍栽培的晚稻品种，而是一种中稻中熟或中稻早熟品种，全生育期在当地约为145～165天。另外，大嘴子炭化稻的粒形研究表明，其中粳稻粒形占81％，从而又表明这里的栽培品种以粳稻为主。如果将这里的鉴定结果与中国史前栽培稻的有关结果进行比较(图9)，那就会进一步发现，它们之间完全是同一个发展序列。①
实际上，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的波浪式发展过程，也就是
中国史前稻作的北上与东传
裴安平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经济与社会》
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发源于长江流域的史前稻作农业也在不断北上和东传，其足迹不仅遍布我国的江淮与黄淮，还先后进入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稻作所到之处，既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当地文明的进程。
一、江淮与黄淮地区史前稻作的基本概况
江淮与黄淮都是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形地带，并可大体以秦岭、伏牛山、淮河作为它们的自然分界线。
虽然它们二者之间在许多地段并无地形地貌方面大的起伏和阻隔，且各时期考古学文化又多属同一系统，但毕竟相对位置有南北之别，环境有冷暖不同，稻作也互有早晚和个性。为了便于对它们在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准确定位，并有利于稻作北上过程的研究，这里将视它们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稻作区。
(一)江淮地区的史前稻作
江淮地区的大体范围是：江苏段，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安徽段，大别山以北，淮河以南；河南段，桐柏山以北，伏牛山以南。此外，秦岭南麓的汉水上游地区也包括在内。
据已有的资料，江淮之间现已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有如下基本特点。
1．江淮之间同是我国稻作与旱作的边缘地带
就稻作的启始时间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可到距今1万年以前，而江淮则只有距今约8 500年。与此同时，江淮之间还有一部分旱作。有的与水稻同时同地共存，如河南淅川黄楝树、①下集；②有的与水稻同时异地共存，如陕西西乡李家村、③何家湾④与南郑龙岗寺⑤三点，虽全部位于汉中盆地，但前二者稻作，后者粟作。不过，若与黄河两岸相比，这里旱作的比重又明显不在同一档次!
江淮之间之所以既有水稻又有旱作，可数量与规模又远不及长江和黄淮，这正是它地处各方边缘的真实写照。
江淮之间的边缘性质，关键就在那永远的中介地理位置使然。
首先影响的是气候。现代江淮之间的气候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既属亚热带的最北缘，又实际与温带的最南缘接壤。另外，中介的位置还使它更容易受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文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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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② 游清汉《淅川县下集附近发现古遗址》，《文物》1960年第1期。
③ 魏京武《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④ 同③。
⑤ 陕西考古研究所《龙岗寺一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
正因此，江淮之间农业的边缘性质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值得深究的是这里边缘性质的农业属于哪种类型?以稻为例，即有“原生型”与“次生型”两种。“原生型”意指这里稻作的出现与主产区同时，是本土起源；“次生型”意指是南部主产区影响或扩展的结果。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二种可能并存，但倾向“次生型”。因为那里既不见水稻的祖先普通野生稻，也不见与长江流域类似的早期稻作遗存。
2．水旱兼作，以稻为主
稻作自来江淮之地后，就始终是这里的主角。
在河南舞阳贾湖，发掘者对早、中、晚三期共12个灰坑进行了认真筛选，结果全部只见水稻。①在东部的江苏高邮龙虬庄，距今7000—5500年各文化层浮选出来的也全部是水稻。②这表明江淮之间有许多单纯种植水稻的地点。
尽管这里也发现了一些旱作地点，但时代都晚，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后，最早不超过距今6500年，而且还多与稻作共存。若与稻作相比，给人的印象是江淮之间旱地农业虽然在空间上与稻作呈混播态势，但时间晚，数量少，实力弱；而稻作却相反，时间早，种植面广，规模更大。
还值得注意的是，稻作在这里一直保持持续稳定不断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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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江苏高邮龙虬庄，地处江淮东部的里下河平原西缘，气候属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的过渡类型，年平均气温14．6℃，降雨1 022毫米，无霜期220天左右，土壤多为湖沼相沉积、肥沃，富含腐殖质。1993—1995年连续四次发掘，并被评为“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4年，遗址在73830的4个新石器文化层中浮选出炭化稻米5 000余粒，成为江淮地区出土稻米数量最多，跨越时间最长，从始至终不见旱地作物的代表性地点。
据研究，龙虬庄的稻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以第⑧层为代表，距今7000—6300年。
第二段，以第⑦、⑥、⑤层为代表，距今6300—5500年。
第三段，以第④层为代表，距今500—5000年。
三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有两个。其一，土壤中水稻植硅石的含量及其标志的稻作规模；其二，稻谷的大粒化过程及其标志的水稻种质与产量变化。
一般认为，当1克土壤中所含水稻植硅石数量在5 000个以上时，该土壤生长过水稻的可能性很大。由表11可知，除第⑧层较少为3 960个以外，其余诸层含量均在1万以上。由于第⑧层也同时发现有碳化稻，因此，各层植硅石含量的差异就表明，第⑧层早已开始种植水稻，但规模有限，而从第⑦层开始规模发生大的变化。
此外，从第⑧层到第④层，水稻植硅石含量由下往上逐渐增加。第⑦层是第⑧层的3倍多，第⑦层至第⑤层又均以50％左右的比率增长，第④层则是第⑤层的两倍以上。如将地下的植硅石含量换算成地上部干物重和稻谷产量，那第⑧层就分别是1.16和0．41t／a．cm，第⑦至⑤层分别是3．84～9．35和1．35～3．28t／a．cm，第④层分别是20．82和7．29t／a．cm。
上述现象表明，龙虬庄稻作三阶段的规模与产量存在不断提升的趋势，同时在龙虬庄前后l500年的稻作过程中，稻的产量很可能增长了18倍。第二段第⑦层比第一段第⑧层长3．29倍，⑥层比⑦层长1．58倍，⑤层比⑥层长1．54倍；第三段第④层比第二段第⑤层长2．22倍(图1)。
关于水稻稻粒大粒化趋势的认识是通过对T3830第④、⑥、⑦、⑧诸层所出粒形完整的炭化稻米测量而获得的。
由表2可知，第④层的粒长平均为5．80mm，其它三层分别为4．58mm、4．72mm、4．84mm。根据统计学差异显著性测验，第④层的平均粒长在1％水平上还极显著地长于其它层位。粒长的分布范围也以第④层为最大，分布于4mm～7．5mm之间。属第二段的⑥、⑦层，分布范围略小，97％落在3．5mm～6mm之间。属第一段的第⑧层，80％左右的落在4．5～5.5mm之间。各段之间的标准差也以最晚的第三段为最大，第二段居中，最早的第一段最小。
粒宽的情况与粒长相同，第④层的平均粒宽与其它三层在 l％的水平上有极显著差异。从最早的第一段第⑧层到最晚的第三段的第④层，各层粒宽的变异系数也有明显增大趋势。
另外，粒厚的变异系数和标准差也是由下往上，由早到晚逐渐增大的。
整合稻粒在粒长、粒宽、粒厚三个方面的变化，实际无异于再现了该地区史前人们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从无意识地驯化到有意识地驯化，并经过长时间的选择育种而产生显著效应的全过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稻粒的长、宽、厚变异系数逐渐增大，说明史前栽培稻在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选择下开始产生了分化。到第三阶段，稻米的长、宽变异系数均出现极显著差异，表明在人工有意识的选择和驯化下，栽培稻的种质发生了质的飞跃。
龙虬庄遗址水稻植硅石含量与炭化稻粒形变化的研究，不仅显示了江淮东部史前稻作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与不断走向繁荣的良好态势，更有力地证明了江淮流域以稻为主完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3．倾粳也是江淮古稻的演化方向
1990年10月，作者前往黄河小浪底库区主持渑池县班村遗址的调查发掘，在郑州中转。期间，为了寻找早期的稻作，在张居中先生和《华夏考古》编辑方燕明先生的陪同下，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楼库房贾湖遗址的红烧土中，如愿以偿地发现了第一颗炭化稻。此后，1991～1994年，张居中先生又从贾湖许多灰坑中发现了千余粒炭化稻米。
经粒形与植硅石研究，贾湖的古稻也具有明显的多向演化特征。
粒形，早、中期倾籼型最多，分别占总数的50％和62．9％，籼粳中间型为18．8％和15．7％，倾粳型为6．2％与7．1％。晚期，粒型出现变化，以倾粳和粳籼中间型为主，分别占36％和31．5％，倾籼型下降为18．9％。三期总平均是倾籼型共为37％，倾粳型为23．4％，中间型为24．9％(表3)。
植硅石的结果与粒型分析有明显区别，三期总平均，倾籼的为22％，倾粳的为49％，中间过渡型的为29％。
这种粒型以倾籼为主，植硅石以倾粳为主的现象，实际证明贾湖的古稻还是一种非籼，非粳，又非野的原始栽培稻。虽然正在向倾粳的方向变化，但籼粳分化尚未定型。
龙虬庄的年代晚于贾湖1200—1500年，原始栽培稻沿倾粳的方向走得也更远，更明显。
江苏农科院的汤陵华先生与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对龙虬庄各文化层土样中的稻属植硅石共同进行了研究。①他们的主要检测对象是水稻叶片机动细胞中的扇型植硅石。结果发现各文化层的稻种均属粳稻。此外，他们还在遗址晚期第④层发现一些颖尖无芒的炭化稻粒，有数粒还连着枝梗。这些现象与野生稻普遍有长芒、易落粒的特性完全相反；同时，前面提到过的龙虬庄稻粒的大粒化现象也与野生稻的小粒型不同。这就表明，至龙虬庄晚期，这里的原始栽培稻在经过人工的长期栽培、驯化、选择之后，已产生了无芒，大粒化，非落粒性等一系列适应栽培的性状；同时，在经过长期的演化变异之后，原始栽培稻品种已近成熟定型。
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文绪教授与汤陵华先生也合作对龙虬庄水稻的稻谷粒形和稻谷颖壳稃面双峰乳突植硅石进行过检测。 ②他们发现，那里稻谷的外形都存在多型性，特征或倾籼，或倾粳，或介于它们之间，但更多的还是一个中间型到粳型皆有的混合群体，在倾粳化的过程中正处在比贾湖更进步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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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陵华等《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原始稻作》，《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张文绪、汤陵华《龙虬庄出土稻谷稃面双峰乳突研究》．《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一、江淮与黄淮地区史前稻作的基本概况２
(二)黄淮地区的史前稻作
黄河流域最早发现稻作遗存的地点是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仰韶遗址。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c Andersson)主持了遗址的发掘，并在整理出土遗物时，发现红烧土中有一些植物种子的印痕，为此，他把标本送给瑞典植物学家埃德曼(G．Edman)和索德伯格(E．Soderberg)作显微分析，结果发现是水稻。
仰韶村的发现实际也是我国发现史前稻作遗存最早的地点。但是，其重要性却长期被学界黄河流域不可能有水稻的认识误区所湮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黄河流域史前稻作地点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显示了那里稻作的自身特点，还促使人们对那里史前农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化予以反思和重新定位。
1．主要分布区位于黄河以南
目前，江淮以北黄河流域已报导发现稻作的地点南北跨于北纬33‘30'至35‘之间，东西跨于东经108‘至121‘之间。主要分布在中游和下游的河谷与平原地区。其中甘肃庆阳南佐和陕西扶风案板，地处东径约108‘40．，是黄河稻作最西部的地点；山东栖霞扬家圈，地处东径约121’，北纬37‘15．，是黄河稻作最东和最北的地点。在所有地点当中，江苏连云港二涧村年代最早，距今约7 000年。
不过，无论时代早晚，黄河流域所有已报道发现稻作的地点大部位于黄河以南。这表明，黄河流域史前稻作的重心和主体皆位于黄河以南地区。
2．古稻的演化倾粳又早熟
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所有经鉴定过的史前栽培稻皆属粳稻，这表明这里栽培稻的演化方向是倾粳，并于仰韶文化以后逐步走向成熟和定型。
1996年，地处北纬36’的甘肃庆阳南佐从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清理出炭化稻米完整的2 720粒，残缺的约2 000粒，另还有碳化稻谷187粒。①
它们一共反映了4个特点。
①粒长已较稳定地变短，长／宽比已进入粳稻的变域范围。粒厚较薄，显示还在激烈地分化，故粒重较轻，属较小粒型稻种。
②所有二维性状的变化区域，包括长与宽，长与厚，宽与厚，长宽之比与重等两个性状的平面位置分布，都显示古稻正在籼粳之间变动。
③粒形似籼与似粳的近于各半，古稻与籼粳间的距离接近对等。
④稻壳稃面植硅石的双峰乳突类型仍处在激烈地分化之中，但已有向粳稻方向演化的倾向。
综合以上特征，可以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甚至更晚，古稻的籼粳分化仍在激烈进行，但群体已接近粳稻。
另外，考虑到庆阳所在地的纬度，又海拔较高，水稻的光温反应特性应屆中等，推论其生育期当在140—150天左右，属早中稻类型。
庆阳古稻的发现还对认识整个中国史前栽培稻的演化框架具有深层的意义。
庆阳古稻与湖南西北澧县彭头山、八十挡古稻各处南北，时代相差3～4千年，但二者演化的方向、模式和结果却相似，即经过一段无序复杂的多向演化过程，最终有序地将史前古栽培稻演化为粳稻(图2)。与此同时，这种相似还意味着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流域，尽管各地的古稻也有不同的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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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绪《从古栽培稻的特征初探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化踪迹》，《神农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但相互的演化在总体上具有明显的联系，并服从一定的自然规律；而且还意味着，具有完整意义的籼粳栽培稻的成熟与定型，也是所有各地区的人们共同选育共同努力的结果。
3．稻作在当地农业中的比重日渐增大
黄淮之间的史前农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距今7千年以前，以旱作为主，品种多粟，还有部分黍。此为第一阶段。
属这一阶段的典型地点有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许昌丁庄、新郑沙窝李、裴李岗等，它们的年代距今8～7千年或接近7千年，皆有粟，另裴李岗有黍，全部旱地作物。稻仅见于位置偏南的江苏连云港二涧村，但时间晚于前三者，暗示黄河地区的稻作只是后来者。
距今7～5千年，稻作不断发展，在农业中的比重直逼旱作。此为第二阶段。
在黄河流域现已发现的稻作地点表明，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初步形成三个稻作发展的中心区，即关中、中原、鲁南。这表明黄河流域的稻作已开始进入发展的高潮。
距今5～4千年，稻作地位更加稳固突出。此为第三阶段。
在黄河流域，目前发现的稻作地点多属这一阶段，而且其数量绝不亚于当地的旱作；尤其在中原与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大凡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都能发现稻作遗存。相形之下，旱作的比重不免原地止步或有下降。
当然，水旱情景如此反差，也可能是一种考古发现的偶然与资料统计的误差，但更可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粟、黍，果实的确小于稻谷。粟，籽粒直径仅1～2毫米；黍，籽粒较大，亦仅2～3毫米，体积均小于稻粒数倍乃至十余倍。因此，在实际考古现场被发现的机率理所当然应小于稻粒。然而，前一阶段旱作地点的发现却又明显较水稻为多。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对籽粒小难于发现的偶然性切不可估计太高，影响也不能推测得太大。
最近，江苏省连云港滕花落遗址发现大量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水稻遗存，将黄淮地区稻作农业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QD经发掘与钻探初步认定，滕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具有内外两重城垣的城址。1998年在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发现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其中就有稻田遗迹。稻田由水沟、水坑、水田三部分组成。经江苏农科院测试分析，水沟、水坑、水田的土样中都含有大量的稻属植硅石。其中水田(ST1)呈不规则形，已揭露面积约67平方米。为了进一步更深入了解遗址稻作的基本情况，1999年又分别对有关遗迹和探方的地层堆积土样进行了淘洗与严密的采样分析，结果不仅发现了数百粒炭化稻米，而且还在有的稻田土中发现每克干土竟多达50 000多稻属植硅石，整 lO倍于可认定为稻田的稻属植硅石含量(5 000／g干土)。
滕花落的发现还使人想起当地一个更早期的距今约7 000年的稻作地点，连云港二涧村。
它们二者一早一晚连袂出场不仅共同表明黄淮的东部地区有可能是黄淮地区稻作时间最早、最长、也最重要的地区，而且它们还同时代表和重现了黄淮地区稻作不断兴旺与发达的历史足迹。
二、史前稻作的北上及与长江流域的关系
二、史前稻作的北上及与长江流域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江淮之间、黄淮之间的史前稻作很可能来源于中国稻作农业的北上发展。这种发展在克服了不同文化传统的重重困难，战胜了诸多不利自然条件的种种阻碍之后，最终使原本在那里没有过的作物扎了根，扬花结了果。如究其北上的原因当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这种发展的“根源”或“播种机”，同时又是这种发展的“发动机”与“助推器”。
(一)长江流域是史前稻作北上的“发动机”
展开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时空分布图，不难发现所有稻作地点的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稻作地点的数量与分布密度远远超过江淮与黄淮。
其二，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出现的时间最早，而其它地区则由南往北不断晚近。
实际上，上述特点不仅是对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时空框架的基本概括。也再现了中国史前稻作农业不断北上的大体走势。
距今9千年以前，整个中国的稻作农业只见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往北任何地点都不见。这表明稻作北上之旅的最初出发点应该就在长江流域。
距今9千年左右，稻作开始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启程。往北，在西部越过了桐柏山、大别山；在东部，越过了长江；并于距今8~7千年期间进抵淮河流域全线，而河南舞阳贾湖、江苏高邮龙虬庄等所见早期的稻作则都是这一次高潮的见证。与此同时，稻作还溯汉江而上汉中盆地，并落脚在前仰韶文化的分布区。
大约从距今7千年开始，特别是距今6千年以后，稻作的北上又再起高潮，并最终抵达黄河沿线。
稻作的北上是逐渐的、分阶段的，也是波浪式推进的。
值得注意的是，稻作北上的过程恰与长江流域稻作加速发展的阶段性呈明显对应关系。
首先，无论江淮还是黄淮都缺少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历史中的“起源期”，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稻作“根”和“源”都在长江流域的重要证据。
接下来，距今9千年以后，长江流域的稻作进入“兴盛期”，生产性经济已逐步取代自然经济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耕作方式也开始从“刀耕火种”进步为“耜耕”。以澧县八十挡、余姚河姆渡为代表，显示那里的史前农业一派欣欣向荣。
值此时刻，稻作往北抵达了秦岭淮河一线，其中舞阳贾湖在文化面貌上还表现出与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的若干联系。二者的三足器、小口高领双耳罐、小口束颈鼓腹罐、大口深腹罐等，似乎多少都有些相似(《贾湖》报告)。在下游地区，高邮龙虬庄与长江以南同期文化的联系就更加密切，龙虬庄一、二期的玉石器绝大多数源于宁镇地区，部分源于太湖地区。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是稻作北上妁一种载体与“路标”，至今还在默默地指证中国史前稻作的北上之旅。
大约开始于距今6．5千年前后，长江流域的史前稻作逐步进入鼎盛阶段。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日渐增强，生产方式由“耜耕”进入“犁耕”。农业不仅占据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地位，还支持整个社会走向文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史前稻作史中最辉煌的阶段。
就是这一段，北上的稻作遍布了从陇东到山东半岛的整个黄河岸边。
为什么稻作北上的脚步会与长江流域农业与社会进步的频率保持大体一致呢?
长江流域逐步发达繁荣的稻作农业凸显了稻作潜在的天然高产本质及其综合的社会效益。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
第一，引进稻作就意味着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粮食产量成倍增长。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五谷”中，稻的单产历来都是最高的，现代也不例外。我国1985年小麦种植面积2 890．1万公顷，产8 528。6万吨；水稻面积3 207。5万公顷，产17 147．9万吨；粟，1986年面积297．99万公顷，产454万吨；高粱面积187．55万公顷，产538．4万吨。粟、高粱、麦、稻四者同一单位面积的产量之比为1：1．88：l．94：3．5。尽管现代的数据并不能代表远古的状况，但各种不同作物的产量差异还是由此而可见一般。
很明显，对于北方旱作区域而言，引进了稻作实际就等于引进了产量，引进了效益。
第二，引进稻作就等于引进了史前农业的结构调整。
美国植物学家King Z．L曾用小米、高粱、小麦、玉米、玉蜀黍、大豆等六种作物进行了农作物水分利用率实验，结果表明，粟的水分利用率最高，最耐旱，次为高粱，玉蜀黍又次之，小麦耗水量最多，比粟的耗水量要高1倍以上①。实验证明，在较干旱的地区，粟是得天独宜的作物，而这也正是黄河流域史前农业以粟为主体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哪里缺水哪里就适宜粟作。
但是，史前农业却不断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在以粟为主的旱作区却需要不断引进稻作。稻作虽然是水资源的顶级消费者，但它的到来却会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扩大人类对自然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会大力推动当地史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因地制宜，在土壤、水资源环境互有差异的地方宜稻则稻，宜粟则粟。
第三，引进了稻作就等于缓解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聚落规模与数量的持续攀升，北方社会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人们对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普遍实行的定居生活方式又迫使人们只能向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与综合效益的方向发展。因此，高产的稻作就成为了那里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稻作之所以在新石器晚期才最终覆盖黄河沿岸，其个中原委也特别耐人寻味。
就在这一段，黄河的人们正在为早日进入文明社会而忙碌，高产的水稻不仅可以为它们稳固基础，支持它们做强做大，还可以帮助它们早日获得文明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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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兴邦《粟作农业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CCAST一wL WORKSHOP V0l．128。
不过，对稻作潜在的高产本质以及可能给北方地区带来综合效益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
时间早了不行。因为长江流域自身农业与社会的发展状况还相对落后，耕作方式原始，稻作的产出量只能在自然状态的边缘徘徊，对外界的吸引力也就相对较弱，更没有能力驱动稻作从自然分布区向人为分布区扩散发展；时间越晚，社会与农业的状态越佳，耕作方式越先进，所得产量与回报高且稳定。这时，稻作的北上自然就会应运而行。 、．
正因此，只有在亲眼目睹了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社会文化同步发展的勃勃生机之后，稻作的北上才会受到真正地欢迎，北上的速度才会愈来愈快。
毫无疑问，就整个过程而言，长江流域应是中国稻作北上的“发动机”或“助推器”。
长江流域的稻作越发展，北上的稻作就走得越快、越远。
(二)长江流域是史前稻作北上的“播种机”
自河南舞阳贾湖与江苏高邮龙虬庄稻作遗存的发现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淮河流域的稻作可能起源于“本土”。
他们的理论推测是：①野生稻有籼，粳之分；②淮河流域有粳型野生稻；③所有淮河流域的史前稻作皆属粳型；④淮河是粳稻的故乡。
由于上述问题不仅涉及“粳稻”的起源，同样也涉及整个江淮黄淮与长江流域稻作的关系，所以这里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为此，请看彭头山①、八十挡②、城头山③、贾湖、庆阳南佐等三个地区五个地点古栽培稻有关特点的比较。
在这里，甘肃庆阳南佐代表的是黄淮地区，河南舞阳贾湖代表的是江淮地区，彭头山、八十挡、城头山三者联合代表的是长江流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同时请出彭头山、八十挡、城头山三者，原因在于它们皆位于湖南澧县的澧阳平原上，相互距离很近，彭头山仅距城头山2．5公里，距八十挡约12公里；此外，它们各自古稻的鉴定侧重面也不相同，有关特点可以互相校正相互补充，有益于比较的准确性。
1．粒形比较
由表4各地古稻粒形特征可发现以下规律性现象。
其一，各地、各时期的古稻都是一个复合的群体，由多种粒形组成，时代越早成份越复杂，越晚越单纯，直到距今约5000年粒形才基本收拢为籼粳两种类型，甘肃庆阳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的发现即如是。
其二，各地古稻粒形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倾野+倾籼→倾粳。时代越早的地点倾野，倾籼的成份就越多。反之，时代越晚，倾野倾籼的数量就大为减少，倾粳的数量则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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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绪、裴安平《澧阳平原几处遗址出土陶片稻谷稃面印痕和稃壳残片的研究》，《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挡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赵笃乐、裴安平、张文绪《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古栽培稻的再研究》，《中国水稻科学》14卷3期。
③ 顾海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水稻及其类型》． 《考古》1996年第8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过程中，贾湖第三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贾湖一、二期似野、倾籼合计分别高达75％或78．2％，如果不再细分“中间型”这一档，那这两项指标之和将更高，更接近南方八十挡的88．5％。与此同时，贾湖I、Ⅱ期6．2％~7。1％的似粳型也与八十挡11．5％的比率相差不大。贾湖第三期的发展趋势与第一、二期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似野，似籼的大幅减少，而倾粳的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向庆阳古稻的方向前进。
应该说，地理位置介于黄淮与长江之间的贾湖，在时间与空间上把各地所有遗存都联系起来了。它在古稻粒形上所表现出来的连接南北连接早晚的特点，清晰地表明上述古稻粒形的演变规律是普遍的，不分南北的。或者说，南北古稻粒形的变化都是有统一的自然规律可寻的，其中并没有特异不合群的地点与现象。当然，因地域与时间的不同，各地还可能有些个性，如八十挡在走向粳稻的过程中，与贾湖各期相比似乎就缺少了些许跌宕起伏。
2．植硅石比较
植硅石的鉴定结果比较复杂，这与各地鉴定的对象、数量、类型、来源各不相同有关，也与不同的研究者掌握的鉴定标准有关。
彭头山陶片稻壳印痕的植硅石双峰乳突鉴定以前就曾做过，因鉴定的数量较少，而被认定为“籼稻类型”。为了对彭头山古栽培稻面貌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2000年又再次对彭头山陶片中的稻壳印痕进行了大量观察，结果完全与前一次相反，只发现有少数似籼，绝大多数都似粳。实践启发了人们，标本鉴定数量越多结果越真实。
不过，就已有的发现与鉴定结果而言，各地稻属植硅石的演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表5)。
第一个，时代无论早晚，地域无论南北，也无论长江还是黄河，各地原始古稻的植硅石形态，包括稻谷稃壳中的双蜂乳突类型和稻叶中的机动细胞扇形类型，都是以倾粳类型为主。
第二个，随着时代的晚近，似有倾籼的逐步减少倾粳的不断增加之势。在湘西北，倾籼从23％减少到5％，而倾粳的则从77％增加到95％；在淮河以北，似粳的也在增加，从49％发展到近60％。
以上两种现象表明，我国长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原始古栽培稻的植硅石类型存在普遍的倾粳现象，而且其发展演变方向亦越加倾粳。
对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完全可能与栽培稻祖先普通野生稻存在籼粳之分有直接关系，湖南江永野生稻稃壳双蜂乳突类型就属于倾粳型。
3．粒形与植硅石比较的综合意义
将粒形与植硅石鉴定结果结合起来又会发现原始栽培稻的演变在整体上还有如下特点：
第一，原始栽培稻粒形与植硅石的演化最初是双向的，各走各的道；后来殊途同归，逐步趋向粒形与植硅石融为一体，趋向统一为名符其实的粳稻(图3)。
第二，无论粒型、植硅石、还是二者的综合演变，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江淮、黄淮都存在一致的趋向，尽管有些地区有些特点略有差异，但大方向都是一致的。
正因此，概括以上各地古稻特征的比较，可以说长江流域、江淮、黄淮各地区的原始栽培稻无论起源和演化都是一个整体，相互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不存在多个单纯的粳稻或籼稻的起源地。
如果把中国史前稻作的起源与发展比喻为一颗大树，那么无论以后有多少分支，也无论以后每个分支向那个方向发展，它们的根总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史前稻作也是一样。考虑到稻作北上发展的基本走势，以及古稻自身特点的演变大局，可以认为，江淮、黄淮稻作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其 “根”和“源”应该都出自长江流域。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北上发展，在黄河流域的逗留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是一段休整和补充，随后又继续影响了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也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多数学者都承认那里最早的稻作来源于中国的强烈影响，但对这种影响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线路却颇多歧义。
(一)朝鲜半岛、日本有关文化序列与稻作的基本概况
1．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多分布在靠近海岸处，并以邻近中国的西海岸最密集，其年代大约集中在距今 7 000～3 000年初。由于这里的陶器器表多篦纹或几何形，故有人又将这一阶段称为“有纹陶时代”，①其文化称为“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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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藤直《朝鲜半岛的谷物栽培和家畜》，《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陶文化”或“几何纹陶文化”。①
根据有关地点的层住关系和出土遗物特点，半岛内的新石器时代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距今7 000—6 000年。陶器多素面，也有一些隆线纹和压印纹。属这一时期的遗址数量较少，但南北都有。
中期，距今约5 000年前后。陶器多篦纹，属篦纹陶的鼎盛时期，并多见篦纹和刻划纹组成的复杂图形。这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遗址数量也有增加。
晚期，距今约4 000—3 000年。陶器除了篦纹以外，还新出现雷纹和彩绘。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那里就出现了旱地农业。遗址一般位于海岸和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台地或丘陵上。但文化层多包含大量贝壳、鱼骨、兽骨，有的甚至形成贝丘，显示当时采集和渔猎是经济的主要成份。新石器中、晚期，农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
距今3 000年左右，半岛的新石器文化被青铜文化所替代。
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距今3 000～2 500年，相当于我国西周及春秋时期。由于陶器普遍素面，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又被称为“无纹陶文化”。
无纹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一是遗址的范围较新石器时期大，聚落多由6~7座房屋组成，最多的达30余座。房屋的面积也有扩大，一般为30～40平方米，个别的达60～70平方米。另外，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稻作开始普及。
距今2 400年至公元前后是朝鲜半岛的早期铁器时代，也有的日本学者称其为“前三国时代”，因为往后接下来的就是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在早期铁器时代，朝鲜半岛的稻作农业得到更大发展，成为主要的谷物食物。
① 李连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据报导，朝鲜半岛已发现早期铁器时代以前的稻作地点20余处(图4)，时代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南京遗址、欣里岩遗址、松菊里遗址三处①。
南京遗址，位于平壤市湖南洞，距今3 000年左右。在36号居址中曾出土炭化米250粒，同出的还有粟、黍、高粱、大豆等农作物。
欣岩里遗址，位于京畿道骊州占东面，年代距今约3 210年。在遗址12和14号居址内共出土炭化米81粒，另还有大麦、粟、黍。
松菊里遗址，位于忠清南道扶余郡草村面，年代距今约2 665年。遗址出土炭化米较多，在54号房址内共出土395克。
朝鲜半岛的稻作遗存还有3个重要特点。
其一，各遗址所有出土的炭化谷粒和稻米及其印痕，经分析都属粳稻。
其二，时代较早的地点稻作大都与旱地作物共存。据此，有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杂谷型农业”，并认为在无纹陶时期这种杂谷型农业已遍及了整个半岛地区。与“杂谷型农业”相对应的概念是“水稻农业”，以稻为主，旱作减少，但时代也稍晚。
其三，早期的稻作不仅伴随杂谷，而且本身大部都是类似陆稻的稻谷，不是水稻。如京畿道骊州的欣岩里遗址，虽位于南汉江江边，但处在距水面高约80—100米的丘陵地上。因此，早期的稻作在农业中的比重应该说是比较有限的。忠清南道的松菊里遗址也是早期的稻作地点，不同的是它位于海拔40米的低矮丘陵，与冲积平原的相对高差只有20—30米，周围的溪流纵横交错，适宜水稻，但该遗址也包含了不少的旱作成份。不少学者认为，朝鲜半岛的水田稻作农业就是从松菊里这一类既含有较多旱作成份又包含有水田的遗存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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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云飞《朝鲜半岛稻作农业史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半岛南部的沼泽地里近年不断有稻作考古的新消息传出来。．它们分别是，1991年京畿道高阳市一山区大和洞家瓦地遗址，①出土炭化稻，年代距今5 020—4 430年，新石器时代；1991年金浦郡金浦发现稻粒和稻草，年代距今180年，新石器时代；1994～1998年忠清北道清原郡小鲁里遗址，②从旧石器晚期地层下面的泥炭上层发现了炭化稻，距今13 010～14 820年；从泥炭下层还发现一种“擬水稻”，年代距今17 310年。③
这些发现都是惊人的。
首先，家瓦地和金浦将整个朝鲜半岛稻作的最早年代分别提前了1—2千年，提前到了与中国龙山文化相当的时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地点的年代暂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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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隆助《京畿道家瓦地出土稻粒与韩国先史时代稻作》，1997年中国南昌“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2001年8月，韩国国立忠北大学校李隆助教授携助手造访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别介绍小鲁里遗址所出稻谷的有关情况。
③ 游修龄《中韩出土古稻引发的稻作起源及籼粳分化问题》， 《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l2日第7版。
还需要再做更多的工作。泥炭中的碳素测年标本往往包含源于泥炭本身的很早的碳素，因而用这类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往往都偏早。①其次，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鲁里的发现，它不仅把整个朝鲜半岛最早的水稻年代提前了 1万多年，还在那里的早晚期水稻遗存之间留下了一段难以填补的长达1万多年的历史空白。与此同时，它那与现代粳稻十分近似的稻粒粒型，也使人大惑不解。它不仅有违全世界也包括中国在内各种野生稻的自然分布规律，有违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及与东北亚地区的联系，也有违中国史前栽培稻稻粒粒型的演化趋势。如果这个发现是确实无误的话，那整个朝鲜半岛，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稻作起源与发展史都必须重新改写。
2．日本
因为使用的陶器大都饰有绳纹，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为“绳纹时代”，其文化也被称为“绳纹文化”。
绳纹时代晚于“无(先)土器时代”，即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而早于“弥生时代”，属史前社会，年代上限距今约1～1．2万年；下限各地不同，大体公元前3世纪前后。
自1877年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首次在东京附近发掘大森贝冢遗址后，绳纹文化的遗址已大量发现，分布遍及从北海道至九州的日本全境。根据陶器的形态演变，绳纹时代可划分为早、前、中、后、晚5期。也有的在早期前面还加一个“草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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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各期的距今年代大约是：草创期，1．2一l万年；早期，10 000～6 000年；前期，6 000—5 000年；中期，5 000～4 000年；后期，4 000々3 000年；晚期，3 000～2 300年。①
接在绳纹时代后面的是“弥生时代”，以使用“弥生式”陶器为特点，其文化也称为“弥生文化”，因1884年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其间可分前、中、后3期。
各期的年代大约是：前期，距今约2 300～2 100年；中期，2 100～1 900年；后期，1 900～1 700年。②。
弥生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再受到包括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大陆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它首先出现在九州北部并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弥生时代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史前社会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与中国、朝鲜半岛交往频繁，深受影响。
关于日本的早期农业，一般认为绳纹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那里主要以采集、狩猎和捕捞为主，直到绳纹时代的后期，除极个别地点(长野县富士见町曾利遗址，绳纹中期)发现过淀粉类的碳化物外，整个日本不见农业与家畜饲养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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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静杰《日本考古学发展概况及其分期》，《中国文物报》1990年4月12日第3版。
② 同上。
日本的稻作农业最早发现在九州地区， 1917年中山平次郎教授就在福冈县八女郡发现弥生时期的稻米；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还是只知道弥生文化有稻米。70年代以后，福冈县的板付、石岐曲田遗址，佐贺县的菜畑、有田遗址开始发现了属于绳纹文化后期或晚期的稻作遗存，在板付和菜畑二点甚至还发现了绳纹文化晚期的水田遗迹，水田中还有大量木制的农具和各种石刀。据佐贺唐津市菜畑遗址出土稻米的碳十四年代，稻作最迟出现在日本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280年，即绳纹文化的后期或晚期。①
最近，由于水稻植硅石鉴定方法的运用，日本稻作的起始时间有了新的动态。1994年，在称为“中国地方”的冈山县真庭郡南沟手绳纹文化中期的遗址陶片中找到了稻叶的植硅石，据称其年代要比上述地点早出约1500年。②不过，这种说法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从目前已有的线索来看，日本稻作的发展有一个由南向北不断推移的过程。早期即绳纹文化晚期的稻作地点大部集中在九州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方”等；到弥生文化的前期已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重要的地点有福冈县的板付遗址、静冈县的登吕遗址、兵库县的田能遗址、宫城县的枬形贝冢遗址等。弥生时代最北端的稻作遗址是1981年在青森县南津轻郡田舍馆村发现的，还有水田遗迹，绝对年代距今1800年，属当地弥生文化的中期。比青森更北的北海道地区，稻作就更晚得多了，充其量距今只有300年历史。
日本发现的早期稻作类型皆属粳稻，对其种植方式，有些学者认为 “最先传到日本的稻是在绳纹时代作为先遣队而来的陆稻，而后，在弥生时代即将到来时，作为后援队，水稻也传到了日本”。③
(二)稻作东传的时间与路线
由于三面或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隔离，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任何野生稻痕迹；即使所有已发现的古代稻作遗存也年代晚近，因而没有显示出任何独立起源的蛛丝马迹。正因此，整个国际学术界，也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基本形成了那里的稻作农业是从外面，主要是从中国大陆传进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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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佐藤洋一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③ 同②。
不过，时代不同，关于稻作传人的时间与线路的假设和推论也不相同。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倾向于从遗传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稻作的最早起源地定在印度，或那些地形复杂，稻种间品种繁多的地区，故稻作的东传一是线路很长，二是过程复杂；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先生的学说就是一例。他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东部的阿萨姆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尔后在发展中有一支沿扬子江抵达中国东部的长江下游，或者另一支从云南直接向东沿西江，走华南；最后都浮海再传日本(图5：C线)。①
此后，随着中国大陆在世界稻作起源与发展中独立地位的获得及其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人们又纷纷把稻作东传的出发点移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并开始大量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他们是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隆康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志敏先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先生。
1971年樋口先生在所著《日本人从何处而来》一书中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20余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积累的考古资料，认为稻米是从长江向北到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的沿海一带直接渡海而首先传到日本九州地区的。
安志敏先生的说法与樋口不同。1983年9月，安先生在日本京都一次国际学术会上首次提出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及其后续者的文化因素可能影响史前日本的观点。随后，安先生正式发表文章，进一步认为长江下游地区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距今6—7千年以前就开始了，在距今3千年前后稻作农耕也从那里传到了日本对马岛一带，并分别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图5：B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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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严文明先生的论述是 1988年10月在日本静冈一次国际学术会上提出来的。他以中国大量发现的稻作农业考古新资料为依托，认为稻作登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路线应该是波浪式的，一步一步先由长江下游向北人黄河流域人山东，再过渤海人辽 东半岛入朝鲜，最后登陆日本① (图5：A线)。
按照出发地位置的不同，上述各种假说与推论可合并为两类。第一类，拟称为“南线”；出发点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两广或福建，经台湾与琉球以后人日本；第二类，拟统称为“北线”；出发地包括长江口，一直往北到辽东。
从目前各方面所拥有的证据与资料来看，走“南线”的可能性与作用都很小。关键的原因是，从台湾到日本九州至今还缺少考古证据。其次，即使这条线路曾经有人走过，由于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也大为超出当时人类征服海洋的总体能力。故无论传播速度或传播规模都只能是十分有限的，完全无法与以通畅的陆路为主的“北线”相比。再者，长距离的海上风雨飘摇，姑且不论距离远近，仅就安全性与成功率而言也难敌“北线”。史载，唐时鉴真和尚东渡，前5次皆败北，第6次才成功。唐代尚且如此，早期之难亦就可想而知了。
“北线”涉及的出发地包括从长江口直航日本的最短“水”路，也包括绕道山东、河北、辽宁、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最长“陆”路；还包括了较早时期提出的从河北和辽宁出发，或水路从山东出发，经朝鲜半岛而登陆日本的所谓“华北说”。②如与“南线”比较，北线的出发地似乎过于宽泛了，包含的可能性也太多。然而，这可能却最接近事实。
实际上，我国长江以北的沿海弧形地带，各个地点比起长江以南都距离朝鲜、日本较近；而且无论朝鲜半岛的有纹陶或无纹陶时代，还是日本列岛的绳纹与弥生时代，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都可谓渊远流长，千丝万缕。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多边的、长期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把这些错综复杂的来源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都拧在一起，让它们都统一走一条线从同一个地点离岸出境，这不仅有点绝对化片面化，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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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试析一例为证。
在日本各地绳纹时代后期以及晚期的遗址中常常可见到一种形似牛角，器身中部有浅凹槽的磨制石器，用途不详。日本学者认为它是绳纹文化特有的，可能为祭祀用品，名曰“独钴石”(图6：1)。经查，与其造型有缘的石器最早见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兴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二墓共出五件①(图
① 盛定国《益阳县石湖、新兴古遗址的调查试掘》，《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
6：4)。时代比这晚的还见于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的岳石文化(图6：3)，吉林省怀德县的发现与石范同出，显示时代更晚(图6：2)。如果不区分时代，只按器形，那这种器物东传的线路至少三种。一、出洞庭，顺长江而下，直航日本；二、顺江而下，北上吉林，再过朝鲜，渡日本；三、由山东渡海，兵分吉林、日本二路。然而，它究竟什么时候怎么走法，走哪一条路又有谁能说得清清楚楚?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东传的因素中俯拾皆是。
显然，这里需要一个对事物进行研判的公共准则；同时也切忌将那些文化因素一个一个地孤立起来讨论，应该在区分时代拥有物证的基础上多看整体看趋势看主流。否则，就很难走出“假设”累叠的泥沼与重围。
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人们还可以在不同时期看到一些很可能既原创于，又来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因素。例如，安志敏先生曾提到过的“漆器”、“杆栏式建筑”(图8：17—21)；浙江社科院林华东先生提到过的“靴形石刀”等(图8：13—16)。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那里既有距今6~7千年的漆器和漆绘陶器，又有同期的木构杆栏式建筑。前者在日本最早出现时间是距今5500年，①后者据推测最早可能出现于弥生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以后。②靴形石器是出于朝鲜半岛的，与只见于江浙良渚文化的同类器如出一辙。③
上述因素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与海东之间的交流有可能是一直存在的；不能因为另有别的线路存在，就一定要否认它。问题是如何去权衡轻重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它的存在、时间、性质、分量和作用。在这方面，也许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比具体的材料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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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③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文化的传播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既需要大量长期连续不断的人类活动的推动，又有其内在的必然原因和因果关系。
稻作的传播也是一样，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潮流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稻作不断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不断推动当地农业结构与生活方式逐渐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对此，必须寻找这种因果关系的链接点，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设想或归结为某种因素或某些个人的偶尔为之，或短期的激进与盲动。偶然必须与必然融合在一起才会显出其作用和意义；否则，既不可能持久，也没有生命力。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东传的稻作在我国汉代以前走“北线”的大前提下，最可能的是取道山东和辽宁。
第一，大陆北部的山东、辽宁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实际早已是华北与东北亚二大文化圈的联系与接触地带。
这个接触与联系地带发端于旧石器时代，并于新石器时代逐渐明朗。
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指出：“通常所称的东北亚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各岛，大体上是环绕着日本海的一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即已在这里广泛地居住。这里的远古居民主要是属于通古斯人种的各个支系。到新石器时代，这里是最先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在文化上也形成了相当鲜明的特征。例如这里的房子几乎都是单间半地穴式的，在墓葬构筑上往往使用各种石块；石器中除磨制的以外，长期使用细石器，磨盘和磨棒也十分流行；那种饰压印或刻划纹饰的筒形陶罐更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显著特色。由此可见，把东北亚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区来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严先生阐述了东北亚文化区涉及的地域、人种，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共性。①
华北文化区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文化区，它与东北亚文化区之间的接触地带大致就是现在的山东、河北、辽宁、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由于地域相互接壤或比邻，以及受制于人类征服海洋的能力，这些地方一直是我国汉代以前各种文化因素来往的重要通道。
我国史籍上关于商代“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以及秦始皇“资五谷、种子、百工”，命齐人徐福(市)率童男童女东渡的记载(《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都证明汉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交往主要都发生在这个早巳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圈子里；而关于东吴工匠去日本制做三角缘神兽镜，②以及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的实录，则恰好都是后来人们的渡海能力以及各方的交往地域不断变化扩大的真实记录。
前几年，中日体质人类学家关于考古出土的人骨形态特征的研究也表明早期那个主要联系圈的存在。③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就发现现代日本人的头骨特征与将大陆文化因素带到日本去的弥生时代的“渡来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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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
③ 韩康信、袁靖《日本人起源新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14日第3版。
为追根寻源，中日二国体质人类学家携手对山东临淄地区历年出土的大量周一一汉代墓葬中的人骨进行了细致研究和对比，“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即在脑颅、面颅的 26项测量数据中，临淄人与西部弥生人之间相对接近的有20项，占全部测量数据的77％，而与绳纹人之间相对接近的只有6项，仅占全部测量数据的23％。其中除了临淄周一一汉代人与日本西部弥生人的一些共同特征是绳纹人所没有的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临淄周一一汉代人与日本绳纹人头骨之间的综合差异与日本西部弥生人和绳纹人头骨之间的综合差异相似(图7)。而且根据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证实，日本西部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一一汉代人群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它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这个结果“除了为过去日本学者推测的日本人的起源是接受了亚洲
大陆遗传影响的‘混血、渡来说’提供了人类学的实证资料以外，还证明在历史时期的东亚大陆，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中的一支曾经向东部海洋地区扩展。”
在这里，人类群体向东部海洋地区的扩展与日本弥生时代稻作的放量发达，无论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一致与吻合的，显示中国北方新石器和夏商以后新一波对海东的影响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
此外，有证据显示，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原以为只有江浙一带才有的与稻作东传大体同时的许多因素，实际在这个联系与接触地带也都有发现和线索。其重要者有玉(石)块、半月形石刀、支石墓、青铜器、陶鬲等等。
玉块，日本出现的最早年代大约是距邻500年前后，①而中国辽宁阜新市查海遗址的同类器的年代则超出了距今7 000年(图8：22—26)。②
半月形石刀(石侄)，距今3000年前后朝鲜半岛北部的与我国东北辽宁和吉林的同类器形态接近；朝鲜半岛南部的石刀多由半月形发展为近三角形，时代也晚，同日本弥生时代的同类器(日本称“石庖丁”)风格一致③(图8：27—32)，并由此表明这种石刀的传播路线是：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半岛南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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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9日第一版。
③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支石墓，我国学者称之为石棚 (棺、椁)墓、石室墓。据研究，我国辽东半岛发生与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而朝鲜半岛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日本 九州更晚，为公元前 3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①(图8：1—5)。
青铜器与陶鬲，20世纪50年代末在日本东北山形县饱海郡游佐町三崎山绳文时代晚期遗址出土青铜刀一把，无论大小样式均与中国大陆黄河流域商代晚期同类物相似(图8：11、12)。②1985年，日本东北青森县津轻郡从一个遗址中发现一件“鬲形绳文土器”；此外，早在1927年青森县黑洲田遗址也曾发现过较完整的鬲形陶器；经比较，与我国吉林省公元前600年前后的西团山文化陶鬲相似(图8：6—10)。③
环刃石器，一种由东向西影响的因素。圆盘形、中间穿孔，边缘为刃。在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发现。其中，日本的时代最早，可上溯至绳文时代早期，距今约7 000年；同时数量也最多，全境220多个遗址有发现。我国的环刃器很可能经朝鲜传人，故越靠近朝鲜地区数量越多，而且这种器物在我国消失的时间也与日本相同，即弥生中期，公元前后。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两大文化区的联系与接触地带内不仅可以看到许多来往的因素，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沟通渠道。
在这方面，辽宁大连大嘴子遗址是个不可多得的地点。
遗址的年代范围距今 4 000～3 100年左右，可分三期，分别相当中原地区的夏、商、西周早期；三期的文化性质皆属辽东半岛双砣子文化，但明显包含了许多来自山东半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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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② 同①。
③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④ 同①。
第一期有山东龙山文化的杯、豆等物，第二期部分器物酷似胶东岳石文化，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岳石文化东渡的证据。①正如此，大嘴子不仅证明了从新石器晚期已开始的山东半岛大量向辽东半岛殖民的趋势一直在持续；而且还证明了从山东半岛经庙岛群岛到辽东是一条将华北与东北文化区连接起来的重要通道。
实际上这条通道的存在与延续，也为中国稻作农业的北上和向海东传播奠定了历史与文化的基础，铺平了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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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锡平、李步青《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国考古学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第二，与中国稻作农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吻合。
中国史前的稻作发展很明显经历了一个由南往北波浪式逐步推进的过程。
第一波，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由长江流域推进到淮河岸边。
第二波，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淮河边推进到了黄河南岸。其中山东半岛正是史前黄河流域稻作地点发现较多的地区，共见5处遗址，分别是兖州王因、日照尧王城、临淄田旺、滕州庄里西，以及地理位置距辽东半岛最近的隔海相望的栖霞杨家圈。
第三波，青铜时代。首先在夏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稻作依然在不断充实发展，山东岳石文化就发现过稻作。商周时期，稻作过了黄河，安阳就曾有商时期的稻作遗存；①而且，甲骨文中的稻字也屡见不鲜。最令人关注的还是辽宁大嘴子。遗址1987年发掘，在第三期遗存的乃中发现6个盛炭化谷物的陶罐，经鉴定，其中至少两个品种，高粱与水稻。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由于它是我国商周时期以及纬度最北的稻作地点；所以，它的发现首先就从时间上完整了中国稻作农业自史前以来的发展序列，并再现了这种发展所涉及的地域范围。
第四波，距今3千年左右，稻作首先进入朝鲜半岛，然后再人日本列岛。
朝鲜半岛时代较早的稻作遗址，如京畿道欣岩里和平壤市南京遗址，不仅地理位置靠北，而且年代也在距今3千年前后；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九州佐贺唐津市菜畑遗址发现了早期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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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 (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在早期铁器时代以前，即我国的春秋战国、朝鲜半岛的无纹陶时代、日本的弥生时代，尽管稻作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多数稻作地点都只位于北纬39‘以南，大连的大嘴子也如此。这不是巧合，而是自然条件与环境使然，并与人们对水稻耐寒适宜长日照品种的选育和改良水平相适应。经专家鉴定，大嘴子所出水稻就不是我国南方当时普遍栽培的晚稻品种，而是一种中稻中熟或中稻早熟品种，全生育期在当地约为145～165天。另外，大嘴子炭化稻的粒形研究表明，其中粳稻粒形占81％，从而又表明这里的栽培品种以粳稻为主。如果将这里的鉴定结果与中国史前栽培稻的有关结果进行比较(图9)，那就会进一步发现，它们之间完全是同一个发展序列。①
实际上，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的波浪式发展过程，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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